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小学教师索菲娅·施密特朗读过《八十天环游世界》的雷奥·阿芬克劳特知道，虽然伟大的斐利亚·福克到过靠近上海的海域，但他却没有踏上上海的陆地，他是从上海的东边海域登上邮轮去日本的。斐利亚·福克没到过上海，德国男孩雷奥却到过，虽然路途艰难。
对雷奥来说，一九三六年以前的时光是美好的。
雷奥家一共四口人，父亲阿芬克劳特先生在汉堡港货运码头当调度，码头上大量的棉花、茶叶、丝绸和桐油等货物主要是从远东运来的，香港、东京和上海居多。父亲经常带回来一些有关东方的物件逗雷奥和比他大两岁的姐姐玩。一天，他又带回了一张废纸片，上面写着几个对雷奥来说只有在《格林童话》中才出现的外国字。
“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字？”父亲问。
“日本字？”雷奥挠头表示不认识。
“不，中国字。知道什么意思吗？”父亲接着问。
雷奥抓耳挠腮，默不作声了。
“让我姐姐猜！”雷奥看了看一直站在旁边的苏珊娜。
“茶叶？”苏珊娜满心好奇。
“不对！”父亲否定了女儿的答案。
“瓷器？”苏珊娜又猜了一遍。
“还是不对！”第二次猜测又被否定。
“麻将？”这回是雷奥猜的。雷奥的话一出口，三人开心地笑出声来。笑声把厨房里雷奥的妈妈莎拉·阿芬克劳特招来了。明白事情原委后，看到自己丈夫对雷奥的回答又是摇了摇头，她便大声说：“小脚女人？”
莎拉的话音刚落，四个人同时大笑起来。笑声中，雷奥做了一个怪异的动作，前躬着腰，两手掂起裤管，双脚一高一低碎步前移，活脱脱一个小脚老太。雷奥出神入化的表演，更是把全家人逗得乐翻了天。苏珊娜端在手上的咖啡摇晃着泼了一地，阿芬克劳特先生只顾仰天呵地，那里看得见这满地的咖啡，一脚踩在了上面，滑了个大趔趄，扑通一屁股坐在了地板上。
阿芬克劳特先生从地板上爬起已经是几分钟以后的事了，他笑得筋疲力尽，但仍兴致不减，来回摆动的手像扇芭蕉扇似的，嘴里不停地喃喃着：“不对，不对！”其他三人也不相上下，苏珊娜无力地窝在沙发里，妈妈抖动着蹲在地上，雷奥捂着肚子趴在茶几上。站起的阿芬克劳特先生又开口了，重复先前的两个字“不对”，不过紧接着，他大声地说出了一个单词：
“长城！”
“长城？”其他三人满脸惊讶。三人惊讶之际，阿芬克劳特先生慢慢地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了记事本，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来。
“快来看，中国长城！”
一家四口人围在了一起，个个伸长脖子往布丁蛋糕大小的照片上瞅。照片是黑白的，一个中国中年男人居前，身后的背景就是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的长城。
“瞧这里，这是长城上的烽火台，古代中国人利用烟火传递信息，通报敌情！”阿芬克劳特先生若有所思地指着照片一角说。其他三个人的目光一同聚焦在照片上。雷奥和姐姐苏珊娜在课堂上听老师提到过万里长城，但这还是第一次看到长城的真面目。
“长城有多长？”雷奥好奇地问爸爸。
“我们汉堡在德国北边，从这儿到南端的慕尼黑是八百公里，长城至少是汉堡到慕尼黑的三个来回，坐火车得四天四夜！”阿芬克劳特先生比喻完，雷奥和姐姐、妈妈一起惊叹起来。
阿芬克劳特先生最后还补充道，照片上的那个人是他在码头上的一位中国同事，叫王家甫，会德语，负责中国来船的卸货和入库登记，有时也为不懂德语的中国船员当翻译。介绍完照片上的人物，阿芬克劳特先生叮嘱还没有回过神的雷奥要爱惜照片，明天他还要还回去。
时光荏苒，最近两年，雷奥一家的这种快乐越来越少了。
在学校里，或者其他公共场所，德国人高声笑大声嚷，但雷奥一家不敢，他们生活得十分谨慎，或者说十分小心，甚至还可以说十分惶恐。原因很简单，他们是有着犹太血统的德国人。与过去不同，也不再有德国人到家里来做客。但一个外国人常来，这就是父亲的同事王家甫。四十来岁的王家甫通常西装革履，不像德国漫画上经常看到的中国男人身着长袍马褂，戴斗笠，留长辫的样子。王家甫说话细声慢气，说德语时略带有中国腔，但雷奥一家觉得新鲜亲切。王家甫的到来是雷奥最期盼的时光，因为家里终于可以听到笑声了。
雷奥问王家甫：“王先生，中国有童话吗？”
“中国没有童话，但有神话。”
“神话和童话一样吗？”雷奥问。
“有的地方一样，有的地方不一样。”
“讲讲，讲讲！”雷奥好奇地瞪大眼睛。
“一样的都是讲些马呀、猴呀、狼呀、鬼呀的故事。”
“那不一样的地方呢？”苏珊娜加入了进来。
“童话发生在森林里，神话发生在大山里！因为德国森林多，中国大山多。”
汉堡没有山，更没有大山。苏珊娜和雷奥对大山很向往，他们问王家甫中国的大山有多高，答案使姐弟俩很吃惊，“像你们这个年纪从山脚爬到山顶，仅吃的窝头就得带足半个月的。”“窝头”一词王家甫自己不知道对应的德语是什么，是用汉语说的。
“wo-tou是布丁还是松子蛋糕？”雷奥问。
“比布丁大，但比松子蛋糕硬。”
从那以后，苏珊娜和雷奥对连伟大的斐利亚·福克都没去过的中国越发向往，他们向往大山，向往窝头。
令姐弟俩更加神往的还是王家甫所说的中国神话。王家甫给姐弟俩讲过一只中国神猴。这猴子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能识破任何乔装打扮的妖魔鬼怪；这猴子武艺高强，遇到险境能够七十二变；这猴子手里的武器是一根明晃晃亮铮铮的金箍棒，这金箍棒一会变大一会变小，大到可以支撑塌下来的天，小到可以藏入浅浅的耳窝……
姐弟俩听得神魂颠倒。
“您每次来我们家，都给我们讲中国神猴的其中一变，好吗？”苏珊娜诚恳地请求。
有一次在雷奥家，王家甫绘声绘色一下子讲了中国神猴的三变。神猴三变之后终于打死了一个想吃僧侣肉、狡猾凶残的女妖精。
听完中国神猴的神奇三变，雷奥惊奇不止：“中国神猴太伟大了，和《格林童话》里强壮的汉斯一样。小小的汉斯不但打败了强盗，还惩罚了狡猾的‘旋转枞树的人’和‘劈岩石的人’！”
苏珊娜同样惊叹中国神猴的机智和功力，但她和弟弟的观点不一样：“不！比汉斯更伟大！汉斯只是强壮，但不能变来变去，中国神猴不但强壮，还变化多端，就像童话里的青蛙王子，一会是可爱乖小的青蛙，一会是王子，一位长着又美丽又善良眼睛的王子……”
姐弟俩就中国神猴到底像《格林童话》里强壮的汉斯或者是青蛙王子，争论了很长时间。
王家甫先生讲到中国神猴三十二变的时候，时间是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中旬。此后他再也没来过。
阿芬克劳特先生告诉家里人，日本进攻中国北平地区了，北平离上海的距离也就是汉堡到慕尼黑的两倍，王家甫的夫人和孩子都在上海，心里放不下，手拎两只小皮箱就匆匆踏上了回中国的轮船。雷奥和苏珊娜后面很长一段时间还在家中盼着剩下的四十变，但讲神猴变化的王先生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他们家门口。
姐弟俩没有等来中国神猴再变，汉堡的形势却变了。
一九三八年五月，正是汉堡景色宜人的春天。搁在往年，白云在蔚蓝的天空中悠悠飘荡，海鸥在易北河上翩翩觅食，湖鸭在阿尔斯塔湖上快乐地嬉戏，鸽子在圣·米歇尔教堂顶上好奇地眺望，汉堡当地人和外地游客都会陶醉在这旖旎的北德风景里。但今年不一样了，奥地利和捷克刚刚被纳粹德国武力吞并，鸽子俯瞰到的人间祥和与静谧再也没有了。汉堡大街上，着崭新纳粹服装的青年人越来越多，集会和游行中“嗨，希特勒！”的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就连路边只有大人齐腰高的孩子也跟着父母斜伸右手，双脚一磕立正敬礼，呐喊着、咆哮着。咆哮之声撼天动地，惊得教堂塔顶上的鸽子扑棱棱仓皇逃遁。教堂塔顶都已经没有鸽子们的立锥之地，它们漫天惊飞，不知道哪里才是栖身之所。
雷奥也感受到了外界气氛的变化。刚上小学一年级时，班里的小朋友经常从家里带蛋糕、布丁、巧克力分着吃，雷奥妈妈的松子蛋糕做得最好，小朋友们整天围着雷奥。而现在班里的小朋友不再和他交换甜点了，他经常一个人默默坐在教室最后排的座位上吃，其他伙伴则挤在教室的讲台旁，你掰我一块，我咬你一角地吃着闹着。课堂上，老师们也不再向雷奥提问，眼角流出的余光也越来越异样，小雷奥始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雷奥唯一快乐的时光是在音乐课上，年轻漂亮的女教师索菲娅·施密特风姿秀逸地来到音乐教室内，端庄地坐在钢琴后面，纤纤玉指一动，贝多芬、巴赫和勃拉姆斯们就似乎回到了人间。施密特老师请其他同学站起来唱，也请雷奥站起来唱。施密特弹的曲子是明快的，但雷奥唱着唱着就想流泪。一次，施密特弹奏《勃拉姆斯摇篮曲》，弹到一半的时候，雷奥唱着唱着哇的一声哭出声来。下课后，施密特走到雷奥桌前，轻声说：“雷奥，我弹了快一个小时的钢琴，饿了，你带松子蛋糕了吗？”
