青年恩格斯思想的嬗变及其对人的理解
比马克思小两岁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出生于1820年11月28日，是普鲁士莱茵省巴门市一位纺织厂主的儿子。恩格斯自幼受到基督教新教所宣扬的理性、行善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影响，也受到法国大革命给莱茵地区带来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观念的影响。尽管莱茵省是普鲁士的工业中心，可是他的家庭和学校都充满着因循守旧的习气和宗教气氛。综合这些因素，恩格斯通过其特有的方式，形成了革命思想以及关于人的理解。
第一节 青年恩格斯的革命思想
一 向往自由民主，同情贫苦大众，憎恨专制君主
恩格斯14岁前在巴门市立学校念书。他本来打算中学毕业后升入大学研究经济学和哲学，但是他的父亲坚决认为，作为长子应该去经商。恩格斯只好在1837年中学尚未毕业就离开学校，在他父亲的营业所里实习经商，但他对此毫无兴趣。从小勤勉好学的恩格斯，只要有空闲时间就用来自修，学习他喜爱的文学、历史、哲学和语言学。恩格斯个性活泼，特别喜爱诗歌，也喜欢音乐，对体育运动如骑马、剑术、游泳、滑冰也很喜欢。恩格斯兴趣非常广泛的特点几乎保持终生。
充满因循守旧习气的家庭并没能够束缚住青年恩格斯崇拜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同情劳动人民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工厂主们那种虚伪的道德和假仁假义的说教令恩格斯非常反感。巴门市处在乌培河谷，纺织业十分发达。很多厂主发了财，生活富裕奢华，而纺织厂的工人、手工业者及城市贫民却过着非人的生活。特别是工厂采用机器之后，开始使用大量的女工、童工，他们工作繁重、工资低微，没有文化，愚昧无知，居住在条件极其恶劣的贫民区。警察、官吏都是站在工厂主、富人、贵族一边欺压这些劳动者。大约过了半个世纪，在1876年，恩格斯在回忆这段时期的情况时写道：“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在20年代末，低廉价格的烧酒突然遍及下莱茵的工厂区。例如在贝尔格区，特别是在爱北菲特——巴门，许多工人都耽于酗酒。醉汉们一群一群地手挽着手，拥塞街头，吵吵嚷嚷，自晚上九点起，从这家酒馆逛到那家酒馆……”[188]劳动人民一贫如洗，浑浑噩噩，没有文化更没有政治权利的悲惨景象，给他提供了观察和思考社会生活的大量实际材料，同时也使得青年恩格斯开始十分同情贫苦群众。
向往自由，尊重人的权利和人格，同情贫苦大众，希冀人们都能过着真正人的生活，自由地发展人性、个性，这是欧洲人道主义的传统。在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代，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几乎被看作一回事，是进步人士追求的理想。1838年9月16日，年仅18岁的恩格斯，在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诗歌《贝都英人》中呼唤自由、歌颂自由，述说剧中人“骄傲而自由”，“他们的豪情和自由，恰似春梦无痕”[189]。
接着，恩格斯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一首题为《黄昏》的诗歌。他写道：
西方的霞光已经泛白，再等一等，——
自由曙光就会出现；
黑夜正在消失，带走它的苦难。
旭日东升，喷吐出不灭的火焰。
……[190]
1839年3月，恩格斯在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性文章《乌培谷来信》中，以大量活生生的事例与十分感人的笔触，揭露了乌培河谷劳动者悲惨、非人的生活状况。自从这里建立了纺织工厂之后，纺织工人、手工业者、码头工人、搬运工人以及其他市镇贫民，生活十分困苦，而且精神堕落。这些劳动者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愚昧无知，儿童失学，宗教迷信以及神秘主义、虔诚主义十分流行。字里行间流露出这位工厂主儿子对下层人民群众的同情之心和对宗教迷信、虔诚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不满。[191]青年恩格斯特别痛恨伪善的资本家——工厂主，认为工厂制度是劳动者贫困的重要原因。工厂主自私又伪善，他们想方设法榨取工人的血汗，摧残童工和女工的身心，却在星期天——“安息日”去教堂作“礼拜”，表示他们对主——上帝的虔诚！恩格斯把乌培谷叫作“伪君子河谷”。
在当时发表的其他诗歌、文章以及私人通信中，恩格斯反复表达年轻人对自由生活的追求，对越来越趋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和威廉国王的不满与仇恨。1839年底至1840年初在不来梅期间，恩格斯在写给他的好友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对普鲁士老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表示了极大的仇恨和蔑视。他宣称威廉三世是“坏透了的、可恶的、受上帝诅咒的国王”[192]。在1843年出版的文集《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张》文集中，恩格斯的文章《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指出，像其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一样，新的国王也是使国家反动势力结合起来，力图建立的基督教国家。不过，新国王手段更隐蔽些，他“抓住自己还能在中世纪残余中找到的一切东西”，口头上将把自由给予普鲁士人，实际上“给予的却只能是不自由、独占和特权这些东西”，也“不承认任何普遍的、公民的、人的权利”。因此，威廉四世所建立的不过是“冰冷的普鲁士官僚国家、监督制度、开动着的国家机器”，“人们对贵族特权和一切教派的僧侣的贪得无厌却已恨之入骨”。恩格斯预言，“只要弗里德里希·威廉明目张胆地干起来，就不能不遭到失败”。他还说，整个普鲁士的舆论都集中在要求实行“代议制”和出版自由这两件事上。[193]
