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大家孟心史先生说：“中国自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唯汉与明。”
孟心史先生认为：汉高祖和明太祖两人得国最正。究其原因，这两人都出身微贱，起事之初都没有任何凭借，且起事动机，不过是除暴安民，并无坐天下的野心。按照这个逻辑，如果要在这两个人中评定出“得国最正”的人，毫无疑问，当数明太祖朱元璋！
如《明太祖实录》所说：“相传，唐尧虞舜时代盛行的是禅让制度，禅让制度消失，又出现了夏、商、周三代的更替。不过，成汤能够革除夏桀，全仗亳邑民众的资助；武王能够打败商纣，全赖西方部落的支持。即使像汉高祖这样的人物，虽说出身微贱，但也凭借其亭长的职位招揽到了一定数量的乡民。明太祖没有寸土一民，从白手起家，奔走呼号，海内响应，终于拥有了天下，真是史册所载，前所未有。”
此外，朱元璋所建立的大明王朝，是第一个将游牧民族彻底驱逐出去光复中华的汉族政权。大明王朝也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由北伐而非南下统一中国的政权。
这，才是朱元璋“得国最正”的真正原因。
说起来，汉民族政权沦亡于异族之手可不是一次两次，虽然沦亡之后，总能一次次复兴，但，哪一次复兴，能有明太祖朱元璋逐蒙元这样酣畅淋漓、这样大快人心？
曾几何时，从黄帝、夏商周三代而下，中国总体呈东西方相争的政治格局，周、秦、汉、隋、唐建立了政权后，均立足于关中，目的是在防范西北游牧民族的基础上，进谋东部富饶之地。
而随着游牧民族发展重心的北移，自北宋开始，东西方相争格局转化成了南北格局。
明太祖在元末群雄并起之际，由淮河流域向南推进，稳扎稳打，取南京，占浙西，“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以南京附近的州县作为取天下的根据地，最后建都南京。
南京虽称六朝古都，但这六朝（孙吴、东晋、刘宋、南齐、南梁、南陈）都不过是偏安一隅的地方政权，且国祚不长，传国不远。
明太祖朱元璋雄才大略，当然知道幽燕之地乃是南北相争的关键：汉族政权失去它，只能偏安南方；游牧民族占有它，则可挥鞭南下。
当徐达、常遇春所率领的明朝大军犹如旋风之势席卷幽燕大地，这片困扰了中华汉族人民整整四百多年的“燕云十六州”终于回来了。
大明王朝的社会发展想要治隆唐宋，疆域拓展想要远迈汉唐，就必须把这片土地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永不再失。
这片土地离长江下游的南京有千里之遥，并且时时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要实现这一点，难度很大。
明太祖想到了迁都。
但北京历经辽、金、元等异族统治，胡化严重，还不适合作为新生明朝的国都。
迁都成了明太祖的一个心病，该心病，毕明太祖一生都没能解决。
最终，将国都成功迁到了北京的是明成祖朱棣。
虽说朱棣登上帝位并不是明太祖先前所设定的轨道，但朱棣迁都北京，绝对没有违背明太祖要迁离南京的本意。
燕王时代的朱棣在藩于燕地，多次与蒙元残余势力作战，深谙燕地的战略重要性。所以，他在即皇帝位后的第二年就改北平为北京，并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精心筹备，于公元1421年完成了迁都之举。
不过，在明仁宗、明宣宗两朝，北京一直被称为“行在”，即皇帝率文武百官驻扎的临时首都；这也就意味着南京还是大明王朝的首都，毕竟，它是太祖所定之都。
到了明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北京才成为正式首都；南京被称为“留都”，即“置官留守的首都”。
这就是大明王朝“两京制”的由来。
虽说隋、唐两朝也有长安、洛阳两京，但明显可以看出，大明王朝的“两京制”与之相较有很大的不同——留都南京里面留置有一套与北京中央机构相差无几的政府部门，六部、都察院、五府和内廷的太监体系，一应俱全，堪称“朝廷的备份”。
“两京制”的形成，使北京成为明朝的政治、军事中心；南京则成为明朝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帝国的南北达到了一种很好的平衡。
不难设想，如果明朝一直将政治中心设置在南京，那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南京，中国北方将不断凋敝下去，大帝国的统一与稳定就得不到保障。
话说回来，虽然两京各衙门官员地位相同，但北京的六部等衙门却是手握实权，可以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是名副其实的中央权力机构；而南京各衙门官员多为虚衔，公务清闲，到此任职，则被称为“吏隐”。
在留都南京，除了“吏隐”的六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六科给事中，都察院的都御使、御史，翰林院侍读学士等文官及充任监军的太监外，还有一类很特殊的人——勋臣。
所谓“勋臣”，即指国家元勋的后裔，这些人所构成的集团也称世袭贵族集团。该集团中比较著名的有开国第一功臣徐达的后人魏国公徐弘基；开国第一猛将常遇春的后人怀远侯常延龄；开国第一谋臣刘伯温的后人诚意伯刘孔昭；靖难功臣赵彝的后人忻城伯赵之龙等。尽管这些人都有一个超级牛的祖上，但作为功臣之后，他们世代被国家豢养了起来，在政治上并不具有很大发言权，只好悠游林泉，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自小娇生惯养，养尊处优，动脑、动手能力相对较差。
衙门官员、太监、勋臣三类人员共同组成了南京政府部门。
这个政府部门有三个人掌握着实权，即：南京兵部尚书、提督南京军务勋臣、守备太监。
南京兵部尚书姓史，名可法，字宪之，又字道邻，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人。
崇祯皇帝曾有意提拔史可法在北京担任兵部尚书。有人却说：“史可法任南京兵部尚书，淮扬则平安无事；史可法一旦调离，则江淮危险，请圣上留他在南京以维系东南人望。”
崇祯经过慎重考虑，遂改任史可法为南京兵部尚书，主管东南一隅的军务。
提督南京军务勋臣的乃是忻城伯赵之龙。
担任南京内守备的大太监叫韩赞周。
张怡记载，崇祯末年，南京缺守备勋臣，廷臣经过讨论，首推忻城伯赵之龙。安排赵之龙担任提督南京军务勋臣的当日，崇祯帝带领三个儿子亲自接见了赵之龙，赐座、赐茶，特别交代说：“留都南京是根本重地，朕已经精心挑选及起用了两个人，其一为司礼太监韩赞周，此人忠诚勤谨，足当守备之任；另一为兵部尚书史可法，朕虽没见过他，但大家都说他大材堪用，朕便依言予以重用。现在加上你，一共是三个人，有你们三个人主持南京的工作，朕可以放心了。不过，韩赞周只擅长干扫地洒水之类的事儿，史可法出身于寒门，看问题的眼光恐怕欠缺。如果爱卿能与国家休戚相关，所起的作用会比韩、史二臣更大。朕也知道你一定会尽职尽责，所以朕委此重任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