埋头趴在桌子上哽咽的雷奥听到了施密特老师的声音，他从书包里取出盒子，递给了施密特。
施密特老师轻轻掰下蛋糕的一角，放进嘴里微笑着品尝，全班学生默默地注着这位女音乐教师。
“蜂蜜和松子比上一次多，更香更甜啦！”
施密特老师的话讲完，雷奥不哭了，浅浅地笑了。
一个月后，雷奥妈妈失去了工作。莎拉·阿芬克劳特原来是邮局的投递员，骑着自行车满街送信和电报。有时碰到下班回家的妈妈，雷奥还可以坐在自行车前面的横梁上风光风光，一边使劲摇荡着双脚，一边举起双手嗷嗷嚷呼：“妈妈，快点，再快点，要像黑森林里的百灵鸟一样！”但现在不可能了，汉堡和德国的其他城市一样，众多职业已经禁止犹太人从事了。只有一些苦力活和技术性特别强的工种还没有禁用犹太人，比如雷奥爸爸所从事的远洋货物的交接、起仓、搬运、储藏和重新分发。这个工作不分黑天白夜，而且需要格外细心，阿芬克劳特先生已经干了二十多年。
两年多以来，阿芬克劳特先生的犹太朋友们都在想办法移民到其他国家去，犹太人在德国已经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阿芬克劳特先生和妻子商量，虽然在汉堡生活了半辈子，家里并没有很多现金细软，外国也没有亲戚，哪里也不能去，哪里也去不了。
雷奥还去上学，但老师的笑脸越来越吝啬，伙伴的目光越来越诡异，他已成为班里孤零零的怪物。上学时，他不再带大块的松子蛋糕，而是一小块。只有上音乐课那天，雷奥前一天晚上会反复叮嘱妈妈做块大的，蜂蜜和松子都要多放，因为音乐老师弹了一个小时的钢琴后会饿的。
时间在煎熬中挪到了一九三八年的十一月，德国国内的排犹气氛一天比一天严重，终于在这个月的九号达到了高潮。汉堡和首都柏林一样，爆发了纳粹党一手策划的大规模反犹事件，犹太人的商店、房屋和会堂玻璃遭到暴力袭击，碎片散落一地，在纳粹党徒点燃的熊熊大火映照下发出惨白的亮光，这一天后来被称为“水晶之夜”。这天夜里，楼下一帮穿制服的纳粹青年用石块砸碎雷奥家房子玻璃后并没有罢手，他们又提着棍棒冲进了屋内。雷奥家里的衣柜和里面的衣服、碗橱和里面的碟盘、桌子和桌上的物件，还有墙上的油画全被撕毁捣碎。书柜里全家的相册、雷奥和姐姐苏珊娜的书本和作业本全被扔到了窗外，当一人抢去雷奥的书包准备扔到楼下的时候，阿芬克劳特先生再也忍无可忍，便上前和抢书包者争夺，三五个穿制服的年轻人一齐围了上来，木棍和钢条噼里啪啦打在了阿芬克劳特先生的脸上和头上。
阿芬克劳特先生血流如注地倒在地上时，楼下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从那幢楼三家犹太人屋里搜出来的书籍和照片，正被几十个青年浇上汽油点燃，他们边点边围着火堆高唱起来。
当天夜里，雷奥爸爸妈妈房间里没有亮灯，雷奥妈妈不停地抽泣，阿芬克劳特先生在床上呻吟不断，直至天亮。
接下来的几天，雷奥一家胆战心惊，谁都不敢出门，犹如世界末日到来一样恐怖。到了第五天，一大早，雷奥妈妈急匆匆地出了门，天黑才回来。后面好几天，雷奥的妈妈都是一样，天不亮出去，夜里回来。雷奥和姐姐谁也没有问，白天他们在家里照顾头缠绷带，伤痕累累的爸爸，妈妈回来后，姐弟俩就默不作声地回到自己那黑漆漆的房间。
冬季的汉堡被厚重的阴霾笼罩，没有风没有雨更没有阳光，遭受纳粹青年打砸抢烧的犹太人居所上空仍然飘荡着黑烟和尘埃，这黑烟和尘埃丝毫没有散去的迹象。汉堡的犹太人不敢外出，白天黑夜待在家里，那些为了生计不得不外出的人们溜着墙根，缩着脑袋，低下头像不断地计数着遗失在汉堡街道上的脚印……汉堡城的空气凝固了，犹人们在这凝固的空气中挣扎，筋疲力尽、万念俱灰。
第九天的早晨，四个持枪的纳粹士兵踢开了雷奥的家门，雷奥一家人被强制佩带上了区别犹太人的六角星标志。整整一个白天，戴着标志的四个人都觉得如同身负枷锁，各自坐在房间里惶惶不安。
这天晚上，雷奥妈妈做了一盘松子蛋糕，妈妈与雷奥姐弟围坐在地板上，阿芬克劳特先生也挣扎着从床上起来，与妻儿围坐在一起。
阿芬克劳特先生平静地说：“今晚我们一家人谁都不要哭，都要高兴，一哭，蛋糕的香味和甜味就没有了。”
雷奥妈妈先点点头，雷奥和姐姐也都跟着点了点头。
“你们最喜欢读哪本书？”阿芬克劳特先生看着一双儿女突然提了一个问题。
“《八十天环游地球》！”姐弟俩低声回答。
“《八十天环游地球》中提到的国家你们最愿意去哪个？”
“中国！”姐弟俩原来最喜欢去埃及，因为在那里能骑着高大的骆驼，用围巾包住头，露着眼，去金字塔里探宝，去观看千年不腐的木乃伊，一不留神说不定还能解开古墓内千年悬而未决的天文符号。但听了王家甫先生中国神猴的故事之后，他们最乐意去的是远东中国。
“去中国哪个城市？”
“上海！”雷奥和姐姐目前只知道上海。孩子们的回答与阿芬克劳特先生想法一致，上海不仅有自己的朋友王家甫，另外听说犹太人在当地的救济组织也较得力。
“我们一家人去上海好吗？”阿芬克劳特先生紧接着说。
“好的，好的！”雷奥和姐姐兴奋地喊了起来。
“但我们一家人得分两批走，我现在这个样子走不了。”
阿芬克劳特先生说完这句话，雷奥的妈妈开始抽泣起来。
“不是讲过不哭吗，一哭，松子蛋糕吃起来就没有味了。”阿芬克劳特先生边说边拍妻子的肩膀，雷奥的妈妈捂嘴止住了抽泣。
“让妈妈和雷奥先走，苏珊娜等我好了以后再走可以吗？”
雷奥半喜半忧，但苏珊娜哭了起来。
“我也要先去，我也要先去！”苏珊娜边嚷边哭。
“不是说过不哭吗，松子蛋糕一哭就没有味了。”阿芬克劳特先生把女儿搂进怀里，抱得紧紧的，缠着纱布的头低下，用温热的脸颊紧贴女儿的额头。女儿不哭了，可他自己的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这一夜，阿芬克劳特先生一家凄凄切切。
雷奥和苏珊娜并不知道，这是一家人生离死别的前夜。
雷奥后来知道了妈妈先前几天出去的原因。
莎拉·阿芬克劳特第一天出去，去了美国驻汉堡领馆。中午时分到达美国领馆，眼前的一切使莎拉·阿芬克劳特大吃一惊，领馆前戴着犹太标识等待签证的队伍排了足有一百多米，领馆签证处的大门是关闭的，门上悬挂着白纸黑字的告示：“不再签发赴美签证，敬请谅解！”
莎拉·阿芬克劳特又去了法国领馆和英国领馆，结果也都和美国领馆一样。莎拉·阿芬克劳特哪里知道，早在这一年的七月，西方诸国在法国埃维昂举行了国际会议，专门研讨犹太难民问题，慑于纳粹的淫威，与会国以各种理由拒绝收留犹太难民。英国领馆处在易北河边，无助的莎拉·阿芬克劳特默默地坐在易北河的河岸上，万念俱灰。望着静静流淌的河水，双眼呆滞的莎拉·阿芬克劳特这时看到一只鱼鹰从水中捉到了一条白鱼，鱼鹰把白鱼衔在嘴里，飞到高处，可怜的白鱼还在空中左摇右摆着极力挣扎，鱼鹰旋即松开长喙，把白鱼从十几米高处摔回到水面上，刚要摇摇晃晃地游走时，鱼鹰又一次猛扑了下来……几个来回之后，无力再作挣扎的白鱼被返扑下来的鱼鹰叼走了……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看了鱼鹰擒获白鱼的无情与冷酷，莎拉·阿芬克劳特浑身颤抖，欲哭无泪。
第二天虽然是安息日，清晨，莎拉·阿芬克劳特还是去了中国驻汉堡总领馆。签证处门口也排起了长队，但她不能再犹豫，对她一家来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阿芬克劳特站在队伍中，心里不停祷告，她祈祷上帝开恩，祈求得到上帝的佑护。莎拉·阿芬克劳特清楚，拿到签证，等于逃脱死亡。今天拿不到签证，自己再也没有信心迈进家门了。
和莎拉·阿芬克劳特一样，成百上千的犹太人盼望在这里捞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总领馆一位何姓签证官几个月以来签发了上千份“生命签证”，汉堡纳粹当局以领馆房子是犹太人财产为理由，已经警告过他三次，他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签证章。纳粹的淫威施加给了远东的蒋介石，昨天，国内给何签证官发来了“限量签发”的紧急指令。
莎拉·阿芬克劳特把一家四口的证件递给了何签证官。
“尊敬的女士，我只能签发您一个人的签证。”
“尊敬的先生，我们一家四口人啊！？”
“对不起，我们国内刚来的紧急指令，你们一家人只能获得一个签证。我签一个必须登记一个，领馆长官要审查。”
“那另外三个人怎么办呢？您也知道，留在汉堡，他们就活不成了！”
莎拉·阿芬克劳特说完这句话，再也忍受不住积压多时的惊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签证室内的气氛骤然紧张。
莎拉·阿芬克劳特看着何签证官，那是一种求生的目光。
何签证官看着莎拉·阿芬克劳特，那是一种无奈的眼神。
时间在一秒一秒过去，空气凝固，四目对视。
