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坎坷，但并不复杂。
我始终认为，坎坷与复杂并不是一回事。复杂指的是内容，而坎坷则多指过程。我理解的坎坷是不顺利，磕磕绊绊，如同四季经历风霜雨雪。当然，这种咬文嚼字的事是你们的专业，我不敢班门弄斧。
从哪里说起呢，就从我上一次是如何离婚的说吧。
这件事我对杨明从未提起过，不想说，没意思。不过细想起来，其实也挺有趣。我先来问你一个问题，一个人，当他要做出某种重大决定，比如说，唔……就是离婚这件事吧，他是如何做出的呢？是脑筋一热，或者一拍脑门就痛下决心，还是日积月累非一日之寒？只说我自己吧，我可以告诉你，是后者。它确实有一个缓慢的积累过程，当你置身于这种过程中，你往往感觉不到，而一旦意识到了，也就应该到时候了。说出来你也许不会相信，我做出离婚决定，竟然是从一件旁不相干的事开始的。
但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契机。
那是一个夏天的早晨，空气中湿度很大。当时我正在值班，站在医生办公室的窗前向外望去。一轮很大的太阳正从高高低低的楼群中徐徐飘出来。事后我回想，当时那个四十多岁的男患者也应该正站在六楼。肾科病房的窗前。他呆呆朝外望了一阵，然后就爬上了窗子。据说这男人在电视台工作，是个电视剧导演，虽然还留着一脸帕瓦罗蒂式的络腮胡须，身形却已经孱弱不堪。所以，在他爬出窗外跳到半空时，就如同一架风筝，体重轻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即使这样，他落地的声音从楼上还是能听到。据说在他砰然落地的一瞬，那一蓬胡须立刻朝着四面八方钢针一样地乍起来，样子非常骇人。
肾衰病人做过一段血液透析之后，都会产生自杀的心理倾向。我料定这个蓄着大胡子一贯狂妄自大的男人迟早会走这一步的。尽管他总是在医生护士面前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但我早就看出来，其实他的心里非常怕死，甚至是怕得要命。我只是搞不懂，为什么外表越像男人的男人，内心深处却越是这样脆弱得不堪一击？
那段时间，我对男人这种看法几近病态。
我就是从这个大胡子导演联想到朱大可的。对了，朱大可就是我的前夫。
当时我想，如果朱大可也患了慢性肾衰竭，而且连续做一年血液透析治疗，他会这样从六楼跳下去吗？我想朱大可也会的，他甚至等不到一年。曾经有一次，朱大可因为不小心割破手指而流血不止，我只随口对他说了一句，哪天你来医院查个血吧，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朱大可竟然一连几天失眠，而且食欲锐减，体重下降了十几公斤。事后他告诉我，那一段时间，他在夜里总做噩梦，梦见自己患上了血癌。朱大可刚毅地对我说，如果他真得了这类可怕疾病，他就去自杀。
我相信他这话是真的。在他失眠的那段日子，每到夜里他就跟我疯狂做爱。他曾向我坦言，操女人可以给他胆量，只有在这时，他才感到自己是个男人。
这就要说到我的母亲。她也是医生，而且是妇产科方面的临床专家。
我母亲早就谆谆告诫我，一个合格的医生无论搞哪一科，都应在疾病心理学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我母亲说，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她自己是妇科专家，其精湛医术和学术立论已多年享誉医务界，甚至在国外都有一定影响，同时，她也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曾连续发表过探讨患者心理潜质与疾病关系的论文，并在心理学界引起不小的震动。
我母亲早就对朱大可怕血这件事表示关注。她曾断言，朱大可怕血这件事看似细微，其实只是一个表象，这说明，他很有可能在心理或人格上隐含着某种缺陷。
我母亲说，这缺陷甚至可能是致命的。
