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荐举。那些学识声望稍逊，而不足于说动人君，或者没有机会晋见国君的有才之士，往往通过现任官吏推荐选拔入仕。大臣和接近国君的人，可以直接向国君推荐人才，例如：齐宣王招贤纳士，常侍于君侧的稷下先生淳于髡曾“一日而见七人于宣王”，并“将复见之，岂特七士也”；王斗见齐宣王，“举士五人任官”。此外，中央和地方长官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选拔任用下级官吏。这种选任权是有条件的，受法律的约束，如秦国的法律曾规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选任者要负连带责任。
战国时代的官吏选拔制度与传统的宗族世官制有着本质的区别，无论通过何种途径入仕和选官，才能和功劳是为官者的必备条件，而不是任人唯亲的宗法血缘关系。官僚政治下的选官制，打破了宗族世官制的封闭性和贵族对政治的垄断，使众多的才能之士步入政坛，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空前提高，其进步意义显而易见。
俸禄制度
在西周春秋的宗族社会，贵族执政者均有封地或采邑，“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经济相对独立，无需仰仗国家供给。进入战国时代，各国对官吏的报酬，逐渐采用俸禄制，官吏依赖国家的俸禄维持其生计。俸禄以粮食为主，偶尔也用钱币或黄金。由于量具的差别，各国计算俸禄的单位是不同的，齐、魏等国用“锤”，秦、燕等国用“石”、“斗”，楚国用“担”。俸禄的多少高低，卿相可“食禄千锺”，最小的官吏则为“斗食”，即“岁俸不满百石，计日而食一斗二升”。
俸禄制度的推行，将君臣关系变为雇佣关系，“主卖官爵，臣卖智力”。俸禄成为维系君臣关系的主要纽带，君计臣力，臣计君禄，国君利用俸禄控制各级官吏，官吏则依据俸禄尽其职责，形成了“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的新格局。
“上计”制度
为督促官吏尽职尽责，战国时代创立了考核官吏的制度，即“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根据政绩的优劣决定官吏的升降任免。在考核官吏的制度中，最主要的考核方法称为“上计”。“上”是上报、呈报的意思；“计”就是“计书”，指统计的簿册。上计在年终进行。上计的范围相当广泛，《商君书·去强）说：“强国知十三数：竞（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这十三数就是上计所要统计的数字，涉及方方面面，而以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指标为主。每年年初，各级行政长官都要将本年度所要达到的预算指标数写在木券上，送交国君。国君将券剖分为二，国君执右券，官吏执左券，以备考核。到了年终，官吏必须到国君那里去报核，由国君亲自考核，或由丞相协助考核。如果没有完成预定的计划指标，就要受到免职或降职的处分，政绩显赫者则予以升迁，赏罚分明。例如，魏文侯时西门豹任邺令，“居期年上计，君收其玺”，因政绩不佳而被文侯收玺免职；后来西门豹“请玺复以治邺”，政绩斐然，“期年上计，文侯迎而拜之”，褒奖有加。对于一贯恪尽职守的官吏，可免于上计，如秦昭王重用乏稽，“拜为河东守，三岁不上计”，以示信赖。除国君对地方行政长官外，高级官吏对下级官吏的考核，也常常采取上计的方法。
玺、符制度
玺即印章，“古者尊卑共用之”，官私印章皆称玺。古时玺印常用于竹木简册的封泥，春秋后期已用玺来封文书，称为“玺书”。到战国时，来往的官方文书和上级下达的命令必须用玺来封泥，以保密和作为凭信，否则便不能生效。接受文书和命令的一方应检查封泥是否完好，以防文件泄密。由于用玺作为信物，战国时代对于官吏的任免是以玺为凭的。丞相、郡守、县令等中央和地方行政长官，国君任命时发给玺，免职时收回，辞职者也必须把玺缴回。战国文献中所说的“夺之玺而免之令”、“释玺辞官”、“因谢病请归相印”等，指的就是上述几种情况。玺的质地、大小及其佩饰有一定的制度，因官位的高低而有所区别。一般官吏的玺是铜制的，丞相的玺往往是金制的，丞相位列百官之长，“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要（腰），揖让于人主之前”。玺印的政治内涵相当丰富，成为权力的象征。
符即兵符，是兵权的信物。战国时代的兵符作伏虎形，上有铭文，分为两半，右半存放国君处，左半发给将领，作为调兵的凭信，调动军队时必须左右两半虎符相合。传世的秦新郡虎符有如下镶金铭文：“甲兵之符，右才（在）王，左才新郭。凡兴土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母（毋）会符，行殴（也）。”据考证，此符是战国末年秦攻取魏地新（今安徽太和县北）后所造。在西安附近出土的秦杜虎符，为秦统一六国前所造，铭文内容与新虎符大致相同。由铭文可知，秦王对军队的控制非常严，用兵50人以上必须会合王符。只有在外敌突然入侵、边塞烽火告急的特殊情况下，在外的统军之将才可以不合王符而机动自主用兵，以免因等候君命而贻误战机。魏国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史事，具体地说明了兵符与军权的关系。
玺、符制度的推行，加强了国君对官僚机构和军队的控制，有利于国君的集权。
商代的军制
