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贞儿，有人说她是惑乱后宫的妖姬，也有人说她是患难中的真情，闪现着人性的光辉。但无论如何，不伦的感情对公共伦理的伤害是巨大的，尤其是发生在帝国顶层时。
万贞儿座下小太监汪直更是一个奇葩，太监只揽权，不贪财，竟然展现出一股文官的情操。司礼监和御马监的斗争白热化，真正掌管国家大政的文官们却在这时选择了集体沉默。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是讽刺，更是时人的无奈。史上多的是被架空的皇帝，却鲜见整个官僚队伍噤若寒蝉。然而，壮志有停歇，金钱永不眠。最高权力掌握者们浑浑噩噩，尸位素餐之时，正是贪腐这个慢性病魔大展拳脚之际。哪怕孝宗朝被誉为“弘治中兴”，似乎改观了这种局面，其实仍发生了一起动摇国本的大案——唐伯虎作弊。这位后世文学作品中的风流才子，在当时牵涉进一个超级大案，可能时人并未意识到此案对大明王朝，甚至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
而这一切，并没有铁马金戈，更没有天崩地裂，都只在沉默中缓缓释放，悠然调转舟头。
明太祖九泉之下，无可奈何地看着大明王朝悄然转往另一个方向，中华民族的盛衰气运走向转折。
4.1 不伦真爱万贵妃
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二度为帝的明英宗驾崩，享年37岁，在位累计22年。皇太子朱见深（即以前的朱见濬）继位，改明年为成化元年，史称明宪宗。
其实明宪宗刚开始表现不错，可能是明英宗长期以来对于谦、石亨等人之事心存愧疚，但又不好意思自己打自己的脸，于是遗嘱儿子帮自己完成一些生前不便做的事。明宪宗一登基立即平反了于谦冤狱，为于谦等大量蒙冤的忠臣恢复名誉，这足以振奋人心。但另一方面就肯定是明宪宗自己的意思了，明宪宗不顾景泰帝曾废掉自己的太子之位，以德报怨，恢复景泰帝帝号，将其墓葬移回皇陵，这种胸怀更是博得朝野一片称颂。于公心，于私德，这似乎都是一个好皇帝。明宪宗又任用商辂等名相，朝政为之一清（至少比起三人团时代是相当清明的）。但明宪宗却有一个私生活方面的问题长期受后世诟病，那就是他不顾所有人反对，与自己的奶妈万氏相爱，甚至册立为妃。万氏也因此被定性为惑乱宫廷的恐怖妖女，她座下也确实妖孽横生，正史野史无不将其党羽描绘为天演正义之敌。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场名动青史的不伦之恋其实是一场感人至深的帝王真爱，这也和明宪宗奇特的人生际遇尤其是童年遭遇有很大关系。朱见濬的童年非常尴尬，他出生于明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年），其父明英宗正处于第一个皇帝任期，当时只有他一个皇子。正统十四年（1449年），突然爆发了震惊天下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擒，年仅两岁的朱见濬留在北京。当时于谦主持大局，要求皇太后同意拥立明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登基，但同时有一个附加条件——册立朱见濬为皇太子，以示郕王绝非趁机篡位，只是危难之际，担当大任，龙驭之后便要传位还给英宗之子，大明的世系并不会受到影响。
于谦本是好意，也是一片公诚，但对于朱见濬个人而言却非常尴尬，也亏他当时是个两岁孩童，如果是成年人的话未必就会一口答应（当然，答不答应最终结果都一样，但主观上必然是很抗拒的）。果不其然，明英宗被也先送归后，就和钱皇后一起被封锁在了南宫。三岁的朱见濬作为皇太子养在东宫，但景泰帝夫妇并非他真正的爹妈，连养父母都不算，何况景泰帝坐稳皇位后自然便要考虑给亲儿子铺路的事，朱见濬甚至还是他的眼中钉。景泰三年（1452年），景泰帝力排众议，将朱见濬废为沂王，改立自己的亲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年方五岁，朱见濬的人生已经连遭多次剧变。从皇子到太子，又从太子到亲王，一个不懂事的小孩被王朝的最高层摔来摆去，但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些变故的意义，只知道旁人对待他的态度时不时就要发生剧变。朱见濬成长的环境缺少了父母，也没有得到明朝皇子应有的教育，陪伴他成长的只有宫女太监。这些人都没什么文化，待人非常势利，每一次朱见濬的身份变化，他们的态度都会发生重大转变。人情冷暖，在朱见濬这里尤为刻骨铭心。更要命的是，五岁之前朱见濬还只是身份转折，六岁时太子朱见济却突然死了，皇储一下子成了悬念。而他，无论作为前任太子，还是现任皇帝的侄儿，都是皇储热门人选。夺门之变中，朝中盛传的继位人选，一个是朱见濬，一个是襄王的儿子。但后来襄王站出来辟谣，事实上，襄王的世系偏离较远，明朝礼法严苛，不可能越过朱见濬另寻远支，他几乎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就算是他爹复位，最终不还是传给他吗？
如此一来，景泰帝对他的看法就更加微妙了，好不容易把他给废了，结果自己的儿子又不争气死了，难道又把帝位还给他？更重要的是，一旦英宗一系重新掌权，景泰帝一系很容易遭到打击报复，一些拥立景泰帝的大臣也容易遭到清算，所以这些正掌握着实权的人也不愿意他继位。景泰帝一系如果什么都不做，根据礼法大位自然重归英宗一系。如果要做点什么，除了祈祷英宗父子都早点死，否则就只有自己动手，暗害了他们。宫女太监们未必能看穿其中的真义，但多少耳闻朱见濬形势起落，甚至有性命之忧，这很快就会体现在对待他的态度上。何况当时景泰帝很可能有过暗示，至少是表露过心思，要害死朱见濬。宫廷险恶，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孩，要独自在这个地方活下去，何其艰难？
不过最终朱见濬还是顽强地活了下来，熬到了夺门之变，他父亲重回帝位，自己也被重新册立为太子，明英宗驾崩后终于登上大位。
什么叫苦尽甘来，什么叫守得云开见日出？明宪宗这就叫。
所谓患难见真情，在这种人生的大起大落中，才最能看出真情实意。如果没有土木堡之变，明宪宗一直作为皇子养在深宫，然后顺顺当当地立为太子，又顺顺当当地继位为帝，那他身边只会充斥着溜须拍马之辈，就算偶有对他真情实意的，也会被马屁精的狂潮淹没掉。只有在那段朝不保夕的艰难岁月中，还坚决守护着他的，才是真心爱他的人。
人生一世，真爱难求。因为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机会经历明宪宗这种传奇人生，也就没有机会遇到这样的真爱。当有人出现奇遇，碰撞出这种真爱火花时，他必然会毫不犹豫地抓紧。而又当这种旷世奇恋出现在充满阴谋和脓血的宫廷之中时，更加暖人心怀。
稍微有点尴尬的是，伴随明英宗走过这段艰辛历程的，不是他老婆，而是奶妈。
这位奶妈姓万，确切姓名已不可考，后世多称其为万贞儿。万贞儿的父亲万贵本来是个县衙小吏，后因犯罪被流放，四岁的女儿万贞儿被籍没入宫充作宫女，被分配到了孙太后（明宣宗皇后）宫中。万贞儿体态臃肿，姿色平庸，不过太后的宫中一个男人都没有，只有一个老寡妇带着一群老宫女，也不需要多么青春靓丽，对于普通宫女来说，这里就是所谓的冷宫。万贞儿本身是罪犯家属籍没入宫，又因天资太逊，一进宫就进的冷宫。不过万万没想到，土木堡之变爆发，两岁的朱见濬被册立为皇太子，入主东宫，孙太后将十九岁的万贞儿派去给太子当奶妈，她的人生从此不同。
不知道是人的母性本能，还是朱见濬小朋友的悲惨经历让同样经历过悲惨的万贞儿阿姨（姐姐？奶妈？）激发了强大的内心共鸣，十九岁的万贞儿紧紧抱着怀中这个吃奶的两岁小童，年幼时父亲获罪，全家遭难，自己被扔进这深不见底的冷宫，十几年来受尽凌虐，艰难存活至今，一幕幕跃上眼帘。怀中这个孩子虽贵为皇子，却同样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似乎重复着她的悲惨童年。在这冰冷的后宫，一个弱女子终于找到了一根可以寄托亲情的稻草，她把所有的亲情都倾注到了这个孩子身上，尽管她知道说不准哪天这个孩子就会被人从她怀里夺走。也正因如此，她把这个孩子抱得更紧，因为每天都可以是生离死别。对于朱见濬而言，从记事起便也没见过亲人，那个高坐皇帝宝座的叔父并没有给过他半分亲情，只把他视作眼中钉、肉中刺，随时想要他的命，宫女太监们更掩藏不住虎视眈眈，想害死他向皇帝邀功。所有人中只有一个人对他好——万贞儿，所以他也只能把所有亲情倾注到万奶妈身上。
这种感情很快就发展成了爱情，而且我们可以确信，这是一段历史上罕见的帝王真爱，他们的相遇、相知、相随太奇特，太巧合，如果仅从个人感情的角度讲，这应该算得上史上的一段佳话，但如果他们真的要结婚，却还有很严重的障碍。
明宪宗当了皇帝后，就想册立万贞儿为皇后，这个动议遭到皇室和朝臣一致反对。大家倒不是嫌弃万贞儿出身低贱，恰恰相反，明朝就是明确要求皇后的出身不能太显赫，这是汲取汉唐教训，避免皇后的家族形成外戚势力。但不显赫也不是无限制的低贱，至少还是要出身清白，犯罪分子的家庭毕竟是不可取的。如果万贞儿是自愿应聘入宫来当的宫女，撞了大运被皇帝看上，册立为妃甚至皇后都是说得过去的，但她是因为父亲犯罪被籍没入宫的家属，这种来历只能作为最低贱的宫女，想当个后宫的女官都不现实，更别说册妃了。另一方面，万贞儿比明宪宗大17岁，这已经差了一个辈分，而且孙太后把万贞儿派去东宫服侍朱见濬当时就明确了，是去当奶妈（奶妈之说存疑，因为万贞儿既然没有生小孩，又何来奶水？）或者保姆，总之就是带小孩儿。这也是一种长辈关系，是绝对不能谈婚论嫁的，否则就是乱伦。这种事在寻常人家便已经为礼法所不容，发生在皇帝身上，更是难敌天下悠悠之口。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没有宗教信仰，礼法是维系庞大中华帝国气运相承最为重要的内在精神支柱，现在明宪宗身为皇帝却公然挑战礼法！其实在明宪宗登基前，明英宗、钱皇后和明宪宗的生母周贵妃就已经框定了三个太子妃人选：吴氏、王氏和柏氏。结果明英宗病重，太子结婚的事情就搁置了。明英宗一死，明宪宗立即就想违背父母婚约，娶自己中意的对象为正妻，这本身就是非常不合适的做法，所以大家都不赞同。明宪宗登基后，钱太后迅即主持明宪宗与吴氏完婚，并册为皇后，王氏、柏氏册为皇妃。但明宪宗显然对这几位年轻貌美的都不感兴趣，依然独宠万贞儿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吴皇后又急又气，有一次便找机会杖责了万贞儿，结果明宪宗竟然大怒，要废黜吴皇后！