但那时我对母亲的话并不以为然。我想，朱大可怕血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母亲应该是早就知道的。当年我还在医科大学读书时，一次回家来过周末，朱大可也来一起吃饭。那天我母亲下班，从实验室带回一袋动物血浆，说是做一项实验剩下的，拿回来当做肥料浇在窗前的丁香花里，效果一定很好。她一边这样说着，就用剪刀将这袋血浆剖开，然后倒进窗前的花池。空气里立刻弥散起一股腥甜的血浆气味。霎时间，花池里的土壤就变成了黑褐色。当时朱大可正坐在沙发上，大家谁都没注意他的神色，直到后来吃饭时，才发觉他有些不对了。只见他面色苍白，嘴唇铁青，浑身冒着虚汗已经不能动弹。我母亲走过来，摸了摸他的脉搏，又用听诊器听过心脏，然后翻起眼皮看了看说，问题不大，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应激反应，大概是刚才闻到血的气味，虚脱了。
当时我母亲并没对此种现象做进一步阐释，比如有这种心理应激反应的人意味着什么，在其他方面，乃至心理或人格上会有什么缺陷等等。我清楚记得，我母亲只是很含糊地说了一句话。她说，有这种心理特质的人，在情感方面会很粗糙。
其实，早在我月经初潮时，我已知道朱大可很怕血。
朱大可的父亲朱水根在我母亲的医院看守太平间，医院里官称朱师傅，所以，朱大可的家也住在医院宿舍院里，我与他可以说是从小一起长大。那是在一个雨后的下午，白亮的太阳将医院宿舍的平房院里映得草木葱茏，空气中飘散着一股好闻的苦涩气味。当时我正站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盯着一簇月季花发呆。朱大可突然气咻咻地跑来对我说，河边捞上两个死人来，一男一女，身上都是光光的，像在睡觉。我听了大吃一惊，立刻随他朝河边跑去。
在我的记忆中，那一天的河边极其晴朗而且干净，雨水将植物和草地都冲刷得一尘不染。我和朱大可挤进人群，就见白亮的河边正摆放着一对白亮的年轻人，那女的头发很长，有一绺还被那男的咬在嘴里，他们的身上都一丝不挂，相拥着搂得很紧，脸上是那么的安详和忘情，似乎是在幸福的睡梦中突然被谁掀去了被子。
我嗫嚅地说，他们……死了吗？朱大可点点头，没有说话。
当时我看着这两个人，不肯相信他们真的就这样死了。那天回家的路上，我突然就感觉到身上有了异常。那是一种有别于湿漉漉的不舒服，而且伴随着涓涓的失控感。先是朱大可指着我的下身喊起来。
他一边倒退着一边说，哎呀，你的大腿破啦！
我仓惶跑进路边的一问公厕，打开裤子一看里面的景象，只觉头上嗡的一声。当时我二边流泪，一边抽泣着想，我完了……完了！但是，再仔细查遍下体，才发现竟是一个先天的伤口。也就从那一天，我才明白，其实女人来到这世界都是带着伤口的。
在那个阳光白亮的下午，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若无其事地从公厕里走出来，只见朱大可正面色苍白地坐在路边，浑身上下大汗淋漓。他回头看见我，几次想努力站起来，却都没有成功。当时我看着他，心里非常感动。
我想，朱大可是因为关心我才把自己搞成这样子的。朱大可问，你那伤口……怎么样？
我安慰他说，没事，真的没事。
朱大可说，流了这么多的血，伤口一定很大吧？应该去医院缝几针。
我一下睁大眼说，你说……把这伤口缝起来？朱大可瞪着眼，很认真地冲我点点头。
那个时候，他真是很可爱。
我一下就格格地笑起来，直笑得弯腰蹲到了路边。朱大可却莫名其妙地看着我，就这样看了一阵，也跟着嘿嘿地笑了。然后，他才将自己怕血的事告诉了我。
我听了确实感到很意外。我没想到他会怕血，更没想到他会怕到这种地步。
弓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对，我没有父亲，我的父母早在我很小时就离异了。
我从小到大，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两个女人。
朱大可是我接触的第一个男人。他使我感到男人的神秘。
直到我考入医科大学，才算从生理解剖学的意义上真正了解了男人。那时朱大可已被分到火化场工作，干炉前工。这份工作似乎并没给他带来什么烦恼，每天穿着一身亮闪闪的再生布工作服，蹬着油亮的胶靴，跟常人一样心安理得地上班下班，看上去像个快乐的锅炉工。我知道，就像当医生是我的愿望一样，其实进火化场当炉前工同样也是朱大可的愿望。朱大可的父亲朱水根师傅这些年一直看管太平间，严格地说，这种工作在民政局与火化场同属殡葬系统，朱大可也算子承父业。
