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半个月前才认识老黄的，是在一个记者朋友过生日的酒桌上。当时我正想辞职，可又一时不知道辞职后能干点什么。听我身边的老黄自我介绍说他是南一服装批发市场的工商管理员时，我脑子里就闪过一个试试搞服装如何的念头。我这个人自以为对服装还是颇有些品位的，在大学时代就喜欢在穿戴方面标新立异，引领时尚。
当老黄与大家碰杯时，刚随口说出一句，南一有事，甭客气，我就不失时机地插嘴问道，能帮我租个床子吗？老黄显然没有料到，他的一句客套话还没落地，就被人“接”了过去。老黄把一只手攥成拳头，放在嘴边轻咳了几声，谁用？八杆子打不着的我可管不过来，要是你自己用没问题。我说，就是我用。
哦，是这样。老黄若有所思地沉默了大约五秒钟，抬起头对我说，我在南一是负责竖街的，竖街是裤子一条街，专门批发男裤。老黄接着说，你要是有兴趣干批裤子这行，没问题，床子肯定有，但不是固定的。谁家办休业你就到谁的床子去卖。
那要是没有办休业呢？我不放心地问。
你只管把心放到肚子里，只要有我在，保证不会让你打地摊的。
我兴奋地与老黄对干了一杯。
那你看我什么时候去合适？
随时，你只要头天通知我一声，第二天就可以上行。老黄满不在乎地说。我当时不大相信，一个小小的工商管理员会有如此大的权利，以为老黄是在吹牛。
那年头，辞职是需要充足理由的。不是对单位，而是对自己。我们那届大学毕业生正赶上国家不包分配的第一年，许多人都深感前途未卜，茫然失措。所以，大家憋足了劲，利用实习期间的机会，拼命表现自己，以力争换取实习单位的垂青，毕了业好有个安身立命的栖所。
我实习的单位是一家半官方半民间的地方小报。三个月的实习期间，我在报上发表了二十多篇稿件，其中四篇还上了头版头条，无论是稿件的质量还是数量，在五名实习学生里面都排在第一位。总编辑不止一次拍着我的肩膀暗示我，好好干，小伙子前途无量。我自己也以为毕业后留在这家报社手拿把掐。可谁料到，毕业分配时，惟独我一人被轰出了报社的大门。原因很简单，我除了工作表现优异，其它方面可谓一无是处。我没有给领导送过礼，没有听懂领导的弦外之音。想当初我还暗自嘲笑过那几个只会舔领导屁跟的家伙，不学无术，为人世故，年纪轻轻就不学好。现在看来，真正百无一用的是我。我懊悔过，也找过领导去理论，甚至还大哭过一场。可一切已经无法挽回。尚未真正踏进社会的门槛，我就先摔了个四脚朝天。
情急之下，我只能委身于一家街道办事处当秘书。可非常不幸的是，工会主席无意中看到了我的手书简历，就吩咐我把院内的宣传栏重新抄写一遍。尽管我心里老大的不情愿，但我想自己是个新人，给领导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尤为重要，就抖擞精神在严冬刺骨的寒风里，用排笔和油漆耐心地书写起来。工会主席在一旁不住地为我击掌叫好，并不失时机地把胖胖的党委书记拉过来说，这个新分来的大学生先借我用用。区里正搞迎新年卫生大清扫活动，可我们这里实在找不出一个写字像样的人。
胖胖的党委书记大度地把手一挥，说，用吧，用吧，正好也让小青年到基层锻炼锻炼。他妈的，难道一个狗屁街道办事处还不算是基层吗？他们想让我到居委会跟那帮胳膊戴袖套的小脚老太太打成一片吗？但我什么都没说，就灰溜溜地在工会主席的指挥下，开始了每天到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大街小巷写标语和卫生小常识去了。
春节过后，工会主席喜滋滋地从区里抱回一块“卫生先进单位”的牌匾。工会主席对党委书记说，区里马上就要大力开展春季爱国卫生运动了，这个小伙子我们还得借过来用用。见我惊愕地张大嘴巴，又说，这块牌匾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就这样，我刚回到党委办公室不足一星期，就又开始拎着油漆桶和排笔在漫天风雪中走街串巷了。
有一天，我终于忍无可忍，愤然摔了排笔，踢翻油漆桶，找到党委书记气呼呼地提出，我想回处里工作，我的工作是秘书不是油漆匠。胖胖的党委书记深深地皱了皱眉头说，这是组织上的安排，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你如果对这份工作不满意，可以随时走人。我看出了他的得意，他内心里一定清楚，我无处可去，不然当初不会点头哈腰地到一个街道办事处来上班了。
从那一刻起，我就一门心思想辞职了。即使没有一个更好的去处，大不了干个体户嘛。
辞职的当天下午，我就给老黄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上行？
你现在手头有货吗？
有。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其实，我的手里根本就没货，我甚至都不清楚该到哪儿去上货。
那你明早八点半到我办公室，我给你安排床子。
这么快，我一听就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