最后，何签证官说话了：“我现在给您签一个……”话刚说一半，莎拉·阿芬克劳特夫人的哭声更大了，接着扑通一下瘫在了签证桌前。
何签证官急忙离座，把莎拉·阿芬克劳特从地上扶了起来。
“我现在给您签一个，您晚上八点能到这个地方来一下吗？”
何签证官在纸条上写了一个住址。
晚上八点，莎拉·阿芬克劳特来到了纸条所写的地方。按响门铃，开门的是一位穿蓝色旗袍的优雅女士，是何签证官的夫人。问过姓名，莎拉·阿芬克劳特被允许进入。客厅内已经坐着十几个犹太人，人人都在默默等待。
坐在客厅里，莎拉·阿芬克劳特用双手捂住脸，她已经没有勇气睁开自己的眼睛。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作响，声声都如针刺。能不能得到签证，她浑然不知，她祈祷伟大的万能的上帝今晚开恩。
客厅外的大街上呼啸着一辆又一辆盖世太保捕人的囚车，刺眼的白炽灯光透过窗户射进来，把房间刷得冷酷苍白，茫然无色。
这天晚上再拿不到其他三人的签证，莎拉·阿芬克劳特知道等待家人的是什么。
挂钟滴答滴答地响着。
一个犹太人从书房走了出来，面露微笑地离开了客厅，离开了何签证官的家。
挂钟滴答滴答地响着。
又一个犹太人走了。
挂钟滴答滴答响了半小时后，轮到了莎拉·阿芬克劳特。
莎拉·阿芬克劳特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双腿抖动不停的她，嘴里仍在不停祷告。
莎拉·阿芬克劳特被何夫人领进了书房。
“尊敬的女士，您一家其他三个人的证件呢？”
莎拉·阿芬克劳特迅速打开挎包，把证件双手捧着递了过去。
“尊敬的阿芬克劳特夫人，您的家人去中国哪里？”
“上海！”
“确定吗？”
“确定！”
砰！砰！砰！三个签证章敲在了三张证件上，接着又是三次清晰的签名。
“可以了！”
“真可以了吗？”莎拉·阿芬克劳特愕然。
“真可以了！您和您的家人现在拥有中国政府的合法签证，任何人无权阻拦你们前往中国！”
“Mein Gott（上帝啊）！ Mein Gott！”莎拉·阿芬克劳特双手合一，大声惊呼。
一切竟是如此顺利，当莎拉·阿芬克劳特拿到三张签证时，惊呼之后的莎拉·阿芬克劳特一阵眩晕。多日饥渴与惊恐终于有了一个结果，她从撒旦手里索回了四条人命，其中包括三位她至亲至爱的人！一个趔趄之后，她从混沌中清醒了过来，恭恭敬敬地向何签证官鞠了一躬，本来坐着的何签证官也从座位上起立，欠身脱帽回礼。鞠过躬之后，莎拉·阿芬克劳特从挎包里取出了一个小布袋，递给了何签证官。
布袋里装着一枚金戒指。
“尊敬的阿芬克劳特夫人，这个东西我不能收。戒指戴在手上是好东西，但压在心上会太沉重！”
布袋被递回莎拉·阿芬克劳特手上。
“请回吧，尊敬的阿芬克劳特夫人，客厅还有人等，祝您一家旅途愉快！”这是莎拉·阿芬克劳特听到的何签证官的最后一句话。
莎拉·阿芬克劳特没有转身，她是一步步地后退，带着感激注视着眼前给她一家生路的何签证官退出书房的。退到门口的一刹那，她“哇”的一下失声痛哭。
历史不会忘记这位湖南籍何签证官。他冒着生命危险和撤职风险，私自带出签证章，在自己家中秘密为两千名犹太人签发了“生命签证”。
第三天，莎拉·阿芬克劳特急急忙忙去了银行。银行人员打开账户后，告知她，政府已经通知查封她家的账户，因为两天前戈培尔部长发布了命令，在德犹太人必须向政府赔款十亿马克。雷奥妈妈哭着与银行争论，三分钟后，银行的主管出来了。翘着胡子、手握烟斗的主管只说了一句话：“限你半分钟内离开，否则我就给党卫队打电话！”汉堡的党卫队以凶残出名，遇有犹太人辩驳，一言不合即拔枪杀人。雷奥妈妈恐慌地离开后，又去了第二家银行，结果还是一样。莎拉·阿芬克劳特独自躲在阿尔斯塔湖边抱头痛哭了整整一个下午，天黑时才摇摇晃晃回到家。
此后一天的早晨，像雷奥和姐姐苏珊娜看到的一样，妈妈又出了门。当莎拉·阿芬克劳特来到市政厅大楼旁的一家典当行时，店门还没开。在瑟瑟的寒风中，莎拉·阿芬克劳特蜷曲着蹲在铁门外等待。典当行对面是一家名叫“Elben Kaffee（易北河咖啡）”的著名面包房，莎拉·阿芬克劳特和丈夫过去每年带着儿女逛市政厅广场前的圣诞市场时，走累了都会来到这个店里，点上四杯咖啡，各人选一块自己喜欢的面包、蛋糕或者布丁，围坐在一个小圆桌旁，听着轻快的巴伐利亚民歌或者瓦格纳的音乐，一坐就是一个小时。现在，一切都改变了，莎拉·阿芬克劳特看到面包店里坐满了来吃头炉面包的德国人，人人端着咖啡，吃着面包，谈笑风生，相互之间相敬如宾。莎拉·阿芬克劳特认识的那位面包房的年轻女店主，穿着漂亮的圣诞红服装，戴着红色的圣诞老人帽，微笑着穿梭在客人中间……当典当行的铁门打开一半的时候，莎拉·阿芬克劳特就挤了进去，她从口袋里掏出两袋金银首饰放在柜台上，面无表情的德国店主戴上圆孔镜一个一个检查了两遍，最后轻轻地开了口：“确定当？”
得到雷奥妈妈点头确认后，德国店主一脸僵硬：“按政府规定不能收购这些东西，因为从前天开始，你们的东西已经是帝国的财产了，这些财产必须上交到党卫队总部去，我买是有风险的。”
“我家有病人，治病需要钱，您就高抬贵手吧！”雷奥妈妈哀求。
对方慢慢悠悠拿出一个小纸片，在上面写出了一行数字：“150DM”。
“先生，才一百五十马克，实在太低了啊！”
德国店主没有回答，只是将所有金银首饰又装回了那两个布袋内，轻轻地推回到雷奥妈妈面前。
“别的店说不定能当个好价钱，请便吧！”
莎拉·阿芬克劳特最后只得以一百五十马克当了祖传下来的两袋金银首饰。莎拉·阿芬克劳特强忍泪水离开了典当行。她知道，自己和丈夫商量好的计划落空了。阿芬克劳特先生从王家甫那里知道，一张从汉堡到上海的船票是一百二十马克，这些首饰至少值七八百马克，可以为全家人购买四张去上海的船票。
走出典当行，莎拉·阿芬克劳特听到了面包房传来的悠扬的圣诞歌曲，闻到了空气中弥漫着的面包的麦香和咖啡的醇香，她再也忍不下去了，蹲在地上轻声地哭泣起来。突然，莎拉·阿芬克劳特马上惊觉地捂住上自己的嘴，她意识到在这里不能哭，作为犹太人的她已经失去了在公共场所出声哭泣的权利。
回到家里，莎拉·阿芬克劳特的心又灰暗了下来，因为她知道，当掉首饰换来的一百五十马克加上家里仅有的一点现钱，只能勉勉强强凑够两张去中国的船票，也就是说，一家四口人中只有两个人有机会离开眼前所处的凶险之地。一儿一女，让谁先走呢？她和丈夫商量了一个晚上，抽泣也持续了一个晚上。
又是一个灰蒙蒙的大清早，莎拉·阿芬克劳特冒着北风来到了汉堡远洋客运码头。购买上海船票的窗口前面已是黑压压一片人群，凛冽的寒风中，蜷缩着身体等待购票者排成的队伍足足有两三百米长，队伍中有戴着六角星标识低头无语的犹太人，有不戴标识手里掂着光亮牛皮包的德国生意人，还有谈笑风生的旅行者。莎拉·阿芬克劳特握着手中勉强凑齐的两张船票钱，站在队尾焦虑万分，巴望着队列能迅速缩短，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队伍向前挪行还不到两米。
焦急万分的莎拉·阿芬克劳特意识到，这样下去，就算花一整天时间她也无法买到去上海的船票。做生意和旅游的人可以等，但她不能再等，一天都不能再等。
于是莎拉·阿芬克劳特从队尾来到了售票窗口，她想看一看有无别的办法。售票房间内售票的一共两个人，一个是德国人，另一个是中国人。看到那个中国人，莎拉·阿芬克劳特眼前忽然一亮。
“王家甫？王家甫？”莎拉·阿芬克劳特在窗外大声吆喝起来。
正在售票的德国人和中国人没有听到，仍旧低着头在数钱。
“王家甫？王家甫？”莎拉·阿芬克劳特呼喊的声音更大。
中国人抬起了头，好奇地盯着窗外大声吆喝自己朋友名字的外国女人，还是一动没动，“王家甫已经回上海了，难道又回到汉堡了？”
“王家甫？王家甫？”
窗外的叫喊声嘶力竭，意识到窗外喊叫的女人正恐慌地盯着自己，中国人走出了售票间……
莎拉·阿芬克劳特于是买到了两张三天后去上海的船票。
莎拉·阿芬克劳特深深地向中国人鞠了一躬，她从王家甫那里学得的鞠躬的样子。中国人也向她鞠了一躬，是和王家甫一模一样的鞠躬姿势。
别了中国人，莎拉·阿芬克劳特手握船票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时，一艘驶往远东中国的诺亚方舟慢慢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看到了海上的曙光，看到了向她频频招手的王家甫，莎拉·阿芬克劳特双手合一，泪眼模糊……
知道自己要去中国的前一天，雷奥来到了学校，因为上午最后两节是音乐课。
雷奥来到音乐教室时，音乐课已经结束。施密特女士正在合上钢琴整理乐谱，她抬头看见站在门口默不作声的雷奥，一下子怔在了那里，半天没有缓过神来。她知道，政府已下令所有犹太裔儿童都不能再来上学了。
“雷奥，还好吗？”
雷奥没有说话。
“雷奥，还好吗？”
雷奥还是没有说话。
沉默，还是沉默，足有一分钟的时间。
“老师，我要去中国了。”
施密特女士没有说话。
“老师，我要去中国了。”雷奥重复了一遍。
施密特女士还是没有说话。
两人默默对视着，又是足足一分钟的时间。