记得在我们上初中时，语文老师曾在课堂上出过一个作文题目：《长大要接谁的班？》这显然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自然是要接革命的班，但具体接哪一行革命工作的班，就是这篇作文的题旨所在了。当时朱大可写的是：要接父亲的班，把医院太平间办成一座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课堂。尽管这篇豪言壮语看似荒诞，并招来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却受到了老师的高度赞扬。老师说，这是一篇哲理深刻而且极富想像力的作文，毛泽东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大课堂办到医院的太平间去呢？
那时我已在心里立志，将来一定要当一个医生，但是，却不敢在作文里写出来。当时母亲已被停职，正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在医院里打扫厕所，我就是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旗帜鲜明地公然宣称去接她的班。
高中毕业时，我还是去农村插队了。那是我情绪最低落的一段时期，每次回城探亲，我都流着泪对母亲说，我不想再回去，真的不想回去了。朱大可在这时则显示出了一个男人的风范，他总是讲笑话让我开心，还说一些他在火葬场见到的让人闻所未闻的稀奇古怪的事情。他说有一次在工作时，突然听到焚尸炉里传来咕咚咕咚的声音，待他从观察的窗口朝里一望，竟有一具尸体在火中一蹦一蹦地抽搐，看样子像是要坐起来。他吓得撒腿就跑，拉来一位老工人问是怎么回事，人家一看就哈哈大笑起来，说这并不稀奇，尸体被火一烧身上的肌肉和韧带就会收缩，由于受力不均匀，尸体就会出现这种现象，看着就像是要坐起来。这种事令人毛骨悚然，我听了还有另一种感觉，我想，尽管朱大可自己对这份工作满意得不得了，却也掩盖不住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这都的确是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职业，很难想象，一个人如果在那种地方呆一辈子，会变成什么样。我一想到这些，心里也就释然了，原来这世界上还有比我处境更糟糕的人。这想法让我心里感觉好过了许多。当然，也正是因为这种感觉，朱大可在我心里才不知不觉地渐渐温馨起来。这种感觉是否来自同病相怜，或者是在那个特殊时期本能的对他依赖，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晰。
我去农村插队两年之后，一九七八年还是考入了医科大学。
事情是出在第一次生理解剖课上。
医科大学的学生第一次上解剖课，都难免有些紧张。那天我忐忑地走进解剖教室，就见当中的手术台上蒙着一具尸体。一个女生在我身后颤抖着声音悄悄地说，是个男的。当时我有些奇怪，不知她如何判断出这是一具男尸的。这尸体的形状很大，被白布蒙出许多棱角，看上去就像一具坚硬的石膏像。
讲解剖课的陈教授有些神经质，刚刚五十多岁就已脱光了头发。他并不急于打开尸体，先让大家围在手术台周围站好，然后像个魔术师似的说，同学们第一次接触这门功课，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在解剖过程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说，很多年前他曾做过一例解剖，在切到颈部淋巴时，尸体突然笑了，当时就吓死一个女学生，几乎所有在场的男生和女生全都尿了裤子。后来才知道，是他在操作时手术刀不小心碰到尸体的笑神经，而这根笑神经又牵动了面部几块还没有完全僵硬的肌肉。
陈教授一边说，突然就刷地掀开了蒙尸布。
谁都没有心理准备。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整个世界的遮羞布都被揭掉了，躺在面前的是一具很年轻的男尸，大约二十五岁，他看上去身材高大，而且骨骼和肌肉都很健壮，大概生前是个运动员，至少是一个爱好运动的人。他就那样恬不知耻地仰在手术台上，将自己一切的一切都暴露无遗。陈教授显得异常兴奋，那神气就像是一个收藏家在向大家展示自己的藏品。他先用艾利斯（一种形状很大的镊子）从尸体的头部一样一样夹起，饶有兴味地讲解说，这是头发，这是嗅觉器官，这是听觉器官，这是视觉器官，这是……一边说，就逐步朝着尸体中间的部位夹去。
我早已看到了那个地方。其实我第一眼就看到了。
当时我在心里想，这就是男人啊。我突然感觉受到了愚弄，又觉得有些悲哀和失望我看着陈教授手里的艾利斯，和那只艾利斯上夹着的那一点点小东西。
