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战国时代，富国强兵成为列强的基本国策，经过变法运动，各国纷纷建立起了常备兵制度。吴起变法于楚，“绝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商鞅变法于秦，“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吴起和商鞅既是法家又是兵家，精通军事，他们从建立常备兵制度的角度考虑力主奉养“选练之士”和显贵“耕战之士”，以期达到强兵的目的。生活在战国末期的荀子在与临武君议兵时说，齐、魏、秦等国“招延募选”了许多“隆势诈，尚功利之兵”，这类士兵显然属于常备兵。
战国时代各国的常备兵大都经过严格考选，入选者享受特殊待遇，立功者给予重赏。以魏、齐、秦三国为例，魏国的常备兵称为“武卒”，入选者可免除全家的赋税徭役。齐国的常备兵称为“技击”，斩获敌人一个首级给予黄金一锱（八两）的奖赏。秦国的常备兵称为“锐士”，“忸之以庆赏，蝤之以刑罚”，立功者重赏，有过者受罚，赏罚严明。常备兵制度与军功制度相结合，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
兵种和作战方式的变化
在春秋以前。战争的主要方式是车战，军队的编制组合是按照车战的需要组织的，当时虽有徒兵，但只是依附于车兵，是车兵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没有作为独立的兵种出现。从春秋时期开始，步兵已逐渐兴起，它开始是从华夏族诸国对戎狄族的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与戎狄族战事频繁的郑国和晋国，步兵的出现更早。戎狄族多居于山地，地形适于步战而不利于车战，所以戎狄族多采用步战的方式。为适应与戎狄作战的需要，郑、晋等国在车兵之外组建步兵。晋国周围分布着众多的狄族，狄族的侵扰成为晋国的大患，为有效地抵御狄患，晋国较早组建了步兵。
公元前541年，晋军在与狄军的一次遭遇战中，战场地形险隘，战车无法施展，晋将魏舒鉴于“彼徒我车，所遇又呃”的不利境况，即改车兵为步兵，将原来的车兵编制改为步兵建制，这一举措果然奏效，使晋军顺利地打败了狄军。由于步兵具有机动性强，适于大规模野战，受战场地理条件制约较少等优越性，因而受到春秋列国的重视，改车为徒、发展独立的步兵成为当时军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趋势。到了战国时代，随着征兵制度的改革，步兵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各国的主要兵种。
春秋战国时期兵种的又一重要变化是骑兵的出现。公元307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实行军事改革，令军队着胡服，习骑射，“破卒散兵以奉骑射”，致力于发展骑兵。从此，骑兵活跃于广阔的战争舞台上，成为与步兵和车兵并重的三大兵种之一，纵横游说之士在描述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时每每将步、车、骑三者相提并称。骑兵的显著特殊性是灵活机动、行动神速，战国时代的著名军事家孙膑曾说过：“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背敌；三日追散乱击；四曰迎敌击后，仪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关津，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利也。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名离合之兵也。”骑兵在战争中常常能够发挥出奇制胜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代的武器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作为战争中的重要因素之一，武器的变化也会对战争的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春秋时代武器都是铜制的，主要的进攻武器有戈、矛、戟、剑、弓箭等。战国时代，传统的青铜兵器有了显著进步，同时由于冶铁技术的发明和提高，矛、戟、剑等兵器逐渐改用铁制，其锋利程度不亚于青铜兵器。楚国的宛地向来以产铁著名，那里生产的铁兵器也格外锋利。春秋战国时代最重要的武器发明——弩是由弓发展而来的，最早出现于楚国。到春秋晚期，南方的楚、吴、越等国已使用弩，《孙子兵法》中曾提到“矢弩”、“矿弩”等。中原地区使用弩作战较晚，大概到战国初期才开始使用。弩是一种远射武器，有“弩机”装置，利用弓弦瞬间爆发出的强劲弹力，“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隐蔽性和杀伤力极强。