钱太后当然不同意，但此事明宪宗的生母周太后却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本来前任皇帝的皇后才能成为皇太后，周氏作为明宪宗的生母最多只能封为本生母帝太后，但明宪宗不顾礼法，强行要尊生母为皇太后，后在群臣的调解下各让一步，同时尊钱皇后和周贵妃为皇太后。一山不容二虎，周太后总是想找机会压过钱太后，于是与明宪宗合谋，设了一计，先是指示锦衣卫将司礼监太监牛玉逮捕起来，严刑拷打。最后牛玉承认，最初明英宗在三位儿媳妇人选中最钟意的是王氏，但吴氏的父亲向他送了一大笔钱，贿赂他假传英宗遗诏，助吴氏当上皇后。周太后趁势力倡将皇后之位“还给”王氏，钱太后再也阻止不了，只好同意。这一轮交锋下来，虽然还是没给万贞儿解决身份，但明宪宗母子在后宫的威势大了许多，以至于后来出现了周太后驾崩后与明英宗合葬的情况。须知明英宗临终前有明确的遗诏，只愿与钱皇后一人合葬，其余人不得入其墓穴。而周太后明明没有当过皇后，却以皇后的礼制葬入了英宗寝陵，这些都是明目张胆不遵遗诏又严重违背礼法的做法！太后、皇帝连续公然违礼，这对儒士组成的朝廷而言，对崇信礼法的中华帝国而言，都是巨大的冲击。
成化二年（1466年），36岁的万贞儿生下了明宪宗的庶长子。明宪宗欣喜若狂，在周太后的支持下，力排众议，册封万贞儿为贵妃，成为仅次于王皇后的首妃。成化十二年（1477年），万贵妃更晋为皇贵妃（明朝特有的后妃职位，比古代的贵妃还要高一级）。但真正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明宪宗授万贵妃之父万贵为锦衣卫正千户（正五品），不久又升为锦衣卫指挥佥事（正四品），最后竟升为锦衣卫带俸指挥使（享受指挥使的正三品俸禄，但不实掌卫所事务）。
这确实让满朝文武有点憋屈，本来贵妃之父理应得此升赏，但万贵是个有犯罪记录的人，这样的人怎能授予高官？说来根源还是在于册立了万贵妃。所以，礼法之重，牵一发而动全身，表面上看相爱的人就应该在一起，但逾越礼法之爱，确实是乱伦祸政，扰乱纲常，也无怪明宪宗和万贞儿这么感人的帝王真爱，却被后世骂作惑乱宫廷。真情固然值得赞赏，但也不能违背伦常。山野村夫作出乱伦背常之事，尚且会沦为人人侧目的恶徒，从此再无人齿于与之为伍。那么皇帝带头破坏最基本的伦常，官员们呢？而且还是这些饱读诗书，比普通人更执念于伦理纲常的儒士？
当然，朝廷也不至于就此散伙，官员们还是留下了，但还要这些官员们一如既往地坚守节操伦常就不现实了。你们既然公然漠视礼法，又凭什么要求儒臣们始终如一地坚持一颗向圣之心呢？他们并没有剧烈地反对周太后、明宪宗、万贵妃等人公然破坏礼法，但也没有特别卖力地追随，他们只是默默地容许了最高权力者这样做了。
沉默，是慢性病魔最喜欢的朋友。
剧烈的反抗也许最终无法阻止病魔成型，但至少能够刺痛它。如于谦、杨瑄那样的热血男儿，尽管在石亨、曹吉祥精心编制的毒网中粉身碎骨，但至少，自己也留得清白在人间。
但宪宗朝的情形却完全不同，我们在史书上只看到一句句空泛的“百官反对”、“天下哗然”，但到底谁站出来反对了？其实没有啊。没有一个真正的反对者在史书上留下了确切的姓名。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御史、给事中、寺卿、都督，谁站出来了？
没有。“一片哗然”，结果一个人名都没有，每个人都是沉默的大多数。这种“哗然”不是真正的反对，恰恰是默许。
一切都在沉默的容许中悄然转折。
我们经常讲，法治社会。客观地说，明朝其实是一个法治比较健全的社会。但法律的根源依然是权力，只有权力才能保障法律的认真执行。但最高权力无法用法律来束缚，于是只能用纲常公义来约束，但这种约束是柔性的，不是刚性的，一些目光短浅的人就会不断去突破这种柔性束缚。他们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对社会正常秩序的冲击，更是对最高权力掌握层的慢性腐蚀，所谓慢性病，就是这样越来越深。
客观地说，明宪宗和万贞儿的爱情故事堪称黑暗的宫廷史上一段难得的佳话，但如果他们只是保持一颗相爱之心也就罢了，明宪宗却偏要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为爱人争一个贵妃名分，这就不对了。皇室无私事，帝王无私权。皇帝手中的权力一律是公权力，这是中华帝国发展至明从未有人质疑过的正理。明宪宗却硬要用公权逞私欲，而且还是违背伦常，那官员们怎么想？他们手中也有巨大的公权力，既然皇帝也干了，那我们呢？
那我们当然也要干咯！干什么呢？不就是利用手中的公权力，非巨量地损益公共利益，从而实现私人利益的有效边际增长。不那么晦涩地说就是一个字——贪！
4.2 太监带回贪腐盛世
从王振开始，贪腐病魔似乎已经寻到了一个新的病灶——太监。盖因太监往往没什么文化，未受诗书圣训，思想境界就要低得多，更因身体残缺，没有后代传承，所以往往只能将追求寄托在金钱上。而宪宗朝又出了万贵妃这么一个奇葩，后宫权力急剧膨胀，隐隐有压过外廷之势，一大帮太监趁机大索钱财，欢享贪腐盛世。
开席的两位是万贵妃座下哼哈二将——梁芳、韦兴。这两位勾搭万贵妃的方式很简单，就是贿赂。当然，贿赂也不能光是送钱，不然收钱的人也会腻。这两人便掏空心思，换着法子地采办美珠珍宝，进献给万贵妃。万贵妃天天收到各种奇珍异宝，当然非常高兴，越来越宠幸这两个贴心奴才。梁芳、韦兴趁机提出要求，推荐自己的党羽出任各地镇守太监，以利采办。镇守太监本是内宫派驻在各都指挥司的“监军”，后来职权又扩散到布政司、按察司。都布按三司掌握地方军事、财政、司法大权，所以派出太监监督他们本是正理。但其实心怀贪念的那些人早就对这个职权垂涎三尺了，因为在他们眼中所谓财政大权那不就是肥缺吗？越贪的人越想去占这个肥缺啊！但真的要太监们秉公执法，认真监督地方官员们不贪腐？恰恰相反，明代各地分设都布按三司的本意是让军事、财政、司法权力互不隶属、相互制衡，现在派一个统管的镇守太监，这反而是要让这个太监取代文官，成为贪腐的主力呀！
梁芳、韦兴守在万贵妃身边，再以给万贵妃采办为名，将党羽钱能、韦眷、王敬、郑忠、韦朗等派往富饶地区出任镇守太监，实际构造了一套由内而外的贪腐体系。明宪宗其实很清楚他们这一套做法，但因为太宠爱万贵妃，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梁芳、韦兴还很善于通过组织大型工程从中渔利，但在古代生产力不发达的背景下，大型工程很容易成为耗费国家财政的窟窿。有一次明宪宗视察内帑（皇帝私人金库），竟然发现历朝历代积累的七窖金银都被用完了，实在有点生气，对二人说：“糜费帑藏，就是因为你们两个！”韦兴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梁芳却大言不惭地狡辩：“我们建显灵宫等诸多祠庙，还不是为了给陛下祈万年福。”明宪宗说不过他，只是很不高兴地甩了一句：“我不动你们，后来的人会慢慢跟你们算账！”
梁芳一听这话就有点害怕了，因为他们知道太子朱祐樘是个很正直的人，最关键是宫女、太监这类人受的是私宠，现在的皇帝、贵妃一去，在新皇帝眼里他们屁都不是。普通的太监、宫女最多就是打入冷宫，顶天了被解雇，他们这种不干不净的恐怕真的要被清算。于是梁芳竟然怂恿万贵妃去说服明宪宗，废了太子，改立年龄更小的兴王朱祐杬。可能他觉得兴王现在还小，以后就算当了皇帝，也不记得他梁芳今日的贪腐行径，他蒙混过关的几率大一点。不过废立太子岂是梁芳这种阉货所能决定，他这种行为只能为他的主子万贵妃在历史上又添一笔议立储君的恶账，名声更臭而已。
在梁芳、韦兴的众多党羽中，以钱能最为贪狠。钱能出任云南镇守太监，从北京到云南路途遥远，钱能便一路索贿，弄得来沿途官员都要躲避他。到了云南，钱能发现这地方虽然气候不错，但实在算不上富裕，油水太少了。但贪官都是具有极强主观能动性的，在挖掘贪腐资源方面他们的智慧是无穷的。钱能很快盯上了安南（位于今越南北部的一个朝贡国）入贡这块肥肉，如果安南能够从他的地界上入贡，他吃拿卡要就有来源了，云南就成了稍微肥点的肉。不过从地理位置上讲，安南既然要入贡，自然是走广西，怎么可能翻山越岭走云南呢？别急，贪官想贪钱，自然要想出办法。
贪官首先能想到的办法当然是贿赂，他们一辈子大事小事都是凭贿赂办成的，这自然会成为他们的首选思维方式，所以钱能准备重金贿赂安南国王，让他改从云南入贡。但重金可不是一封密信，偷偷送给国王就行，必须派重兵押送才行，那以什么名目派重兵带着这么多金银财宝去另外一个国家？钱能想到的办法是向朝廷谎称安南的捕盗兵入了云南地境，这可不得了，很容易引发外交危机，甚至导致两国开战呐！所以，必须立即安抚，派云南指挥使郭景率兵携带大量玉带、彩缯、犬马去送给安南国王，请他改道云南入贡。
其实稍微动动脑筋也知道，安南哪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派兵进入宗主国的境内。退一万步讲，就算真的发生这种事，那朝廷也应该怒斥安南国王才对，为什么还要送钱给他？再说了，就算要安抚，那也应该是礼部来负责，为什么会让云南指挥使带兵去做？但这事儿朝廷居然就同意了，很显然，万贵妃、梁芳等上线在朝中帮他打理好了，连这种要求都同意。所以说，贪官想出来的办法往往并不是真聪明，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他们的真实意图，只不过在一个贪腐的环境下，上上下下的贪官抱成团，愣是把这些侮辱人智商的“办法”执行下去了而已。安南国王或许也明白这个道理，知道钱能上面有人，也同意了改由云南入贡。然而似乎钱能在云南耕耘不深，势力还没完全渗透，云南边防不允许安南贡使团从云南入境，钱能白忙乎了一大场。
既然捞外水失败，那就只有考虑内部挖潜了。云南的土著部落还很多，钱能指示郭景和指挥卢安等将领去向干崖、孟密、木邦等土司部落索贿，声称可以奏请朝廷将他们从宣慰司升级为宣抚司。郭景这些人在索贿过程中肯定也要夹点私货，太监只爱钱，他们还好色。郭景偶然发现木邦宣慰使曩罕弄的孙女很漂亮，居然逼淫了她。此事三年后才被揭露，不过事体严重，朝廷以左副都御史王恕巡抚云南，彻查此事，郭景只好投井自杀。后刑部查实一应事体，钱能的党羽共九人皆伏法。但奇怪的是，钱能本人却毫发无损，甚至他的党羽指挥姜和、李祥在调查中出现了拒捕行为，钱能为他们求情，朝廷也没有重罚。有些官员觉得此刻是扳倒钱能的大好时机，纷纷揭露钱能的劣迹。其中，巡按御史甄希贤弹劾钱能打死了守矿千户一人。打死这么高级的朝廷将官，这是原则性的重罪，但钱能依然没有受到任何惩处。最终，明宪宗对钱能的处理仅仅是将其调往南京闲住。