一个女生突然在后面嗷嗷儿地呕吐起来。
我倒并没觉得恶心。只是从那以后，便感觉男人不再神秘，这世界也不再神秘，似乎再没了什么可值得神秘的东西。一切都不过如此。
好像就在那天晚上，我便稀里糊涂地让朱大可长驱直入了。
我母亲没有说错，朱大可在情感方面确实很粗糙。这大概是我最终与他分道扬镳的真正原因。
我渐渐才明白，母亲的这个判断其实蕴含着很深刻的哲理。情感粗糙的男人一般精力都很旺盛，性欲也很强。这是因为，运作情感是很费精力的事情，也消耗体力，这方面一旦粗糙自然就省去了许多繁文缛节，正好可以全力以赴直奔主题。
我与朱大可的结合很多人表示不理解，认为我们两个人无论从哪方面讲，相距都实在太大。我的一个老同学甚至当面就对我说，很难想象，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与一个火化场的炉前工怎么生活在一起，这简直令人匪夷所思。我并不想做什么解释。事实上，我对任何人都没做过解释，我与朱大可的结合基础极为简单，就因为我们是从小一起长起来的，所以，这件事也就成为自然而然。此外，还有一点，死这个字眼对于一般人来说是禁忌，平时不要说提，似乎想一想都觉得晦气，而对于医生则无所谓。死在医生的眼里，只是生命变成一堆高级蛋白体的过程和结果，仅此而已。
所以，我并没觉得朱大可的工作有什么特殊之处。
在我决定与朱大可结婚之前，也曾反复犹豫过。这倒并非因为职业差异的缘故，我也无意做陈世美式的人物——在那个时期，数不清的陈世美如雨后的蘑菇突然遍地冒出来，在压抑时期产生的爱情，随着处境和地位的改变纷纷土崩瓦解，各种各样的情感悲剧到处都在上演着——我只是觉得，朱大可的性格与我有些相悖，而且反差很大。我始终说不准朱大可究竟是属于哪一种性格的人，但有一点很清楚，他与我确实不是同一类人。不过那时我毕竟太年轻了，我年轻，朱大可也年轻，年轻的我感觉年轻的朱大可是那样的粗犷豪放，这就产生了某种假象。
人的这种粗犷豪放性格，往往极具装饰性。
但那时我还没有想到，装饰天长日久也会退色。其实任何事物都是这样的规律，颜色衰减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质地本来面目的暴露。
结婚很长时间以后，朱大可仍然热情不减。他的兴致和欲望就像他的焚尸炉一样永远熊熊旺盛，也像焚尸炉随时都可以燃烧。只要他一燃烧起来，绝不顾及时间地点和任何特殊情况。他从事殡葬工作以后，人渐渐变了，尤其结婚以后变化更大，那时还不到三十岁，就已开始谢顶，而且面色红润身体也异常的粗悍强壮。他好像越来越狂热地热爱他的工作，说得更具体一点，也就是热衷于烧死人。如果他偶尔在家休息一天，就会烦躁不安或大发脾气。他每天下班回来，总是滔滔不绝地说今天又烧了多少多少具尸体，哪一具尸体是什么样的古怪表情，哪具尸体看遗容风度肯定是高级知识分子，哪具尸体看衣着打扮就知道是当今在合资企业做自领的假洋鬼子，哪具尸体不用任何根据，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当官的，而且是那种一方面拼命为自己捞好处另一方面又寡廉鲜耻拼命往上爬的小人。然后，他就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些尸体如何烧不透，如何要用钩子挑起来再翻过去，最后又是如何将这些热乎乎散发着焦臭气味的骨灰倒出来装进小袋。朱大可每说起这些来就显得异常激动和兴奋，拿着筷子的手都在微微颤抖。而每到这时，我也就意识到，他胸膛里的欲火也正在一点一点地燃烧起来。
我就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朱大可的性冲动是很随机的，有时在吃饭的时候，有时在做饭的时候，厨房、厕所、客厅、卧室，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我经常正撅在那里做着什么事，突然就觉得后面迅雷不及掩耳地被来了一下，跟着就是一阵地动山摇的撞击。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正坐在桌前翻看资料或写东西时被他突袭。这时我仰在自己的书桌上，压着那些散乱的纸张，听着朱大可呼呼的喘息，简直感觉他就是一座焚尸炉，而我自己就像一具正被焚烧的尸体。朱大可似乎对知识分子生活方式怀有一种刻骨的仇恨，同时，他对我母亲也一直怀有莫名的仇视，不知这两者是由谁迁怒于谁，总之最后就都发泄到我的身上。