在这个时期，恩格斯十分崇拜两位著名的作家、政治家，亨利·希·海涅和路德维希·白尔尼，这一点充分表现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同时，他开始学习黑格尔的哲学著作，特别是《历史哲学》。恩格斯非常赞赏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是自由概念的发展”这一历史观的基本思想。恩格斯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立场出发，把历史理解为人们不断争取自由、发展自由的斗争过程。他还试图把白尔尼激进的政治观点同黑格尔的辩证法结合起来。在研究黑格尔哲学时，恩格斯认为“应当汲取这个精深博大的体系中最重要的要素”，即抓住辩证法的思想，并运用它来观察、分析社会生活。
1841年3月，恩格斯离开不来梅又回到巴门。由于生活理想得不到父亲的支持，当他必须以“自愿入伍者”的身份去柏林服兵役时，恩格斯欣然前往。1841年9月他进入炮兵部队，成为一名炮手，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个勤奋的年轻人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学习各种知识。他以旁听生身份到柏林大学听哲学课，参加文学、宗教史学习的种种活动。当时的柏林大学正是谢林占据讲坛肆意攻击黑格尔的时期。恩格斯在听谢林讲课的同时深入研读黑格尔的著作，写了文章《谢林和黑格尔》以及《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哲学家》两本小册子，公开向这位大人物挑战。他站在黑格尔的立场，捍卫黑格尔哲学中进步的思想，驳斥谢林从右的方面对黑格尔的批评。
这时，费尔巴哈刚刚发表的《基督教的本质》也对恩格斯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谢林和启示》一文中，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俩人得出同一结论：“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对于费尔巴哈人本学，恩格斯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它“宛若光辉的、自由的古希腊意识从东方的晨曦中脱颖而出，一个新的黎明、一个世界历史的黎明正在出现”[194]。恩格斯还认为，有了这种人本学，人成为完整的人，世界是富人和穷人、贵族和平民都可以出入的宏伟王宫。人，作为自然界的宠儿，经过长期奋斗，又回到母亲（自然界）身边——“他就站在那里，自由而坚强，自信又豪迈，在自己头上戴上了自由的桂冠”[195]。青年恩格斯这些言论表现出他受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对自由的向往。对谢林的批判，则表现了恩格斯对宗教神学、对神秘主义的憎恶，以及对无神论思想的公开捍卫和宣传。
在柏林大学听课时，恩格斯结识了青年黑格尔派一些人，如鲍威尔兄弟、卢格、科本、赫斯等。不过，这期间恩格斯没有遇见马克思，因为在恩格斯到来之前马克思已经离开了柏林。当时，不少青年黑格尔分子组成“自由派”，恩格斯曾经一度同“自由派”分子有些联系，但是很快就同他们分道扬镳了。恩格斯与鲍威尔兄弟空谈革命、高喊批判然而蔑视群众、敌视人民不同，他坚持要参加实际的政治斗争，要为人民的政治自由和民主而斗争。他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愈来愈坚定。1842年春，恩格斯开始给《莱茵报》撰稿。1842年10月，在马克思主持编辑部工作之后，《莱茵报》就日益成为彻底革命民主主义的号角。
柏林服兵役结束后，恩格斯又回到巴门家中。1842年11月中旬，他在父亲的命令下工作前往英国曼彻斯特，在其父亲与人合办的“欧门—恩格斯”纱厂中任职。赴英国途中，11月16日，恩格斯路过科隆，拜访了《莱茵报》编辑部，第一次会见马克思。由于马克思怀疑恩格斯与自己一直抱着坚决否定态度的“自由派”有联系，因此这是一次“十分冷淡的”会见[196]——尽管在实际上，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政治和哲学观点已经在很多方面十分接近与相似。
二 踏上“世界工厂”——英国，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研究经济事实与经济利益
1842年11月下旬，恩格斯踏上“世界工厂”——英国的国土，在曼彻斯特工作直到1844年8月。这个时期，青年恩格斯与马克思差不多同时实现了向共产主义和新唯物主义的转变。不过，他们两人转变的道路却是不一样的。恩格斯除了要应付他的父亲让自己从事商业经营的工作之外，几乎用了全部“业余时间”深入研究英国社会的现状，密切关注英国的政治斗争和各种社会问题。恩格斯经常来到工人住区，接触并了解工人的状况。正如他在后来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序言《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一文中所说：“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我抛弃了社会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高兴的是这样一来我在获得实际生活知识的过程中有成效地度过了许多时间，否则这些时间也只是在客厅里的闲谈和讨厌的礼节中消磨掉；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为受压迫受诽谤的阶级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这些人尽管有种种缺点并且处于重重不利的地位，但仍然引起每个人的尊敬而远之，也许只有英国的锱铢必较的商人才是例外；还值得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能保护英国人民，使他们不致日益受人鄙视。”[197]恩格斯勤奋地阅读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著作，从德国的魏特林到法国的傅立叶、欧文、圣西门以及蒲鲁东等，还深入地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者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此外还有法国的萨伊和穆勒以及英国的马尔萨斯和麦克库洛赫的著作。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对恩格斯批判性地研究政治经济学都有重要的帮助。