随着军队的扩大、新兵种的出现和武器装备的进步，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争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春秋时期军队的主体是车兵（甲士），作战的方式是车战，敌对双方多选择便于战车运动的旷野地带排列成整齐的车阵，然后交战，战败的车阵一乱，就很难整顿队伍重新排列车阵继续作战，因而胜负很快就决定了。春秋时的城濮之战、邺之战等大战的胜负一天就见分晓，鄢陵之战决胜负也不过二日而已。战国时代则不同，步兵成为军队的主体，车兵降居次要地位，大规模的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代替了车阵的冲击战，战线延长了，战场扩大了，部队增多了，列国“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例如：魏惠王“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赵武灵王“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长平之战，“秦虽大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这种大规模的持久战，在战国以前是没有的。
商代的刑罚
刑罚是商代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治者镇压反抗势力的重要工具。
早在商代初期，成汤就为主朝制定了刑法。《左传·昭公五年》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汤刑”就是商汤制定的一部法典。随着国家体制的日益完善，商代的法律也有了更大的进步，西周初年，周公总结商王朝的统治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吸取商人的法治成就。一直到战国时期，荀况还提出过“刑名从商”的主张，可见商代法律在先秦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商代的法律较之夏代，要复杂得多。例如，商汤所定法律，仅各种罪名就有三百多条。另外，使用残害身体的肉刑是商代法律的一个重要特点。《礼记·表记》就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这一点通过殷墟的发掘与卜辞的记载可以得到证明。例如，有一片卜辞就曾记载要对一百人实行刖刑。从甲骨文看，像砍头、锯腿、黥面、割鼻以及宫刑等等，在商代都已出现。殷墟王陵的祭祀坑和殉葬坑中，往往都埋有大量身、首异处的人骨架。这些人当然不一定都是犯罪的人，但是我们据此也可以对商代刑法的残酷特点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商代晚期纣王制定各种严刑峻法毒害百姓，可以说是其来有自的。商代也设置了关押犯人的监狱。商代的监狱可能还不止一处，例如，武丁的名相傅说本是一名罪犯；他被武丁在“圜土”发现，显然，“圜土”应是武丁时期商王朝的监狱。而到了商代晚期，商纣王又曾将西伯昌囚禁在“馳里”，“馳里”则是商纣王时期的监狱。
西周的刑罚
西周的刑罚体制，较之商代有了进一步发展。早在西周建国之初，周公就制定了具有法律意义的《誓命》，到周穆王时，又命甫侯制定了更加详尽的成文法典《吕刑》。西周刑罚分为五刑，即墨、劓、制、宫、大辟。墨刑也称黥刑，《周礼·秋官·司刑》郑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面部刺刻涂青，作为罪犯的标志。劓刑是割掉鼻子。非刑是砍脚，即后来的刖刑。宫刑是割掉男子的生殖器或把女子禁锢起来。大辟是斩首的死刑。五刑的律文共有3000条，其中墨刑和劓刑各1000条，非刑500条，宫刑300条，大辟200条。不难看出，西周的刑罚极为残酷，法网非常严密。
西周王朝的刑法体制，尽管制定了条款繁多的各种死刑及肉刑，但是，与商代刑法相比，还是要减轻了许多。周初的统治者在总结殷商灭亡的教训时，都指出了刑罚过于残酷这一点。因此他们都一再告诫子孙后代要“明德慎罚”。但是，对于“不孝不友”等违背宗法组织基本伦理规范的行为，还是主张要“刑兹无赦”的。这一点充分反映了西周王朝统治时社会组织形态的宗法性本质。
周代已经对赎刑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例如，《吕刑》中就说，犯了上述“五刑”的人，可分别通过交纳100锾、200锾、300锾、600锾及1000锾等不同的罚金而得到赦免。西周铭文中就记载了一位应受鞭打1000并处以墨刑的人，最后通过交纳300锾的罚金就免受了处罚。此外，西周王朝还规定，对于一些特殊人物，可以减轻刑罚。例如，《周礼·小司寇》中就规定了减免刑罚的“八议”，分别对亲、故、贤、能、功、贵、勤、宾等八种人予以减刑。
西周王朝的刑法，会根据实施刑法的时间及地点的不同而变化，具有一定的弹性。《吕刑》中就明确说：“刑罚世轻世重”，即用法要根据社会秩序的好坏而有轻重的变化。世乱用重刑，世清用轻刑。《周礼·大司寇》中则主张“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例如，西周初年，周公对于初封于卫的康叔就明确指出，在殷商遗民聚居的地方，宣布法律、判断诉讼要以殷人原先的法律为依据，不要自作主张地随便处罚。分封叔虞到唐地的时候，册命文书中则明确告诉他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即按照当时的文化习俗管理新建立的国家。显然，这里面也必然包括了在当地实施刑法的某些精神。