朱大可曾对我说，在我的书桌上干我，是最过瘾的。
每到这时，我就会悲哀地想，我在自己家里活得简直就像个婊子。
有一段时间，我突然发现自己对朱大可的了解与日俱减。我虽与他从小一起长大，也算得上是一只青梅半匹竹马，却感觉他似乎越来越陌生。他从小就有一个深沉的习惯，经常盯住某一个地方或一样东西静静地沉思，有时甚至可以这样静默半天。当年他这个习惯曾使我如醉如痴。我认定朱大可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太高的文化修养，但是，他却有着一个睿智的博大的而且是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
能有这样一个丈夫，我多少也感到一些欣慰。
所以，在我们结婚以后，每当朱大可陷入这样的静思时，我就会轻轻地走路，轻轻地做事，轻轻地拿放东西，甚至轻轻地咳嗽。我惟恐扰乱他的清神。但是，有一个星期天，当他又是这样从早晨起来就呆呆地坐在床上吸烟，快到中午时我实在忍不住了，终于问他说，你一直这样出神，到底在想什么？
朱大可一脸冷峻，沉默着没有说话。
我又说，你不要自己想得太苦，有的问题是可以两人讨论的，两个人说一说，总比你一个人这样冥思苦想要强。朱大可听罢，好半天才像只恐龙似的慢慢回过头，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我鼓励他说，说吧，你说一说吧。朱大可问，说什么？
我有些奇怪了，说，我刚才说的话，难道你没有听到吗？
朱大可说，听到了，可是，你说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越发惊讶了，想想说，你这半天……一直在想什么呢？
朱大可说，今天，是礼拜天吗？我说对，是礼拜天。
他说，中午和晚上，都吃什么呢？我奇怪地问，什么吃什么？
朱大可不耐烦地说，当然是饭，吃什么饭。
我瞪大两眼看着他，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问，你……一上午都是在想这件事？
朱大可又郁郁地点上一支烟说，就这样想，还一直没有想出来呢。
当时我真觉得浑身的每一根汗毛都竖起来。我突然发现这世界太可笑了，生活太可笑了，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就从那一天起，我开始用全新的眼光观察朱大可了。我这才终于明白，朱大可简直是一个天才，他有时竟然可以一动不动呆呆地坐上一整天，什么都不想。原来他那脑子里是空的，空得空空荡荡，像只洋铁壶，一敲叮当响！
我终于感觉到，朱大可身上那最后的一点神秘感也不复存在了。
一旦夫妻间全无神秘感可言，那也就要走到头了。
我确实曾这样想过，也明白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但我不知道这样的一天究竟隐藏在今后的哪一年，哪一个季节，或者是在怎样的一个契机之后。也许就在这一年，这一个夏季，也许是在遥远的将来，遥远得几乎遥遥无期。这种感觉就如同一个有吸烟嗜好又很爱惜自己身体的人，他很清楚地知道吸烟是一种恶习，而自己对这种恶习是迟早要放弃的，但就是不知具体会在哪一天付诸行动。作为医生，我知道，最可悲的是，有的吸烟者会抱着这个美好的愿望一直走到生命尽头，在生命火花最后一闪的时候，他仍在心里憧憬着，我会的，总有一天我会下定决心这样做的。
在我的记忆里，好像与朱大可之间从没有过什么裂痕。
或者说，这裂痕一直就存在着。总之，从童年，到同学，到恋爱，到结婚，到分居，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自然得自然而然。
我与朱大可分居后，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恶化，也没有因此而改善，六年来相安无事。我曾对我的同事小林说，我和朱大可的婚姻就如同是子宫上长的一只瘤子，要摘除摘不掉，根治又根治不了，只能用放、化疗的手段将它控制住，带病延年，最后是个什么结果谁都说不准。
