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与张光宇一别九年，再次见面时，已经是革故鼎新的1949年。
1950年4月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张仃被聘为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张光宇被聘为实用美术系教授。这种聘任方式无疑带有鲜明的政治背景，但张仃始终以师礼对待张光宇，恭敬有加。据中央工艺美院的老学生黄能馥回忆：50年代初，有一次张仃陪张光宇、郑可等老先生出去赶集，上了有轨电车，人多拥挤，张仃机敏地四处寻觅，很快找到一个座位，让张光宇坐下，情形仿佛儿子对待父亲。57级装潢系学生卢德辉则这样回忆：“张光宇先生创作《北京之春》壁画的时候，系里安排我作为助手协助先生。张仃院长对我讲：光宇先生是位大家，你要珍惜这天天与先生在一起的机会……《新观察》杂志每期都有他的民间故事插图，是非常出色的作品。”
然而，在新时代里，像张光宇那样来自“白区”的党外人士、与“鸳鸯蝴蝶派”和“新月派”有复杂瓜葛的文化人，政治上被边缘化是无可避免的，尽管他表现进步积极，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而且，作为一位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漫画界的泰斗，能否融入新中国的历史氛围与文化土壤，也是一个问题。读一读1952年4月，中央美术学院“交代社会关系小组”根据张光宇在教师学习、文艺整风和“三反五反”运动中的表现所作的鉴定，就可知道这一点：“虽然大胆暴露过去，但对资产阶级的仇恨还不够，解放前能接受进步作家的帮助，而且有积极的表现，能主动要求改造，但缺乏条理，应加强分析，痛切批判。”[10]
一幅张光宇50年代初的自画像，象征性地说明了一切：那是一个头戴鸭舌帽，穿着臃肿粗鄙，表情憨厚的老头儿，粗一看，与一个锅炉工人没有什么差别，仔细打量，却可发现眼里流露着深沉的忧郁与茫然。
的确，作为一位思想深刻、阅历丰富的漫画家，张光宇在为新中国欢欣鼓舞的时候，不可能不看到它存在的问题。1953年12月30日在自己的笔记中，张光宇记录了漫画界一直存在的一个“惊心动魄的问题”，那就是：以“泼辣大胆”这样一种“唯一的尺度”衡量一切漫画作品，而且这种尺度以革命的方式不断升级、更新，它戴着“冷漠无情的面具”，将一切艺术“衡量得体无完肤”——这，不就是日后极左文艺的典型表现吗？其激进、虚无的本质，此时已被张光宇看破。张光宇决心与这种戕害艺术的“不必要的虚伪”作斗争，这成为他再编《西游漫记》的动机。
然而《西游漫记》未能再续，张光宇却被高血压症击倒，险些送命，那是1956年4月，当时张仃在巴黎主持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设计工作，调离实用美术系主任一职已有两年多。
事实证明：张光宇罹患这场大病，不仅仅有生理因素，更有心理上的原因。在他的笔记中，张光宇清清楚楚地写道：“在四周虚无主义的包围中，情绪十分低落，于1956年4月突患高血压症，几濒于危。”张光宇研究者唐薇、黄大刚发现：“在张光宇发病前的一个时期，从留下来的一些会议笔记、发言稿、检讨书来看，张光宇常常在做着各种各样的检讨：思想方面的、工作方面的、教学方面的。被肯定的不知为何会突然成了被否定的，政治、艺术、艺术教育思想、教学的方法，一切都被重新解释、重新界定，一切都要重新‘学习’、重新补课。最让张光宇不解的是，明明早被证明是好的经验、办法，也要被扣上措辞莫名其妙的政治帽子，本来可以讨论、切磋、论证的学术问题，一旦被戴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帽子，就只有被批判、做检讨的份儿，根本不容辩解。周围也有一些人，斗争意识、阶级观念极强，大事小事都能‘看出’其中阶级斗争的‘本质’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侵入的魅影，似乎敌人到处都是，人和人在一起时的默契、和谐与幽默感都不见了。熟悉的朋友们——那些富有才华、热情、可爱的朋友，莫名其妙成了‘二流堂反党集团’成员，连连遭到批判；连过去在敌占区被大家视为革命文化工作领导人之一的老朋友，目光炯炯、乐观、忠诚的共产党员夏衍也被隔离审查了。运动接着运动，运动套着运动：锣鼓口号大喇叭大标语大字报检讨会小组‘帮助会’，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人们你盯我我防你个个自危精神高度紧张……紧张……紧张……一个紧张到分分秒秒充满斗争的世界几乎让人精神崩溃！”[11]
