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水夫
1942年，我由陈冰夷同志介绍，认识了椿芳，开始为《时代》杂志译些稿子。第二年春，我正式参加时代社工作，与椿芳朝夕相处。大概在1944年被日伪禁止出版的《时代》杂志准备不顾禁令、自行复刊时，椿芳主动向我谈起时代社创办的经过。记得他那次谈话的大意是这样的：1940年前后，党在“孤岛”上海租界所办的《译报》、《导报》等，因英国发行人为日伪收买被迫停刊，上海地下党主要负责人唐守愚同志奉上级指示，派椿芳同苏联塔斯社远东分社社长罗果夫商量，找一位苏侨出面到租界工部局登记，出版一份中文日报。罗果夫认为出版报纸有困难，但可先用已经出版一段时间的俄文《时代》杂志的发行人（苏侨）出面出版中文版《时代》杂志。1941年8月，《时代》周刊创刊了，椿芳担任这个杂志社的主编和后来形成的时代出版社的负责人。这样，这个出版社就成了党领导下的一个宣传机构。
他那次讲得不多但非常含蓄的是另外一些话。他谈到德意法西斯覆灭后日本法西斯垮台的必然结局，谈到胜利后中国可能出现的局面，谈到斗争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但明确地表露出对解放事业必胜的信心。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那消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深度近视的眼睛里射出坚毅的光芒。他还暗示，尽管上级规定在我们这个挂着“苏商”牌子的特殊机构里不能发展党员，但在全国范围内党的队伍却在不断壮大。
时代社自成立以来，工作人员就受到日伪的监视和迫害。盯梢、暗中拍照、通过保甲长了解我们的活动等，都是家常便饭。不时有人受到传讯或遭到逮捕，有人突然“失踪”。椿芳在这个机构里起的什么作用，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一清二楚的，但碍于当时日本有求于苏联，不得不与苏联维持着“友好”的关系，因此不能不有所顾忌。1944年秋，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日益对“轴心国”不利，日本宪兵司令部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派了一个名叫中谷的军曹，穿着中国人的便装，找到他家里，说是要和他“交朋友”，他们可以用俄语交谈。从此，每隔几天或几个星期，这位“朋友”总要到他家“拜访”一次，有时先打个电话约一下，有时就出其不意地直接出现在他家里，有时也约他在我们办公处对面CPC咖啡馆里会面。有一次，中谷居然请他到日本军人俱乐部赴宴，他以为这次大概是回不了家了，结果是一场虚惊，仅仅是饱餐了一顿。在中谷“交友”事件发生后，椿芳把这件事同陈冰夷和我谈了。他谈的时候镇定自若，好像是在讲一个传奇故事。我们明白，他告诉我们是要我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果然，不久他就对我们二人说，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要我们和他去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就这样，椿芳以他的机智沉着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同那位“朋友”周旋了半年有余。到1945年春天，那位“朋友”不来了。估计是德意垮台在即，太平洋战争吃紧，日本自顾不暇，他们管不了那么多了。后来，在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后，那位“朋友”又出现在他家里。但是，那时椿芳已经躲到常州乡下。几天之后，也就是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椿芳回到了上海，马上投入创办《时代日报》的紧张工作中。
抗战胜利后，《时代日报》成了党领导的第一份与上海读者见面的报纸。党先后派来了林淡秋、黎澍、楼适夷、陆诒等同志直接参加编报工作，继唐守愚之后与椿芳保持联系的梅益、姚溱同志也间接参加了工作。不久，和谈破裂，国民党发动了内战，上海险象又生，不但《新华日报》不能迁沪，《建国日报》的监视与审查也日益严密。作为总编辑的椿芳不时被市长吴国桢或新闻处长曾虚白叫去查问、训斥。但是，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椿芳不仅能随机应变，采用隐蔽的曲折方式报道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声援反内战反独裁民主运动的开展，从而让读者知道党的方针政策，看到中国的前途。同时，他利用与孙夫人宋庆龄、周建人、许广平、梅兰芳、周信芳、赵朴初、金仲华、黄佐临、李伯龙、傅雷、沈知白、卫仲乐等各界知名人士的关系，在话剧界、京剧界、音乐界、舞蹈界，甚至在妇女界与宗教界，通过公开与秘密的活动，团结了一大批文艺界人士和其他知识分子。他还身体力行，在繁重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搞京剧改革，探索中国古典音乐舞蹈与西洋音乐舞蹈相结合的途径，选择合适的题材，请人创作。我记得规模最大的一次演出是舞剧《孟姜女》，是由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主办的。
1948年6月，淞沪警备司令部终于以“扰乱金融、煽动学潮、歪曲军事报导、破坏治安秩序”的罪名勒令《时代日报》停刊。椿芳接到上级党的指示，化装成一个草帽商人上了飞机，飞往当时集中了大批进步文化界人士的香港。到我和他重逢时，已经是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了。
原载《解放日报》1988年1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