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芳草·文学杂志》2016年第05期
栏目：中篇小说
洪忠佩江西婺源人，鲁迅文学院结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理事。滕王阁文学院第四届特聘作家。发表散文、小说等作品三百多万字。作品散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青年文学》《北京文学》《文学界》《四川文学》《湖南文学》《星火》《创作与评论》《厦门文学》《当代小说》等。出版作品集多部。
事情真的有点玄，午觉醒来，爷爷说他做了个梦，梦见柄应掉在珠江里爬不上岸，他得去救。话还没落音，爷爷头一歪，就一觉睡了去。婺源离广州那么远，迢迢千里，专人去报讣不现实，就花一块银元托贩运木头的水客捎信。谁知，水客不高兴了，说这样的事，我收钱还是人吗？事照做，钱不能收。杜公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爷爷已经超过了这个年龄。按照村里的习俗，这属于喜丧，应该大办。来的亲戚多，姆妈奶奶就哭得多，我就跪得多，唯一缺的就是父亲没有到场。灵柩放在堂前半个月，前堂后堂都有天井的大屋开始有了气味，还是没有等到父亲任何音讯，只好先入土为安了。
爷爷临终前所说的柄应，是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柄应，既不是父亲的小名，也不是父亲的绰号，它是爷爷专属的叫法。至于这个叫法怎么来的，据说奶奶接连生了两个女儿都夭折了，生我父亲时。接生婆拿了一把茶壶出来报喜，爷爷情不自禁说了三句柄应。后来，无论爷爷怎么努力。奶奶的肚子就不见了动静。父亲姓洪，名祺福，他读完私塾就跟舅舅学生意，已在广州独立门户业茶多年。姆妈生我时，爷爷坐在堂前捻着胡须说，仁者，人也，就起仁发吧。我的名字便是爷爷起的，我都十六岁了，与父亲见面的次数，掰手指头算，一双手都掰不满。我的脚下本来还有一个妹妹，小我四岁，她五岁的时候，患了麻疹，熬到最后，皮肤上都出现了红色的斑丘疹。爷爷满七，还是没看到父亲的影子，一家人的心都乱了。奶奶，姆妈，都是裹了脚的，她们出门的机会很少，遇到这样的事，就没了主见。奶奶是典型的沙眼，见着风和光双眼都是泪汪汪的。特别是这段日子，她没有不流泪的时候。起意让我去广州找父亲，是姆妈的意思。说归说，她做不了主，家里的决定权在奶奶手上。我以为姆妈说了，奶奶会同意，没想到她半天不吭声，只是一个劲地抹眼泪。实际上，奶奶也拿不定主意，让她最后下决心的，还是她去灵顺庙求得的一枚上上签。
出发的头天晚上，姆妈坐在油灯下，一针一针将盘缠路费缝在了我的腰带和衣服夹层里，而包袱里只裹着几件我路上换洗的衣服，还有一双她做给父亲的布鞋。在婺源民间，包袱就是放行李的包。一块方巾，要携带的物品放在中间，四角之间，对角打结，拧着背着都可以，实用，方便。一块方巾的四角关系，就这样厘清了。收拾妥当，夜都深了。炒米、茶饼、茶叶蛋，是第二天出门时奶奶塞给我的。走到村口，她还用一个小布袋装了两把黄土和几片枫香叶，要我交给父亲。对我来说，父亲只是个忙忙碌碌的记忆，我最近一次看到他也是两年前的初夏。那次，他在家里停留的时间虽然有上十天，但大部分时间都带着我忙在邻村的茶号里收购茶叶。看样，品茶，议价，乐此不疲。与茶号老板谈得默契的，一单谈拢了，接着又谈下一单。谈不拢的，即便有再好喝的茶，屁股都坐不住，就拱拱手告辞。看得出，当时父亲聚了一股子劲，有大干一场的势头……告别时，我表现坦然，生怕奶奶和姆妈看出我心中的酸楚。然而，我还是禁不住跪倒，朝她们磕了三个响头。
秋风起了，水口的枫香树上叶在飘落。我担心的是，一阵风会不会把裹了脚的奶奶和姆妈刮倒。