其实说起来，我与朱大可的分居是无意中形成的，不知不觉，水到渠成。先是我在医院值班，早、中连夜一上就是三十六小时，那时又赶上肾科人少，经常要连班，偶尔休息一天也就在医院睡了，渐渐十天半月也不回家一次。再后来索陛就在医院里要了一间单身宿舍。朱大可对我这个微妙的变化反应倒并不强烈。在他看来，我回不回家只是一个形式，问题的实质是性生活，如果我不回去，他到医院来找我做爱也是一样的，除去跑一跑路别的也没什么，况且在单身宿舍里做，还又多了另一番味道：尤其在我穿着白大褂时，朱大可一边做着一边对我说，跟女大夫偷情和跟老婆做爱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不过渐渐地，朱大可来的就少了。这样跑来跑去毕竟麻烦，如今社会已越来越开放，满足各方面欲望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我明白，朱大可的那座焚尸炉不会空着的。
我母亲自从得过一场脑血栓之后，肢体和语言就都有了一些障碍，但思维仍然清晰，而且一直保持着睿智的头脑。她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与朱大可分居看似偶然，其实这里边与某些事情是有着必然联系的，比如说六年前，我为什么突然向科里提出不再做外科手术，而我与朱大可分居也恰好是从六年前那个秋天开始的。
我母亲问我，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
我心里当然明白，母亲是在暗指哪一件事。
在那个六年前的初秋，我刚刚调来人工肾病房不久。那时候在市中心医院，人工肾病房还是个没有专业没有分工打破一切常规章法的混乱地方，在这里西医大夫可以唱出四百味汤头歌，中医大夫能用听诊器听出心衰先兆，内科大夫上手术台，外科大夫纠正电解质紊乱，真正是体现了集体大协作、全科一盘棋的精神。我是从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的，本工是内科，虽然外科没干过临床，却也并不外行，来到这里就有了用武之地。人工肾病房收治的多是肾衰病人。慢性肾衰竭虽不是季节性流行病，但也有淡季和旺季之分。一年中总有那么几个月，人们的肾脏似乎都异常健壮，医院里见不到一个肾衰患者，但也有时就像哄抢打折商品，许多人突然一下都争相肾衰，这就乱了医院。那一年的秋天，病人异常多，病床周转速度快得像三等旅馆，来来去去三两天就一换。
当然，去的大都永远去了。
在那个初秋的下午，先是有一个年轻的女患者病危。当时她的血压已低得几乎量不到，心脏也像只垂死的兔子痉挛地抽动着。我看着她，心里暗暗惋惜，这是个挺漂亮的女人。我对傻在床边的她丈夫说，你的妻子没多少时间了，把衣服准备到手边吧。
她丈夫讷讷着看着我，大夫……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耐心地对他说，医生没有回天之术。
她丈夫说，你们……总会有办法的。
我说，病人到了这种时候，已不是我们能想出办法的事。
这时，那女患者的喉咙里突然发出咕噜一声，然后就慢慢睁开眼，拧着脖子朝四周渴望地搜寻，两只眼里也随之炯炯地放出光来。我感到浑身倏地一紧。我从她的眼神中断定，此时她寻找的绝不是她丈夫。果然，我抬头朝楼道里望去，就见一个男人正站在不远的角落里悄悄垂泪。他发现了我的目光，就赶紧抹了下眼睛转身匆匆地走了。
这女人眼里的光亮渐渐熄下去。然后，就开始像潮汐一样地呼吸起来。
我开始为她做人工呼吸。她的胸脯柔软光滑，还带有很好的弹性，两只美丽的乳房洁嫩无瑕，仍然闪动着生命的光泽。我一边用手按压着，感觉到她的肋骨在我手下嘎巴嘎巴地断裂。那是我第一次在心底升出一丝恶狠狠的快感。
然后，我对那个可怜的丈夫说，趁热，给她穿衣服吧。也就在这时，护士小林跑来叫我，她说，八床病人出现心衰先兆。
在这个初秋的下午，我就是这样来到了八床病人的床前。
在我记忆里，八床病人的相貌已很模糊。
我只还记得，他长的样子有几分像演员濮存昕。
在这个初秋的下午，我走进病房时，八床的一端已经高高摇起来。病人脸色青紫，氧气湿化瓶里像开锅一样地翻滚着气泡。我看了皱皱眉，回头对护士小林说，氧气开这样大，病人的肺泡会被击穿的。八床病人却立刻睁开眼，他一下一下地喘息着说，是我，是我……让护士这样做的，我感觉……憋气，心里发闷。
我看他一眼，对小林说，去准备毒毛K吧。八床病人忽然问，毒毛K是什么？
我感觉这个八床病人有些讨厌。我想对他说，你的话是不是太多了？但是，看到他那难受的样子，话到嘴边就没有说出来。
我只是淡淡地说，这是我们医生的事。八床病人说，也是我的事。
我看看他，说，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平心静气，配合我们治疗。
