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紧赶慢赶，总算准时赶到了火车站。
这时，候车室的广播里正说我二叔坐的那趟列车大约晚点四十分钟。我长舒一口气，也好，总比来晚了强啊。我就靠在出站口旁边的铁栏杆上，把班上没看完的校样拿了出来。
我一边看一边想着如何安排二叔的住宿问题：就算大哥家离这儿近也别去了，他家虽是一室一厅（我家是两室一厨两家住），但也不是很宽绰。再加上大嫂这段时间正教小侄子弹钢琴，钢琴放在厅里了，二叔要去住的话，钢琴还得搬来搬去的，也不方便。干脆，还是让二叔到我那儿搭地铺对付几宿吧。二叔又不是外人，是那种从不在乎吃苦的人。七月份的天气，在地板上睡上几宿又算得了什么？不行的话，就我和杨杏、女儿睡在地板上，让二叔睡在床上……
五点十分了，出站口的人不断多起来，我收起校样，往出口处凑了凑。从下车的人中打听到，二叔所乘的第某某某次列车还是没有进站。
我就又退回来，和从前一样靠在铁栏杆上，这样可以同时关照几个出口。我一边扫视着每个从出站口出来的人一边想：二叔得了啥病呢？二叔一向吃苦耐劳，这些年，我们老家那一带的农村许多旱田都已改成了水田。据乡下来的亲戚们说，我二叔和年轻时一样，可能干了。说他开推土机平垦稻田，为了抢工时，曾创造过两天三宿连续作战的纪录呢。二叔的胃一直不太好，肯定是胃什么的出了毛病……
又过了十几分钟，那列火车终于进站了。这回我听得清清楚楚。
我开始一个个仔细打量从出站口涌出的旅客，审视那一张张因长途旅行而憔悴不堪的面孔。我和二叔有十四五年没见面了，二叔一定老了吧？他是不是都变了样儿了呀？
人都出得差不多了，可我怎么就没发现我的二叔呢？是二叔没上来车吗？还是……我有些急了，突然有了一种望眼欲穿的感觉。
不再有旅客从出站口出来了，出站口和车站里面的地下通道之间的那块广场上也不再有一个旅客了，我仍然没有发现我的二叔。
就在我犹豫是否到站前广场搜寻一下，最后向车站里望一眼时，地下通道突然缓慢地并排走出三个人来，两个年轻人搀扶着一位长者。我认不出那位长者，也认不出那两个年轻人。但我的目光却被他们牢牢地吸引住了。难道那位长者就是我的二叔？那两个年轻人就是我二叔的两个儿子——我的大弟和小弟？
最后，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今天要接的应该是他们。
这时，他们像刚刚看到我，似乎都认出了我，冲我招着手，脚步也比先前快了一些。
肯定就是他们了。我迎上去，一个个亲热地握着他们的手，我一时像不会说话了，说得竟和平时很多人见面时乏味的套话一样：“多长时间没看着你们了，都快认不出来了。你们挺好的，家里都挺好的？”
“挺好的，都挺好的。”二叔很艰难地微笑时，我终于捕捉到了他十几年前的影子。
小弟模样虽然变化很大，但还是小时候那么爱说话：“二哥，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咋还那么年轻呢？城里人和乡下人就是不一样，城里人可真经老呀，看你小弟，都快成小老头了。”小弟的话说得极其亲切，一下就拉近了时间造成的距离。
“走在大街上我也能认出二哥来。”不太爱说话的大弟也说。
“二侄子呀，你也挺好的？二叔到底还是来麻烦你了。”二叔声音极低地说。
“二叔你这话说哪儿去了？到你侄儿这儿还有啥客气的。您老就放心吧，不论如何，我们都会竭尽全力为您把病治好的，您不是有两个大学毕业的侄子在省城工作嘛。看个病多大个事儿。”我亲热地握住二叔的手，说得轻松加愉快。
二叔眼中好像闪着泪花，“唉，人老了，不中用啦。你们都挺忙的，我这又来给你们添乱。”二叔说完想忍住咳嗽，可他没能忍住。
二叔咳嗽时，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分别把他们让进去。我让二叔坐在前边，我和大弟、小弟坐在了后边。
出租车开起来后，大弟扒在我的耳边说：“二哥，我得先告诉你，乡医院说我爸是肺结核，县医院化验说是肺癌。现在就得看省里的医院怎么确诊了，眼下我们跟我爸说的就是肺结核。”
“我二叔得的不是胃病啊？”我想说，但没说出来。我觉得脑袋一阵轰鸣，
“二哥，咱们家离这儿挺远吧？”这时，会说话的小弟问。
我好像是突然间改变主意的。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决定不把他们带到我家里去了。我显得有些忙乱地说：“挺远，正经挺远呢，我家离这里可远着呢。咱们还是先找个住的地方吧。”我这时感到了他们的不自然。
“二叔，我家地方太小，我大哥那儿也不怎么宽绰，城里不比乡下，我们还是创业阶段，都没混上大房子呢，一家就那么十几平方米的地儿，没办法，咱们就得住旅店了。”我边解释边让司机往省医院的方向开。因为我无法把患有肺结核病的二叔带回家去（我不愿意怀疑二叔得的是肺癌），我那九平方米的小屋还生活着我八个月的女儿呢，我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女儿着想啊。真的，我真的一点儿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也没有，我无论如何没想到二叔得的是这类病，