这一切，与张仃的调离，张光宇失去一位亲密的伙伴、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也有关系。中央美院成立头几年，张仃经常出国，主持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展示设计，张光宇实际上是实用美术系的代系主任，他们志同道合，配合默契，正如张仃在《亚洲的骄傲》中回忆的——
我到中央美术学院后，逐渐对图案系僵死的“写生变化”及因袭法、日、苏的洋教条感到不满，希望能在教学中输入民族民间艺术的活力，支持者寡。幸好张光宇等一批艺术家应廖承志之召从香港来到北京。张光宇受聘做了中央美院的教授，给我精神上莫大的支持。他与我果然志同道合，也认为应该强调中国画的基本功和民族民间艺术的修养。可是这方面没有教材，我们便决定采用“直观教学法”，利用北京文物集中且丰富的条件，把学生直接带到故宫、五塔寺、法源寺、法海寺等地去上课。我决定把面人汤、皮影路、泥人张请到大学讲台，张光宇也举手赞同。当时，文化部为筹建工艺美院拨款十余万元，我们用部分经费从西湖营、鲁班馆等地购得大量明式家具和民间刺绣，补充了工艺美院的资料。基于对民族、民间艺术的共同热情和趣味，张光宇和我在参与组织第一届全国民间工艺美术展览时，合作得也很愉快。
1953年院系调整，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实用美术系并入中央美院，筹备成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成立工艺美术研究所，张仃调离实用美术系，任国画系党支部书记，来自南方的庞熏琹任工艺美术研究所主任，雷圭元任合并后实用美术系的主任。张光宇的处境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据唐薇、黄大刚的调查研究：自从张仃1954年调离实用美术系，任国画系党支部书记以后，张光宇一度受到非议，在笔记中张光宇这样写道：“我在系里，一直受到排挤，而且在民盟区分部内部，也一直被某某、某某某等所捉弄，认为不应同意张仃同志对工艺美术教育的措施，否则就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12]这说明：张光宇当时的压力不只来自以江丰为首的“虚无主义”，同样也来自以庞熏琹、雷圭元的“学院主义”，前者偏于政治，后者偏于学术，在当时特殊的情势下形成合力。庞、雷都是留法海归，亲炙过欧洲的文化艺术及其时尚，具备西方近代工艺美术的理论知识。或许在他们眼里，张光宇、张仃都是没有见过世面、不登大雅之堂的土包子。据装潢系60级学生张世彦回忆：庞熏琹曾在学生面前说“张光宇就是个画漫画的”，弦外之音，不言而喻。1957年反右运动的揭发材料亦显示：庞熏琹曾“公开对青年教师说，你不能学张仃和张光宇，不能追求原始意味（民间美术）；张光宇人老了，大家是照顾他，他不能教书，不要走他的路，他也没有什么可学的”[13]。