我家世代居住的村庄是轮溪，出外山洞转上徽饶驿道有一段路程。只有沿着驿道走到饶州，才能从鄱阳湖走长江水路进入珠江。也难怪，这么遥远的路途，又是一个人第一次出远门，奶奶和姆妈的心一直放不下。说实在的，我自己一路上都忐忑不安。因为，前方有太多的未知。在甲路巡检司，我遇到了思溪村顺德隆茶号的金老板。金根德老板戴着暖帽，穿大襟长衫，一身风尘仆仆的样子。两年前，我随父亲去金老板茶号订过茶叶，并一起去洪村采办松萝茶。在我眼里，金老板算是熟人了。出于这样的想法，我上前问金老板从什么地方来，现在在什么地方发财。谁知，金老板只看了我一眼，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难道，是我认错了人吗？我补充说，金老板，我是轮溪洪祺福的儿子，前两年还去过茶号看过茶叶呢。这句话，似乎让金老板记起了我，他哦了一声，说，呵，是仁发呀，长得这么高，个头与你父亲差不多了，难怪我都没认出来。他用手摆了摆，轻声说，你是第一次出门吧，这地方虽然有官府在维护正常的商旅往来，但鱼龙混杂，不可随便露了身份和行踪，省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我不好意思地低着头，不作声了。许是金老板看到了我懊悔的样子，他轻轻地告诉我，出门在外，最不能露的是财，财会招惹是非，甚至杀身之祸。金老板往边上看了看，问，看你这行头，是出远门吧。我把去广州找父亲的事说了。金老板若有所思地说，本来他也是去广州谈生意的，在鄱阳星江会馆听说那边正在查禁鸦片，形势十分吃紧，就返了回来。他抚了抚我的头，往清华方向走了，留下我一个人不知所措地站在汇秀桥上。
靠着一路的指路碑，我用了三天时间才走到饶州地界。在长江与鄱阳湖唯一交汇的湖口，我乘船离开了江西水上的北大门。船上，除了江湖的气味，还有商贩的气味，驳杂，混淆。有人在聊天，有人在相面，有人在瞌睡，有人神情恍惚，似乎没有睡醒。而有的人，随身带的包袱很大，也有的像我一样，只有一个小包袱，个别的，带着的是那种竹编的藤编的手提箱。他们的长衫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黑褐色。旋梯口的一位老人，似乎被水呛着了，咳得急躁，一声接着一声，脸都咳红了，额头的筋胀了起来。老人的隔壁，一位青年一副皮瘌相，他若无其事，手指在抠鼻孔屎，一双眼睛却贼溜溜地在打转。他见我在望着他，不屑地瞥了我一眼，继续抠他的鼻孔屎。过了一会儿，他就挪到窗口去了。我慢慢地抿着奶奶给我的茶饼，迷惑地看着船舱里的一切。缝在腰带和衣服夹层里的碎银，我买船票时动过，其他的还暖着体温。看到如此宽阔的江面，我的心就像江面上的小舟一样飘荡。远处的波涛之上，还有帆影点点。江面上的秋风，已经有了寒意。夜空下的江面，一如铺展的碎银，江面上的月光升得越高，鳞光铺得越远。夜里，我把包袱紧紧地抱在胸前，即便是睡觉也不例外。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一份安全感。
在江水的气息里，我终于接近了辽阔的珠江。熙熙攘攘的广州街头，我随时有被人群淹没的可能。我简直不相信，那么多的人是从街头巷尾涌出来的。很快，好奇心被慌乱与焦急占据了。走遍了广州城西门外的西关十八甫商业区，我还是没有找到父亲的身影。这样的境况，我完全没有意料到。我想问，却无从开口。因为，我只知道父亲在广州开茶行做“广东茶”生意，却连茶行的名称与地址都不知道。问父亲的名字，一个个头都摇得像拨浪鼓一样。甚至，我连话都没说完，人家就走开了。流浪在广州街头，这样的苦衷，我真的无处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找到父亲，藏着掖着几枚碎银也不敢用。没有办法，我只有露宿街头，与乞丐为伍。更可悲的是，我缝在腰带里的银子，竟然在睡梦中被人偷走了。一起露宿的乞丐嫌疑最大，可我醒来，他连影子都不见了。
楼房，人流，像漩涡，我真的怕自己在这样的漩涡中晕倒，然后，转走。
出了这样的岔子，意味着我寻找父亲的希望更加渺茫。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我必须先养活自己，然后再从长计议。我连犹豫的时间都没有，我必须在肚子饿扁之前，找到一份差事。西关的街道那么宽阔繁华，十八甫商业区有那么多林立的商铺，结果，人家一句话，一甩手，就给我打发了。去、去、去！大多数管家与老板都显得不耐烦，像赶苍蝇一样把我赶走了。有的老板呢，直接回避不见。年纪小，我承认。可我这样的个子，想挣口饭吃，老板们就是不给机会。是啊，老板为什么要给机会呢？有一家黄包车车行的老板，长得慈眉善目的，答应让我试试，但得下个月上班。这个老板说了也等于没说，我的人等得。可我的肚子等不得。