不过钱能这种人岂能闲得住，他甫一到南京，就结交了一位颇有品味的大贪官——南京守备太监王赐。南京守备太监堪称全天下镇守太监中最肥的一块肥缺，负责镇守陪都南京。和北京周边被划为北直隶一样，南京周边很大一块区域被划为南直隶，管辖范围相当于清初的江南省，之后的江苏、安徽两省，在明代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占全国赋税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且南京的官僚机构也比其它地区庞大复杂得多，不是一般地区的都布按三司，而是和朝廷一样的六部、察院、九寺架构，所以南京的油水当然也就多得多。王赐在这里搜刮了不少金银，甚至连品味都炼出来了，已经不仅限于贪现金，更重视搜集文物尤其是古代名家字画。
不要小看了钱能，其实他也深谙此道。王赐问他在云南这些年都搜刮了些什么财宝啊？钱能当然不能说我赚够了××万两银子，都藏在窖底呢！他说我在云南时，陆陆续续以七千两的价格向云南沐王府收购了价值四万两的文物。沐王府是指开国元勋、太祖养子、黔宁王朱英（原名沐英）建在云南的王府，太祖特命其子孙世镇云南，算是明朝唯一的一个异姓藩王。钱能居然敢找沐王府强买强卖，还当成一件能事来吹嘘。不过他的吹嘘显然是极富成效的，王赐当即对他刮目相看，作为地主他也不能输给远方的来客，不然折了南京守备太监的颜面。于是两人相约在南京举办一场文物展，展出他们多年来搜刮的文物名品，斗一斗到底谁贪得更有品味。
明代中叶史学家陈洪谟在其《治世馀闻》中概述了一下他们当时斗富所展出的部分展品：
“五日，令守事者舁书画二柜，至公堂展玩，毕，复循环而来。中有王右军亲笔字，王维雪景，韩滉题扇，惠崇斗牛，韩干马，黄筌醉锦卷，皆极天下之物。又有小李、大李金碧卷，董、范、巨然等卷，不以为异。苏汉臣、周昉对镜仕女，韩滉班姬题扇，李景高宗瑞应图，壸道文会，黄筌聚禽图，阎立本锁谏卷，如牛腰书。如顾宠谏松卷、偃松卷，苏、黄、米、蔡各为卷者，不可胜计。挂轴若山水名翰，俱多晋、唐、宋物，元氏不暇论矣。皆神品之物，前后题识钤记具多。”
王羲之（王右军）、王维、韩滉、惠崇、韩干、黄筌、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京、蔡襄（苏黄米蔡）……文中列举的名家真品，任意拿一个出来都是无价之宝，这两位可以用两柜“循环而来”“不可胜计”，这架势足以让故宫博物馆汗颜。
这既是二人斗富，也是一场公开展出，在当时的南京上流社会引起了轰动，几乎江南所有名流士绅都到场观看。那大家知不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这两位贪墨到了什么程度呢？我相信他们心里是有数的，但大家都只是默默地欣赏文物，没有任何人质疑他们买这些文物的钱从哪儿来，更没有人检举揭发，甚至连一封有影响的奏疏都没有。
真正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不久之后，钱能居然出任了——南京守备太监！
这……什么意思呢？这是斗富的结果吗？谁更富更有品位，谁就当这个南京守备太监？钱能在云南捅了那么多篓子，却不降反升，来到了最肥的这块肥田，看来是根子上的人觉得他捞钱的本领不错，给他换个更好的平台加油捞？
当然，同时朝廷对钱能还是略有制约，他最忌恨的清官王恕也紧随来到南京，以左副都御史兼南京兵部尚书、应天巡抚，想对钱能形成一定制约。钱能果然很忌讳王恕，在南京居然再没搞出太大动静。后来王恕告老还乡，吴公诚接替他。钱能派指挥胡亮宴请吴公诚，回来问吴公诚这人如何。胡亮说：“非常好，知道敬重公公，跟王某不一样。”钱能微微一笑：“王某只是不该和我作对，人品才华还是很高的，吴公诚这种人，其实只配给王某提草鞋而已。”后来，钱能便终老南京，史书并未再记载他有什么出格的贪腐行径。但事实上，更有可能是他赶走王恕之后，成功整合了南京官场，他的贪腐行为变得更为自然顺畅，所以不为人知罢了。这个超级大贪官，享尽了一生富贵，最后还得善终，更是为无数存有贪念的后来者树立了一个极为不良的榜样。
有了这样的榜样，各色人等纷纷猛钻幸进之道，太监们也急需人手，拓展他们的贪腐体系。宫女、太监的文化程度很低，跟进士出身的文官往往搞不到一起，甚至容易形成敌对，他们更容易跟和尚道士搅到一起，宪宗朝几位著名的“佞幸”都是僧道。众所周知，中国人并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明宪宗也是一位“开明博爱”的君主，在他这里，所有教派都能得到极大宠幸。最初梁芳等人介绍了李孜省、孙道玉、继晓等几位道士、佛僧，继而发现道教、佛教都有很多支派，尤其是藏传佛教的体系极为宏大。明宪宗毫不吝啬，都不亏待，一律大取国库供养。僧继晓建大昌寺，强拆了数百户民居，耗费国库数十万两，遭到严重弹劾。不过僧继晓还只是宪宗朝大办法事的一个小小缩影。明宪宗大封真人、法王、佛、国师不计其数，孝宗朝清理宪宗朝滥封的真人、法王，计有佛教的法王437名、藏传活佛789人，汉传禅师120人；道教的真人123人。这些神仙无不需要像僧继晓一样强占民居、耗费国帑来修建宏伟的寺观，还好当时基督教、伊斯兰教在中国影响不大，不然我相信“开明”的成化菩萨一定也不会亏待他们，而他们那种高耸入云的大教堂、清真寺在北京修起来，所需的石材恐怕就只能拆长城了。
如果这些佞幸真的只是贪钱恐怕都是其次，真正最可怕的还是一个名叫李孜省的道士。其实李孜省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道士，最初是布政司的小吏（吏是官府的低级文员，不是官），后又被推荐去京师当差，结果考察期间却被发现有贪赃枉法的行迹，反而出事了。不过李孜省打听到明宪宗喜欢方术，于是恶补五雷法，并向宠阉梁芳、钱义贿赂重金，推荐给了宪宗。结果宪宗一见他大为喜欢，于是绕开人事系统，直接下特旨授予太常丞。御史杨守随、给事中李俊仍坚持弹劾，说此人有贪赃的劣迹，不宜在太常寺掌管祭祀，于是改为上林苑监丞，掌管皇家园林。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既然有贪赃劣迹就应该法办，至少不能再升迁，岂能换个“不那么重要”的职务继续升迁？可见当时对贪赃的接受程度已经大为改观。李孜省继续钻研各种法术献给皇帝，又与梁芳等人结为紧密同盟，干预政事，不久又连续升为右通政使、左通政使，成为行政系统中梁芳等太监一颗坚实的钉子。
李孜省总结自己的仕途，觉得多亏了明宪宗特旨授官这一关键步骤，若非如此，他没有科举功名，绝对当不了通政使这样的朝官。梁芳等也觉得，有科举这个门槛，非常有碍于他们提拔自己人，拓展团队，导致他们的贪腐体系只能限于后宫，无法染指被科举进士牢牢守卫的文官队伍。于是李孜省与梁芳等商议良久，力劝明宪宗设立了“传奉官”这一制度，即绕开科举，由皇帝直接下特旨，授予某些人官职。
这不但违背明朝祖制，更是违背宋明以来中华帝国最最根本的一项政治传统，但梁芳、李孜省等人早已有了一套完善的策划，快速提拔了数千名传奉官，占据各个要害部门。而对提出反对意见的文官，就指使亲信御史弹劾打击，很多正直的文官都被弹劾降级甚至罢官。不过文官也很快认识到了严重的危机，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内阁、九卿（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九个部门的长官）、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联名上疏，极论传奉官之弊。明宪宗也有所省悟，将李孜省又贬为上林监丞，并裁汰了五百余名传奉文职，只留下67人，但八百余名传奉武职却未更动。李孜省也因此深恨这些朝臣，更加拼命地钻研法术，重新获取皇帝的信任，终于又复为左通政使。当了还乡团的李孜省大肆报复朝臣，并在政治斗争中充分运用法术这个武器。他经常通过占卦算命的方式，算出哪些朝臣有什么问题，就报告给皇帝。明宪宗非常信任他，往往依其言调动或贬黜这些朝官。后来文官们也明白过来李孜省和梁芳联盟的巨大能量，一些文官也开始依附这个联盟，从此开启了一个内外勾结的模式，一些品质较差的文官选择与后宫贪官联合，帮他们在外朝办事。尽管可怕的传奉官制度很快被废止，但其对文官系统的冲击却是根本性的，影响再难弥合。
4.3 也有太监不贪财
万贵妃的崛起，带回了一个宫妃、宦官、僧侣与朝官们交织构筑的贪腐盛世。但令人称奇的是，物极必反，就在此际她座下却又出了一个千古不遇的奇宦——汪直。此人居然是个不贪财的太监，他一生的理想追求和徐有贞相似，揽权是为成就一番伟业，金钱在他眼中似乎落了下乘。但事实上，汪直的揽权行为进一步强化了后宫的实权，把权力从还有点底线的文官手中揽到了太监手中。而且，就算他本人不贪，他又是拿什么来笼络贪官们聚在他身边形成势力的呢？
汪直是大藤峡（今广西中部）瑶族部落人士，具体生年不可考。该部落在天顺、成化两朝发生叛乱，后被徐有贞的同乡韩雍率兵镇压，约在明宪宗成化三年（1467年），年幼的汪直被俘，阉割后送入万贵妃宫中当小太监。
汪直的年龄史书失考，他在进宫后初期干了什么也语焉不详，应该是年龄很小（甚至有可能在十岁之前）就当上了御马监太监，这充分说明他同时得到了万贵妃和明宪宗的高度宠幸，也可见明宪宗极度宠爱万贵妃，她座下的一个小太监就可以得到如此令人嫉妒的超擢。汪直得宠的具体原因史书失于详载，估计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善于谄媚逢迎，被明宪宗、万贵妃认定为了好奴才，但他真正走上政治舞台还是通过一次优异的政治表现，被明宪宗看在了眼里。
成化十二年（1476年），宫里出现了一些装神弄鬼的灵异事件，这本不足为奇，但司礼监太监韦舍竟然私自勾结一个神棍李子龙进宫来玩儿巫术，这既不合后宫规制，又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事泄后韦舍等伏诛。但此事又异常诡异，各方面说法均不合逻辑，甚至调锦衣卫来帮忙调查，还是得不到一个靠谱的结论。明宪宗觉得自己在家里被蒙蔽，非常憋屈，后来想起汪直这个小太监精明狡猾，又对自己和万贵妃忠心耿耿，于是让他改换常服，只带一两名校尉出宫去秘密查访。汪直确实非常精于秘密侦查此道，而且他与都御史王越交好，王越也动用了一些都察院的资源帮助汪直，所以很快查清了真相并给了明宪宗一个满意的交代。明宪宗并不知道详情，只觉汪直忠贞干练，从此将其引为心腹。
趁此机会，汪直提出设立西厂，由御马监掌管。西厂，自然就是与东厂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说到东厂，那是如雷贯耳，也可以说是臭名昭彰，堪称明代特务政治的代名词。