“雷奥，我给你弹首曲子吧？”施密特女士说。
于是施密特女士重新打开钢琴，娴熟地弹了起来。施密特女士弹奏的是贝多芬的命运第五交响曲。
“雷奥，你听，贝多芬哭了！”施密特女士弹到忧伤的低音时，自言自语道。
听着沉闷的琴声，雷奥哭了。
“雷奥，你听，贝多芬笑了！”
雷奥笑了。
“雷奥，你听，贝多芬在痛苦地挣扎着！”
雷奥又哭了。
“雷奥，你听，贝多芬战胜了命运，他胜利了，他在笑呢！”
这时候，雷奥又笑了。
曲子弹完了，施密特没有站起来，这位平时优雅端庄的老师趴在琴键上呜呜大哭起来，头下的琴键发出吱吱呀呀的呻吟。
就这样，师生两人足足沉默了五分钟，谁也没有说出一句话。
“雷奥，你去了中国，有机会就给我写信吧。每收到你的一封信，我就在这里给你弹一首曲子来祝福你！音乐无国界之分、无时空阻隔，只要你用心灵去感悟，就一定能听见远方的老师给你弹的曲子！”
雷奥没有讲话，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们拉个钩吧，谁都不能忘记我们的约定。”施密特女士说。
两个小手指钩在了一起。
雷奥在心里暗暗发誓，无论今后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定期给自己心目中最好的老师写信。
分别的时刻到了。雷奥默默地走到施密特女士面前，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纸包，说出了两人最后一次见面的最后一句话。
“老师，这是您最爱吃的蛋糕，可惜家里没有松子了！”
说完，雷奥眼眶一红，泪水夺眶而出。
离开教室的雷奥再也没有回头。
离开音乐教室几十米后，雷奥突然听到身后又传来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是贝多芬痛苦挣扎的那一段……
汉堡客运码头在凛冽的寒风中静默着，即将起航驶往各地的海轮在冰冷的易北河里左摇右晃，船上的机器发出沉重的叹息，高大的烟囱里冒出一段接一段怪诞的白烟，犹如重病垂危者的最后几口喘息。白烟升腾后，又迅速被阴冷的寒风残忍地吹散，尔后消失于苍茫的天际。
灰暗的天空下面是一排排候船者列成的队伍，队伍的最前端是数名荷枪实弹的党卫队士兵。每一个准备登船的戴有犹太标识的人都必须接受严格的检查，按照戈培尔部长签署的命令，他们每个人不得携带超过十马克离开德国。雷奥和妈妈身上一个马克也没有，但在党卫队搜身时依然浑身冷汗，战战兢兢。因为在他们前面的一位犹太中年男人，一颗镶金的门牙硬是被党卫队用钢钳无情地拔下，满口鲜血的犹太男人竟然一声不吭。“咯嘣”一声金牙落地后，犹太男人一手掂起自己的小布袋，一手捂着血流不止的嘴巴，挺胸抬头走向了轮船的舷梯。
雷奥妈妈肩膀上挎着的一只精致的牛皮挎包被强行夺走后，母子俩已是囊空如洗，一文不名。帆布箱里的破衣服和旧鞋子党卫队是不要的，不但不要，他们检查完还用黑色皮靴狠狠地踢了一脚，嘴里骂出一句：“快滚，犹太猪！”
登上香港一家轮船公司的远洋客轮，雷奥妈妈进了船舱大门后，立刻瘫坐在地板上，忍不住失声痛哭。多少个凶险的日子里，她想尽情地放哭，但她不能，也不敢，只有此时此地，她才敢放声痛哭，才敢取下胳膊上佩戴的犹太标志。很多人也像雷奥妈妈一样取下胳膊上佩戴的犹太标志，瘫坐在地板上痛哭，刚才那位被拔掉门牙的男人也在哭，不过没有坐在地上，而是手扶舷梯，泪流满面地凝望着汉堡港，他生活了半辈子的汉堡港。
汉堡港变了，汉堡的地变了，汉堡的天也变了。
汉堡港进入了冰冷的季节。
在这冰冷的季节里，雷奥没有哭，他静静地看着舱外海面上的海鸥。以前，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他和全班同学带着苹果、香肠、面包和蛋糕多次来过有着七百多年历史的汉堡港。有时是春游，有时是秋游，有时是生活观察课，有时是地理考察课，他和同学们领略过海鸥展翅高飞蓝天的优美，那时的海鸥成群结队，自由嬉戏，时而紧贴水面滑翔，时而迅捷高飞直上，时而拍击海水，时而掠水盘空，发出的声声鸣叫悦耳欢快。而今天看到的海鸥个个独自飞翔，孑然神伤，在半空中盘旋一圈后没有停下，接着又盘旋徘徊，声声鸣叫中透出凄凉哀怨。这哀怨与船舱内传出的阵阵哭声交织在一起，像一张灰色的、密不透风的大幕蒙在雷奥头顶上方，使他辨不出哪里是船，哪里是海，哪里是岸，哪里是天。
一阵又一阵的寒风刮到雷奥的脸上，如刀割针刺般疼痛。雷奥用双手捂住脸，不由自主潸然泪下。雷奥哭了，他哭海鸥、哭自己、哭汉堡、哭未来……
雷奥和妈妈在轮船上悲痛欲绝，爸爸阿芬克劳特先生和姐姐苏珊娜在家里肝肠寸断。阿芬克劳特为不能送妻儿一程痛心难过，苏珊娜也为不能去中国伤心不止。上午十点钟的轮船，从家里到码头也就是一个小时的路程，但全家四点钟就起了床。实际上，四点钟起床的只是雷奥和姐姐苏珊娜，爸爸和妈妈一夜都没合眼，房间里的灯亮了一夜。
汉堡的冬晨暗淡无光，北风把糊在窗户上的报纸吹打得哗哗作响，声声剜心。从四点到七点半的三个多小时内，一家人谁也没说一句话，静静地坐在地板上，等待着妻离子散，天各一方时刻的到来。
离别时一家人抱在了一起，没有一个人讲话，没有一个人抬头，只有痛哭，嚎哭，肝肠寸断地哭，撕心裂肺地哭……雷奥和妈妈就要出门了，一家人这才止住了哭声，阿芬克劳特先生哽咽着对妻子说：“到了上海，一定要找到王家甫先生，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帮助你们的。别忘了告诉他，有机会再来汉堡……”
苏珊娜站在弟弟雷奥面前，用手揉着泪眼，断断续续地说：“雷奥，你到了上海，王家甫先生肯定会给你讲中国猴子剩下的四十变，你一定要记清了，等我到了上海，你一定要讲给我听，好吗？”
雷奥拉着姐姐苏珊娜的手，使劲地点头，说道：“姐姐，不哭了，不哭了，我答应你，我一定把王家甫先生讲的故事记在心里，等你去了上海，一个接一个地讲给你！”
雷奥和妈妈走出家门的时候，阿芬克劳特先生和苏珊娜“扑通”一声瘫坐在了地上。
从轮船地板上站起来的雷奥妈妈没有拉着儿子在船舱内寻找自己的铺位，而是先去寻找船上的卫生间。等他们来到卫生间，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队伍里站着的全是犹太人，进去的人一脸紧张，出来的人一脸轻松。等待的时候，雷奥妈妈趴在儿子耳边轻声说话，眼神警惕着周边的人。雷奥先于妈妈进去，卫生间里阵阵血腥味扑鼻而来，马桶壁上还残留着未被流水冲走的血污，马桶边的地板上溅着斑斑点点的血迹。雷奥按照妈妈嘱咐，脱去了裤子，半蹲在马桶之上，然后两个手指伸进了自己屁股底下……当雷奥咬紧牙关猛力拉出一颗樟脑丸大小的塑料团后，一股鲜血顺着屁股流在了马桶里。雷奥感到锥心的疼痛，但他没有叫，更没有哭，因为妈妈一路上都在提醒他，里面的东西是他们母子俩到中国后的活命钱。雷奥在水龙头上洗净塑料包，里面的东西他太熟悉了，是妈妈逢年过节时戴的一只玉石耳环，另一只在妈妈那里。
雷奥从卫生间出来后，朝妈妈点了两下头，这是母子间的暗号。雷奥妈妈也点了两下头，随后进了卫生间。雷奥看到，妈妈也像自己一样是并拢双腿进去的。他还看到，后面不少人都是并紧双腿进去的。
雷奥和妈妈找到自己的床位，母子俩相视无语，各自用被子蒙着头躺在自己的铺位上。七岁的雷奥从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他感到了空前的羞耻，这种羞耻带给他内心的疼痛比屁股的疼痛剧烈得多。这时，雷奥又听到妈妈在低声抽泣，时断时续的抽泣，直到轮船鸣笛启动，母子俩都一直蒙着头，谁也没和谁讲一句话。
轮船起航了。
中午时分，轮船驶出易北河来到了大海上，德国西北部的黑尔格兰岛出现在眼前，这是轮船上的人能看到的德国最北部的陆地了，逃亡的人们纷纷簇拥到甲板上，在凛冽的海风中再凝望一眼这片土地，再看一眼他们曾经居住过、热爱过、现在又被迫逃离的土地，何时能回来？能不能回来？就是能等到回来的那一天，这片土地容貌依旧吗？萦绕在心头的这些问题使每个逃亡者泪眼婆娑，静默无语。黑尔格兰岛在注目者的眼中慢慢变成了一个黑点，黑点由清晰慢慢变得模糊，最后这黑点消失在海天相接处。
别了，故土！别了，生我养我的故土！别了，美丽的故土，多难的故土！别了，爱恨交织的故土！站在甲板上的人们神情肃穆，双手合一，默默对天祈祷……
轮船在苍凉的北海上，在刺骨的海风中颠簸着，步履蹒跚地行进，像一位衰朽的老者，负着沉重的担子，吃力地行进。
这是一次艰难的洲际航行。
第一天，雷奥在自己铺上躺了一天。从夜里开始，海面狂风骤起，暴雨如注，巨浪一个接着一个翻滚，一浪比一浪猛烈。轮船不停地颠簸摇晃，一会儿船身被闪电照得煞白，一会儿轮船没入漆黑一片的海水。船舱里的很多人开始呕吐，第一次乘海轮的雷奥也不例外。刚吃过一点东西，一两个小时的颠簸过后，雷奥就吐了出来，直到把腹内仅有的一点东西吐空，直到最后吐出来的都是苦涩的黄水。到了半夜，筋疲力尽的雷奥连爬上铺位的力气都没有了，是妈妈和旁边的一位阿姨把他托上去的。躺在铺上，头晕目眩的雷奥哭了起来，这一回雷奥没有用被子蒙头，而是放声大哭，他受不了这种人间地狱般的折磨。雷奥一哭，阿芬克劳特夫人也跟着哭出声来，也不知道是雷奥的哭声凄惨还是哭声的传染，旁边的两个孩子也哭了起来。哭声混杂着机器的轰鸣声，使整个船舱变成了冷森阴暗、令人心悸的地狱。
