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江南》2010年第03期
栏目：文学比邻
就像一棵蚀空了躯体的老树又逢狂风暴雨，进入1627年，大明的江山愈加飘摇。年初以来，传入宫禁的几乎没有一个好消息，在陕西和广西等地爆发了无数起义，饥饿的农民冲进农庄杀死有产者，连派去进剿的官军都敢杀；东南沿海一带，国籍不明的海盗继续骚扰袭击；在辽东——这也是帝国最为头痛的地区，满洲人成功地完成了对明朝驻朝鲜军队的进攻，随后单方面撕毁同辽东经略袁崇焕达成的停战协议，对宁远和辽河以西其他战略据点施加压力，致使袁崇焕在这年秋天不得不于内外交攻中辞职。
这一切，于帝国今后几年何去何从虽然也至关重要，但却不是眼前急务，1627年对大明朝来说最为重大的事件，乃是9月30日这日，天启皇帝的突然驾崩。
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身体本就不好，这一突然去世，究其因乃是去年在西苑泛舟嬉水遭溺落下的病根。大行皇帝才二十三岁，他的五个孩子均在襁褓之中，为支撑危局，于是遗诏传位给他的五弟、信王朱由检，临终前交待的遗嘱，一是善待皇后张氏，一是重用魏忠贤、王体乾等亲信。多年以前，当朱由校从他父亲手里接过皇位时，他的这位信王弟弟说过这样一句戏言：做皇帝真威风，你这个官儿我做得否？朱由校虽心智未开，却也宅心仁厚，听了这话一点也不以为恼，说我做几年时，再给你做。本是无心戏言，此时竟应了验。
时年十七岁的朱由检意气风发续登大宝，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接到手的，竟然是享有国祚二百余年的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棒。
照理说，皇帝宾天是朝廷上下肃穆哀悼的时刻，但许多官员在获悉这一消息时，第一反应却是从内心深处涌上的欣慰，他们暗暗庆幸灾难深重的天启一朝终于结束了，尤其是一大批遭受严霜摧折的东林党人，更是看到了翻身的希望。一些对前景抱乐观态度的官员甚至已把朱由检的继位看做明朝复兴的一个机会。尽管他们对新皇帝的了解极为有限，只知道他生于1610年，很小的时候母亲刘氏就死了，在他不快乐的童年，一直是父亲的另外几个侍妾在照顾他，抚养他成长的其中一个皇妃，因冒犯了魏忠贤和客氏“愤郁”而死。但上天赐给大明朝的龙种总不可能全是愚顽不化的吧，七年蹉跎，国事日益不可为，他们盼望一个有责任心、能担当的皇帝实在是太久了。现在，这个沉默的少年登场了，他会如何收拾兄长留给他的这个烂摊子？东北的战事、西南的叛乱、愈演愈烈的官员贪赃，他会如何一一排遣？他们最迫切想知道的是，他又会对权焰熏天的魏公公怎样处置呢？
在不安全的环境里成长的少年总是格外敏感猜忌，何况历史上斧声烛影的宫廷政变事例俯拾皆是，传说朱由检进宫为他兄长守灵的当晚，为防止有人暗中下毒，连喝的水、吃的干粮都是自己带入宫的。天一亮，大行皇帝宾天的消息传出，群臣陆续汇集宫中，夺情留任的兵部尚书崔呈秀也急忙赶至，忽然有内侍一次次地过来传呼，说是魏公公有要事相商。魏忠贤和他的第一亲信到底密谈了什么，史书无载，但据事后传出的消息称，魏忠贤图谋篡位，崔呈秀以时机未成熟阻止了他，认为即使控制了北京也不可能成事。谈迁的《国榷》述之更详，说参与密谋的还有一名锦衣卫都督，此人跃跃欲试，而崔的说辞是“恐外有义兵”。