东厂，全名东缉事厂，明代内宫秘密警察机关，由于太秘密，所以早期情况史料并不清晰，首次设立的时间可能在太宗朝中期，也可能更早，前几任厂主均无从考证，总之到宪宗朝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厂卫体系。所谓厂卫，是东厂和锦衣卫的合称。最初锦衣卫是国家法定的秘密警察和国家安全机构，但渐渐的，明帝觉得锦衣卫的公务员毕竟不如太监亲近，于是扶植太监来取代锦衣卫的职能。最初是派出一批宦官在今北京市东安门一带成立了一个署衙，称东缉事厂，专门负责办理皇帝直接交办的秘密案件，人员不多，一般只有数十人。刚开始东厂只负责秘密调查一些内情，但调查的结果还是要移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继而提交国家司法机构才能起诉审理定罪，也就是说东厂毕竟只是锦衣卫和法司的一个补充。但后来皇帝觉得东厂力量太薄弱，于是要求锦衣卫固定派出一部分兵员去东厂当差，公公们的实力一下子就强大起来，业务急剧扩大，甚至可以栽一些“硬茬”。再后来，东厂设立了自己的“诏狱”，关押、审理甚至处决的能力一应俱全。至此，东厂具备了侦缉、破案、抓捕、关押、起诉、审理、执行的一整套司法业务，而且是独立于国法之外的秘密司法权力，无需受公权力甚至伦理限制，所以有着法外施刑的强大黑暗权力。
按惯例，皇帝会派一员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尊称为“厂公”。一般司礼监掌印太监被尊称为“大公公”，厂公则被尊称为“二公公”。当时大公公、二公公等司礼监高位都已被明宪宗从太子东宫带出来的发小怀恩、覃吉、黄高等牢牢占据，汪直虽然受宠，但毕竟跟上明宪宗的时间太晚，而且他出身御马监，当时御马监和司礼监的关系已经有较深的隔阂，汪直想再进一步有点困难。于是汪直独辟蹊径，创造性地提出设立西厂。
汪直提出这个建议的时机把握得极好，本来明朝皇帝对权力急剧膨胀的东厂已经起了防范之心，这次韦舍、李子龙事件，东厂始终调查不出真相，结果汪直带一两名校尉很快就查清，于是明宪宗顺势就答应了汪直，并同意以司礼监提督东厂的格式，由御马监提督西厂。而且西厂新设，获得的资源比东厂更多，据传从锦衣卫划拨的校尉比东厂多一倍。
西厂开张第一单一定要打响！从这一点来说汪直确实也很能干，他首先将目光投向了最容易出贪腐问题的地方镇守太监，而镇守太监中最容易出问题的自然是南京守备太监，所以第一个被汪直盯上的倒霉鬼正是时任南京守备太监覃力朋。
覃力朋调集了一百艘官船，运输应天府的贡品至北京，返程时利用返空船运送了一百船私盐回应天府去卖，赚取利润。这种行为沿途肯定也会受到官府的纠察，船队经过武城县（今山东德州武城县）时，典史（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无品级）要求检查货物，覃力朋有恃无恐，竟然殴打典史，甚至射死一名县吏。本来这在当时是覃力朋这种级别的太监能够盖得住的小事儿，但碰巧就被汪直知道了，立即出动西厂缇骑（锦衣卫派给东西厂的骑警）抓捕覃力朋，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审即判处死刑。虽然后来覃力朋辛免于死，但明宪宗更加认准汪直确实精于侦缉锄奸，愈发宠信，西厂权势日盛。
汪直很快形成了一个以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王越、山东左布政使陈钺、锦衣百户韦瑛等为核心的团队，屡兴大狱。而且西厂的业务范围比东厂大得多，东厂其实主要还是监察官员，一般不会主动去干涉民间。现在从王府到边关，从河海到集市，到处都布满西厂的特务，民间争吵打骂、偷鸡摸狗的琐事都不放过，一时弄得来“人情大扰”。而且东厂主要也是针对六品以下的官员，尚书、侍郎或者皇亲国戚一般还是不会轻易招惹，而西厂成立不久就搞了一个大新闻。
建宁卫指挥使杨晔，是宣宗朝名相“三杨”之一杨荣的曾孙，其父杨泰被仇家所告，逃到京师来，躲在姐夫董玙家。董玙认识韦瑛，去找他帮忙。韦瑛却出卖了杨泰父子，汪直立即将杨泰父子逮入西厂诏狱，动用酷刑逼供。杨晔屈打成招，谎称有一笔钱寄存在叔父兵部主事（相当于处长，正六品）杨士伟家里。汪直没有上奏，直接抄了杨士伟的家。最终，杨晔死在狱中，杨泰论斩，杨士伟贬官。调查过程中，大量郎中、参政被无故逮入诏狱协助调查，西厂这种作风开始引起了中高层官僚的警惕。而矛盾的总爆发发生在兵部尚书项忠身上，当时汪直权焰炙天，每次出行都前呼后拥，公卿都要回避。有一次被项忠遇上，他偏不避让。汪直自恃权重，气焰非常嚣张，对其大加羞辱。
这就刺破文官的气囊了！文官们终于认识到：东厂虽有黑暗权力，但还不至于欺人过甚，西厂这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冤杀了杨荣的后代，传讯大量郎官，折辱当朝尚书，那再过几天岂不是要骑到宰相头上来了？不行，必须反击了！
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五月，首相商辂率内阁大学士万安、刘珝、刘吉联合进谏，奏汪直各种不法行径。结果明宪宗反而为阁臣统一攻击宦官的行为震怒，命司礼监太监怀恩、覃吉、黄高到内阁严厉斥责阁臣：“这是你们谁主使的！”商辂正义凛然，历数汪直的罪行，并说：“臣等同心一意，为国除害，不分先后。”刘珝也在一旁慷慨泣下，文渊阁登时充斥着一股直臣力战奸宦的浩然正气，怀恩这种本来就很正直的忠奴当然就被感动了。更重要的是，司礼监和御马监本来矛盾就很深，汪直的一系列行为更是不断刺痛司礼监，所以怀恩等人如实回禀明宪宗。明宪宗默然，最终传旨慰劳内阁，但依然没有处分汪直。
第二天，项忠等公卿的奏疏又不断报了进来，明宪宗终于明白汪直已经得罪了所有人，祸事大了，只好下令停办西厂，汪直等宦官回御马监，韦瑛调往边关，校尉发还锦衣卫。一时“中外大悦”。然而，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明宪宗解散西厂只是迫于舆论压力，他对汪直本人的宠爱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汪直的反击马上就要到来。
汪直回到御马监，找机会对明宪宗诉说这次他受攻击，是司礼监的老太监黄赐、陈祖生与杨荣家族有勾结，他们为杨晔报仇。后宫与前朝勾结也是政治大忌，明宪宗立即贬斥了黄赐、陈祖生。此事也将明宪宗依然宠信汪直的信号释放了出去，一个御史戴缙为人非常奸佞，九年不得升迁，于是窥测上意，大肆吹捧汪直的功绩。明宪宗听了非常称心，诏许重开西厂，并且这一次派出锦衣千户吴绶为镇抚使，兵力更比百户韦瑛的时代强了数倍不止。更可怕的是，现在东厂也知道西厂的能量了，不再硬性对抗，而是选择了合作。不久，东厂诬告项忠有不法行径，汪直又指示亲信言官揭发项忠有违法行为，甚至牵连了太监黄赐、兴宁伯李震、彰武伯杨信等显贵。宪宗命锦衣卫会同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审，大家都知道这是汪直的意思，不敢违背，最终将项忠革职为民。继而汪直的党羽火力全开，猛攻当时和项忠一起上奏解散西厂的公卿，不久刑部尚书董方、兵部尚书薛远、左都御史李宾、兵部侍郎滕昭、程万里等数十名二三品大员均被罢免。最令人泄气的是，最终，文官系统的一把手——首席辅政大学士商辂也宣布引咎辞职，彻底向汪公公认输。
厉害呀！当年石亨将都察院全灭，也只涉及都察院一个部门，左右都御史两位二品公卿。现在汪直这一下灭了六部九卿的数十位公卿，甚至连首相都扳倒了，简直要让石亨都刮目相看呀！
成化十五年（1479年），汪直巡视辽东边关，一路上御史、主事级别的官员（六、七品）全都“迎拜马首，箠挞守令”（迎着汪直马来的方向跪拜，垂手站立在一边等候命令），挂侍郎、副都御史衔（正三品）巡抚边关的大臣则背着箭袋迎接，铺张百里。这其中，尤以其亲信陈钺侍奉最殷勤，连汪直左右的小太监都接到了重金贿赂，汪直觉得很有面子，非常高兴。途中，河南巡抚秦纮密奏汪直巡边扰民，明宪宗置之不理。兵部侍郎、辽东巡抚马文升接待汪直稍微怠慢了点，汪直便构陷其罪，将其流放至重庆卫充军。
一名进士出身的侍郎、巡抚，而且战功卓著，汪直一句话就将其流放充军，这已经不仅仅是让石亨刮目相看了。秦桧诬杀岳飞也得策划一套方案，编个莫须有的罪名，哪有汪公公一句话这么爽快。至此，汪直的权势达到顶峰，甚至堪称集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的权力于一身的大权臣。
那他到底有没有作出一些功绩来呢？客观地说还是有。宪宗一朝宫妃、太监、僧道奸佞四起，政治、经济、文化表现均不佳，堪称相当差劲的一朝，少有的亮点便是辽东、河套的战绩尚可，尤以汪直、王越力主的搜剿河套战略颇具战略眼光。河套地区即黄河“几”字型区域，约在今宁夏、内蒙古西部，水草丰美，有“塞上江南”的美誉。此地本是汉地，但宋明以来地球进入小冰河期，该地粮食产量下降，汉民逐渐迁离，久之成为游牧民族放牧的乐园，尤以瓦剌哈喇辉特部为首，已将此地当做故居。土木堡之变后，明廷的北方防御体系大幅收缩，几乎将河套地区拱手让出。然而河套地处宣府、大同的正西方向，在长城中段的内侧，蒙古铁骑可“一跃而至京师”，其实非常危险。汪直、王越力主搜剿河套，取得了不俗战绩，王越甚至因军功封威宁伯，成为明朝历史上仅有的三位文官因军功封爵（另两位是靖远伯王骥、新建伯王守仁），可见战功卓著。而且多年之后，河套还是渐渐丢失，世宗朝著名军事家曾铣撰写了著名的《复套议》，力陈收复河套的重大战略意义，朝廷又花了更大的成本，艰难地部分收复了河套。可见当时人们攻击汪直、王越提出搜剿河套是贪功费帑并不客观，他们其实很有战略眼光。
不过日中则昃，月满则亏，汪直的权势、功绩达到顶峰，很快就面临下坡路了。而他的对手整治他的方法和前人整治石亨、徐有贞、曹吉祥如出一辙。
汪直身为御马监太监，经常要外出监军，而他和司礼监的矛盾达到了历朝顶峰，他人一走，皇帝身边的太监就趁机说他坏话，这是佞幸之辈最常用的战术。有一个叫阿丑的小太监善演话剧，有一次给明宪宗表演，演一个发酒疯的人。配角在旁说：“御驾来了！”阿丑依然故我。配角说：“汪太监来了！”阿丑慌忙回避，还说：“现在的人只知道汪太监（而不知皇帝）。”然后阿丑又扮作汪直，操两把大钺雄赳赳地冲到皇帝面前。配角问这又是什么意思？阿丑说：“我带兵，就靠这两钺。”配角问：“哪两钺？”阿丑答：“王越、陈钺！”明英宗哑然失笑，若有所悟。东厂厂主尚铭与汪直结仇，于是密令小太监偷听皇帝与汪直的密语，然后泄露出去，其中包括他们谈论王越的一些不法行径。公众知道皇帝密议大臣不法行径，却不公开，这让明宪宗丢尽了脸，非常生气，从此开始疏远汪直。
以前这招是太监用来整文官的，现在已经引入到司礼监和御马监的内斗，可见太监内斗已经相当激烈。
