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中午，大哥从他们报社打来电话告诉我：“我们的二叔从乡下来了。”
“二叔已经到了？在你那儿呢？”我问。
“是爸刚才给我打电话来了，爸说二叔乘坐的那趟火车今天下午四点半左右就能到。”大哥答。
“二叔来了？二叔真的来了？”我很惊讶，我和大哥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一晃快十年了，乡下亲戚基本都来过了一两次，唯独二叔没来过，因为二叔是那种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他一向认为进城就是要来麻烦别人，他一直不来与他的这种认识有直接关系。他在乡下也是，从来不喜欢麻烦别人。可是，我们的二叔今天怎么又突然来了呢？
“二叔这次是一个人来吗？他是来办事，还是……”我问大哥。
“爸来电话时我正巧没在屋，是我的一个同事转告给我的，好像是来看病吧？”大哥在电话那头不很清晰地说。
“那咱得去火车站接站呀。”我觉得下午又多了一件必须办的事。
“这事儿可怎么办呢？我手上正在排着明天的报版，下午恐怕脱不开身。我看这样吧，实在不行，就得你去车站接二叔了。你家里不方便的话，你就把二叔直接领到我家去也行。我今天就算晚也晚不了哪儿去，你大嫂下班差不多能准时回家。实在没办法，就得这样了，我撂了，噢。”大哥电话里挺着急的样子，说完他就匆匆地挂了电话。
我接大哥的电话时手里也正拿着我们杂志社当期第一校的校样，说好了的，印刷厂的工人明天一早就来拿。二十几万字的稿子，这才是第一校，错别字多得像牛毛。本来我就觉得时间相当紧张，这下就更要命了，我本指望让大哥去接二叔呢，可大哥却先我一步把接二叔的任务交给了我。
外来人在城市里想成就点儿事业本来就不容易，城市生活节奏快，人人都挺忙。人们早已经不习惯于陌生人（哪怕是亲人）介入自己的生活了。虽然我也不太喜欢乡下来人，但我和大哥还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大哥有事也好，没事也罢，他多半还是推拖。在很多事上我都明显能够感觉得到。大哥确实有点儿害怕乡下人来，时间一长，竟养成了“能拖就拖，拖一会儿是一会儿”的怪毛病。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有时也挺同情大哥的。说句心里话。又何尝是大哥一个人害怕乡下来人呢？和他处境相类似的人们，比如我的一些家住外地的同事们，情况也都大体上差不多。坦诚地说，连我自己有时也是很畏惧乡下来的亲人们。他们大老远地投奔咱们来了，咱们就得无条件地全方位接待。可是咱们的接待水平远远达不到他们坐在乡下火炕上想象的那个标准（我一直闹不清楚他们为什么把进城的我们想象得那么好，其实，我们时刻都有一种活不起的感觉呢）。最后，常常是把自己折腾够呛，人家还不太满意……
记得有一年，那时我家还住在县城，一个曾经对我祖上有过恩情的农村亲戚相中了县农机局新到的一种手扶拖拉机。手上没钱，但听说农机局的刘副局长是我爸的高中同学，就亲自登门找到了我爸。他不知道我爸是万事不求人的，为了偿还亲戚多年前的人情，我爸竟硬着头皮答应帮忙。当天下午，我爸就有生以来第一次低三下四地去了，去找他从来没看得起的那个高中同学。农村亲戚挎着一筐鸡蛋非要同去不可，在同学面前点头哈腰的样子让一向极度自尊的我爸很是痛苦。因为高中时我爸是班长，那个同学是最差生，一直很对立。仍然没啥水平的高中同学一脸严肃、一嘴官腔，好说歹说最后总算给了我爸一个不小的面子。答应赊给那个亲戚，秋收后马上还钱。又是签字又是画押的。整个过程中，刘副局长家的大狼狗一直在叫。多少年以后，我爸能淡化高中同学的羞辱，但无法淡化来自那只大狼狗的羞辱。更让人心酸的是，几年后我爸回老家探亲，偶然遇上了那个亲戚的老婆，她不仅没表示谢意，反倒说：“那台手扶拖拉机当年买贵了，过半年就降价了，买得不合适了。唉，你这只会念大书的人做买卖还是不行啊。”说完她还长辈不见外地大笑起来，还笑得很宽容。
还有一回，农村的一个亲戚的孩子参加高考，分数不太高，在可上可下之间，亲戚就让已在省城的我和大哥帮忙找人，亲戚说。市场经济，他都明白，办事都得请客花钱什么的，这些都没问题。他让我们先垫上，必要时他马上带现钱来。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我和大哥怎么会有左右另一个人上大学的能力呢？没办法也得想办法，可怜巴巴的农村亲戚能考上大学不容易啊。我和大哥就找到一些老师和同学，通过入托人，人再托人，最后总算求爷爷拜奶奶地把事给办成了。不算欠下的人情，光现金花了我和大哥3000多元。不久，那个亲戚感恩戴德地来省城了，我和大哥跑前跑后又接待他好几天，临走时亲戚自觉很大度地甩给我和大哥1000元人民币，说，你们哥俩费心了，高兴，多给你们拿点儿，就不另外再给孩子们买东西了，剩下的钱就随便给孩子们买点儿啥吧。当时一个月只有二三百元收入的我们有种被噎住的感觉。后来我们终于理解了，就当我们救助了一个穷困大学生吧，尽管我们自己尚未脱贫。同时，这件事的发生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于城市里的我们和乡村的穷苦农民来说，对“请客”和“花钱”的理解，绝对是天上人间两种不同的概念。