自10月2日崇祯登基，魏忠贤也在时刻窥探新皇帝的动向。虽然许多人已经预见到魏忠贤快不行了，但阉党布满朝列，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一时，各方政治力量出现了短暂的僵持之局。10月9日，即皇帝登基七天后，魏忠贤让另一个太监王体乾代他提出辞呈，朱由检看出这是投石问路的试探之举，好言慰留稳住了他。魏在惶恐中又提出停建生祠，这一回朱由检批准了。他开始不露声色地剪除魏的爪牙和党羽，把秽乱内闱的客氏遣送出宫，并逮捕了陆万龄等两个曾建议把魏忠贤和孔子并祀的国子监生。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官员马上行动起来弹劾魏忠贤，这些人中不乏当年遭受阉党打击的东林党人的残余和他们的同情者。看到形势已转为完全对自己有利，朱由检玩了一出猫玩老鼠的把戏，把魏召到跟前，让内侍把弹劾的条文一一读给他听，听得魏大汗淋漓，魂飞魄散。震恐不已的魏急忙花重金买通皇帝跟前的一个太监，让他出面帮着说说好话，但皇帝得知消息立即驱逐了这名太监。
此后不久，御史贾继春、杨维桓等先后向魏党亲信、兵部尚书崔呈秀开了火，皇帝御批“知道了”，把崔削去官职赶回了老家蓟州。第一个拍马屁建生祠的浙江巡抚潘汝祯也被削籍议处。接下来，一封出于兵部某主事的疏状终于指名道姓对魏进行了声讨：“厂臣魏忠贤以枭獐之姿，供缀衣之役，先帝念其勤服左右，假以事权，群小蚁附，势渐难返。”把魏比作了历史上的大奸臣王莽、董卓、赵高、桓温之流，检举他遍列私人、分踞要津、诛锄士类、伤残元气、阴养死士、陈兵自卫等罪状，建议把魏勒归私第，驱散所养死士，把军械物资收缴充公，从而“使内廷无厝火之忧，外廷无尾大之虑”。
事情到了这一地步，魏忠贤只得提出退休。皇帝恩准了他的这一请求，“忠贤凤阳安置”。12月8日，魏被勒令离开京师，去南直隶北部洪武皇帝的祖籍地担任一个礼仪上的闲职。几天后，魏忠贤带着他庞大的扈从队伍到达北直隶南部的阜城。在这里，通过内线他获悉举报他的奏疏还在不断飞进宫中，皇帝已决定下令逮捕他。绝望之下，他在忠心的小太监李朝钦的陪同下一起自杀了。他的死党、前兵部尚书崔呈秀此时已在蓟州家中，自知审判日即将到来，日与姬妾们聚在一起，把最好的酒和酒具全拿出来，开怀畅饮，每饮完一杯就把酒器摔毁，听到魏在阜城自杀的消息，也自缢而死。
随后，客魏集团的核心成员被一一肃清。客氏被逮到宫中浣衣局处死，她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弟弟被弃市。在抄没客氏家产时，发现了她将有不利于皇帝的证据，在一个偏僻的房间里搜出了八名怀孕的宫女，这一效仿春秋时吕不韦的做法令皇帝大为震怒，下令笞杀了这八名宫女。魏忠贤的侄子、试图让女儿进宫给朱由校当皇后的魏良卿，也被弃市。其他还有二十多人被处死或被迫自杀，另有一些恶名昭著的客魏集团成员被充军、戍边、削籍或受到别的惩治。之后不久，已经自杀的魏忠贤和崔呈秀被剖棺戮尸，他们的首级被分别悬挂在了河间府和蓟门示众，这一公开凌辱行为的目的，乃在于警告那些可能想步他们后尘的不法之徒。在全国各地所建的生祠或被拆毁变价，或改作他用，在苏州，市民们在拆毁了的生祠的原地竖起了纪念五位义士的墓碑，以纪念这五位已经成为正义和无畏化身的英雄。
崇祯对魏党的霹雳手段，引得京中一时欢声雷动，庶民百姓把他们蓄积多年的愤怒全都释放到了阉党人物身上。前首辅顾秉谦已致仕闲居，此时又被削籍，昆山市民把他家都给烧了。曾依附阉党的户部尚书张某被劾回籍时，愤怒的百姓砸烂了他的轿子。还有魏的党羽汤宾尹，听到魏、崔自杀的消息，狂悖失志，狼狈而死。鲁迅论及此事曾说过这样的话，“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1]