明宪宗成化十八年（1482年），大家觉得时机成熟，开始向汪直发起致命一击。大批给事中、御史上疏称西厂苛扰，要求停办，首相万安代表内阁表示坚决支持。明宪宗听多了西厂的坏话，有点动摇。当时汪直正在大同监军，大同巡抚郭镗适时上疏称汪直与大同总兵许宁不和，不宜再在此地监军。于是明宪宗在撤销西厂同时，将汪直调往南京御马监赋闲，汪直瞬间从权力顶峰跌落成一个冷宫太监。
汪直前往南京的路上风光不再，一路的官员不再像以往那样一路逢迎，而是根本连见都不见。汪直非常失落，有一日夜宿曲阳（今河北保定曲阳县），巧遇知定州裴泰，于是裴泰请他吃了点东西。贴了一路冷屁股的汪直非常高兴，这下终于遇到真心朋友了！当年汪直有一次路过定州，裴泰侍奉得非常殷勤，汪直还专门记下了他的名字，以待日后超擢，看来这人是真记情。汪直说：“你也不用太麻烦，明天备好车马送我启程就行。”裴泰喏喏唯是，答应下来。第二天一大早，裴泰扬长而去。汪直望着裴大人的背影，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潸然泪下。不久，他的党羽王越、戴缙、吴绶、韦瑛等纷纷遭到贬斥。不过汪直本人并未受到更多惩处，只是退出了历史舞台，多年后不为人知地死于南京。
汪直受宠十余年，尤以提督西厂的五年最为炙手可热。他在宪宗朝这个贪腐横行并以太监为主力的时代，竟然没有特别出格的贪腐行径，似乎真的不贪钱，只揽权。然而客观地说，汪直这人还是相当骄奢淫逸的一个人，这从他对排场的要求可见一斑。他没有著名的贪腐行为，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还年轻，在功业上的追求暂时盖过了对金钱的追求；另一方面则是他最终得了善终，没有彻查他的问题而已。汪直一度权焰炙天，他身边围绕这样一个庞大的势力团伙，还有大量外围的贪官努力想挤进他的核心团队，汪直不靠利益又是靠什么来拉拢他们呢？所以他本人贪不贪并不是最重要的，重点是他打造的这个团队，贪欲之重，更甚前辈。
汪直被视为司礼监和御马监权力斗争的一个标志性人物，而两监斗争的一个题眼便是争夺镇守太监的肥缺。明代第一位镇守太监正是著名的内官监太监郑和（也有考据认为是稍晚的王景弘或王贵通），在宣宗朝初期出任南京守备太监。但后来内官监权势衰颓，司礼监崛起，逐渐将这个肥缺揽入怀中。大致便是在汪直擅权期间，御马监急起直追，与司礼监分庭抗礼，很多镇守太监都由御马监派出。甚至在不短的时间内，除南京守备太监外，十三地镇守太监悉数落入御马监盘中。汪直为他御马监的小弟们争取到这么多镇守太监的肥缺，首要目的是换取他们的忠心，但他们出镇就不贪吗？所以说汪直打造的这个贪腐体系，其实根本不亚于梁芳等人。
4.4 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
可能有人忍不住要问，宪宗朝宫斗如此剧烈，真正掌握政权的朝廷命官们呢？
答案非常令人泄气——他们全部做了缩头乌龟。
是的，一群没文化的宫女、太监操持权柄，斗得不亦乐乎，而饱读孔孟诗书，身负先贤圣训的这个群体，却全部做了缩头乌龟。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令天下苍生寒心的局面。
宪宗朝的文官也不是完全没有抗争，每次宫女、宦官乱政之时，总还是有那么几位大人正义凛然地站出来，不过他们很快就会被斗倒。所以文官们最初还斗一斗，渐渐就老实了。客观地说，这一朝文官们的表现比一些真正的犬儒时代还是要好得多，但就宋明六百年的政治传统相对而言，宪宗朝就算是最差的一朝了。这个时代被贴上了一个“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标签，来形容本应作为国家栋梁的宰相、尚书，却都如纸糊泥塑一般，眼睁睁看着宫女、太监们祸害天下，却没有半点屁用。
这九位大人分别是：内阁大学士万安、刘珝、刘吉，吏部尚书尹旻、户部尚书殷谦、礼部尚书周洪谟、兵部尚书张鹏、刑部尚书张蓥、工部尚书刘昭。
万安作为这个团体的带头人，早在登仕之初便确定了结交内宫的策略。万安早在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便中进士，有一位同事叫李泰，是宦官李永昌的侄子。李泰比万安小几个月，但万安以兄长事之，李泰非常高兴，每次推官都力推万安，并且通过李永昌的关系结交上了万贵妃。因为同姓，万安又自称是万贵妃的侄子，这让没有亲人的万贵妃也感到有几分心暖。从此，万安对宫中的动向掌握得一清二楚。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年），万安以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开启了他十八年宰相生涯。
当时首相是彭时，次相是商辂，都还算是名臣，万安入阁后一言不发，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成化七年（1471年），天生异象，彗星犯太微，这种时候朝廷一般会趁机指出是天庭对人间的时政不满，君臣有什么过失，也是一个大家提意见的机会，是古代的一种舆论制度。当时不少人说过失就是君臣间隔，都被宫女、太监弄权，文官被晾在一边了。明宪宗召内阁评议，万安表示他不想去，彭时、商辂力求，他才勉强跟着一起去。结果去了万安又不说话，有个司礼监宦官看不下去，提醒他说两句。万安说：“第一次见皇上，不是很熟，别让我多嘴，他日再说。”结果他再也没跟皇上熟过，每次来都说这句。后来总算有一次万安主动说话了！当时彭时、商辂正与皇帝议事，都已经忘了他也在旁边。彭时说到有御史奏请削减京官俸禄，但这事儿不太好啦，皇上就别减了。明宪宗刚点了点头，万安突然跳出来，顿首高呼一声“万岁！”这是大臣觐见皇帝后告退的礼仪，相当于普通人拱手说一声“告辞”。彭时、商辂相视一眼，也只好叩头高呼万岁，三人一起告退。其实当时事情还没谈完，万阁老这声“万岁”不知是因为保住了薪水高兴得跳出来喊了一声“万岁”，还是真的告退，无论如何，这是一种相当不礼貌的行为。但万安发现这招很好使，于是经常在内阁问对时，先一言不发，想中断议事时就跳出喊一声“万岁”，大家也只好跟他一起告退，后来人们便笑称他为“万岁阁老”。久之明宪宗觉得简直没什么意思，也就不再召内阁问对，皇帝和文官之间的隔阂更深。其他人都知道是万安造成的这种局面，但也拿他没办法。
其实万安还有一个很不雅的外号——“洗屌相公”，这是据说万安曾向明宪宗进献春药以邀宠。此事本是他和明宪宗之间的隐私，不过不小心让太子知道了。后来太子继位当了皇帝，故意把此事公开说出来，一时引为笑谈。万安好歹是个读书人，一张老脸挂不住，最终灰溜溜地辞职退休。
万安一共当了18年内阁大学士，其中10年为首相。除了几个笑话，基本没干过正事儿，说起来只有成化十八年（1482年）罢西厂一事，万安还算出了点力。不过这可能是万安和司礼监关系很铁，所以帮忙参与了一下司礼监和御马监的内斗，他也正是在这一年正名为华盖殿大学士（严格意义上的首相），之前已经以谨身殿大学士（严格意义上的次相）代理首相四年了。所以这些人干事情，很难说没有目的。
纸糊三阁老的第二位刘珝，其实他被列入这个名单有点冤枉，因为他还算是个不错的文官，只是时局弄人，很无奈地被划入了这个小丑行列。
刘珝和万安同为正统十三年戊辰科进士，而且同考取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又都通过了散馆考试，授予翰林编修（正七品）。但两人性格差异很大，万安阴鸷，而刘珝疏阔。刘珝作为翰林侍读学士时，担当经筵讲师，“反覆开导，词气侃侃，闻者为悚。”大学士刘定之盛赞刘珝为讲官第一。成化十一年（1475年），首相彭时去世，刘珝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排在他前面的是商辂和万安，后面则是刘吉。
刘珝其实比较符合传统士大夫的形象，入阁前后都多次直言进谏，得势的贪官梁芳、僧继晓、李孜省甚至王越都遭到过他的猛攻，还曾痛斥万安枉为宰相，负国无耻！但在一个全面腐化的背景下，他这种人反而容易陷入四面楚歌。这种人往往也很缺乏斗争经验。成化十三年（1477年）西厂初建时，商辂便率当时的内阁联合进谏，请罢西厂，刘珝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而且商辂在向皇帝慷慨陈词时，另两位阁臣万安、刘吉默不作声，刘珝却在一旁慷慨泣下，可见还是很有血气的一个人。不过那一次明宪宗勉强同意罢西厂后一个月又重开，大家都遭到汪太监的报复，甚至商辂被排挤辞职，这犹如漫天冰霜浇在一腔热血之上，对刘珝打击极大，从此也不再直言进谏了。默默混了五年后，万安突然敏锐地察觉到汪直已失宠，于是邀刘珝一同奏请裁撤西厂。刘珝受过一次打击，哪里还肯再干这种傻事，坚决不同意。万安只好独名上奏，明宪宗接到奏章还很惊讶刘珝不是那么正直吗，这次怎么不出头了？万安眼珠一转，干脆说刘珝和汪直其实有勾结，明宪宗对刘珝的印象一落千丈。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刘珝之子刘镃召妓狎饮（注意，当时嫖妓是合法的，只是不太雅），万安指示一个戏子赵宾作了一个三级片《刘公子曲》，非常污秽，另一头又指示教坊院（主管音乐的部门）奏称出了这么个大毒草。明宪宗大怒，手书一封切责刘珝，遣太监送给万安、刘吉两位阁臣先过目。万安、刘吉一见此信，假装大惊，还拼命为刘珝求情。一回头他们就去告诉刘珝：“你完蛋了，皇上已经决心罢免你了，不信你看这封信。你不如明天一早就主动请辞，免得被开除多丢脸。”其实明朝任免阁臣有一套很严格的程序，绝非皇帝说开就能开，明宪宗也只是向另两位阁臣表达一下对刘珝的气愤，还远远没到要罢免他的地步。但万安、刘吉拼命请求皇帝不要罢免刘珝，其实恰是在引导他动罢免这个念头。而且刘珝也确实经历了很多波折，已成惊弓之鸟，被万安、刘吉一吓，第二天真的请辞而去。
所以说，稍微清正点的人一旦入了这种大贪腐的背景环境，总是踩不准节奏，容易被贪官奸臣玩弄于股掌，被吓怕了更是心灰意冷，无所作为。不过刘珝好好的一个读书人，最终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纸糊阁老”的恶名，着实有几分冤。
非常巧的是，纸糊三阁老的第三位刘吉，也是正统十三年庶吉士，十六年授翰林编修，三个人其实都是同学，刘吉还和刘珝在成化十一年同年入阁。不过刘吉一开始就明确了紧跟万安、倾轧刘珝的策略，阴险卑鄙的手段信手拈来。而且刘吉有一大特点——脸皮厚。明代非常流行弹劾，像刘吉这种人每天都能收到雪片似的弹章，但他毫不在意。你骂你的，我升我的官。于是人赠外号“刘棉花”，意思是弹棉花，这人像棉花一样，就是拿给你们弹的，越弹我还越顺了。