第二天早上，阿芬克劳特夫人起得很早，面朝西方，一阵虔诚的祷告之后，她睁开眼睛看自己的儿子。这么一看，她发现了可怕的事情，雷奥双眼紧闭，脸色惨白，满头虚汗，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当她把手放到儿子额头上时，感到的是阵阵滚烫，一连几天的惊吓和颠簸，滴水未进的雷奥发起了高烧。阿芬克劳特夫人轻轻摇晃几下雷奥，但雷奥始终说不出话来。看着虚弱的、奄奄一息的儿子，阿芬克劳特夫人惊叫起来，附近的人听到阿芬克劳特夫人的惊叫，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纷纷围拢过来。看着可怜的雷奥，人们都跟着紧张起来，启程才两天时间，面前的孩子就变得如此虚脱，整个行程需要二十来天，他能闯过这一关吗？同样的处境使得船上的逃亡者同病相怜，大家都知道，阿芬克劳特夫人的丈夫和女儿仍留在德国，雷奥是她身边唯一的亲人，容不得半点闪失啊！住在阿芬克劳特夫人隔壁铺位的一位阿姨焦急地嚷起来：“有谁带了退烧的药吗？有谁带了退烧的药吗？”退烧药片很快送来了，是一对老年夫妻送来的，他们把一瓶药全部塞到了阿芬克劳特夫人手里，安慰道：“没事，孩子吃了药就会好的，红色的吃一片，白色的吃半片。”上船时被拔掉金牙的那位中年汉子也来了，他嘴里塞着止血的棉球，两个腮帮肿胀得乌紫透亮。中年汉子把药拿在手里，端着茶缸爬到了上铺，托起雷奥的头把药塞进雷奥的嘴里，又喂了几口水。船舱里暂时安静了下来，阿芬克劳特夫人抱着头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所有的人都抱着头安静地坐在自己的铺位上，轮船一上一下摇摆着，每个人的心都悬着，默默地为可怜的雷奥祈祷，为这次悲惨的航行祈祷！
整个上午，雷奥一直处于昏迷之中。
中午，那位中年汉子再次爬到雷奥床头，给雷奥喂了药。
中午，船舱里没有一个人吃午饭，大家都坐在自己的铺位上静静地等待。
每隔十几分钟，都会有一个人轻轻地爬到雷奥床头，看雷奥一眼。一个人下来，下面所有人都会抬头注视着他的神色，看到摇头，又都将头再次埋进怀里。
阿芬克劳特夫人连抬头看的力气都没有了，她坐在舱板上，用被子蒙着头，嘴里不停地诵吟着祷告词，祈求上帝保佑儿子平安。
下午三点，有人轻声说：“孩子的眼睁开了！”
这个细微的声音在死寂的船舱里如同炸雷，阿芬克劳特夫人一把甩掉蒙头的被子，迅速向上攀爬，她看到自己的儿子果真睁开了眼睛。人们再一次哗啦啦围了上来，一个接一个地爬到上铺看，大家看到雷奥睁开了双眼。人们喜极而泣，雷奥活过来了！此时的景况，大家本来该微笑，但人人都流了泪。泪眼蒙眬中大家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生机。一位带小孩的母亲这时送来了半瓶牛奶，牛奶装在带有奶嘴的奶瓶里，“就剩这半瓶了，快让孩子喝下去吧！”在众人的帮助下，阿芬克劳特夫人用力地爬上雷奥的铺位，用颤抖的手紧握瓶子，将奶嘴塞到了雷奥嘴里……
轮船在大海上漂泊着，坐在靠窗铺位的每个人都透过玻璃凝视着苍茫的海面，海水翻起的大浪击打在玻璃窗上，整个窗口立刻变得白花花的一片，凝望的人们下意识地眨了一下眼，又继续凝望窗外。短暂的平静过后，又一个大浪打了过来……人们就这么凝望着大海，虽然眼里所见只有茫茫无边的海水，但人人心里充满着希冀，尽管希冀是如此的遥远。
海浪呀你就翻腾吧，每翻一个浪，轮船就前行一步，前行一步，就离远东的中国近一步，离上海近一步，人们活下来的希望就多了一分。海浪啊你就疯狂吧，再恶的滔天巨浪，也都有归于平静的时候，人们默默地念叨着内心的希望。
阿芬克劳特夫人坐在儿子身边，她用温热的手紧紧地拉着儿子的小手，盯着雷奥，眼里充满着慈祥和怜爱。雷奥也用眼睛注视着妈妈，眼光里透出依赖和温顺。此时，望着儿子，阿芬克劳特夫人没有流泪。一个多月以来，她的泪已经流得够多了，就是有眼泪这个时候也不能流，她要用微笑温暖病中的儿子，这个时候的微笑比任何药物都起作用。于是阿芬克劳特夫人微笑起来。雷奥看到了妈妈久违的微笑，心中油然升起无尽的甜蜜和幸福。妈妈的微笑温暖着雷奥的心，雷奥也会意地望着妈妈微笑起来，母子俩的手握得更紧了。
晚饭的时候，几个人给雷奥送来了苹果和巧克力，阿芬克劳特夫人感谢过每个人，用汤勺在茶杯里把苹果捣成泥，一勺一勺地喂给雷奥吃下，阿芬克劳特夫人又把巧克力化成汤水，一勺一勺地喂进儿子嘴里。吃着妈妈喂的东西，雷奥的眼睛始终盯着妈妈微笑的脸庞，他觉得妈妈脸上的微笑和含在嘴里的苹果、巧克力一样甜蜜。
夜幕降临，大海变得一团漆黑，船舱内的灯熄了，轮船像漂在海上的一片树叶被海浪推动着在黑暗中孤独前行。雷奥吃过药片，迷迷糊糊地闭上了双眼，不一会就睡着了。阿芬克劳特夫人没有回到自己的铺位上，而是一直静静地坐在儿子身边，她默默地看着脸色煞白的儿子，又想起了留在汉堡家里的女儿和丈夫，泪水止不住又流了出来。
阿芬克劳特夫人在儿子身边守候了整整一夜。
黑夜白天，身体虚弱的雷奥躺在床上，每当他闭上双眼，音乐教师施密特女士的话就会萦绕在他的心头，施密特女士的钢琴声就会回荡在他的耳畔。听着听着，雷奥的心就会温暖起来，涌动的希冀就会从心脏通过血管弥漫至全身的每个细胞……
三天后，雷奥能下床走动了。
五天之后，轮船到达了西非佛得角群岛，在匆忙的嘈杂中加煤加水加油后，再次鸣响嘶哑的汽笛，马不停蹄沿着西非海岸继续向南行驶。又是几轮黑天白夜，轮船气喘吁吁地到达了好望角，很多乘客都出来观看过去只有在地图上才能看到的好望角。雷奥没有心情观赏这非洲胜景，他心中期待的不是非洲。绕过好望角，轮船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抵达了东非的一个港口，雷奥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轮船再次加煤加水加油后离开，驶向辽阔的北方海域。
在船上，对于雷奥，黑夜白昼已经没有区别，他有时白天睡觉，有时黑夜睡觉，无论白天黑夜他都离不开那张床。轮船吐着黑烟在海浪中疲惫前行，终于有一天由往北行驶掉头向东航行了，雷奥心里轻快起来，因为他知道，中国在东方，上海在东方，东方才是他心中神往的方向。
轮船向东行驶之后，雷奥白天都会站在甲板上瞭望前方。和雷奥一起站在甲板上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那个被拔去金牙的中年汉子。从交谈中，雷奥知道这位先生叫哈雷尔，是德国不来梅造船厂的一名钳工。哈雷尔口中的棉花团前几天还血淋淋的，整天一句话不讲，现在棉花团变小了，嘴里留下了一点空间，他慢慢开始说话了，毕竟嘴内腾给舌头的空间有限，说话时呜呜噜噜的，雷奥听起来相当吃力。
“雷奥，前几天，你可把大家吓坏了！”哈雷尔呜呜囔囔地说。
“我妈妈都给我说了，谢谢你，也谢谢其他好心人！”雷奥回答。
“当时我就相信你没事，上海是天堂，天堂还没有到过，怎么能入地狱呢？”哈雷尔抚摸着雷奥的头，微笑着说。
“我永远都不要到地狱去！”雷奥坚定地回应。
“是啊，我们既然逃离了一个地狱，其他的地狱我们都不去。”哈雷尔眼中闪着亮光，望着前方的大海。
“哈雷尔叔叔，您去过上海吗？”雷奥问。
“上海？没有！只是听说过。”哈雷尔回答。
“上海大吗？”
“我想肯定很大。”
“有多大呢？”
哈雷尔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他不想让面前这位可爱的孩子失望，略加思考后，他便用手指着周围浩瀚的海面，身体转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圈，兴致勃勃地说：“上海就和大海一样大！”
想着和浩瀚大海一样大小的上海，雷奥心里更加神往。
“哈雷尔叔叔，您到上海后干什么呢？”
“我去造船厂找工作，造一条比我们坐的这艘还要大的轮船，等将来不打仗了，好让你乘我造的船回汉堡。”
“您怎么知道上海有造船厂？”
“靠海靠江的城市都有造船厂，你们汉堡有，我们不来梅有，上海也肯定有。”哈雷尔的话说得雷奥心悦诚服。
“您会开船吗？”
“会！”哈雷尔其实不会开船，他只是船厂的钳工，为了不使雷奥失望，他信口说自己会开船，边说边用手模仿掌舵的动作。
“好，那我们说好，我和妈妈今后就坐您开的船回德国，到时候，您一定要让我到驾驶室里去看看，您是怎么开动那么大的轮船的。”
“好，我答应你，我们一言为定。”