但此时东林党人尚未得以完全平反，1628年初官员大计，一向仇视东林的御史杨维垣看准皇帝对文官结党的愤恨，提出把东林党与阉党、崔呈秀并列，谓之三案，朝士谔谔，竟无人敢提出异议。独有翰林院的编修倪元璐，一个年轻的东林党同情者，一再对杨维垣进行驳斥，提出不仅要为东林党人平反，还要把魏党在天启朝编纂的号称“金石不刊之论”的《三朝要典》禁毁，使公论自明。在短暂的犹豫之后，朱由检同意了倪元璐的建议，于这年夏天把《三朝要典》的底版尽行焚毁，并公开对魏党弄权时被杀害的官员的家亲属表示关切。许多死难者作为烈士受到赠恤，他们的遗族受到馈赠并得荫官职。杨维垣此时的表演虽为清流所深恶痛绝，但在崇祯十六年南京沦陷时却能一死了之，可见人品之正邪，实不能以党争时站在哪一方一概论之。
告假在乡的前太常寺卿阮大铖，一边悠游皖西南和鄂东北的黄州一带，写作如“一帘红雨乱飘丝”这样风流蕴籍的诗句，一边竖着耳朵时刻倾听着朝廷传出的声息。当崇祯上台，情势日益变得对阉党不利，他也蠢蠢欲动起来，杨维垣正是他选定的政治代言人。鉴于朝局波谲云诡，他尚未决定站在哪一方，于是准备了两套奏疏让杨维垣相机而动。一为“全疏”，把责任全归于阉党，一为“合算疏”，把天启一朝的七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年的责任归于太监王安和东林党人，后三年的责任归于魏忠贤和他的羽翼崔呈秀辈。如同阮大铖曾经自诩的，“平生下水船，撑驾烂熟”，这一招脚踏两只船的投机术堪称高明，不管风朝哪边吹他都可岿然不倒，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杨维垣的政治嗅觉远没有他想像中的灵敏，完全凭一己好恶上了“合算疏”，致使他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在回朝担任光禄卿后不久就遭劾去职，并在1629年初的政治清算中被名列逆案，背上了终身都洗刷不去的污点。
这年4月，皇帝钦定逆案，把阉党集团二百一十八人分别按磔、斩、秋后处斩及充军、坐、徒、革职、闲住七等罪名议处。杨维垣名在充军之列，阮大铖名列“交结近侍又次等”之下，因无实据，被指控为“阴行赞导”的罪名，论坐徒三年，黜为民。自此以后，终崇祯之世，十余年间他都为此耿耿于怀，开始他一口咬定自己受了冤枉，后来又在《春灯谜》等剧目中曲折表白一时糊涂误登贼船，向清流乞怜求谅。但在道德尺度的把持上一点也不逊色于前辈东林党人的复社同仁丝毫也没有放过他的意思，视之为逆案余孽痛打落水狗，致使在下一个十年直至南明朝再生出无穷波折。
据实言之，除了当初为争吏科都给事中一职曾投靠阉党，阮大铖卷入得并不深，即便在杨、左诸君子死难后回京居职，他实际在任的时间也只有三个月，亦无大恶，东林遗孤不放过他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自作聪明的两套奏疏，尤其是“合算疏”更是击中了党人的要害。这一层意思，复社少年夏完淳在日后的《续幸存录》中也提及过，杨涟、左光斗结交太监王安，崔呈秀结交魏忠贤，从理论上说都洗刷不去通内之嫌，犯的都是君子之忌，拿这个来攻击也最容易招致反击。也难怪他借手杨维垣一上此疏，东林诸公连杀了他吃了的心都有了。[2]
皇帝决定为东林党人平反的消息传至江南，前都察院御史、“东林七君子”之一黄尊素的儿子黄宗羲在仇恨的怒火中已经压抑了三个年头了。复仇心切的他写好为父申冤的血书，身藏一种叫锥的锋利铁器，“赴京颂冤”。在他之前数月，前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濂也已一路行乞赶至京城，刺血上书，把家难一一形诸笔墨，请皇帝主持公道。当黄宗羲于这年5月到达京城时，天启朝冤案的平反已近尾声，未能亲临其事的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迅疾打出的拳头落在了一摊稀泥上，但仇恨还是鼓动起了这个十九岁少年的勇气，“谢恩”之后，他报告皇帝，对阉党孽种尚存、行凶者逍遥法外的现状深感不满，他请求皇帝诛杀参与陷害其父的许显纯、崔应元、曹钦程、李实等人。