商王朝的军事体制也有着与其国家结构相适应的内容和特征。王朝的军队分成畿内的王室军和畿外的方国军两个大的系统，前者受商王调遣，后者受各地诸侯指挥。这两类军队可以视为王朝的中央军与地方军。另外，由于社会上还存在着大量以血缘为纽带的大家族，因此，族军也是商王朝武装力量的一个重要补充。商王直接统辖的王朝军队一共有两支，一支以“师旅”为基本的编制单位。其中师是最高一级的军事单位，共分左、中、右三支，旅则是师以下的军队建制，师和旅的战士都是“众”。据甲骨文的记载，商王朝遇有征伐等军事行动，总是临时召集众人，如《库》1649云：“贞：登人三千，呼伐邛方。”在卜辞中，众除了参加征伐外，还要参加田猎、岛田黍等农业劳动，并且要从事如“甾王事”等社会活动。显然，师旅不会是常设的军队，而是具有亦兵亦农的性质。受商王统辖的另一支军队则以“族”为单位，这支军队以王室及王畿内其他大家族的族众为兵源。甲骨文中记载了不少调遣族军前往征伐的事件，如，“贞：令多子族及犬族扑周，甾王事。”族军是原始社会氏族武装的残余，现在已经完全转变成商王统治的工具，而不再是与每一个氏族成员的利益都相关的军事力量。这种族军，也不可能是常备的武装力量。
商代军队的平时训练主要依靠田猎来进行。据卜辞记载，商王经常出猎，并且出猎的规模大，持续的时间长。这种田猎，除了具有一定的游乐性质之外，主要是一种生产性劳动，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就是能够训练士兵。
商代的兵种主要有步兵和车兵两类。步兵是商王朝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甲骨卜辞中有“步伐”一辞，即是“以步卒征伐”。步兵所使用的武器主要是青铜制造的戈、矛和矢。步兵作战，一般要结成大型的步兵方阵。《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在牧野之战的战前动员上，一再强调将士在前进过程中不超过六七步，就要停下来整顿一次，目的是为了保持步兵方阵的队形不致散乱。显然，这种作战方式不可能是“小邦周”自己的发明，而应是其时步兵作战的一种基本方式。
商王朝的车兵部队，早在商初就已建立。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商汤伐莱时，从征的部队中就有一定数量的车兵。殷墟的考古发掘，也出土了不少车马并葬的遗迹，这些都是殷代存在车兵部队的证据。殷代的战车，以挽2马者居多，也有挽4马者。每辆战车上有甲士3人，所用武器包括弓箭、戈、刀和砺石等，其中弓箭是殷代车兵的重要武器。每辆战车上有射手1名，负责远距离杀伤敌人。甲骨卜辞中，经常有百射、三百射等等辞例，它们是以射士为单位的战车编制。在战斗中，车兵与步兵要互相配合。史载武王伐纣时，有革车300辆，虎贲3000人，就是300辆战车与3000名甲士配合，协同作战。除甲士以外，每辆战车还要配备“三伍”（15名）徒兵。殷墟宗庙遗址北组出土的一辆战车，有15名陪葬人员，应就是战车一辆所配备的徒兵。
需要说明的是，商代以至西周、春秋的军制有不同于后代的特点：“其一，是兵农合一；其二，是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体现在军队编制上，就是军队编制与统治族的氏族组织合而为一。这种军队实际是族军，平时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只在农闲季节进行训练；战时应征调作战。真正的军人限于保卫王侯的虎贲一类人员，为数是不多的。
西周的军制
西周的军事力量远比商代强大，军事体制也更加完善。受周王直接控制并指挥的军队一共有两支，一支称西六师，驻守镐京，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一支称殷八师，驻守成周，所以有时又称为成周八师，这支军队负责镇守住在宋、卫一带的殷商遗民及广大中原地区。这两支部队加起来一共为14师，是西周王朝控制的最主要的军事力量。文献记载中有周召二公“分陕而治”的说法。《史记·燕召公世家》说：“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所谓分陕而治，就是将西周王朝的王畿分别以宗周和成周为中心划分出两大行政区。王朝的西六师和殷八师这两支军队的建制，与此两大行政区的划分是相互配合的。除上述14师以外，周王自己还掌握有一支随时听从调遣的禁卫部队，称作虎臣或虎贲氏。虎臣由王朝所掌握的最精锐的士兵组成，他们在战斗中能发挥巨大的作用，武王克商的时候，三千虎贲就是战场上周人的主力部队之一。
诸侯的军队，从某种程度上看，可以看作是西周王朝的地方军队。周王在对臣下进行分封的时候，规定了诸侯必须承担相应的军事义务。例如，诸侯国国君在周王出征的时候，要带领所属的军队随王征伐。《国语·鲁语下》记载：“天子作师，公帅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师范，卿帅之，以承天子。诸侯有卿无军，帅教卫以赞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无卿，帅赋以从诸侯。”在这种军事体制下，周王最终能够调动起全国所有的军事力量，由他一人指挥。《禹鼎》记载噩侯驭方率东夷及南淮夷反叛，声势浩大，王朝在调遣西六师及殷八师征伐未果的情况下，又调动了卫武公等诸侯的军队前来参战，这才转败为胜。诸侯在当地的征伐权力，要得到周王的授予。《礼记·王制》说：“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斧钺，然后杀。”当然，在王朝实力下降的情况下，这些诸侯的军队也会转变为对抗周王的离心力量。