听完哈雷尔叔叔的话，雷奥高兴得蹦了起来，他心中的哈雷尔叔叔真了不起，不但能造船，还会开动大大的轮船。这还不是最令雷奥激动的，雷奥最激动的是，哈雷尔叔叔爽快地答应让他到大轮船驾驶室里去，让他亲眼看一看，大轮船是怎样在哈雷尔叔叔的手上服服帖帖地在茫茫大海上向前行驶的。
向东航行的轮船还是原来的轮船，但雷奥此时认为，轮船变了，变轻了、变稳了、变快了。轻快的海轮先是到达南亚，接着轻快地到达了东南亚。脑子里装满憧憬的雷奥有时白天站在甲板上，一两个小时一动不动，他在凝视苍茫的海天，他在想象上海辽阔的程度。睡不着觉的夜晚，雷奥有时也会站在甲板上，顺着船顶探照灯的方向，惬意地望着浩瀚的大海翻起一排又一排白浪，每排白浪从远处滚来荡击在船舷上，发出嘭嘭嘭阵阵巨响，片刻后，又是排排白浪和阵阵巨响，这节奏感极强的响声撩拨得雷奥心潮澎湃，他在用心体会着大海的心声。
又是一个晴朗的白天，雷奥来到了甲板上。甲板上围满了一群人，人群中间站着一位先生，正在拉小提琴，只见他穿着燕尾服，看起来四十多岁，消瘦，但十分精神，他演奏的是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也是贝多芬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雷奥不懂这些，但他看到周围的每一位听众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于是也跟着围了上去。贝多芬的这部小提琴协奏曲共有三个乐章。先生演奏第一乐章时，沉静、安详、从容不迫，琴曲中的乐音透出坚定和果断，周围的每一个听众被乐曲感染，人人脸上露出了坚毅的神情，好像自己不是处在逃难的途中，而是端坐在庄重肃穆的维也纳金色大厅里。接下来的第二乐章是贝多芬典型的抒情曲，曲调浪漫、平静、舒缓，每一个听众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惬意，思绪在乐曲中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回到了西部的波恩、考布伦茨，回到了东部的莱比锡、德累斯顿，回到了北部的基尔、什维林，回到了南部的海德堡、斯图加特……欢乐和高昂的第三乐章到来了，雷奥看到，演奏小提琴的那位先生显得十分激动，拉弦的右手时快时慢，时紧时缓，身子时而上提时而下顿，时而前后摇摆时而左右震荡，站在周围的每一个人都随着乐曲的节奏晃动着身体，宽阔的甲板这时候变成了巨大的舞台。人们忘记了曾经的苦难，忘记了未卜的前途，人人紧闭双目思绪飞扬，人人尽情晃动着身体，轮船的颠簸有意无意地配合着身体的悠晃。
轮船于夜间十点到达香港，眼前一片灯火通明。港口内悬挂着清一色的英国米字旗，让人仿佛置身于欧洲的大不列颠。要在平常，这种氛围一定会让雷奥想念同样灯火通明的汉堡，汉堡夜间灯火的璀璨不亚于香港，但甲板上的雷奥没有这样想。还需多少时间才能到达上海？这个问题一直盘桓在雷奥的脑海里。
雷奥不知道轮船在香港停留多长时间，三个小时，五个小时，或者一夜？一分钟雷奥都嫌长！
轮船从香港驶向上海的途中，船上的气氛变了。白天，所有的人都会来到甲板上，看看盘旋飞翔的海鸥，望望青蓝的天空中飘荡的云朵，听听小提琴悠扬的琴声。雷奥从哈雷尔叔叔那里知道，拉小提琴者是德国国家歌剧院第一提琴手，因为犹太身份遭到驱逐。一位老者也告诉雷奥，拉小提琴者名叫卫登堡，在德国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喜欢音乐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他的名字。卫登堡一拉就是好几支曲子，老人说：“你听，这是舒曼的《梦幻曲》，是写给你们孩子的！”在大家陶醉于婉转悦耳的琴声时，雷奥环顾了左右，发现大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一种喜悦，一种沉浸于缥缈的梦幻世界中的喜悦，一种追忆无忧无虑童年快乐时光的喜悦。在雷奥眼里，这时的大人都变成了孩子，甚至比自己年龄还小的孩子。卫登堡换了曲子，老人低下头告诉雷奥：“你听，这是舒伯特的《蜜蜂》，留心，别蜇着啦！”雷奥捂住脸，透过指缝，他似乎看到，听乐曲的每个大人都在抬头寻找蜜蜂，在他们的眼中和耳中，蜜蜂嗡嗡着成群结队在甲板上空飞舞，尽管天空中什么都没有，从每个人的表情中雷奥感到，他们确确实实地看到了、听到了蜜蜂们在欢唱。接下来，卫登堡演奏了霍瑟的《摇篮曲》，这个曲子雷奥多次听过，但他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这次从老人的口中得知叫《摇篮曲》。听着甜美温馨的《摇篮曲》，雷奥觉得，晴朗的天空黯淡了下来，顷刻间变成了繁星闪烁的浩瀚夜空，甲板上的每个人不是站着，而是静静地躺着，闭上双眼进入了甜蜜的梦乡，海面上的阵阵波涛也变成了均匀的、此起彼伏的鼾声……
夜晚，大人们入睡了，孩子们却全无睡意，他们围坐在一位犹太老人四周，跟他学汉语。
“ni hao!”老人教。
“ni hao!”孩子们一起学。
“xie xie!”老人说。
“xie xie!”孩子们一起跟。
“zai jian!”老人读。
“zai jian!”孩子们一起念。
老人认真地教着，孩子们认真地学着，每个人脸上都挂满了憧憬，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向往，他们憧憬着大海尽头的一个崭新大陆能尽快出现在自己面前，他们向往着苦难尽头有一块乐土，张开坚强但温柔的双臂欢迎他们。雷奥也在其中，挤在最前面，每发一次音他都踮起脚尖，挺起胸膛，特别留心音节的长度和音调的变幻。
夜深了，孩子们谢过老师，回床铺睡觉去了。雷奥没有上床睡觉，而是来到了哈雷尔叔叔的床铺前，因为白天，哈雷尔告诉雷奥，他要给自己用木头刻一只海鸥。雷奥到来的时候，哈雷尔正在昏暗的灯光下聚精会神地刻着，见雷奥来到自己面前，哈雷尔轻声问道：
“雷奥，学汉语了？”
“是的！”
“给我说几句听听！”
雷奥把“你好”、“谢谢”、“再见”抑扬顿挫地说了一遍。
“雷奥，我认为中国人真奇怪！”
雷奥不清楚哈雷尔叔叔的话从何说起，也就无从回答。
“你看，中国人见面先相互问候，接着就说‘谢谢’，然后就喊‘再见’，‘再见’完了，拍拍屁股扭头就走开了，不奇怪吗？”
雷奥笑了起来，哈雷尔也笑了起来。
“哈雷尔叔叔，我来看您刻海鸥。”雷奥对哈雷尔说。
“这不，还剩一双翅膀，今晚一定给你刻好。”
“哈雷尔叔叔，您刻的这只海鸥会飞吗？”
“孩子，我们犹太人说，万物皆有灵性，只要你心里想着它能飞，它就能飞起来，比甲板上空的海鸥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轮船是在一个下午傍晚时分穿过台湾海峡，进入东海海域的。甲板上一群人围拢在一起看落日，落日的余晖给甲板涂了一层红彤彤的色彩，灰黑坚硬的甲板于是有了许多温煦和暖。手里拿着木海鸥的雷奥看见了拉小提琴的卫登堡先生和夫人拉着手在甲板上散步。在雷奥眼里，卫登堡先生和其他人不一样，别人散步时，都爱不停地讲话，卫登堡夫妇一句话不说，一会抬头仰望天穹，一会低头凝望甲板，仿佛他们对眼前的世界完全陌生。卫登堡夫妇眼中的世界究竟怎样？雷奥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还是从索菲娅·施密特老师那里得到了答案。雷奥想起来了，索菲娅·施密特老师和玛瑞亚小学的其他老师不一样，讲话很少，在音乐教室弹钢琴时，也经常抬头凝望天花板，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低下头目不转睛地注视红砖地板，也会观望很长一段时间。卫登堡先生和施密特老师一样，心中一定装有自己的音乐世界。心中装着音乐世界的人就是和其他人不一样！雷奥得到了答案。这时的雷奥心里十分高兴，手举着木海鸥在甲板上跑得更快，边跑边喊，“海鸥飞起来啦，海鸥飞起来啦！”卫登堡夫妇听到雷奥的喊声，停下了脚步，看着在甲板上奔跑的雷奥，微笑起来，雷奥也看见了音乐家的微笑，绕着卫登堡夫妇转起圈来，“海鸥飞起来啦，海鸥飞起来啦！”卫登堡夫妇一齐随着雷奥喊了起来……突然，甲板上响起了刺耳的广播声，所有的人都惊呆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请大家赶快回到船舱，请大家赶快回到船舱，右前方五海里发现日本飞机和军舰！”
甲板上的人们正在四处逃窜之时，两架草绿色的飞机俯冲而来，在轮船上空轰鸣盘旋。