今天看来，庞熏琹、雷圭元对张光宇的轻视不只是“同行冤家”的问题，背后不乏“海归派”对“本土派”画家的傲慢与优越，其中包含近代以降西潮东渐、中西文化冲突博弈的复杂内涵。庞熏琹谙熟法国现代派绘画，是20世纪30年代“决澜社”的发起人，理论上宣传推崇狂飙突进的表现主义，骨子里却是地道的古典主义，士绅艺术趣味，与草根的民间艺术隔一层；雷圭元是取径欧美的图案学专家，精通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的“写生变化”。在当时，他们的艺术趣味、审美理念、教学主张与张仃、张光宇大相径庭，后者推崇中国的民族民间艺术，尤其民间艺术，在此基础上是吸纳西方现代表现手法。其实，在授业方面，张光宇是典型的大智若愚，所谓“茶壶里的饺子”，是一个很好的比喻。饺子虽然倒不出来，流出来的浓汤却足以让人陶醉。57级高才生丁绍光深得其中三昧，视张光宇为“得道的老者”，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他不善言谈，和他学艺，你提出问题，如果太幼稚，他是一脸不屑，如果提得好，他会反问你：‘你说呢？’你回答后，他点头表示赞同，或者摇头留给你自己去冥想苦思。他话虽少，却是一字千金，绝对是明察秋毫，真知灼见。”[1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风云诡谲的反右运动中，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中央美院院长江丰，因对抗党领导而被打成“右派”，同样，一心“紧跟党走”、刚上任不久的中央工艺美院副院长庞熏琹，也因对抗党领导而被打成“右派”，张光宇因祸得福，因高血压养病在家，躲过一劫；张仃因反对“虚无主义”有功，而被推上中央美院反右运动的前台，成为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成员，运动结束后被组织上任命为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副院长。张仃与张光宇又成了工作伙伴。
张仃这样回忆之后与张光宇共事的岁月：“1957年，文化部派我到工艺美院，张光宇也来工艺美院报到了。他提出要办一份杂志，弘扬中国的装饰艺术，这份杂志即是《装饰》。第一期张光宇亲自为封面设计了标志和刊名字。当时我知道，搞壁画很有出路。壁画实际上就是装饰艺术。张光宇很支持这个想法，我们便成立了壁画工作室。他曾为政协礼堂画过一张壁画，是反映大跃进的，约有三、四米长。可以说这是最早的一幅现代装饰壁画。”[15]值得补充的是，在1958年9月创刊号的《装饰》上，张仃创作了龙舟旌旗图案的封面图画，象征衣、食、住、行，构图大气，寓意深刻，与张光宇设计的杂志标志和刊名珠联璧合，可以视作他们之间友情与默契的象征。
关于二张的亲密关系，圈内盛传张光宇的一句话：“张仃到哪儿，我也到哪儿。”张光宇还称张仃为“我们的政委”，民盟成员的他这样称呼张仃，不只表明他与张仃的私交之深，也表明他衷心拥护张仃那样的共产党干部。唐薇、黄大刚认为：自1957年10月张仃调任中央工艺美院副院长之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从延安起来的张仃制造了一把保护伞，这把保护伞的名字叫作‘装饰’。”[16]得力于这把保护伞，张光宇的艺术能量再次得到释放。
然而张仃的保护能力终究有限。在当时的形势下，这种保护完全建立在“政治正确”的基础上，在这柄达摩克利斯剑之下，张仃自己都得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因此，张光宇免不了继续受到种种精神刺激。反右运动中，张光宇的好友丁聪、黄苗子、吴祖光等被打成右派，后来发配东北劳改，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震撼。据梁任生回忆：1958年中央工艺美院展开“拔白旗”运动，他因“只专不红”而被视为“小白旗”，“大白旗”则是张光宇，一次院里召开“拔白旗树红旗”大会，他先上台作检讨，然后张光宇上台，表示：“我向梁任生同志学习，争取做又红双专的老师。”正是在这种处境中，加上工作过度劳累，张光宇的高血压病再次发作，于1960年8月倒在出差的旅途中，从此偏瘫，失去工作能力。丁绍光这样回忆：“60年代初，自从光宇先生半身不遂，被迫放下画笔后，张仃先生经常在言谈中，流露出无限的惋惜与悲痛，这深深地触动了我的神经。我看到张仃先生更加勤奋了，似乎不是自己作画，而是为亦师亦友的光宇先生在争取时光与生命。”[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