须知宋明的政治斗争很文明，文官之间的斗争一般不见血，就是互相弹劾，揭露对方的过失。宋明文官一律由科举进，都是饱读诗书的儒士，视名节重于性命，更遑论官位了，如果攻击到了痛处，很容易请辞而去，所以这种斗争方式就成了常规。但像刘棉花这样的庶吉士居然脸皮厚得突破了常规，也实属罕见。从另一个角度看，刘棉花受了这么多弹劾，赖着不滚也就算了，居然还能连续高升，可见整个大环境都已败坏。
但令人意外的是，随着改朝换代，刘吉居然发生了良性转折。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明宪宗驾崩，太子朱祐樘继位，史称明孝宗，改明年为弘治元年。明孝宗和汉文帝（刘恒）、宋仁宗（赵祯）一道被誉为中华帝国三大圣君，他一扫宪宗朝的黑暗弊政，大肆清理前朝佞幸，任用贤能，朝政为之一清，史称“弘治中兴”。明孝宗登基第一件事就是公布“洗屌相公”的丑事，让首辅万安灰溜溜滚蛋。继而万安的党羽彭华、尹直均被罢免，内阁只剩下刘吉一人。不久，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徐溥、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刘健递补入阁，位列刘吉之后。徐溥、刘健都是著名贤臣，“弘治中兴”的缔造者。刘吉何其敏锐，他立即知道风向变了，居然在一夜之间变了一个人。
刘吉知道徐溥、刘健正直，只要他们直言进谏，刘吉都去跟着署个名。如果反响不错，刘吉便大肆吹嘘是他的建言，由此不断积累美名。弘治二年（1489年）春旱，明孝宗让儒臣撰写词章祈雨，刘吉居然义正辞严：“这不是李孜省这些妖人的老把戏吗？他们观察到月宿在毕，即将下雨时就奏请祈祷，应验了就邀宠。这个幸门一开，妖人们争相建言祈祷，邀宠召祸，就是这么来的！陛下让我写这祝文，我不敢奉诏！”明孝宗见他这么正直，于是作罢。后来，刘吉不但自己拒收礼品，一旦知道皇帝收了什么礼物，都要上疏请皇帝不要收，弄得明孝宗退了很多次礼。甚至国外的贡品刘吉也说不能收，吐鲁番（今属新疆）进贡了一只狮子，孝宗非常喜欢，令内阁颁赦嘉奖使者，并让宦官送去。刘吉又义正辞严：“他是朝贡国，送就送嘛，不需要这么优宠！”硬是不颁这道赦令，明孝宗也只好作罢。见皇帝服软，刘吉还来劲了，写了一篇宏论，论述养一只狮子要花多少多少钱，这是奢靡，要解决也很简单，把它饿死不就行了！刘吉还不断劝谏明孝宗减少宴请和游乐，还说：“如果有大臣援引宪宗朝典故想开宴乐，陛下要立即援引太祖太宗的典故斥退！”这既表明了他清正勤俭的品质，又和奢靡腐败的宪宗朝划清了界限。
其实刘棉花不是不怕弹，而是他富有应对弹劾的技巧。有些揭露他本质的弹劾他就坚决镇压，不惜屡兴大狱，而对于那些不痛不痒的弹劾，他就大展棉花本色，让你弹个够。对于气量狭小的人（比如明宪宗）他就阿谀谄媚，而对于气量宏大的人（比如明孝宗）他就义正辞严。这样既没被揭露本质，又体现了宽宏豁达、清正刚直的真儒风采。凭着这些技巧，刘吉很快重塑了他一代铮臣的形象，以谨身殿大学士代理首相四年后，于弘治四年（1491年）晋升为少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不过加衔、本官、差遣都到了极致后，刘吉似乎有点松劲，何况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大家还是渐渐想起了他当年的种种恶行。第二年，明孝宗将刘吉劝退。
至此，“纸糊三阁老”终于全部退场，其实这三人很有代表性，《明史》称“安贪狡，吉阴刻，珝稍优。”万安是真正的奸臣，一开始就明确了紧跟万贵妃和诸阉的路线。刘珝本来是还不错的清官，但战斗意志不强，遭受打击后有点自暴自弃，成了随大流的混子，这也是大环境埋没人才的无奈。最有意思的是刘吉这个狡猾的墙头草，贪官奸臣得势时，他卖力地整人，一旦发现风头变了，摇身一变又成了一代能臣。其实他们也代表了当时官场上大多数人的状态，极端的忠臣和贪官毕竟都是少数，大部分人所表现出来的品性是可以随着环境而改变的。
至于“泥塑六尚书”就不一一详细介绍了。一则公卿毕竟没有宰相重要，内阁有“洗屌相公”“棉花阁老”卖力表演，他们又能怎样呢？二则其实他们好像也算不得大奸大恶，像刘珝那种随大流的混子居多。不过六尚书中唯有一位值得一提，便是兵部尚书张鹏。这个张鹏并非别人，正是前文所说，明英宗天顺元年配合杨瑄召十三道掌道御史联名弹劾石亨、曹吉祥时的那位掌道御史张鹏。
张鹏任兵部尚书的时间其实也不长，从成化十八年（1482年）三月至二十一年（1485年）闰四月退休，前后三年而已，便被很不幸地扫进了“泥塑六尚书”这个笑柄组合。张鹏是景泰二年（1451年）辛未科进士，初为御史，颇为正直，第一封上疏便是劝诫皇帝不要收礼，并说：“用利益事奉君主，应该是臣子的大忌。每逢节庆，臣子们进奉那么多财物，若非贪污受贿，哪来这么多余财？而且天下都是皇上的，要这些钱干什么呢？建议把这些都停掉，以塞奔走谄媚之途。”景泰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张鹏一时声名鹊起。
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杨瑄召集御史联名弹劾石亨、曹吉祥，张鹏时任都察院掌道御史，顿时热血沸腾，召集了全部十三道掌道御史联名出劾。结果御史们一败涂地，被石亨全灭。杨瑄、张鹏遭罪最惨，最初被判死刑，后改流放辽东充军。直到明宪宗登基，众臣纷纷举荐英雄复官，并很快越级提拔为福建按察使，张鹏才咸鱼翻身。监察御史是正七品，按察使是正三品，这么多年苦还是没白受。不过很显然，经历了这么大的挫折，张鹏的心理素质变化很大。《明史》称张鹏“初为御史，刚直尚气节，有盛名。后扬历中外，惟事安静。阁臣万安、刘吉辈专营私，鹏循职而已，不能有所匡救。”
好一个“惟事安静”，就是因为这四个字，曾经的热血青年张鹏也被划入了“泥塑六尚书”的行列。表面上看当兵部尚书后张鹏也还建言不少，有一次汪直镇守大同时怀疑蒙古将大举入侵，向京师请发援兵，张鹏力谏不可，敢于正面驳斥汪直的意见。但事实上他的建言仅限于军事专业领域，在谏言得失方面便噤若寒蝉了，御史本色磨灭殆尽。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张鹏又遇到了比当年更大的阵仗——首相商辂召内阁九卿六科十三道联合弹劾明宪宗滥授传奉官，身为兵部尚书，张鹏只好跟随。不过这一次他韬光养晦，只以九卿之一凑了个角色，并没有像上次那样跳到最前。但是既然身居高位，就应该肩负重责，身为一介儒生，孔孟先师的圣贤教诲不知张鹏还记得几分？明宪宗见反对意见这么强烈，也只好同意清理传奉官，让吏部清理传奉文职，兵部清理传奉武职，分别清出五百余名和八百余名。然而在最终确定清退名单时，张鹏却畏缩了，他知道这些都是某些当权太监的爪牙，不敢得罪。最终，朝廷清退了五百余名传奉文职，八百余名传奉武职却全都留任。
内阁九卿六科十三道联名出劾，如此气势恢弘的大战役，推进到最后一步居然搞成了烂尾工程？官员们的气愤可想而知，这次大家都将恨意积往了临阵退缩的张鹏。不久又有一位奸民章瑾通过进献珍宝，让太监说服明宪宗授其为锦衣卫镇抚使（从四品武职），让兵部拟诏。本来这不合规制，内阁驳回了兵部的这道奏疏。但张鹏知道章瑾已经获得了明宪宗许可，于是不顾各方阻力大力举荐。这下张鹏彻底引爆众怒，大家确定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力敌石亨、曹吉祥的刚直御史了，弹章如暴雨般砸向他的头上，张鹏狼狈辞官回家。
说实话，张鹏的人生有那么几分悲凉，但他这种人生态度的转变其实也容易理解。一来张鹏被石亨那一次整怕了，宪宗朝又不断出现宦官佞幸打击朝臣的情况，更是令他心悸不已；二来也不得不说恐怕是对朝廷的心冷，周太后、明宪宗你们既然能公然漠视礼法，又凭什么要求儒臣始终保持一颗向圣之心呢？张鹏可以说是丧失了理想信念，从胸怀天下的正气大侠堕落为卑猥犬儒的典型。张鹏这种经历又岂非大多数人的共同写照？出淤泥而不染其实也是有条件的，淤泥太强大时，谁还想守身如玉地破出淤泥，那就只能被淤泥淹没。在那个泥沙俱下的时代，能活下来的，只能是和光同尘的剩余物。而像张鹏这样曾经刚直的人，受到打击后心态发生逆转，其前后的对比更加令人不忍直视。
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这恶名当然也不是冤枉他们，但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人品问题，更多是那个时代的悲哀。或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在一个好时代，哪怕就晚生二十年，生在“弘治中兴”之中，就能成为万千直臣中的一员，以直臣能吏之名留于青史。比如泥塑六尚书中的礼部尚书周洪谟，其实是明中叶一位杰出的学术大家，他在弥留之际还在病榻之上写就了著名的《安中国定四夷十事》，可见是心忧庙堂的，但他在宪宗朝却断无施展的空间，只能与另外八位互相作陪，无奈地看着各自的名字被记入纸糊泥塑这个可笑的行列。
4.5 动摇国本的唐伯虎作弊案
孝宗一朝堪称众正盈朝，连刘棉花都转型做了清官，不愧为三大圣君之一缔造的伟大中兴，但仍然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大案。此案之重，不在金额巨大，也不在案犯身份，而在于此案直接攻击了隋唐以来中华帝国上千年的政治根基，这便是弘治十二年（1499年）己末科会试舞弊案。
此案其中一位案主非常有名——唐寅，字伯虎，明代最著名的画家、诗人。即便没有牵涉进这场大案，唐寅在诗文和书画方面的成就已经足以名垂青史。唐寅因诗文与祝允明（祝枝山）、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大才子”——所谓“吴中”即后世所称江南，又在绘画上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并称为“吴门四家”，又称“明四家”，在这方面是徐有贞的徒孙。诗、书、画中唐寅的画作成就最高，大量著作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2013年6月3日，一幅唐寅的32×124cm横轴画卷《松崖别业图》以2400万元起拍，经过120轮竞价，终以7130万元成交，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唐寅在人类艺术史上的不朽地位。同时唐寅的诗文也以超然隐逸著称，他的这种风格很容易被戏曲小说作家盯上，后来被打造成了一代风流才子的典范。但事实上唐寅30岁被牵涉进这个世纪大案后，众叛亲离，之后以卖文鬻画苟且偷生，晚年又被牵涉进宁王（朱宸濠）叛乱，极痛一生，与民间流行的文艺形象相去甚远。