几乎，我饿着肚子把所有的商铺都问遍了，碰到的都是一鼻子灰。我就差没有去酒楼泔水桶捞剩饭剩菜了。不仅是饿，连住的地方也没有。在我饿得快要趴下的时候，利得商行的宋老板给了我一个送货员的差事。宋老板戴一副眼镜，讲话斯斯文文的，见面的时候问我多大，哪里人？我说十八岁，来自婺源。宋老板笑了笑，没作声，就算留下了。利得商行做百货批发生意。吞吐量大。说是商行送货员，其实就是搬运工，从码头搬到仓库，再从仓库搬到店堂，从店堂送到酒楼茶馆。一起在商行送货的有五名送货员，我初来乍到，手脚慢吞吞的不说，与同行相比，我的年龄在力气上也露了陷。还好，同行不在意，更多时候，还腾出手来帮我一把。扪心自问，如果同行不援手，我送货员这碗饭都吃不下去。那个累呀，真的讲不清楚。到了吃饭的时候，我的手还在哆嗦，筷子都拿不住。夜晚，在利得商行仓库边的平房里，听着同行此起彼伏的鼾声，我流泪了。我想父亲，又恨父亲，他怎么能够丢下家里人不管呢？我的心里很乱，乱得一塌糊涂。
第二天，我拖着散了架的身体，争着去扛又大又重的货包。没有人虐待我，我是自己在虐待自己。我俨如一只蚂蚁，在广州的街上爬行。我觉得，我在这一天里长大了。
在我还没有出生之前，父亲就从轮溪做“广东茶”到了广州。轮溪在婺源北部，而婺源呢，与歙县、黟县、绩溪、祁门、休宁同属徽州“一府六县”。俗话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父亲跟着舅舅学做茶叶生意，也正是这个年龄段。婺源，丘陵山区，山里出产的茶叶名气大，明代就入了贡品。当时，婺源人喜欢把毛茶运销外埠精制出口，叫做“土庄茶”、“广东茶”，而引进精制技术，自制精茶外销的，则称“路庄茶”，也称“洋庄茶”。婺源人要想走出村庄，只有两条途径：一是读书，二是经商。我父亲，当属后者。爷爷奶奶膝下，就剩下我父亲一根独苗，他们想找个媳妇把他拴在家里，没想到，他婚后三天就回了广州。父亲说，老婆热床头好是好，却当不了饭吃。如果抱着老婆能够生银子，傻子才跑出去做生意呢。父亲结婚三天的努力，就是让姆妈怀上了我。好在，姆妈通情达理，不然，能不能够有我都很难说。记得那次与父亲在金根德老板的顺德隆茶号，金老板开玩笑说，洪兄有这样的成功率，做生意必有佳绩。金老板呷了一口茶，继续说，洪兄呀，毕竟是一个家庭，你这样长期分居两地也不是个事，总不能心顾两头吧。父亲把端起的盖碗又放在了八仙桌上。他说，我何尝不想像庐源的詹世鸾老板一样，把家迁到广州去，过一家团团圆圆的日子，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得从长计议。
同在一个屋檐下，熟识了，也就彼此有了了解。强子，山东人，是利得商行五个送货员中的老大，力气大，够义气，他在利得做事的时间最长。强子有个妹妹，叫梅子，做得一手女红，尤其梅花绣得漂亮。强子的妹妹被人骗了，他在广州找了两年还没个下落。其他三个，分别来自四川、广西、湖北。他们仨，和我与强子不同的是，两个逃难到广州，一个跟着老板出来，老板顾着自己快活，生意黄了，就把他甩了。出门在外，家里的事本不好随便说的，然而，我们都说了。一说，都是伤心处。
能在广州待下来，就有找的机会，能有找的机会，就有找着的希望。小兄弟，你说是不是这个理？与其说是强子在问我，还不如说是他在鼓励我。然而，我的心还是像被针刺了一下。我点了点头，算是对强子的回应。卸货、搬货、送货、睡觉，睡觉、送货、搬货、卸货，一天就这样周而复始，轮番的货包货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都快要虚脱了。说到找，如何找？去哪里找？我到了利得之后去找过吗？没有。强子也没有。一天天，早出晚归，照这样下去，希望也是渺茫的。
强哥，外面的事，你比我懂的多，在广州又比我待的时间长，你知不知道做“广东茶”的在什么地方？
广东茶？没有听说过。隔行如隔山。强子边说边摇头。要不，我们找个机会，问问宋老板。他见多识广。强子补充了一句。
当我习惯了白天超强度的劳动之后，却很难战胜夜晚的孤独。离家这么多天了，照常理，我是应该给家里捎个信，可是，我跟奶奶和姆妈怎么说呢？我能说我在广州留下来卖苦力，在找父亲吗？不能，绝对不能。
广州。我是冲着父亲来的。然而，父亲，你又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