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为皇历（黄帝纪年）4342年，天干地支纪年属于甲申年，也是大明崇祯十七年。
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极其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地图易颜色，江山付劫灰。
这一年的阴历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草拟即位诏，尊西夏国主李继迁为太祖，改名李自晟，宣布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置百官，公开与明朝叫板，给崇祯皇帝写下战书，放话说要攻占北京。
正月初八日，李自成说到做到，百万大军自西安出发，东渡黄河，兵分两路：其一路入山西，经太原、宁武、大同、宣化等地，趋居庸关；另一路出河南，经卫辉、彰德诸府，入河北，经邢台、河间，趋保定。两路齐头并进，直扑北京。
二月初七日，大顺军攻占太原。
三月初六日，惊慌失措的崇祯皇帝命令宁远总兵吴三桂放弃辽土，进京勤王。
三月十八日，大顺军来势凶猛，一举攻破北京城。
三月十九日，困守愁城的崇祯皇帝跌跌撞撞登上内苑煤山，以发覆面，自缢身亡。
历史在这一日定格，史学家宣布延续和发展了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到此终结。
可是，大明王朝真的是在这一日灭亡了吗？
要知道，崇祯皇帝虽然驾崩，但大明帝国的绝大部分辖区仍是姓朱不姓李。
长江以南的土地，更是牢牢掌握在明廷官员手中。
而且，明廷设置有两个都城、两套行政班子，北京城是被攻破了，北京城内的行政班子是被解散了，但南京城还在，南京城内的行政班子还在正常运转，凭什么说大明王朝就已经消亡了呢？
这就涉及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到底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王朝的终结？
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但认真考究起来，其实又并不简单。
说其简单，是武王革命，纣王死，殷商灭；汉高祖入咸阳，秦二世殁，暴秦亡。从这一点来说，国君就戮于敌手就意味着该国政权终结。
但，如若简单地按这一标准来定位王朝的消亡或政权的终结无疑是幼稚可笑的。
比如说，元宪宗蒙哥在南下强攻钓鱼城时被南宋的石炮当场击毙，可是谁也不会因此认为蒙古帝国已被南宋消灭。
除了像蒙哥这样直接死在战场上的皇帝外，间接地死于战场上的皇帝一抓一大把，比如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霸气十足的明成祖朱棣就死在征途之上。但成吉思汗、朱棣的事业并没有因此画上句号。
又或者说，即使国君死在战争中，只要该国的政治力量还没遭受毁灭性的摧毁，该国就不算灭亡。
那么，将该国国君及其文武大臣来个一锅端，该国算得上灭亡了吧？
这个答案似乎对，又不完全对。
大明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和他手下文武大臣就在土木堡大战中被瓦剌军队全部擒获，但大明王朝并未因此而亡。
那么，是不是因为大明王朝的都城北京还安然无恙，大明王朝的政治中枢还没完全被摧毁，根基还在，所以王朝不算灭亡。
的确，都城乃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政治中心，地位举足轻重，它的兴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政权的巩固与否。
很多时候，都城决战，即是敌对双方综合实力最高级别、最后搏杀的关键一战，都城的沦陷与否往往影响到政权的存亡。
但是，若真的把都城陷落作为判断王朝灭亡的依据，那又明显失之偏颇。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的首都就曾被多次被攻陷过，从安史之乱算起，到朱温火烧长安，唐朝都城前后沦陷了七次，但前六次，大唐王朝都挺了过去，顽强地存活下来。
那么，如若君主及并文武百官被俘，都城又已失陷，是不是可以下结论：该国的统治已经灭亡了呢？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大军歼灭十万晋军，攻下京师洛阳，俘获晋怀帝司马炽，并纵兵烧掠，尽屠西晋诸王公及士民三万余人，情形惨烈无比，史称“永嘉奇祸”。
但，西晋并未灭亡于这一年。因为，晋臣又在长安拥立了晋惠帝的侄子司马邺为帝。
西晋王朝的结束，是以司马邺于建兴四年（公元316年）的出降为标志的。
西晋王朝虽然结束，但司马氏的晋政权并未因之退出历史舞台——琅琊王司马睿在江东立定了脚跟，建立了东晋王朝。
司马氏的晋政权的真正终结时间是东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该年，司马德文把帝位禅让给了宋武帝刘裕。
说起来，在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君主易姓通常有两种方式：革命和禅让。
所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革命讲究的是被革的政府在气数已尽、遭受万人唾弃的前提下，被“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新兴政府取代，该新兴政府才会得到人民的承认和拥护。