想到这里，我又觉得很对不住就要到来的二叔。二叔和那些一般意义上的乡下亲人还是不太一样的。我说过，二叔是那种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如今他终于要来“麻烦”我们了，肯定是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再说，二叔除了是我们的二叔之外，他还救过我和大哥的命呢。我二叔可和那些一般的乡下亲人不一样，和人们印象中一般的乡下人也不一样。我们的二叔英俊洒脱，沉着整洁。救我和大哥命那年，三十几岁的二叔正在当着生产队的队长。可以说，那时的二叔正是人的一生中最美好最有意思的时候。那时候，二叔也是有两个儿子的人了。在我少年的印象中，我二叔总是喜滋滋地跟人们说，他有两个可爱的大儿子，还有两个可爱的大侄子，希望他们将来都能有出息……
我上一次见二叔还是在十四年以前。记得那是高考刚刚结束，那时，我们的爸远远比现在年轻，也比现在脾气大。一天，他终于有了一份难得的好心情，决定带我和大哥回阔别已久的嫩江边上——我的祖母家——走一趟。
祖母家那绿色飘带式的嫩江是我们童年最美丽的记忆，多少年来它一直对我们有种莫名其妙的诱惑。十几年之后，我们魂牵梦绕的嫩江水还如当初那样碧绿吗？嫩江边上还有当初那么多小鱼和小虾吗？儿时的那帮小朋友们都在干什么呢？我们一直惦记着回故乡去看一看。
在去江边之前，爸爸和我们说好了，“到那里只许钓鱼，不许下水。”
我和大哥答应得十分干脆：“肯定不下水。”
可是，那天实在太热了，不谙水性的我和大哥怎么下的水，我们事后都不曾回忆起来，我们只是万分惊恐地记着那天我们手挽着手，被湍急的江水裹挟着一步步滑向深渊……
当时，我们亲爱的爸爸好像在江的对岸正割着芦苇什么的，当他发现我们正在水中挣扎，就拎着镰刀跑了过来。然而，我们的爸爸同样不会水，他在江岸上急得团团转，先是挥舞着镰刀，怒火中烧地命令我们如何如何……无济于事之后，我们的爸爸就开始了更无济于事的捶胸顿足，呼天喊地，最后哭得声嘶力竭……我至今认为那天的我爸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绝望的男人。
眼瞅着完了，一切都完了……
可后边发生的事情，让信奉唯物主义的我不得不确信：骨肉亲人间肯定有心灵感应。关键时刻，负责给生产队护青的二叔骑着一匹红色大马遥远而意外地奔来了。
二叔没有来得及下马，而是和马一起直接跃向了汹涌的江水
江水湍急，二叔冒着生命危险把我和大哥一个一个从漩涡里拉出来，然后再奋力托到岸上去。最后，精疲力竭的二叔自己反倒险些被永远地留在漩涡里，救二叔的是那匹通人性的红色大马。
事后，一向讲究礼节的二叔破天荒地给了他的大哥——我们的爸爸——记十分响亮的耳光。
几天后，也就是我接到来自省城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二叔在不怎么富裕的小村奢侈了一回。二叔借钱买了十挂被村人称作“十响一咕咚”的鞭炮放开了，二叔激动得泪流满面，说：“老王家又出息个大学生，”还说：“我侄儿福大命大造化大，将来肯定能有大出息。”二叔那惊心动魄的十挂鞭炮响彻村庄，经久不息……
整个中午，我都深深地沉浸在那段难忘的往事之中……我总是试图想象那属于二叔的情景：在那遥远的北方乡村，晚归的乡路上英俊的二叔骑着他的红色骏马趟起一路风尘……那时的二叔肯定比我后来看到的美国西部牛仔还要剽悍，二权骑着的那匹红色大马凝聚了我对马的一切美好想象……
我没时间和同事们出去吃饭，就买了一份盒饭，一边吃一边看着校样，一边还誓言一样跟自己说：“千万千万不能忙忘了，今天再忙也得挤出时间去接二叔啊。”
整个中午和大半个下午，我过得相当忙乱。即使这样，我还是没能把十五万字的校样看完。
眼看就要到四点钟了，坐小公共汽车从我单位到火车站至少也得二十分钟。我匆匆地把校样装进包里，剩下的就得晚上回家再看了。
出门前，我给远在市郊工作的妻子杨杏挂了个电话，我告诉她说：“我的二叔从乡下来了，我得去接站，可能得晚回去一会儿，你去接女儿吧。”我怕她有什么想法，还特意强调：“就是曾经救过我和大哥命的那个二叔来了。”
“我今天下午得值班，五点钟之前走不了。不行你就让大哥去接一回吧。”杨杏在电话里很着急的样子。
我说：“大哥今天也有事脱不开身，都说好了，我今天必须得去火车站接二叔。女儿只能由你去接了，晚就晚点吧，你好好和幼儿园的阿姨解释一下。”
杨杏好像不太高兴，说：“大哥咋总那么忙呢？抡大襟也该抡到他了。他家离火车站才几步远？再说，他家房子也比咱们的宽绰……”
“大哥确实是工作脱不开，你别小肚鸡肠的！”就像杨杏伤害了我对二叔的感情，我突然不耐烦地在电话里训斥了杨杏，然后就力量不小地撂了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