通过对英国状况的实际调查和深入研究，通过对英、法、德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恩格斯转向唯物主义，并逐步形成新唯物主义。他摆脱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影响，不再认为决定社会、推动历史的是“绝对观念”和“原则”而非经济利益和经济事实。后来，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书中，恩格斯回忆道：“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是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198]恩格斯这种用来观察人，了解人的思想认识的新方法就是：不能从理论原则出发，而是要深入研究人生活在其中的经济事实，以及每个人、每个阶级的经济利益。
1842年11月30日，恩格斯在写给《莱茵报》的文章《国内危机》中指出，在德国人看来，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从来不是独立与主导的目的，而总是有意无意地为指出历史进步方向的原则服务，然而在英国，至少在正在争取统治权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中间，从来没有过原则斗争，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这一段话表明到了曼彻斯特的恩格斯所看到的英国现实状况与他原来所信奉的黑格尔哲学的历史观相互矛盾，这使得他本人的世界观与现实发生了矛盾和冲突。恩格斯敏锐地认识到，英国国内充斥的社会矛盾有着深刻的社会阶级、经济根源。他指出，“工业虽然可使国家富庶，但同时也造成了急速增长的赤贫如洗、勉强度日的无产者阶级”。他还预言，在英国，危机导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正像英国发生的一切事件那样，这个革命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199]英国的社会状况、经济事实和政治斗争的实际状况促使青年恩格斯的世界观、社会历史观与价值观发生变化。他认识到，对于历史发展，“不是原则决定利益，而是利益决定原则”。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恩格斯很快明确地认识到，现代社会一切矛盾的根源是财产私有制。
在写于1843年10月至11月初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恩格斯指出，“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这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来改变社会结构的那种急剧的革命，现在已经是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了”。这个结论证明，“共产主义并不是英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到的结论”。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德国人是一个从不计较实际利益的民族；在德国，当原则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原则几乎总是压倒利益。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私利的轻视，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这句话是恩格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评，也是对青年黑格尔派抽象人道主义的评价。恩格斯还指出，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应更多地向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学习。在这里他提到马克思、赫斯、卢格、海尔维格等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200]这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等人已经超越青年黑格尔派，走向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真正地转向了共产主义。
1843～1844年，恩格斯相继写了三篇研究英国状况的文章。其中第一篇《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在《德法年鉴》上发表，另外两篇则是在《前进报》上发表。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恩格斯不仅探讨了18世纪英国的政治和哲学的发展，而且还把这种发展同英国的工业史和社会经济史联系起来考察。他仔细地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起因、过程、结果与它的历史意义以及它对社会进步和对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影响。恩格斯指出，“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结果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此外他还具体分析了工人、厂主、土地贵族这三大阶级的特点。