八床病人忽然笑了，他费力地喘息着说，医生，你不必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我生的什么病，我自己心里很清楚，我知道……并没有太大的事。
我也笑了笑，反问，你怎么知道你没事？八床病人说，你怎么就知道我有事呢？我看着他说，这种问题提得太荒唐了，因为我是医生。
八床病人说，我是病人。
他冲我笑了一下，又说，病生在我身上，我自己的感觉……应该最准确。
我被这奄奄一息还不可一世的病人激怒了。在我接班时，刚刚看过他的病历。他好像是某个大学的教师，三十八岁，我在心里算过，他应该只比我小一岁，这样年轻就罹患肾衰，确实令人同情。不过这念头在我脑子里也就是一瞬。同情是医生这种职业的大忌，它能把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干扰得像个平庸的江湖郎中。所谓医不治己，正是因为同情自己。我看着护士小林为这个八床病人注射纠正心衰的药物。
这时看着他，我心里突然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想，其实这人并不十分讨厌，甚至看上去还有些似曾相识，好像在哪里见过。生活中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有时你遇见某个人，说不清为什么就觉得很熟悉，似乎彼此早就了解。
但也有的人，你跟他走得再近也总会感到咫尺天涯。
我在这个初秋的下午回到办公室，对护士小林说，从八床目前病情看，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意外情况，可以考虑给他的家属下病危通知了。
护士小林告诉我，说八床好像没有家属，几天前，是几个同事把他送来医院的，一个个都死皮赖脸地不爱说话，放下他连招呼也没打就都走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医院的规章制度是很刻板的，比如病人的手术签字和病危通知，就必须找直系亲属。尽管有时院方明明知道，真正关心病人安危的未必是真正意义的家属，但是也要这样做。我又翻看了一下八床病人刚回来的化验报告，心里不禁有些吃惊，他的血肌酐和尿素氮都已远远超过生命参数，而这个人竟然还能活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我决定为他做手术，这应该是他惟一的出路了。
那天晚上，我又一次来到病房。八床病人的态度已比下午有所收敛，但闭口不谈自己家属的事，有意在这个问题的周围跟我绕来绕去。我耐心地告诉他，说不要误会，我们只要有些事情家属交代一下另外还要办一些相关手续。
八床病人笑笑说，有什么话，你们直接对我说好了，我挺得住。
我略微考虑了一下，就还是告诉了他，说从目前情况看，他的病情的确很严重，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后面可能要为他做一次植管手术，不过这只是个普通的小手术，在腹部切开一个七公分长的小口，再植入一根二十五公分长的乳胶管，从内科学原理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给他的肾脏放一次长假，让它们休息一下，所谓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正是这个道理。但是，进一步的实情我却并没有告诉他，比如，他的那两只肾脏这一放假就会永远地放下去了，因为它们都已完会丧失了工作能力；又比如，这根二十五公分长的乳胶管一旦植入他腹部那个七公分长的小口上，就再也取不下来了，他将要携带终生；再比如，即使携带终生也不会带得太久，因为慢性肾衰的病人存活时间一般只有三至五个月，做了植管手术也不过两三年，尤其年轻人，存活时间可能还要短。
我当然不能对他说这些。我见过许多刚愎自用而又威武不屈的男人，听了这个消息立刻就软在病床上了，越是有男人气的男人，听了这样的消息越是吓得兔儿哆嗦，倒是那种像萝卜干儿一样瘦巴巴不起眼的小男人，反而能挺得住。在那个晚上，我知道了八床病人的名字叫江昊。
在我临离开病房时，为缓和一下气氛，就又问他，在学校里教什么课。
江昊却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