轮船停在了海面上，不敢再向前行进半步，船舱内地狱一般的死寂。几分钟前，还活蹦乱跳的孩子们个个乖乖地抱着头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没有一个说话，没有一个敢哭，连大气都不敢出。雷奥来到了哈雷尔叔叔的铺位上，哈雷尔叔叔正在透过玻璃窗向外观看，见雷奥来了，就移身给雷奥一点位子。雷奥看到远处的海面上，一排纽扣般大小的小黑点在移动，小黑点排得整整齐齐，像搬东西的蚂蚁。雷奥知道，那不是他在汉堡阿尔斯塔湖边见到的搬运面包屑的蚂蚁，也不是在格林童话里搬运圣诞糖果的蚂蚁，那是吃人的毒蚂蚁，一旦他们发威，一切生灵都将被它们无情地吞噬。想到这里，雷奥不敢再看，而是依偎在哈雷尔叔叔的怀里，一只手紧紧抓着木海鸥，另外一只小手捂住了双眼。
十几分钟后，盘旋的飞机飞走了。
半个小时后，黑点消失了。
船舱内的每个人脸色苍白，满脸虚汗。
浑身发抖的雷奥睁开了双眼，舱外的海面已经黑暗如漆。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一号，雷奥和妈妈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一天。天刚蒙蒙亮时，船舱内响起了广播声，“各位乘客，各位乘客，远东中国就要到了，离上海还有一个半小时的行程。”船舱内立刻沸腾起来，欢呼起来。欢呼声中，哭声、笑声、掌声交织在一起，在大西洋、印度洋、南海上颠簸了二十一天的轮船终于到达中国的东海了。东海在什么地方，雷奥不知道，他妈妈也不知道，但他们清楚，到了东海就等于到了中国，就等于到了上海。到了王家甫嘴里经常提起的上海了，到了二十多天来船舱里每个人夜思梦盼的上海，到了每个人想象中都不一样的上海，东方的上海，神秘的上海，船上的每个逃难者都情不自禁。
这时候东海的东边泛起了鱼肚白。太阳还在海面之下，但她的光辉已经显露了出来，茫茫大海一片蔚蓝，唯有太阳周围的海水被其光辉镀得金碧辉煌。顷刻之间，太阳努力地升上了海面，宛如半个金色的芒果，再渐渐变成一个浑圆蛋黄安卧在巨大的红色蛋壳之中，最后红彤彤的蛋壳幻化成硕大的热气球慢慢上浮，把慵懒的蛋黄拖出了海洋的怀抱。万道光芒随着太阳的升高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亮，把整个轮船浸染得前后通红，把站在甲板上披着毯子的雷奥浸染得上下通红，雷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太阳的神圣与伟大所折服。轮船在太阳光辉的照耀下继续前行，太阳的光辉漂白了天空，漂白了浮云，漂白了一望无际的海水。雷奥沿着阳光照耀的方向慢慢抬头向前方眺望，他看到了一个神奇的景象：暖暖的、闪闪的、长长的、缕缕的太阳光线竟然最后汇聚在了一起，汇聚到了海的尽头，汇聚在了一块崭新的陆地。
“上海！上海！”第一个看到陆地的雷奥一把扔掉披在身上的毯子，在甲板上疯狂地喊着，跑着，跳着。
“上海！上海！”全甲板上的人被雷奥的激动所感染，全都用同样的一个姿势——雷奥的姿势——疯狂地跳着、喊着、跑着。这时候，太阳的光辉把远方的陆地也浸染成了金黄，熠熠的、暖暖的、闪闪的金黄，把海洋的尽头织成了一个无限广袤的金色世界。
望着甲板上像孩童一样欢快的人群，想象着盼望已久的上海的模样，雷奥哭了。
一脚踏上上海码头的陆地，把木海鸥高高举过头顶，雷奥笑了。
雷奥的脑袋和双腿还在晃动，但他知道，脚下不再是甲板和海洋，而是陆地，实实在在的陆地，远东中国上海的陆地！
码头上，等待这艘轮船到来的是一片黑压压的人群。乘客通过栈桥走到码头上，人群中有人不断呼喊着亲人的名字，他们是先期到达上海的犹太人，是前来迎接自己亲人的；另外一部分人手里举着写有姓名的牌子，牌子高高地举过头顶，不停地晃来晃去，他们是来迎接朋友的，只知姓名而未曾谋面的朋友；而更多的人则戴着统一的袖章，默默地等待犹太避难者的到来，这些人是欧洲犹太难民救济委员会、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和上海希伯来救济会的成员，同时也是安置犹太人工作的志愿者。
黑压压的人群背后，是清一色的黄包车，每辆黄包车前面伺立着一名车夫，车夫是清一色的中国人，穿着清一色的制服，露着清一色的微笑，他们是被协会雇来拉人和运大件行李的。两年多来，每辆车每天都会载上几名犹太人和他们的行李去要去的地方。使黄包车夫纳闷的是，为什么突然间有那么多的犹太人来到上海，而前几年，他们根本没有听说过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叫犹太人。纳闷归纳闷，但他们从来不多说一句话，也不多提什么问题，车夫们用善意的微笑和勤快的双脚让坐在车上的客人感到一种无声的接纳。
数百辆黄包车后面，停放着十几辆四轮卡车，卡车的后车厢敞开着，像亲人敞开的臂膀和胸怀。车厢里面，站立着三五个年轻人，车厢下面，也站立着三五个年轻人，从肤色上可以看出，他们一半是犹太人，一半是中国人。车上车下的年轻人相互之间没有讲话，而是用心在交流。车下的人把行李举到半空，车厢里的人马上就会抓紧接过，轻轻地放在车厢边角上；车下的一个人把小孩掐腰举起，车上的人马上就会拉住小孩的双手用力向上提，待小孩稳稳地落在车厢后，车下的人拍一下双手，车上的人这时候则会轻轻地拍一下小孩的头。
雷奥和妈妈是最后一批走下轮船舷梯上岸的，他们没有熟人接。他们唯一认识的中国人是王家甫，由于出发得太仓促，根本无法和他联系。踏上码头之后，脸上挂着紧张与迷茫，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们不知道应该去哪里，也不知道哪里能让他们去。
“你们有人来接吗？”一个犹太志愿者用德语问道。
“没有！”雷奥抢在妈妈前面回答。
“有朋友提前在上海给你们找房子了吗？”
“没有！”还是雷奥的回答。
“你们有钱租房子吗？”
这次雷奥没回答，他转头盯着妈妈，妈妈摇头无语。
“那就跟我走吧！”志愿者抚摸着雷奥的头，微笑着说。
雷奥和妈妈坐上了汽车。汽车在人头攒动的码头上缓缓前行，汽车后面跟着同样缓缓前行的黄包车。汽车开得快一点，拉车的中国车夫就一路小跑，汽车慢下来，车夫就一摇三摆地碎步拉车，这种姿势惹得坐在黄包车上的犹太孩子笑声不止。孩子们一笑，中国车夫更是得意，把动作做得更夸张，连黄包车上的大人也忍俊不禁。雷奥看到了车后的一切，也笑了起来，心里恨不得一步跳到黄包车上。雷奥的笑声引起了妈妈的注意，看到身后情景的雷奥妈妈也笑了，这是二十多天以来的第一次发自内心的微笑。
汽车驶出码头，并没有直接开往为车上这些既无朋友、也无力租房者临时安排的收容站，而是去了上海外滩。在外滩前的马路上，汽车开得很慢很慢，车上的接待者在大声介绍几公里长的外滩建筑，那是雷奥不曾见过的建筑。
“大家快看这一座八层的大楼，是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办公的地方，叫亚细亚大楼，一九一六年建成，外观采用巴洛克风格辅以爱奥尼克柱式！”车上众人都向接待者手指的方向望去。
“大家瞧，这是外滩占地最宽、体积最大的建筑，汇丰银行大楼是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雷奥眼里看到的是一座主体高七层，两边辅楼高五层的宏伟建筑，外墙用石块贴敷，和他在汉堡见过的最坚固、最雄伟的市政厅一样。
汽车上的人东瞧瞧，西看看，东方上海的模样他们已在轮船上勾画了多次，梦见了多次，也议论了多次，但谁都没有说准，包括在梦里出现的图景。这里说是东方，却又像西方，像伦敦、像巴黎，也像汉堡！他们回家了，回到了西方，回到了没有枪声、没有歧视、没有驱赶，充满微笑、充满祥和、充满平等的西方。汽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暂时忘记了自己的遭遇，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的苦难。
“各位，各位，看这边绿顶的大楼，叫沙逊大厦，是移民到上海的犹太人沙逊一九二九年建造的，用花岗石砌筑的大楼，是全上海最高的建筑，最高有十三层，人称‘远东第一楼’！”
眺望沙逊大厦，雷奥竭力昂起头看。犹太人在柏林、在汉堡建了许多宏伟高大的建筑，过去雷奥和班里小朋友去参观时，他和别的小朋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别人感到伟大，雷奥感到自豪。雷奥记得，爸妈给他讲过，他们是犹太血统，犹太人也和日耳曼民族一样，不但勤劳，而且善于创造。雷奥怎么也不会想到，犹太人在东方也建起了如此壮丽的建筑，还是远东最高的建筑，非要他把头抬到最高才能看到顶层。
不知不觉间，汽车来到了苏州路上的河滨大楼。雷奥从车上那位接待者嘴里得知，河滨大楼是远东第一大公寓，足有四个足球场大，也是移民到上海的犹太裔富商沙逊的产业。雷奥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公寓，一个公寓相当于他们在汉堡居住的二十几栋公寓的总和，雷奥激动万分。