总体上看，西周王朝对于刑法的规定，还不能说已经十分完备。很多案件的判决，往往并不是根据已经成文的法律做出的，而是根据当时的情况临时做裁决。春秋时期的晋国贵族叔向就曾说：“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另外，礼、刑并用也是西周时期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礼和刑在约束人们行为方面具有一定的互补性。这样，对于不同阶层的人，就可以使用不同行为规范予以约束。《礼·曲礼》中就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显然，西周王朝的刑法制度，有着极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西周王朝官僚机构中负责刑法事务的官员，称作司寇。从铭文材料反映的情况看，西周王朝的司寇一职，地位并不高，“三有司”当中，就没有司寇，这说明在西周王朝日常的政治生活中，司寇一职的事务不是十分重要。此夕卜，司寇还可以由其他官员兼任，西周金文《扬簋》中的扬，就是在被任命为司工的情况下，兼任了司寇一职。铭文材料还反映，西周时期案件的判决，往往并不是由司寇负责，而是经常由公卿们联合办案，结案以后，则由三有司及一些史职人员具体负责判决的执行；这种现象在西周时期的《五祀卫鼎》中记载得非常清楚；它反映出在西周王朝统治时期，司法权还没有完全从行政权中分离出来。
“井田”制度
井田制度是从氏族社会土地公有制演变而来的。氏族社会末期，家族从氏族中分解出来，原有土地的一部分被各家族分别占有。当家族内部分解为个体家庭后，每个家庭也各占有一份耕地。由于计算土地面积的需要和排灌沟洫的限制，各片土地被划分成数目不等的方块，每一个方块的面积大体相等。同时，古代平原地区的聚落（邑、里）的居民凿井而饮，井在古代生活中很重要，许多事物都与井相关。人们居住的房舍、交易的市场在井附近，故有“庐井”、“市井”之称。将方块田与井联系起来就称为“井田”。
夏代已有井田。夏初后羿代夏，少康逃奔有虞氏后“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地“方一里为井”，“方十里为成”。少康“有田一成”，即有十井之田，说明夏代有井田存在。商代甲骨文字中的“田”字写作田、、、、、、等形，是商代存在井田的确证。这些形状大同小异的“田”字反映着井田并非一律。同为井田，具体形态是复杂多样的，这是因为各片耕地大小、形状不可能完全相同，划分为井田时自然要各尽其宜。西周是井田制发达时期，有关井田的资料远比夏、商丰富。除文献资料外，铜器铭文中多有赏赐土地的内容。所赏赐的土地每每以“田”为单位，如“一田”、“十田”、“五十田”等。一般认为，铭文中的“田”就是井田，“一田”即一井之田。
井田制度下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公田是由氏族社会公有土地演变来的，保留着公有的名义，实质变成贵族剥削农业劳动者的一种方式。公田由村社成员共同耕种，公田上的收获全部交给国家。私田是村社成员的份地。这种份地不是固定不变的，公社成员必须按制度定期交换份地，并跟着份地的变动迁居。《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说“三年一换土易居”。这是周代的定制，说明村社劳动者对私田只有占有权、使用权，私田与公田同样都是为国家所有。村社农业劳动者占有、使用私田是以在公田上无偿劳动为条件的。
关于井田制的剥削形式，文献中有“贡”、“助”、“彻”的说法。“贡”是向贵族交纳贡物。“助”是助耕公田，与“借民力以治公田”同义，从劳动者方面说是“助”，从贵族方面说是“借”。“彻”的含义历来解释不一。《孟子·滕文公上）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意思是说，夏代一夫授田50亩，收税用“贡”法，殷代一夫授田70亩，收税用“助”法，西周一夫授田百亩，收税用“彻”法，税率都是1／10。
西周时期公田上的集体耕作，场面极其宏大。《诗经》中就有不少描写当时劳作场景的篇章。其中有称“十千维耦”的，又有称“千耦其耘”的，都非常形象地描述了成千上万名劳动者共同耕耘的热闹景象。
由于周代各级贵族的土地占有基本上还停留在公社制阶段，因此，私有土地还不能发展到可以任意买卖的程度。这是古老的氏族原则所决定的。所以，在西周时期，尽管贵族之间可以用土地进行封赏、赔偿，甚至也出现了个别的土地交换现象，但是，“田里不鬻”的原则在其时的土地制度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
“井田”制度到了春秋逐渐发生变化。“井田”制下“公田”、“私田”，都由村社劳动者耕种，“公田”收获作为租税交给贵族，“私田”收获供劳动者维持生活。由于开垦荒地扩大了“私田”，加上战争等原因，投入“公田”的劳动量减少，使得“公田”耕作不善，甚至一片荒芜，影响贵族收入。于是，贵族统治者逐渐放弃以“公田”收获作为租税的剥削方法，实行“履亩而税”。所谓“履亩而税”就是不再区分“公田”、“私田”，丈量全部土地，按照全部耕地数量征税，税率大致还是1/10。但这1／10比耕作不善的“公田”上的收获多，加上新垦地也要收税，贵族统治者的收入会大大增加，所以“履亩而税“的方法先后被各国采用。管仲相齐桓公时实行“相地而衰”，即视土地肥瘠分等级征税，这是春秋时最早实行的“履亩而税”。后来各国也都实行了类似的税法：公元前645年亚国“作田”，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公元前548年楚国“量人修赋”，公元前543年郑国实行“田有封洫”、“庐井有伍”的土地调整，秦国也在公元前408年“初租禾”，诸国实行的新田赋制度都属于“履亩而税”。
由于“公田”消失和农民耕地相对固定化，古代的土地“公有”制逐渐被土地私人占有代替。土地私人占有在春秋后期已经出现，并与“井田”制发生矛盾。郑国的子驷执政时，“为田洫”（修筑井田的经界）侵犯了贵族的私有土地，被贵族杀掉。接着执政的子产向土地私有者作了妥协，只是把土地私有者及其土地按“伍”编起来管理，即使这样也曾引起反对。商鞅变法，“除‘并田’，民得买卖”，在法律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