[201]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通过对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学说进行研究，又对比了法国和德国的社会状况与社会主义运动，阐明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区别。他指出，“政治革命”主要是政权的更迭，在当时欧洲各国表现为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社会革命”则是对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即“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来改变社会结构的那种急剧的革命”。[202]恩格斯指出，“社会革命”要消灭私有制，并批评傅立叶社会主义学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彻底的地方，就是它不主张废除私有制”。[203]而英国和德国的一些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已经认识到，无论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都是“凭借暴力进行统治的”，对于要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来说，它们都是要被推翻的。[204]
第二节 独立形成自己关于人和人性的思想
一 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英雄史观
恩格斯思想转变完成的标志，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首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大纲》是第一次根据新的思想、新的方法写成的。[205]恩格斯初步运用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把各种经济和政治现象看作产业革命后生产力高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就是“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206]它是为着论证私有制的合理性、永恒性而存在的。恩格斯还从传统人道主义精神来分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指出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都是“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的。这种伪善、矛盾和不道德……在一切领域中和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恩格斯尖锐地抨击现代工厂制度和现代奴隶制度，指出，“就它的不人道和残酷性来说并不亚于古代的奴隶制”[207]。
恩格斯充分肯定了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历史进步性，指在它的进步在于探讨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208]恩格斯依次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一些基本经济范畴，如价值、商品生产费用（地租、利润和劳动报酬）、竞争、垄断等。在追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的历史发展之后，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集中到一点，就是论证如何把私有制看作无可辩驳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青年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其出发点与核心就是批判私有制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经济规律和范畴。
然而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大纲》也存在着一些不完善和不足的地方。后来，恩格斯本人多次指出《大纲》中对许多经济范畴的具体分析有的“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209]在19世纪70年代，有人提出要把《大纲》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恩格斯不同意。他说：“这篇文章已经完全过时了，而且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只会给读者造成混乱。”[210]（着重黑体字为原文所有）80年代，有一位旅居伦敦的俄国侨民想把《大纲》翻译为俄文，也遭到恩格斯的坚决拒绝。不过，恩格斯明确表示，他本人至今依然对自己的第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感到自豪！[211]这些历史事实说明，作为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家、思想家，恩格斯对自己的思想的演进过程始终采取严肃的、客观的、科学的态度。