河滨大楼正门前堆积起了小山一样的行李，圆的、方的、扁的，竹编的、帆布的、铁皮的，各式各样，一座小山挨着另一座小山。看到这些小山，雷奥心里明白，在他们到来之前，卡车已经送来了很多与自己同样处境的人。接待人员卸下车上行李后，雷奥妈妈领着雷奥去排队登记，然后两人由接待人员带领着去寻找母子俩临时居住的房间。
雷奥和妈妈居住的房间足有自己在汉堡上学的教室三倍大，房间里整整齐齐地摆满了铁床，铁床分上下铺，每个床铺上已方方正正铺好了垫褥和盖被，清一色雪白。妈妈在从提包中整理物件的时候，雷奥一排一排地数着铁床，“一百一十张！”他大声向妈妈报告。雷奥在大房间里来回走动数起了铁床的张数，原来坐在床上的几个男孩女孩也按捺不住了，纷纷从床上蹦了下来，也一五一十地数了起来。孩子们嘴里喊的除了雷奥听得懂的德语外，还有另外几种叽里哇啦古怪的语言，后来雷奥才明白，那是波兰语、捷克语和希伯来语。
吃午饭的时候到了，雷奥和妈妈来到了临时餐厅。餐厅里摆着一条条木板长桌和长凳，大人们排队领饭，孩子们则在桌子和桌子间相互追逐嬉闹，他们只有在看到自己的父母快排到窗口时才停下玩耍，一溜烟地跑到大人跟前，生怕漏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美味。
“没有香肠和奶酪吗？”雷奥看到妈妈递来的一碗土豆泥汤和一个拳头大小的面包，疑惑地问。
“吃吧，不说了！”妈妈回答。
喝下一口汤，雷奥感觉到味道不对，便又开了口。
“怎么只放盐不放奶油，中国的食品真难吃！”
雷奥妈妈没有开口，低头大口大口地喝着汤。
“面包也不是新烤的，生硬生硬的，没有曼穆拉得（果酱）我吃不下，中国的食品真难吃！”雷奥撅起了小嘴，一脸不高兴。
雷奥妈妈还是没有开口说话，仍旧一口面包一口土豆泥汤。
雷奥抬头看了一眼长条桌旁的大人，个个都像妈妈一样，都在低头吃着难咽的中国食品，没有一个人讲话。只有孩子们东看看，西瞧瞧，面无喜色，谁也没有吃。
雷奥把面包往桌上一摔，使劲推了一下汤碗，碗里的土豆汤荡出一半，洒了桌子一片。正在低头喝汤的雷奥妈妈大吃了一惊，同样大吃一惊的还有桌边的大人们，个个惊诧雷奥的举动，但谁都没有吱声，默默注视雷奥一会后，又都埋头吃了起来。
雷奥生气地走出了餐厅。跟着雷奥走出餐厅的还有三五个初来乍到，同样讨厌中国食品的外国孩子。
大人们仍旧默默无语地吃着东西。
雷奥一帮人走出河滨大厦，他们来到了紧靠大楼的一条狭窄的弄堂里。他们看到了外滩“十里洋场”外的另一个上海。
正是吃午饭的时光，一个一个亭子间组成的弄堂人家都在烧午饭，每个亭子间都冒出一股一股的青烟，青烟飘出窗口、透过门缝弥漫到空气中，呛得人十分难受，让行走在弄堂小道上的路人透不过气来，行人和亭子里的人都在干咳。几户人家干脆把火炉搬在了门外，一边往炉子里添木柴，一边用扇子在不停地扇风。雷奥看到，煤炉上方，架着一个煤球，中国人在用木柴点燃煤球。雷奥一帮人围着火炉看，烟熏火燎的中国人没有让他们走开，而是一边低头扇风，一边朝他们淡淡一笑。
淡淡一笑的是位老妇人，雷奥在缕缕青烟间看清了她，这是他详细观察的第二张中国人的脸，第一张是王家甫的脸。眼前的这一张不同于看惯了的前一张，布满皱纹，微微泛黄，低低的鼻梁，花白的头发盘在脑后，用一圆形发髻束着，发纹清晰而整洁。老妇人的眼睛黝黑，算不上深邃也没有棱角，没有光亮也没有惆怅，尽管噙着烟熏的泪水，但透出平和与淡定。她笑着朝炉子周围的孩子们讲了一句话，雷奥他们没有一个人听得懂，老人看了他们一会，见没有反应，只好继续扇她的煤炉。雷奥看到，她扇炉子时，不急不慢，不慌不忙，均匀地挥动着右手，像在汉堡的音乐教师施密特女士弹钢琴时一样旁若无人。
炉子上方的煤球慢慢变红了，火越烧越红，红到一半的时候，老人掏出了炉膛中的木柴，把煤球放进了炉膛内，又在烧红的煤球上方放了另一个煤球，她的动作迟缓却精准，能把上下两块煤球的眼孔对应得整整齐齐，分厘不差。
老人又摇摇晃晃地从亭子间端出了一口盖着木盖的铁锅，小心地放在了炉子上。放好铁锅的老人这时在白色的围裙上擦了一下双手，站在炉边看着雷奥一群人，善意地笑了笑。雷奥理解这种微笑，他先前在汉堡家里的厨房里常见到这样微笑。他妈妈把一锅香肠或者一只火鸡放在煤气炉上，轻轻拧开开关后，不管手上有没有水和油，妈妈都会在围裙上擦一下，然后露出的就是这种微笑。
雷奥突然有一种疑惑，雷奥相信跟他同来的一群孩子也会有同样的疑惑：锅里炖的是香肠还是火鸡？语言不通，无法用言语解开这一疑惑，雷奥就用动作表示。只见他伸出右手食指，朝炉子上的铁锅指了一下。站在一旁的老人笑了，她明白雷奥的意思，于是揭开锅盖。雷奥和他不知姓名的小伙伴这时看见了锅里煮的东西，不是北德红肠，也不是南德白肠，更不是硕大的火鸡，而是一铁锅水，锅底沉淀着薄薄的一层大米，连锅底都没有完全覆盖。
雷奥抬头惊奇地看着老人，老人却没露半点惊奇，还是一脸的微笑。雷奥过去从王家甫那里知道，普通中国人爱喝稀饭，还在他们家做过一次，雷奥喝了两口就把碗放下了，稀饭寡淡无味，没有奶油的浓香，也不比果仁的脆爽，实在太难下咽了。
雷奥和他的伙伴继续向弄堂深处走去，来到两条弄堂的交汇处，看到了一群黄包车夫。汉堡没有黄包车，雷奥很是好奇，虽然早晨见到过他们，但雷奥当时是在汽车上，实物就在眼前，雷奥充满兴致地走了过去。黄包车一溜排停在墙根，每个车夫都坐在车斗里一边等客一边吃饭。看到雷奥他们走来，车夫们知道不是乘客，冲孩子们笑了笑接着埋头吃饭。
站在黄包车旁边的雷奥这回看清了车夫，他们个个双手并用吃着午饭。右手里要么拿着瓶子，要么握着葫芦，左手里抓着的则都是黑色的食物。喝一口葫芦里的东西，再啃一口黑色的东西，吃得津津有味，嘴巴咂得巴巴直响，馋得雷奥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车夫上下挥动的双手。雷奥和其他几个孩子都很好奇，其中的一个车夫明白了孩子们的心思，微笑着把葫芦递给了雷奥。雷奥抵挡不住诱惑，学着车夫举起葫芦喝了一口，灌进他嘴里的不是热茶，也不是果汁，而是一口冰凉冰凉的咸水。雷奥喝过蜂蜜水，喝过带气的苏打水，喝过美国的可口可乐，从没有喝过生盐水。车夫们因拉车汗多要补充盐水，雷奥哪里知道这一点，他扑哧一口把嘴里的咸水吐了出来，那位车夫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起来，笑声过后的车夫递过来手中握着的食物，雷奥明白，是让他尝尝。雷奥接过了黑色的食物，感到比汉堡面包店里的全麦面包沉，也比褐色的酸面包沉，甚至比妈妈平时做的表面被松子和核桃仁覆盖的蛋糕还要重。在德国，面包越沉，营养越全，价格也越贵。雷奥正为刚才吃到的轻而硬的中国面包生着气呢，没有想到在这儿碰到了沉甸甸的面包，于是张开了大口，狠命地咬了下去。雷奥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次进嘴的东西就是王家甫给他讲过的窝窝头。雷奥这一口咬得稳、准、狠，但咬住一大块时发现出了问题，那感觉与咬风干的奶酪或者生硬的火腿相差无几，下嘴容易，咬下就难了。雷奥动了几下嘴巴，同时用手向外扯拽，还是没能啃下一块，雷奥无奈从嘴里拔出窝窝头，窝窝头上留下了一排齐整整的牙印，牙印凹陷处由黑色变成了白色。车夫们又一次哈哈大笑，笑得雷奥手足无措起来，递给雷奥窝头的那位车夫没有大笑，而是轻轻微笑，微笑中又朝雷奥摆了摆手，雷奥明白，他是鼓励自己再咬一次。雷奥这回有了经验，不敢从别的一处下口再咬，而是照着原来的牙印处拼命地又咬了下去，咬紧之后的雷奥一动不动，然后双手抓着窝窝头往外拽，手嘴齐用，一小块窝窝头终于被雷奥啃了下来，人群中一阵鼓掌，满嘴鼓鼓囊囊的雷奥也尴尬地笑了。
雷奥用了三分钟的时间才嚼碎那块“中国面包”。中国面包不如德国面包香甜，更不像德国面包那样越嚼越有松软软、浓滋滋、沁人心脾的口感，而是越嚼越乏味，到最后满嘴都是细细的渣粒，怎么也团不起来。雷奥最后还是把满嘴的渣粒吐了出来，吐出的渣粒没有黏成一团，而是飞溅一地……
雷奥和妈妈安顿下来后，才意识到快到圣诞节了。在汉堡时，每逢圣诞节，他和同学们都会给老师写一张精美的贺卡。贺卡上字画俱全，蓝色的字，绿色的圣诞树，红色的彩灯。给施密特老师的贺卡，雷奥特意在右上角加画了一个大大的符号“？”，用的是金灿灿的黄色。今年圣诞前的一段时间，雷奥还在大海上颠簸，别的同学给老师送贺卡，自己没送，雷奥害怕老师责怪，特别是怕音乐老师责怪。今年的贺卡是买不起了，雷奥决定给远方的音乐老师施密特女士写封信。从下午到晚上，雷奥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再到处乱跑，而是一动不动趴在床帮上写信，遇到不会的词时就请教妈妈。雷奥想把自己一个多月来在汉堡、在海上、在上海的经历一一告诉她。雷奥心里想，施密特老师不知道他身在何处，就会一直弹琴，不分白天黑夜地弹，那样老师会累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