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大姨失踪的原因，其实我母亲是打听到了，但她不敢跟我外祖父说。原来那时我大姨已经跟镇上完小的一位叫陈明义的教师相好上了。几个月前，陈明义就投奔解放军去了，临走前与大姨在一个山洞里告别，两人依依不舍，难舍难分的。陈明义走后的两个月，大姨发觉自己的肚子里多了一块会活动的肉疙瘩。所以不管姬家来不来迎亲，大姨都得逃跑。在当时，这辱没家门的事，外祖父是非要逼着她去死不可的，而大姨也感到她在老家咋也丢不起这个脸！
大姨逃跑后，一路去寻找解放军，希望在部队里能找到陈明义。她在大路上终于看到一支向西挺进的解放军部队，于是她钻进队伍里去打听，弄得战士不知是急行军好还是同她说话好。结果一位姓李的营长把她从队伍里叫出来，那位营长叫李松泉，长得精精干干的，只是下巴有点尖，眼睛有点小，不如陈明义那么英俊。听她说完后，李营长就告诉她：“咱这西北野战军就是第一野战军，彭总领导的，有几十万人呢，分布在西北各个战场上，你要这么找人那不是海底捞针吗？反正在我们团没有叫陈明义的这个人。”李营长又劝她说：“你还是回老家去等消息吧，眼下这革命形势离全国解放也不远了。等全国解放了，你要找的人就会回家去，或者捎信给你的。”但大姨没听他的劝，一直不屈不挠地紧跟着部队，她认为，只要跟着部队就有希望，反正陈明义就在部队里！而且她那正在一天天往外鼓的肚子也不允许她再回家了。可跟了些日子就跟出事情来了，部队急行军，她也跟着急行军，有时是几天几夜，真是非常的艰苦，但大姨硬是紧紧地尾随在部队的后面。那时大姨心里真是恨透了陈明义，正是陈明义的越轨把她推到这样一种境地。要是真找到陈明义，她一定要狠狠地咬上他几口来解解气。这一路跟下来李营长却开始同情、怜悯起她来，接着很快就爱上了她。那时，他不但不再劝她回去，还时时地照顾她。遇到飞机抛炸弹，他为了掩护她还差点丧命。而他把她压在身下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有一次等飞机飞走很长时间了，他还这么紧紧地压着她。别人还以为他俩出意外了，但他俩起来，身上只是抖去一层土，一点儿彩都没挂，其中的原因只有他俩才会感觉到。
秋风扫落叶，黄土地上那稀稀落落的杂草也已一片枯黄，我大姨的肚子明显凸了出来。李松泉也明白了大姨怎么也不肯回家的原因。但李松泉还是托有关领导，把大姨安排到战地医院去帮忙照料伤员。有一次战斗打得比较大，也很激烈，还牺牲了一位师长。那次大姨也要求上前线去抬伤员。当黄昏时，大姨抬下的第三个伤员就是我大爹杨自胜，那时他是副团长，当时二十八岁，满下巴是青青的络腮胡子茬。大爹是个乐天派，虽头上绑着绷带的伤口还在渗血，但脸上却仍堆着笑容，好像受伤是件挺有趣的事。大姨和另一位抬担架的老大爷急急地朝山坡背后的战士医院一路小跑时，大爹就喊：“大妹子，别急，当心摔跤，我这伤一时死不了！”我大姨觉得这人很有意思，于是回头朝他笑笑。说来也巧，我大爹前脚被抬进战地医院的大帐篷，李松泉营长后脚也被抬了进来，他的大腿扎进一块弹片。两人的伤势都不太重，以前他俩参军时就被编在一个班里，后来部队整编时，被编到了不同的师里。两人的铺位紧挨着，大爹的伤口被处理了一番后，就同李松泉说笑开了。天黑下来了，帐篷上挂着的马灯在闪着幽幽的黄灿灿的光芒。