从科学社会主义形成史的视角看，《大纲》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价值。《大纲》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按照马克思的评价，它是一部“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212]，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范畴的天才大纲”[213]，“已经表达了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214]。《大纲》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理论意义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它说明青年恩格斯在思想转变时期，理论认识已经发生重要的、根本性的转折。恩格斯不仅摆脱了自己曾经推崇过的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而且已经超越了对他影响很大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开始用正在形成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社会历史领域的问题，分析经济和政治现象。还必须指出，《大纲》在《德法年鉴》发表时，正是由马克思负责该杂志的编辑工作，因此该文也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在1844年上半年曾经详细地阅读该文，并作了很多摘要。[215]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大纲》的理论与观点直接推动马克思转向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初步解答了在《莱茵报》工作时期使他苦恼的经济学问题，促进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与后来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
标志着恩格斯思想转变的另一篇文章正是前文提过的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英国状况》。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对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卡莱尔《过去和现在》一书的评论。恩格斯着重分析与批判了卡莱尔的泛神论的英雄历史观，实际上也是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历史观。通过这篇文章我们也可以看到，与马克思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青年恩格斯也初步形成了自己对人的本性和人的社会本质的观点。
恩格斯肯定了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过去和现在》一书，用对比12世纪和19世纪英国社会真实状况的方法，揭露了英国从封建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各种社会阶级与阶层的经济生活、思想观念和政治态度的变化。卡莱尔既描述了英国上层社会富人的生活，又描述了下层社会穷人的生活，并且相当深刻地揭露了寄生的土地贵族、实业贵族腐朽的生活和空虚的精神状态，同时还如实地暴露了现代工人悲惨的生活环境以及遭受的种种非人道的待遇。恩格斯引用该书的描写说：“英国的状况……老实说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危险也是最特别的状况之一。英国有各种各样的财富，但它还是要饿死的。”例如，1842年，在有1500万工人的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143万穷人，其中22万被收容在习艺所。而在爱尔兰也生活着230万穷人。[216]而富人是怎样生活的呢？卡莱尔也有生动的描述：“日益繁荣的工业虽然创造了大量财富……这是用妖术变来的财富，它不属于任何人。不错，另一些人吃的是珍馐美味，喝的是醇醪名酒，但这是不是就使他更幸福了呢？难道他们就更善良、更漂亮、更健壮、更勇敢了吗？难道他们真的就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更幸福’了吗？”卡莱尔指出，“从业的先生（即实业贵族）没有更幸福，寄生的先生即世袭的土地占有者也更没有幸福。生活在无限财富中的人民却死于饥饿，住在黄金屋里和围在谷仓中间的人民，没有一个人生活得到保障和满足”。[217]他还讥讽了贵族、政客所吹嘘的“政治自由”、“选举自由”。卡莱尔写道：“除了现款和账本就毫无共同点为代价的自由，对千百万劳动者来说，归根到底就是饿死的自由，对成千上万游手好闲的懒汉来说，就是堕落的自由。”[218]
恩格斯说明，卡莱尔是站在浪漫主义与40年代封建社会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英国资产阶级的。卡莱尔痛斥资本主义使金钱占据统治一切的地位，从而贬低了人的地位。由于资产阶级宣扬的是“实利主义”和“物质主义”，从而使社会各个阶级阶层都丧失了精神追求和宗教信仰。卡莱尔指出，寄生的土地贵族尽管连“安分守己都没有学会，至少还没有学会不做坏事”，实业贵族“只是一伙工业强盗和工业海盗”，而议会更“是贿选产生的”；“宗教被破坏和瓦解，一切人类利益彻底崩溃，对真理和人类普遍失望”；“人们普遍分为孤立的、彼此完全隔离的个体，一切生活关系一团混乱、纠缠不清，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普遍的精神沮丧，缺乏灵魂即真正人的意识”。[219]卡莱尔指出，“还有一种更坏的享乐主义福音，它使政府无所事事，使人不做一点正事，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丢掉人的本性，而去一味追求‘幸福’，只想吃得好，喝得好；它把丑恶的物质享受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220]。而“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忍受着难以忍受的压迫和贫困，异常不满和痛恨旧的社会制度。因此，‘民主主义’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221]。但是，卡莱尔认为，“民主主义”也挽救不了什么。“不存在一种万应灵药可以医治社会弊病”。他主张创立一种新的宗教，[222]这种新宗教可以代替中世纪以来的宗教。一方面，卡莱尔的新宗教否定了有神论，是泛神论。正如恩格斯所说，“他的整个思想方式实质上是泛神论的，而且是德国泛神论的思想方式”[223]。另一方面，新宗教“要求建立‘真正的贵族’，确立‘英雄崇拜’”。卡莱尔要求物色一种卓越的人物，这种英雄人物可以把“民主主义”和国家主权结合起来，可以实现“组织化”，有效管理国家。[224]