刑部举行的公开审理中，许显纯以一张如簧巧舌百般狡辩，于是在法庭上让人目瞪口呆地出现了“锥刺”一幕，黄把秘密携带的那柄叫做“锥”的锋利的铁器，趁人不备刺到了许显纯的身上。在他身上一直潜伏着的施暴的欲望此时找到了一个合法的渠道得以宣泄。许显纯还以自己是万历皇后的外甥这个理由，要求法庭减刑。这个请求因明显不合本朝典制被驳回了。黄宗羲说，皇后的外亲又怎样，如果你谋逆的话，就是亲王也照样要诛杀。结果，许、崔两人被判死刑。李实在受审时辩解说，当年诬陷黄尊素等人的公文，是魏忠贤指使别人冒充他的名义在盖有官印的白纸上填写的。他在审讯前给黄宗羲送去三千银两，乞求在法庭对证时不追究他。这一举动更加激怒了黄，在法庭公开辩论中他把这一切全都说了出来：“实当今日，犹能贿赂公行，其所辩岂足信！”
据说黄宗羲还把崔应元痛打了一顿，并拔去了他的胡须去祭祀死去的父亲的亡灵。接下去更让人吃惊的是，他还纠合了一大群死难官员的子弟闯进牢狱，当众打死了直接杀害其父的两个牢头。
在公堂上“刺许”这样的场景在今天看来总是不无戏剧式的夸张。而以私刑代替公法这一以暴制暴的方式在后世的读史人更是绝难想象，但时代是这样一个暴戾之气冲天的时代，那时候的人都见惯不惊了，甚至皇帝也对这班少年的疯狂报复嘉之许之。当审判结束后，以魏学濂为首的东林遗孤们在诏狱中门公祭死难者的亡魂，哭声传入宫廷，连朱由检也叹息说：“忠臣孤子，甚恻朕怀！”并把黄宗羲、魏学濂一班少年表彰为孝子[3]。而天下士子，对这些英雄的后代则是敬仰爱慕有加，无不愿折节相交，当黄宗羲扶柩南归，他的声名早就比他本人更早地传到了江南。“当是时，姚江黄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还里，四方名士无不停舟黄竹浦，愿交孝子者。”一个叫邵廷采的历史学家在一篇传记文章中用仰慕的语气如是记载。
魏、黄两家为通家之好，当他们的父亲同在京城为官时就过从甚密。两家对门而居，魏家经济拮据，只有一个仆人，每当寒夜，魏大中就跑到对门黄家饮乳酒两盂而去，年少的黄宗羲常常陪侍在侧，共同的命运使他们惺惺相惜，魏学濂更是视黄宗羲如弟，“过相规，善相劝，盖不异同胞也”，后来黄宗羲也说过这样的话：“天启忠臣之家，其后人多有贤者，而两浙之黄、魏为最。”[4]到17世纪30年代初，两人同以拔贡入读南京国子监，于风雨飘摇的前夕又与复社诸才子共同上演了一出南都故事。
大面积的平反昭雪使朱由检在登基的最初两年获得了朝野的一致称誉。一向刚愎自用的他也欣然以历史上的贤君舜帝自居[5]。据说在诛杀客、魏后，他曾这样问廷臣们，尧与舜哪个更为英明？廷臣们都说尧更胜一筹，朱由检却说尧不如舜，原因是舜在位时除掉了四个凶顽的奸臣。尽管东林的命运至此已出现戏剧性的转变，但年轻的皇帝已对他的臣僚们无穷无尽的党争生出了神经质的恐惧，他努力使他的政权不受任何政治派别的控制，但这只能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表面的风平浪静之下深潜着党争的暗潮和漩涡，而皇帝本人的过度敏感和恐惧则直接影响了他对大臣的任命，并适得其反地启生了新一轮的党争风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