“行，咱们就住店，住店吧。’二叔也像没啥心理准备，但又必须得表个态一样地对我说。
“二哥，那今天看不成病了吧？”小弟有些急切地问。
“看不成了，都五点四十多了，医院早下班了。”我无可奈何地说。
“那得多住一天了。”小弟失望地说。
我们在省医院招待所下了车。住旅店是要身份证的，可他们三个人只有二叔带了身份证（显然他们在来之前并没有做住店的准备）。所以我在为他们办理住店手续时遇到了麻烦，服务员只肯给有身份证的二叔办理住宿登记手续。
两个弟弟怎么办呢？“同志，他们是一起的，他们是父子关系，两个儿子是来照顾生病的爸爸，小姐，求您帮忙了……”我说了老半天好话，服务员才很给面子地回了一句：“除非那两个人有派出所出的证明。”
我问：“哪个派出所？”此时，我同样不想把两个弟弟或其中的一个弟弟带回家里去，我觉得他们身上也布满了那种肺结核病菌似的，我宁愿为他们出住宿费。
不知为什么，那个服务员似乎并不欢迎招待所来更多的顾客，这在市场经济时代已相当少见，她过了半天才说：“红星派出所呗。”
“就是人民广场那个？”我马上意识到我问得相当蠢，但已经问了。
“市里一共有几个红星派出所？你这人咋这么磨叽呢。”女服务员不耐烦的声音一点儿也不出乎我的预料。
我单位的单身户口就落在红星派出所，三年前我住单身时认识红星派出所一个姓孙的户籍员，不知他还在不在了，我就叫了出租车直奔红星派出所。
谢天谢地，姓孙的户籍员仍然在！我就把刚买的一盒红塔山扔给了他，说了要开证明的意思，
“都是哥们儿，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还客气拿烟干啥。”姓孙的户籍员拍了我一下。
如果没有认识人，这种事按理说应该很难办。可事情的进展顺利得几乎令我难以相信，我很快就开回了红星派出所的治安证明。
我一回来，小弟就满脸敬佩地笑着说：“我二哥可真没白在城里混这么多年，这么一会儿，派出所的证明说开就开来了，真、真行啊！”
从小弟的表情上看，他无疑是在说他的二哥“神通广大”，也许他没想起或不会说这个词语。
小弟充满敬佩的表情使我一度很紧张，实际上，我相当了解我自己，我远远没有小弟想象的那样有能力。我很认真地解释说：“碰巧有个我认识的人在红星派出所当户籍员。”说完，我僵硬地笑了笑。
“二哥，其实我们两个好说，只要你二叔能住下就行了。你何必又去跑了一趟，太麻烦你了。”大弟看着小弟说。
“这儿的宿费是最便宜的了，二哥没本事，还没混上宽绰房子呢，真没法让你们到家里去住。”我望着两个弟弟歉意地说。
把他们安排妥当之后，我在附近的一家小酒馆给二叔和两个弟弟接风。
吃饭过程中，我用饭店的电话给大哥家挂了个电话，是大嫂接的，说大哥还没回来。我就把二叔住的房间号告诉了大嫂，让她转告大哥，
回来后，我又向二叔解释了一遍大哥没来的原因。
二叔就说：“你们正是好时候，能不忙吗？二叔不挑这个，二叔能怪你们吗？要怪就怪二叔得病了，真是没用了……”
“二叔，哪能这么说呢，谁还能总不生病呢？”我说。
吃完饭已是八点多钟，回招待所陪二叔唠了一会儿家常，这时，我的呼机响了，是杨杏传我。
“是不是谁找你有事呀？快忙去吧，可别误了正事。”二叔很为我着急的样子。
“没事，都下班了有啥事。”不知为什么，我很想回家帮杨杏照顾女儿，但又不忍心撇下二叔和两个弟弟。
不知又坐了多久，呼机又响时我终于坐不住了。我说：“二叔，我真得回去了，孩子小，你侄媳一个人还真不行。明天我带她们娘儿俩来看你。”
二叔极难为情地挣扎着坐起来，“哎呀，我这记性，是不中用了。我怎么都忘了呢？二侄子你赶快回去吧，孩子还小，你媳妇上一天班儿也够累的，兴许晚饭还没吃到嘴里去呢，快回，快回去吧，我就怕来了麻烦你们，这不正整的。对了，没啥给你们拿的，临来你二婶给炒点儿瓜子儿……”二叔一边把一布袋瓜子拿给我一边剧烈地咳嗽起来。
我说：“大老远的，还拿这个干啥。”
二叔一边咳嗽一边说：“没、没啥拿的，那么、那么个意思吧。可千万别嫌弃。”
“那我就先走了，明天早上再来。”我说着就往出走。
大弟和小弟送我到楼梯口，我让他们留步，大弟非要坚持出来再送送我。
路上，我又问了大弟家里目前的一些情况和打算，大弟一直遮遮掩掩不肯说。问到最后才吞吞吐吐地说：“……这些话我真不该说，我和小弟现在都很困难，也不怕二哥笑话，农民挣点钱太难了。我爸要是得个肺结核，我和小弟就是倾家荡产也得想办法治，要真是得上了肺癌……真不是当儿子的不孝顺，我们也就、也就只能等着他老人家死了。”
我听得很震惊，也很难受。想来想去我也没有办法。我说：“是啊，实际上我们当侄子的也帮不上什么太大的忙儿。在别人看来，我们大学毕业能留在省城各方面都不错了。实际上我们又有什么，也不过是工薪阶层啊。不过大弟，你也别着急上火，先确诊，完了再说。你毕竟还有两个哥哥在省城。”
大弟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但他没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