针对卡莱尔创立一种“新宗教”，即“泛神论的英雄崇拜、劳动崇拜”的企图，恩格斯断然否定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评述卡莱尔的泛神论、宗教观、英雄观的过程中，恩格斯得出几个重要结论。
首先，他肯定“卡莱尔控诉时代的空虚和庸碌无为，控诉整个社会制度内部的腐败”，是“正当的”。然而，“光控诉是无济于事的”。作为革命家、思想家，恩格斯认为，要真正消除社会弊端，就要找出产生弊端的原因。但是卡莱尔并没有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样做。例如，他所描述的社会腐败和精神空虚，这种“无灵魂”，这种非宗教和“无神论”，都是由宗教本身产生的。恩格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正确地指出：“宗教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剥夺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泛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把一部分恩典还给人和大自然。宗教随着文化的日益发展而破产了，但人还是不了解，他在崇拜自己的本质，把自己的本质神化，变成一种别的本质。”[225]显然，恩格斯这些观点源自费尔巴哈。
其次，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要推翻卡莱尔描述的那种无神论，我们要把宗教夺去的内容——人的内容，不是什么神的内容——归还给人。所谓归还就是唤起他的自觉”。宗教宣称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忽视或否定了“历史的启示”。恩格斯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226]（着重黑体字为引者所加）恩格斯着重强调“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是为了真实地揭示历史的内容和本质。从实质上看，青年恩格斯已经认识到历史是“现实的人的历史”，而这些现实的人，不仅立足于大自然，也生活在社会历史之中。可以说，恩格斯不但开始离开费尔巴哈，也逐步超越黑格尔了。
恩格斯明确指出，轻视历史，无视人类的发展，完全是宗教神学的罪过。基督徒编造了一部奇特的“宗教史”，否认真实的历史内容和它的意义。恩格斯强调说：“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为了认识人类本质的伟大，必须“了解人类在历史上的发展，了解人类一往直前的进步，了解人类对个人的非理性的一贯有把握的胜利，了解人类战胜一切似乎超人的事物，了解人类同大自然进行残酷而又顺利的斗争，直到具备自由的人的自觉。明确认识到人和大自然的统一，自由地独立地创造建立在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基础上的新世界”[227]。他指出，“我们没有必要首先求助于什么‘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的人的事物归在它的名下”，“为了相信人的事物的重要和伟大，没有必要给真正的人的事物，打上‘神的’烙印”。恩格斯指出，“任何一种事物，越是‘神的’即非人的，我们就越不能称赞它”，又说，“历史的‘有神性’越大，它的非人性和牲畜性也就越大”。[228]的确，有神性的基督教在漫长的中世纪，使人非人化，使人彻底兽化。只有随着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人类越来越有了文化自觉，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与遮蔽，人类才能相信自己的重要、伟大和崇高！
我们清楚地看到，青年恩格斯对历史的理解，对人性与人的本质的理解，起初是从传统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历史观出发，反对宗教神学的历史观，这表明他受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深刻影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年青的恩格斯虽然仍引用费尔巴哈关于“神就是人”、“上帝是人的本质异化”的观点，但是赋予了它们新的理解。也就是说，对“人”的内涵作出新的理解。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的重要观点也即是说，历史就是人类的内容和本质。但是他又不同意黑格尔把历史看作“绝对观念”的外化、“自我意识”的推演、检验其逻辑结构的工具。在19世纪4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要对“人的本性”，对“人的本质”有正确的认识和解释，就必须正确说明人与神的相互关系。在人与神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恩格斯强调：“神就是人”，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什么“神”。历史上，“有神性”越大，它的非人性也就越大——有神性的中世纪，使人彻底兽化了。恩格斯非常机智地指出，卡莱尔不满“现代的无神性”，恰好证明了他相信“现代的有神性”。[229]
恩格斯进而指出，为什么人们把“人”叫作斯芬克斯谜语的“猜谜者”？人只需“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这样的话，他就会猜中现代的谜了”。恩格斯还说，不应当到虚幻的彼岸世界中，到时间空间以外，到“神”那里去寻找的真理；而应当从近在咫尺的现实世界中，从现实的历史中，从现实的“人”中去寻找的真理。又说，人曾在宗教中丧失了自己的本质，失去了自己的人性。而现在，由于历史的进步，宗教动摇了，人们只有彻底克服一切宗教观念，坚决地诚心地回到自己本身，而不是回到“神”那里去，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人性、自己的本质。[230]