唐寅作弊案在当时便有很多疑点，到底是不是冤案至今颇有争议。
唐寅有一位好朋友名叫徐经，其实是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的高祖。二人同为应天府举人，于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结伴进京参加会试。明代的科举体系已经非常成熟，普通人先参加县试，合格者成为童生，便有资格参加州府一级的院试，合格者成为生员（俗称秀才）。生员有资格参加布政司的乡试，合格者成为贡生（俗称举人），北直隶和南直隶的乡试称顺天府乡试和应天府乡试。举人们可直接在地方政府做官，也可以参加每三年一次朝廷在北京举办的会试，从约4500名举人中考出约300名贡士或称中式进士。中式进士再进行一场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确定一个排名，即为进士。殿试是等额录取，只是排位赛而非淘汰赛，所以中式进士其实已经锁定进士资格。乡试第一名俗称解元，会试第一名俗称会元，殿试第一名俗称状元，连续三场都考第一便是所谓“连中三元”。明朝276年88届科举中共有两位奇才取得如此成就，其中一位便是宪宗朝前期首相商辂。一般来说，这一连串的考试中以会试最为重要，毕竟会试过关，便锁定了一个进士名额。
当时30岁的唐寅和27岁的徐经都非常涓狂，尤其是唐寅，他作为应届应天府解元，而应天府是科考大省，明代24814名进士中，有4146名来自应天府，比例高达16.7%，高居第一。88名状元中有23名出自应天，同样高居第一。所以应天府的解元考取进士似乎不算很难。事实上明代88名应天府解元中就有62名考取进士，70.5%的比例仅略逊于浙江的70.8%。像唐寅这种人在应天府解元中都被视为不世出的奇才，进京赶考前就已经小有名气。到了北京，唐寅和徐经更加高调。徐经家很有钱，进京赶考居然带了一大帮仆人和娼妓，并且四处拜访权贵，挥金如土，“驰骋于都市中，都人瞩目。”
若只是高调游玩也就罢了，唐寅和徐经在京师找人辅导也异常高调。科举这么重要的考试，到处上辅导班本是人之常情，最抢手的辅导老师当然是有经验的出题考官。礼部右侍郎程敏政是南直隶徽州（今安徽黄山）人士，与徐经家是世交，曾多次出任考官，徐经带唐寅去拜会他。他也早闻唐寅大名，非常欣赏，悉心指导了一番，还为唐寅的诗集题字。不久朝廷公布考官，程敏政正是本届会试主考。唐寅、徐经更加得意，到处说我们对主考官非常了解，他出题必不出什么什么范围。
程敏政本人也是个大才子，19岁中顺天府乡试第一名，23岁中殿试第一甲第二名（俗称榜眼），主持修撰了《宪宗实录》《资治通鉴纲目》《明会典》等大部头。程敏政出题时也忍不住卖弄一下才情，出了一道严重超纲的题。此题基于元初思想家刘因的一篇《退斋记》，此文实为影射抨击另一位思想家许衡与其相左的哲学观点，题目要求分析影射的实质和背景，再就他们分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元初，其实是南宋中后期。明朝奉宋为正统，元朝尚属外国，而且元朝的思想文化确实也不算发达，所以明人极少有研习元朝思想的。程敏政出这么一道题，相当于高考出一道题让你分析菲律宾某位议员的某次国情咨文实际上是在暗讽另一位议员提高米沙鄢群岛煤炭产量的政策导致Visayas烟草品质下降的事实，然后再就如何平衡煤炭产量和烟草品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程敏政出了这道题后非常得意，到处说今年这道题绝对没人答得上来。
结果在阅卷场，程敏政却阅到了两份考卷，不但知道这位菲律宾议员是在暗讽谁，米沙鄢群岛在哪儿，还深入浅出地分析了煤炭开采和烟草品质之间的必然联系，观点新颖独到，辞章大气优雅，完全是状元风采。程敏政兴奋地跳起来说：“这两份试卷太精彩了，我看只有唐寅、徐经两位天才小霸王方有如此才华！”阅卷场的考官无不面面相觑。而程敏政出题这么刁钻，让很多考生垂头丧气，唯独唐寅、徐经二人依然兴高采烈，公开宣称此次必中进士，唐寅甚至宣称能中状元，同科考生无不惊骇。
这确实太可疑了，阅卷尚未结束，户科给事中华昶便急不可耐地弹劾了程敏政，怀疑他卖了题给唐寅、徐经。明孝宗震怒，下令紧急中止程敏政的阅卷资格，严查此事。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亲率专案组复查程敏政所阅试卷，同时法司将程敏政、唐寅、徐经逮入大理寺狱隔离审讯。程敏政坚持不承认卖了题，说自己出题自然是平时所想所论，这次只是被研究自己的高手“打题”打中了而已。徐经则非常害怕，因为他确实给程敏政送过钱，但未必是针对这次会试，只是富贵人家的寻常礼仪。后来徐经熬不住拷打，供认用一块黄金买通了程敏政的书童窃取了这次的会试题。唐寅的问题则最麻烦，他承认在考前确实用一枚金币买了程敏政一篇文章，不过这是拿来送给去年主持应天府乡试的主考官吏部右侍郎梁储。这本是文人之间的一种小游戏，用以表示送人的文章不是不值钱，但在此刻就有点说不清楚了。所以，初审的结果是三人都算是承认了受贿卖题的事实。
然而尴尬出现了，李东阳率人复查了程敏政所阅全部试卷，唐寅、徐经并不在其中。也就是说，程敏政在考场上大肆张扬的那两份试卷其实并不是唐寅、徐经的。
徐经得知立即翻供，称之前供状系屈打成招，程敏政也要求和华昶当廷辩论。华昶还真的就带了一大帮给事中兄弟来助拳，刑部尚书白昂、左都御史闵圭召集六科都给事中集体出席，监察御史王恩、王鼎亦在列。结果华昶等人连连语塞，显然是急于弹劾，根本连事情都没搞清楚。这时东厂也跳出来凑热闹，说这些御史、言官都是华昶的近僚，当然帮着他说话，甚至当着皇上的面说谎，是为欺君重罪。此时又有传闻称卖题之说纯系子虚乌有，是有人谋取程敏政的官职，指使华昶构陷敏政。明孝宗大怒，将华昶等一干御史、言官也下狱调查，最后辩论最急的工科都给事中林廷玉等被判贬官处理，其余大多被流放，白昂、闵圭也表示认罪，罚俸二月。
但除了石亨，谁能把御史、言官扫净？给事中尚衡、监察御史王绥不依不挠地提出上诉，要求释放华昶，重处程敏政。于是审讯又持续了两个多月，李东阳的专案组共清理出十三份可疑试卷，疑似事先得了题，但又并非都是程敏政所阅。程敏政更加不服，要求召集同科考官全部当面对质。本来都御史闵圭都已经同意，但此时徐经熬不住拷打，已经供认行贿买题事实。于是明孝宗下达了裁决，判处程敏政不避嫌疑，有辱斯文，勒令提前退休；华昶奏事不实，杖责后贬为南京太仆寺主簿；唐寅、徐经行贿买题，破坏科考，削除举人功名，终生禁考，罚款后再罚做小吏赎罪。
程敏政出狱四天后就毒火攻心，疽发身亡。徐经顺从地前往浙江周王府充作小吏，希望有朝一日新帝登基，能够赦免前罪，再次参加科举，但至死未能如愿。唐寅则耻于为吏，从此开始了一段放浪形骸的生活，云游四海，卖文鬻画为生，后来生了重病，无奈回苏州老家就医，病中他的妻子、亲弟弟都跟他分家。所以有些文艺作品写唐伯虎有八个老婆，而且他一个都不喜欢，简直就是搞反了关系。更不幸的是，唐寅遇上了宁王朱宸濠叛乱。宁王早已有不臣之心，广纳贤才，想将唐寅招至帐下。唐寅不从，便遭宁王打击报复。后来宁王被镇压，唐寅却有宁王逆党的嫌疑，又遭朝廷反复调查，最终在四面楚歌中痛苦地死去，享年54岁。后世关于唐伯虎的戏曲文艺作品均将其塑造成风流才子，内心的苦楚只有他自己知道。
其实弘治十二年己末科群英荟萃，堪称黄金一代。最终会元被广东考生伦文叙夺得，紧接着他又在殿试夺魁，连中两元，成为著名的“广府状元”，颇受岭南文化推崇，有大量关于他的戏曲文艺作品传世。会试第二名更是一位超级巨人——浙江考生王守仁，号阳明先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王阳明——宋明理学的一代宗师，堪与孔孟程朱比肩的历史级巨人。王守仁也是年少成名，22岁第一次参加会试，不中。主考官是时任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讲学士李东阳，他对王守仁说：“你这次虽不中，但下次必中状元！不如现在就写一篇《状元赋》？”。王守仁提笔挥就，在场的考官无不惊讶他的才华。结果第二次参加会试，王守仁依然落榜。直到第三次28岁时，王守仁才考中会试第二名，并在殿试中考取第二甲第六名。殿试按成绩分三个级别，第一甲取前三名，即俗称的状元、榜眼、探花，亦称“三鼎甲”，直接入翰林院供职；第二甲取第四名起的百余人，一般授正七品京官；其余为第三甲，一般授正七品知县，之后可升任州、府、都布按三司等地方长官。事实上，二三甲进士实习半年后还要参加一个馆选考试，选出十余名优秀者称庶吉士，在翰林院再攻读三年，期满参加散馆考试，合格者亦可留翰林院工作。明代163名内阁宰相中有87名为庶吉士出身，堪称政坛中坚。弘治十二年乙未科本来群英荟萃，但就是因为出了唐伯虎一案，被中断了一届庶吉士考选，否则这一届进士中出的人才或许更多，这也是犯罪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巨大负能量。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成熟的科举考试竞争何其激烈，连王阳明也不敢说自己稳拿状元，甚至会试都是三次才过关。我真的很难理解，唐伯虎到底是哪来的自信认为自己能稳赢王阳明这个量级的对手？难道他手中有真题？
当然，关于这个案子，至今众说纷纭，多数人倾向于认为唐伯虎是被冤枉的。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唐寅一点都不冤，甚至处分得太轻太轻，只因当时的人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个案子的深刻影响。
科举制度是隋唐以来中华帝国最根本的政治传统，也是维系庞大中华帝国稳定传承的制度基础。唐宋以来，世族门阀逐渐消亡，中国社会成为一个扁平化的公民社会，但庞大的中华帝国必须拥有一套高效的管理体系，需要大量饱学之士来填充庞大的官僚队伍，科举就是一个选拔官僚的造血机制。这个机制还对抑制门阀的形成非常有利，因为有了严格的科举，谁也不能任意提拔“自己人”抢占关键位置，构筑私权体系，所以皇帝非常乐于用科举来防范门阀世族，确保皇位不受威胁。这样一个根本制度如果遭到破坏，可以说是对中华帝国的政治根基甚至社会形态进行直接攻击。