然而，当年汤武革命，真的是夏、商的气数已尽了吗？
未必。
“气数”本身是一个形而上的词语，看不见，摸不着，纯属胜利者为了粉饰自己的行为道德及为自己的行为提供合理、合法依据所创造出来的一个说法。
就拿明末的情况来说，李闯的大顺军虽然占据了大明帝国的河北、河南、陕西、山西、山东等很大一片地盘，但这些地盘当中也仍然有相当多的地方还掌握在大明政府军的手里，淮河以南绝大多数地区仍然遍布大明旗帜，甚至可以说长江以南的全部地区都是大明政府的天下。
而且，崇祯即位以来，尽管北中国天灾人祸，内忧外患，战乱不断，灾难连连，但江南地区却一直比较平稳，农业、商业、手工业发展迅速，经济积累丰厚，是明朝得以支撑的最大财赋地区，也是大明帝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仅税收方面，江南就占全国税收的将近一半，财源滚滚，既富且庶。
更重要的是，明朝军队在江南地区还保有一百多万，其中的左良玉部数量有八十万之多，其余如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部，人数均有数万以上，此外，还有分布在东南沿海的郑芝龙水军、远在云南的沐氏所部少数民族士兵等。
既有财政上的保证，又有数量可观的军队，更有广大的地区人民作为后盾，在这个时候就认定大明王朝已经灭亡，多少有些说不通。
要不，您凭什么说大明帝国的气数已经尽了，李闯王的大顺军就“顺乎天而应乎人”了呢？
当然，如果李自成能得崇祯行禅让礼，像司马德文把帝位禅让给了宋武帝刘裕一样，则足可定义大明王朝已经正式死亡，而大顺立国，也就名正言顺了。
但纵观大明一朝，各代皇帝奉行的都是一种不和亲、不赔款、不纳贡、不称臣、不割地、天子守国门、君主死社稷的刚烈信念，要崇祯行禅让礼，只能是做梦！
既然崇祯不肯行禅让礼，那大明王朝的灭亡就必须以一种更加悲壮、更加惨烈的结局来收场。这种悲壮和惨烈，应该远超南宋的灭亡。
那么，南宋是怎么样覆亡的呢？
《宋史》的结论是：“张世杰死遂宋亡。”
注意，张世杰并非宋朝的皇帝，而是宋朝的一个大臣。
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临安沦陷，五岁的小皇帝宋恭帝被俘。张世杰与另一大臣陆秀夫领宋朝宗室出逃。
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元军大举进攻，张世杰率军抵抗，不敌，丞相陆秀夫背负八岁的幼帝昺跳海而死。
奉命死守帝都厓山的张世杰大哭道：“吾先立一君，不想身亡；复立一君，此君亦亡，这可如何是好！”不久，也壮烈殉国。
历史上就将“南宋灭亡”定于“厓山大战”之后，即1279年。
而现在的大明王朝还没到南宋流亡海上的地步，甚至比北宋灭亡、南宋建国时强得多。
北宋灭亡于“靖康之难”。
和西晋的“永嘉奇祸”相似，北宋的徽、钦二宗及众多的后宫嫔妃、凤子龙孙、王公大臣、士民近十万余人被女真人掳为奴隶，但徽宗的第九子赵构大难不死，南渡临安，又建立了南宋。
所以，即使大明王朝都城陷、宗庙隳、帝王死，但其仍然可能与晋、宋两朝一样，另外在南方开辟一片新天地，建立一个与原北京政治中心相对应的“南明”政权。
而且，与晋、宋两朝相比，大明王朝甚至更具有建立“南明”政权的优势。
首先，诚如前文所述，崇祯虽死，但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掌握在大明官员手中。
其次，明朝自明成祖之后一直实行“两京制”，南京保有一整套完备的中央机构。虽然在北京政府正常运作时南京各府衙只是象征性的虚位部门，可它终归是一个有形的实体，不仅六部完整，还有一套都察院班底。说起来，南京既是吴、晋、宋、齐、梁、陈六朝古都，又是明太祖朱元璋定鼎江山的都城，虎踞龙盘，坐拥长江天险，且长江东延一直到江阴、南通，其入海口处，江面辽阔，宽有三十多里，自古便为南北天堑。长江之外，北方又有淮河可恃，若能凭临淮河，步步北推，自可扫清河朔。
所以，虽然北京都城已经失陷，但许许多多的明士大夫并不认为世界末日已至，大明王朝就此消亡，他们都纷纷南下，渡过淮河、长江，投向南京。
也就是说，大明王朝的历史还远没有结束。
事实上，崇祯之后，大明朝还出现了三位皇帝，是为“南明三帝”。
朝鲜学者成海应在《正统论》中称：“皇明虽残破，然弘光皇帝在南都，则正统在南都；隆武皇帝在福州，则正统在福州；永历皇帝在桂林、在缅甸，则正统在桂林、在缅甸，天下之正义也。永历皇帝崩，正统于是乎绝矣！”
在成海应看来，到“永历皇帝崩”，才算作大明王朝真正灭亡。
那么，到底是谁最先把大明王朝的死亡时间定在了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的呢？
是清朝所编写的《明史》。
清廷于公元1644年入关，该年就计划编修《明史》，次年（公元1645年）就正式开始编纂。
之所以这么迫不及待，是因为清政府在中国立足未稳，此时编写《明史》，即可以向天下宣告，明朝已经灭亡了，大家就不要白费力气了。另外，还可以把灭亡大明王朝这笔账记在李自成的头上，自己和李自成开战，那是替明复仇，笼络明朝遗臣，争取天下民心。
可见，公元1644年并不能严格算成大明王朝的终结时间。
那么，在公元1644年以后，在弘光、隆武、永历三帝活动期间，又有哪些惊心动魄、震撼人心的故事发生呢？且看本书《明灭》一一写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