帐篷外正在飘着密密麻麻的雨丝，我大姨仍忙着在离他俩五张帐布折叠床远的地方替一位伤员换纱布。李松泉看了我大姨一眼后就问我大爹说：“你们团你们师其他团有没有一个叫陈明义的人？”大爹说：“有啊，就在我那团，你问这干啥？”李松泉就指指大姨说：“她正在找他。”大爹的眼睛就有些黯然与伤感，同情地摇摇头说：“完了，那个叫陈明义的人在打兰州时牺牲了。”李松泉也就是我的大姨夫那时的心情很复杂。但为了证实大姨要找的陈明义与牺牲了的陈明义是不是同一个人，大姨夫还是把大姨叫了过来，让大爹与她对证一下。对证的结果是那个牺牲了的陈明义很可能就是大姨要找的那个陈明义，于是我大姨就伤心地大哭了起来，大姨夫就在边上一个劲地劝解。从我大姨夫的眼神中，我大爹看出了我大姨夫的心思。后来我大爹在同我讲这件事的时候，说我大姨夫在这方面他妈的蛮会钻空子补缺的。其实呢，这件事倒是在我大爹热心的撮合下才弄成的。大爹只要看到通过他出力后别人能喜气洋洋的，他也就高兴。所以当大爹主动向大姨夫提出由他来做这个媒人时，大姨夫顿时感动与兴奋得满脸都放光。但嘴上却说：“可她……”还用手比划了一下肚子。大爹笑着说：“你个狗屁还挺封建的，那你不娶她，我娶她！”李松泉急了，一把拉住大爹说：“杨副团长，你还是给我做媒吧。”而大姨也感到自己恐怕已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因为自己已不是一个黄花闺女了。但大姨仍担心两件事。一是陈明义是不是真的牺牲了？二是她这种现状，李松泉会不会嫌弃她。大爹说：“陈明义牺牲在担架上时我是亲眼见到的，而且还给他脱帽敬了礼。对于第二个担忧也完全没有必要，这事李松泉同志已经考虑过了，而且这件事也不能怪你，那是陈明义同志搞腐败的结果，虽然陈明义同志为革命牺牲了，但错误还是错误。”
深秋的寒风扫尽了树上所有的枯叶，第一场大雪便纷纷扬扬地下了下来，部队暂时休整时期，大姨与大姨夫在一间小茅草屋里举行了婚礼，门口还贴了副对联：携手同走革命道，并肩共度人生路，横批是白头偕老。大爹参加完他们的婚礼后又回他那个团去了，而且担任了团里的政委。
第二年开春，大姨生下个儿子。当时部队正由甘肃向新疆挺进，所以大姨夫就给孩子起名叫李进疆。
也就在那一年初秋，我父亲在西安参军后，带着我母亲坐着军用大卡车，也行进在前往新疆的路上。那时，我母亲也大腹便便将要临产了。
西北的大地很辽阔，但有些道路却很狭窄，尤其是桥，有些桥很长，但却只能通过一辆大卡车。有一天傍晚，夕阳正沉重地往群山间降落下去。在母亲怀我五个月时，我父亲从西安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那重病在身的祖父，我祖父欣喜地笑着说，我们姬家有后了，他似乎肯定我母亲会生个男孩似的。第二天我祖父就去世了，他好像一直熬着等待着的就是这个消息。母亲在卡车的颠簸中肚子突然剧烈地疼痛起来，大卡车刚驰上一座窄窄长长的小桥，车上身背红十字箱的女卫生员便敲着驾驶室喊：“车快停住！男同志和帮不上手的女同志都下车！”卡车就停在了桥中间。车上只留下女卫生员与一位生过孩子的中年妇女。而那时，大爹正带着他的团也要过桥，但桥被卡车卡住了，大爹的部队过不去，天色正变得越来越昏暗，大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手按在腰间的手枪套上直骂娘，甚至命令卡车立即下桥，但卫生员掀开帆布篷探出脑袋喊，娃娃的头刚生出来，车一动小孩大人都有生命危险，出了事谁负责？而那时父亲同大爹在车下争吵起来，吵到后来两人都不冷静了。大爹骂我父亲是臭知识分子，父亲骂大爹是军阀作风。在一片争吵声中我在那辆大卡车上出生了。卫生员高兴地喊：“生了！是个男孩！”
卡车徐徐地下了桥，大家都松了口气。我大爹朝他的小车走去。但他突然心血来潮想起了什么，立马转身匆匆走到我父亲跟前充满自信地说：“哎，这位姬同志，我给这孩子起个名字吧。这孩子是在进军的路上生的，就叫进军吧。姬进军！多好听多响亮的名字，啊？就这么定了！”大爹说完兴冲冲地跳上了他坐的那辆吉普车，父亲看着一溜烟驰远的小车，笑着摇摇头。父亲感到我大爹在粗鲁中却也透出一份率真与可爱。不过大爹没见到我母亲，当时我母亲精疲力尽地在车上含着泪紧紧地搂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