抑制门阀的同时意味着这项制度暗藏着一个功能——保持社会阶层的充分流动性，哥伦比亚大学的何炳棣（Ping-ti Ho）教授曾做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他收集了明清12226份进士的家庭背景资料，将其中祖上三代均无任何功名或公职的归为A类进士；祖上三代有一人获得过功名或公职的归为B类进士；有两个以上的归为C类进士。其中A类进士无疑是社会的最底层，其比例可以表征社会底层流向上层的畅通性。除明初因进士的父、祖辈尚未恢复科举而显得特别高以外，大部分年份保持在47.5%这个平均值附近，方差很小，显示社会流动性能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上。但明中后期该指标开始出现明显异常。
直到明神宗万历八年（1580年），A类进士的比例都始终稳定在均值附近，但之后却陡降至29.5%和26.5%这样的畸低数值，再不久明朝就灭亡了，我想这其中正蕴含着明朝灭亡的必然机理——最基本的政治基础甚至社会形态都被某些当权者肆无忌惮地舞弊对待，这个王朝的骨骼已经彻底腐朽，再也不能支撑。而比较明代整体47.5%和清代整体19.1%的悬殊，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会出现万马齐喑，走向全面僵化保守的大场面了。这一场灭亡，岂止是亡国，更是亡天下。唐伯虎的这种历史罪责，远非什么石亨、曹吉祥之流的贪官所能比拟。
从唐伯虎一案始，之后很多擅权用事的贪官都不约而同地要做一件事——想方设法绕开选官制度，安插“自己人”进入关键位置，正是在他们的不断攻击下，明朝才逐渐丧失了中华帝国最基本的一个政治根基，走向灭亡。所以说，本节所述的慢性病，较之其余章节，根本不在一个量级，比慢性脱发和慢性肾炎之间的差距还要巨大。这才是唐伯虎诗中所说：“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当然，还有人要为唐伯虎强行辩护，坚称他是冤枉的，以上指责均不成立。对此我想我们也很有必要辨清这么重要的问题，这其中有两个问题尤为重要。
第一，面对这样的历史级大案，我们一定要理性对待。其实当时和后世都对唐寅、徐经作出了大量回护，才使此案显得扑朔迷离。
首先是李东阳的调查报告刻意隐瞒了一些关键信息，对时人形成了一定误导。李东阳首先说唐寅、徐经的卷子其实并不是程敏政所阅，这在当时就激起了程敏政、徐经的翻供，甚至造成了舆论转向。因为当时很多人已经认定程敏政在阅卷场上公开吹嘘的那两份卷子确实是唐寅、徐经的，然而事实一揭开却不是，人们顿时觉得之前的指责是冤枉的。
这里李东阳运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转折性思维误导，让所有人产生了一种冤枉了程敏政他们的感觉。但事实上，程敏政有没有阅唐寅、徐经的卷重要吗？其实不重要啊！他只需要提前把题目告诉他俩就行，别人阅卷一样是高分啊！如果这两份卷子确实是唐寅、徐经的，那可能当时便可坐实他们早已串通，但就算不是也不能反过来说他们就没任何问题呀！李东阳最需要调查清楚的不是那两份试卷是否唐寅、徐经，不是程敏政到底有没有在阅卷上做手脚，而是唐寅、徐经到底有没有答出那道旷世难题，这才是此案的根源——有没有漏题。然而非常令人失望的是，李东阳的报告中没有提及检查唐寅、徐经的试卷结果究竟如何。唐寅、徐经那次会试卷面成绩到底如何，那道题他们到底答出来没有？李东阳没有告诉全天下，而是拿一个并不重要的转折把这个真正最重要的问题给抹了过去。
事实上，还有一个很可怕的问题，李东阳报告有十三份答卷都疑似买了题目，但并非均为程敏政所阅，这也是当时程敏政翻供的一个重要依据。但这恰恰很可怕，这十三份答卷是谁所阅根本不重要，只要答出了那道题就有漏题的重大嫌疑。且先不说史料拒绝明确这十三份试卷是否包含唐寅、徐经这么重要的信息，单就说十三这个巨大的数字也足以触目惊心，这次漏题的规模该得有多大呀？
其次是戏曲野史的着力美化，让后人在感情上倾向于唐伯虎，而不愿承认他干过天大的坏事——恰如明英宗最初在感情上不愿意承认石亨、曹吉祥是坏人一样——我现在说唐伯虎不冤枉，只怕是做着和杨瑄、张鹏一样的事，我相信刚才分析了这么多，很多看官还是会气呼呼地坚决认定唐伯虎是被冤枉的。但恰如前文所说，一旦涉及贪腐，必须理性对待，不能带有对艺术家的感性偏护。更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若论艺术史上的地位，其实唐伯虎比起北宋奸相蔡京还相去甚远。唐伯虎的画作拍卖价最高纪录7130万元，这只能当蔡京书法作品的零头，但我相信不会有人就此忘记蔡京在历史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了吧？这绝非质疑唐伯虎在文艺史上的地位，只是想提醒一句，只要涉贪犯罪，连战神蓝玉、驸马欧阳伦、大科学家徐有贞都会被血淋淋地扔出来，就不要再强行回护一个唐伯虎了吧。
第二，此案也深刻提醒了我们，反腐倡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一定要避嫌。慢性病往往就是在瓜田李下的暧昧之间，深入骨髓，积重难返。前文所说的“洗屌相公”万安在科举上也被《明史》记了个黑账，说他执掌政府二十年，每遇考试，必想办法安插自己的门生为考官，然后很多子孙甥婿等能考中。那万安到底有没有舞弊行为呢？其实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有，但青史一笔，寥寥数句，后人心中自然就有了一笔账，图2中后明末A类进士的比例陡降，恐怕正是与万安这类行为大规模失控脱不了干系。
贪腐的形式有很多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愚蠢行为太罕见了，贪官们会想尽办法隐藏行迹，如果他们稍一隐藏我们就宽宥，那这个世界就永远抓不到贪官了。反腐倡廉和民事刑法不同，不能以法律的标准要求反贪者提供确凿的证据，恰恰相反，是应该要求所有的官员自觉避嫌。一旦有谁作出瓜田李下的行为，本身就应该视为违纪（而不是违法）。所谓避嫌不是指有了贪腐行为就隐藏起来，那叫阴险，而是指可能发生危害公平正义的时候就应该主动回避，尤其是像亲友参加考试、工程投标这类情形。像程敏政年年做考官，手握如此大权就不应该去收唐寅、徐经的礼金，又给他们做辅导。而唐寅和徐经，既然是来赶考，就不应该向可能出任考官的人送钱。
当然，严格的避嫌也可能伤害官员自身的利益。但是“当官不挣钱，挣钱不当官”，既然来当官，被赋予了公共权力，就表示愿意牺牲一部分个人利益，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天然的契约。唐伯虎作弊案之后很多年，神宗朝首相沈一贯的儿子沈泰鸿才华横溢，夺魁呼声很高，但沈一贯为了避嫌，严禁儿子参加考试，甚至动用了在报考手续上作梗的方法，导致父子反目。这就是避嫌，这就是“宰相儿子不考官，考生老子不为相。”既然愿意来承担公权力，就要有这种牺牲私利的决心和觉悟。还有些人避谈私利，假装从公利角度出发，号称处处避嫌会给日常工作带来一些不便，甚至降低工作效率，趁机高喊这是一些老顽固，不开通，一点点小问题都不放任，甚至说是“人为造堵”。但很显然，贪官在“高效率”的工作方式中暗插一些贪腐行为，只怕对效率的损害更大得多吧？效率，绝对不是放松纪律，瓜田李下的借口。
4.6 沉默的转折
宪宗朝是明朝官场风气的一个重要转折期，虽然没有靖难之变、土木堡之变这样的天崩地裂，但对比其前后，慢性病魔的成长依然令人触目惊心，明宪宗甚至明英宗被很多人视为昏君，不无道理。其后的明孝宗被誉为一代圣君，对其父、祖遗留下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而卓有成效的清理。然而客观地说，明孝宗已经足够伟大，但毕竟是不是明太祖，他的治疗更多的是流于表面，并未深入病灶。
史书记载，弘治初年的宦官多守洁，奉诏出镇的如福建邓原、浙江麦秀、河南蓝忠、宣府刘清，都是廉洁爱民。兵部上奏他们的事迹，明孝宗敕令表彰。连宪宗朝最腐败的群体——镇守太监都以廉洁著称，孝宗朝确实令人刮目相看。其实这样看来，宪宗朝的贪腐相对也不严重，也不是没有类似廉名的官员，甚至连汪直都有太监不贪财的名声，但事实上这恰是因为宪宗朝对贪腐放纵，少有人受到重处，大多善终，所以贪腐事迹不显而已。
有些贪官则是发现明孝宗很廉洁，于是有所收敛，行为也更隐蔽。比如孝宗曾宠信一个太监李广，四处强抢民田，贩卖私盐，更可怕的是李广居然拾起了连明宪宗都抛弃的传奉官制度，而且是利用宦官代皇帝批红的权力背着皇帝颁发诏书私授了很多传奉官！这显然是在总体比较清廉的背景下，开了一个幸进之口，追捧他的人如过江之鲫，蜂拥而入，自然少不了重金贿赂。李广得意忘形，修了一座大宅，引玉泉山（皇家园林）水环绕庄园。很多御史反复弹劾李广，明孝宗却一直不信。后来，李广是因为一些封建迷信的原因失宠，惧而自杀。明孝宗派人去抄家，抄到了李广收受贿赂的账本，有很多文武大臣送给李广黄米、白米千百石不等。明孝宗很惊讶：“李广要吃多少饭，收这么多米干什么？”左右告诉他，所谓黄米、白米其实是黑话，指黄金、白银。明孝宗方才省悟李广贪婪至此。
可见，明孝宗虽无愧为一代圣君，也很忌讳贪腐，但敏感性并不高，战斗力比明太祖差远了。更重要的是，时至明代中叶，整个社会对贪腐都已经相当麻木，早已没有明初那种嫉恶如仇的氛围，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就是很好的写照。万安自顾清闲，张鹏明哲保身，刘吉更是首鼠两端。很多人虽然自己不参与重大腐败，但面对贪腐，再也没有于谦、杨瑄那种敢于战斗的精神风貌了。
慢性病要的就是这种和风细雨，“弘治中兴”？三大圣君？没关系，只要不是明太祖那种铁腕冰霜，慢性病魔正好可以稍事休息，消化一下宪宗朝的营养，准备下一轮的野蛮生长。
这种正义的松弛、腐败的复甦也并不仅仅体现在贪廉的斗争中，更蔓延向了整个社会风气。明代中叶，庞大的中华帝国散发出一股无法遮掩的老迈懒惰气息。很多人思索中华民族究竟是在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这个大问题，有一部分答案便将时间节点指向了大明成化年间——这个纸糊泥塑的沉默年代。同是这个年代，宗教改革正在欧洲大陆上如火如荼地展开，哥伦布（1451-1506）、麦哲伦（1480-1521）正带着欧洲人睁眼看世界，丰饶的美洲大陆正在向西方文明展开神秘的面纱。而中国社会却在“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带领下噤若寒蝉，沉默以待。
当然，这么宏大的问题，不可能有这么简单的答案。坦诚地讲，就连我本人也并不认可这就是答案。但至少，有那么多人把这当作答案，我想也必不是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