无论是周王室还是诸侯国，都有大量的族军。族军的活动以保护本宗族的利益为主，当族长被周王或诸侯任命为军队将帅时，族军则随族氏出征。如周初的《明公簋）铭文说：“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穆土时的《班簋》铭文记载，毛伯率王师征伐戎族，穆王令毛伯之子毛班“以乃族从父征”。西周晚期，随着宗族势力的发展，族军日益强大，成为军队中的核心力量。如宣王时的《毛公鼎》铭文记载，宣王册命毛公为王室执政卿，令其“以乃族干吾王身”，将毛氏的族军视为王室的近卫部队。直到春秋时期，族军仍然是军队中的核心。宗族武装的广泛存在，是由周代的宗族社会结构所决定的。
西周王朝的军队，最高编制是师，一师约有2500人。师以下的军事编制依次是旅、卒、两和伍。《周礼·小司徒》记载：“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五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周礼》记载周代的最高军事编制是军，称五师为军，但是在铭文材料中从没有见过军的编制。武职官员的称谓则有师氏、亚旅、千太长、百夫长等等。兵种则主要分为车兵与徒兵两大种类，基本的军事人员则由甲士、驭手、徒兵及杂役等组成。作战的时候，以战车为主体，徒兵随车前进。战车上一般共站立甲士三人，其中一人居中执辔驾驭车马；另两人手执各种兵器分立左右。由于战斗所用的大多数武器装备需要自备，因此只有贵族才能充当甲士，而庶民则只能充任徒兵。
西周王朝的兵役制度，仍是战时为兵，平时为农的“兵农合一”体制，所有的国人，都有义务参加王朝的军事行动。为了提高战斗力，当时取的是“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的军事训练体制，即在冬季农闲的时候集中对军队进行训练。另外，平时的田猎活动也具有一定的军事训练意义。《左传·隐公五年》记载：“春菟、夏苗、秋弥、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训练成绩优秀的平民，就会被选拔为士，成为最低级的贵族。
战国时期军事制度的变化
郡县征兵制度的推行
西周春秋时代，军事制度与宗族政治相辅相成。在宗族社会，天子、诸侯、卿大夫等各级贵族都有自己的军队或私家武装，由宗族成员和私属人员组成，由各级贵族统领，具有宗族武装的特点。当时的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车兵是军队的主力，多由国人担任。国人是由贵族分化出来的平民阶层，与贵族有天然的血缘联系，当兵打仗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除车兵外，军队中还有许多徒兵和役卒，随从车兵作战或服军中劳役，地位比较低下。
战国时代，随着宗族都邑制的消亡和郡县制的确立，各国普遍推行了郡县征兵的制度，军队的征发由原来的以宗族都邑为单位改为以郡县为单位，军队的成员也由过去的以国人为主变为以农民为主。战国郡县的编户齐民，是各国军队的主要兵源。郡守身为武官，其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征发本郡壮丁从军。各国在战争时征兵，大都以郡县为单位。
郡县征兵制度的推行，征兵的对象扩大到郡县的编户齐民，使各国军队的数量空前增加。春秋时期，列国军队多为数万人，即使是长期称霸中原的晋、楚大霸主，号称“万乘之国”，若每乘以30人计，兵力也不过30万。而到战国时代，七雄的兵额均在数十万以上，多者可达百余万。秦国有“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楚国有“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齐国有“带甲数十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魏国有“武力二十余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赵国有“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韩国有“带甲数十万”；燕国有“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各国兵员迅速增加，使战争规模日益扩大。战国时代的一些大战，交战双方常常动用几十万大军，例如：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24万；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被秦坑杀的赵军降卒竟达40余万；公元前251年燕攻赵，用兵多至60万；公元前224年秦将王翦破楚，用兵也在60万以上。
常备兵制的建立
战国时代，为了适应频繁激烈的兼并战争，提高和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各国除推行郡县征兵制度外，还建立了常备兵制度。
常备兵以战争为专职，不同于临时征召的兵丁，需要经过严格考选和训练。春秋时期，一些诸侯霸主就曾选练勇武之士作为军中精锐，在对外争霸战争中发挥了出奇制胜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