恩格斯引证歌德的观点指出，歌德很不喜欢跟“神”打交道，他很不愿意听“神”这个字眼，他只喜欢人的事物。而歌德这种人性观，使艺术摆脱宗教的桎梏，获得了解放。这正是歌德的伟大之处。恩格斯充分肯定歌德熟悉德意志民族的发展，熟悉德国哲学，从而才能理解这种完满的“人性”。他还强调说明，要真正理解人的事物、理解“人性”，必须研究人的历史活动，包括人的劳动和自由活动，还必须研究社会关系、研究私有制对“人性”的歪曲。[231]
最后，恩格斯指出，上述对卡莱尔观点的评价，只是从其内部方面，即宗教观点方面来展开的。如果要从他的观点的外部即从政治社会方面进行评价，就必须指出卡莱尔本人的宗教信仰还很浓厚，他的泛神论是认为有一种“真正的贵族”，即“英雄人物”，似乎比一般人高出一头。实质上，他把人分成两类：山羊和绵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贵族和平民，老爷和百姓，等等。因此他并不明确地否认造成等级和阶级差别的私有制，他不仅只字不提“社会主义”，而且他所谓的“民主主义”的含义也是不明确的。[232]
恩格斯在卡莱尔揭露英国社会矛盾和社会灾难的基础上，对英国社会进行了初步的阶级的分析和经济的分析。恩格斯指出，英国社会上层阶级精神上的萎靡和堕落反衬出下层阶级，即英国的工人、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但是“将来拯救英国的都正是他们”，因为“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233]其根本原因就是土地贵族、实业贵族以及他们的议会、政府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而“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忍受着难以忍受的压迫和贫困，异常不满和痛恨旧的社会制度”。[234]
1844年8 ～9月，在《前进报》发表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中，恩格斯更为深入地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及其社会后果。他得出结论说，其“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整个前进运动的结果是：英国人现在分化成三派，即土地贵族、金钱贵族和工人民主派”，它们之间的矛盾斗争是“唯一起作用的动力”。[235]可见，对于“现实的人”，恩格斯已经不是停留在“一般的人”、“抽象的人性”层面，而是作了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阶级的分析。
接着，同年9～10月，《前进报》又发表了《英国状况——英国宪法》一文。恩格斯尖锐批判了英国宪法的阶级局限性、分析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弊端，揭露资产阶级宪法和法律实际上是限制公民权利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处于无权的地位。恩格斯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实质是私有财产对工人的统治。他得出结论说：“英国不是正式的民主制。”[236]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迄今为止全部发展证明，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民主制都是“资产阶级和财产统治着一切；穷人是无权的，他们备受压迫和凌辱，宪法不承认他们，法律压制他们”。恩格斯说，“单纯的民主制并不能治愈社会的痼疾。民主制的平等是空中楼阁，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不能在民主制或单是政治基础上完成。因此，这个阶段只是一个过渡，从其中马上就会发展出一种新的因素，一种超出现行政治范围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237]。实际上，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已经提出了社会民主制的理想。
二 独立形成自己关于人性的观点
在1844年8月再次访问马克思之前，恩格斯几乎和马克思在同一时期，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实现了向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从人的哲学理论的视角来看，恩格斯已经独立地形成了自己关于人性和人的本质的观点。
首先，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摆脱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桎梏，开始运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观察人性、人的本质和人演变的规律性，同时也用来观察社会历史的本质和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在《莱茵报》政治斗争的推动下，通过重新审查自己先前的国家观以及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看法，特别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深入批判，得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观点，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思想。