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停在凤凰派出所的灯箱边，上面有派出所的电话。几个人都拿出了手机。接警的同志问了他单位和名字，他说了单位没说名字，接警的说必须说名字，他又说了名字。
“他不相信我，”杜军对小个子便衣说，“他开始甚至让我别报假警作弄他，我和他说是真的，要他们马上去，我和他说我们有车，就在派出所的巷子外面。他说他们有车。我们车在原地还等了几分钟，然后开走了。”
他没去俱乐部，直接让车送回了家。他坐在沙发上什么都没干，就像坐在黑暗的车子里一样。他还没能从车子里走出来。妻子回来很兴奋，冲凉后光着身子上了床，她现在是和他平起平坐的五级杀手了。她要小小地庆祝一番，避孕套前日业已告罄，她不以为意。他也没有意志在一个夜晚两次拒绝女人了。
“到时候你又怪我。”他忧心忡忡地说，“会出人命的。”
他所说的人命起码是九个月后的事，他们讨论过这个，她宁愿肚子挨上一刀。但是星期日的下午，他在晚报上读到两个姑娘出人命的消息。他的身体明显地弹了下，她们竟然从凤凰山的悬崖上跳了下去。悬崖高两百来米，断断不是生路，一个女孩儿却在树上挂了一夜，翌日早晨被人救起送到医院。另一个姑娘第三日中午才寻到。身子骨摔碎了，被四个人从崖底抬上来的。这就是说，她在冰凉的沟壑里躺了两天两夜，露水在上面，血水在下面，几个小时之前才被尸布裹起来。
他记忆里唯一和跳崖有关的是抗日时期的狼牙山五壮士。惨烈的战斗，英勇地赴死，还有一棵恰到好处充满神迹的树。总是有一棵树。他突然很希望那个挂在树上的姑娘是指尖划破他脸颊的女孩子。他把报纸折起来，头耷拉在双手握着的报纸上，闭着眼睛，把这个念头想了一遍。但是他更相信她已经死了，在经验里他期冀的事情很少有兑现的，不合辙，甚至南辕北辙。
他给那天夜里坐在他前面的同事打了个电话。同事在外地，手机关机，他犹豫着是否打给另外一个同事，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也不知道他们能和他说什么，就像那天夜里一样。他拨弄电话，通话记录上保留着他打给派出所的电话，通话时间是22点59分。他继续往下翻，他盯着排列整齐的名字，不知所措，感到很孤独。
王林在厨房叫唤，他把报纸塞到放杂物的柜里。报纸上的新鲜油墨把手染黑了，他到卫生间洗手，然后用冷水抹了把脸。姑娘在脸上留下的刮迹结了痂，他对着镜子把它撕掉，斜斜地窥了眼因为日久有些发蒙的镜子里的脸。他到冰箱那儿倒了杯冰水喝下去，他和王林说头有些不舒服。王林一个人去的KB，她问他要不要带药，他说家里还有剩的。夜里躺在床上王林说他脸上的伤不像是车上刮的（前天他是这样和她说的），而像哪家姑娘家指头抠的。他说姑娘死了。王林说什么？他回了回神，说没什么。王林狐疑地看了看他，用指肚去摸他脸上的伤。她摸到一手的汗，她关切地问没事吧，吃药了吗？他说没事，觉得好些了。
事实上事情已经有些严重了。警察找他的那个下午厂工会曲主席把他叫到四楼的办公室。等杜军坐定她说市里打电话来她才知道有这么个事，了解下情况。杜军说市里？她丢给他一支烟说市总工会打的电话，不过没人甩鞭子，工会也不能撒蹄子。她的样子像是已经完全知道这个事了。她有张柔和的脸，嗜烟，抽得用力的时候习惯眯起眼睛，烟雾散尽方才把毛茸茸的上下睫毛完全分开。他说要他说些什么呢。她说把事情经过叙述下，好整份材料送上去交差。“那两个丫头真惨是吧，”她说，“听说还只十几岁。”他说十八。“惨烈。不过也真性烈，我还以为像我这样的女人都灭绝了。”她说，“这真让人动容。”她问他当天是老孙开车？他点点头。她说呆会儿再找老孙。他把和警察说过的话复述了一遍。她陷在沙发里，几次眯起眼睛，有一次甚至完全闭上了。她让他写份材料，马上交给她。临走前他说他怀疑派出所并没有出警。曲主席说别把这个写上去，就写所经历的事，不然只会越扯越麻烦。他有点心虚地说不会很严重吧？她说应该不会，人又不是你们杀的。
这不能给他什么安慰，她的样子也不像是在安慰。他回办公室，目不斜视，盯着脚下的路，走得又快又认真。下楼梯的时候他想起她有个在读大学的独生女儿，还有她在办公室扇面前烟雾的手掌，木然的表情，好像那烟雾不是她嘴里吐出来的，好像扇的倒不是烟雾，而是他的脸。他感觉很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