而恩格斯则是在曼彻斯特的生活中，在观察英国产业革命和其社会后果过程中，抛弃了德国思辨哲学原则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历史唯心主义，得出“不是原则决定利益，而是经济事实、经济利益决定原则”的唯物主义结论，也形成了初步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其次，马克思通过对英、法、德三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在巴黎与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联系，认识到私有财产制度必须被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认识到实现这种变革的社会力量是与大工业联系在一起的工人阶级。恩格斯则是在深入英国社会，同工人阶级亲密联系过程认识到：要摆脱社会灾难和各种危机，要消灭工人与其他穷人的贫困和无权的状况，只有实行社会革命，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原则。这就表明两位青年革命者是通过不同道路，用不同方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革命思想与关于人的观点。
再次，在关于人类本性、人的本质的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通过不同方式，摆脱黑格尔思辨的“人观”、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认识到人的社会性，人性与社会关系的内在联系，人的本质与经济事实、社会制度的内在联系，开始突破、超越对人的抽象理解，并不断揭露“人的异化”的严重后果。他们认真地研究“现实的人”，从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与残酷的阶级斗争客观事实出发，揭露了资产阶级抽象人道主义、抽象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局限性、虚伪性与危害性。一种新的关于人的哲学思想，新的现实人道主义思想，同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新的价值观一起，正在逐步形成之中，它们像早晨的太阳一样，即将冲破黑夜的藩篱，跳出地平线，照亮全世界。
最后，应该着重指出，恩格斯之所以能够与马克思差不多同时形成正确的关于人和人性思想，是因为他已经开始掌握了唯物主义和辩证的方法。1844年11月19日，恩格斯在巴门写信给马克思，提及他到过波恩科隆等地考察，看到德国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开始重视社会问题，不满政府和警察，不顾当局禁止，要求建立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的种种组织。恩格斯还分析了人们的思想状况，对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崇拜抽象的人与宣扬极端利己主义的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抨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中恩格斯阐述了他的研究方法。恩格斯写道：“施蒂纳摒弃费尔巴哈的‘人’，摒弃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是正确的。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申出来的，费尔巴哈是从上帝进到‘人’的，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环。进到人的真正途径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有血有肉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像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那里上升到人。”恩格斯强调说：“只要人不是以经验的人为基础，那么，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申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申。”[238]
由于恩格斯已经认识到要从现实的世界、具体的社会、真实的历史中来研究和分析现实的人，并且他实际上已经了解了英、法、德几个文明大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以及资产者、土地贵族和工人的阶级本性等情况，他才因此得出了人性、民族性格可以变化的观点。恩格斯特别赞扬工人的阶级本性，具体分析了英国工人在产业革命中形成的本性的优点和缺陷。恩格斯写道，在英国，“有教养的”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是世界上最受鄙视的。只有工人、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的却正是他们，他们还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还有前途。而贵族——还包括资产阶级——已经日暮途穷”，它的统治将迅速走向灭亡。[239]
由此可见，恩格斯形成自己关于人性、人的本质与人的哲学观点，是因为他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已经超越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也摆脱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对人理解的抽象性。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是唯物地、辩证地与历史地来考察现实的人的。他们关于“现实的人”的概念，所指的已经是可以经验得到的活生生的社会的人、历史的人、阶级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