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尝试着说服他那个数字肯定是他的视觉假象，以及那些数字如何引起视错觉。这些错觉时常困扰着某些病人，他们中有些人对自己的痛苦变得十分敏感，甚至通过他们自身来证明这一点。“至于假想中的喊声，”我说，“当我们低声说话的时候，仔细听这个低谷里的风声，听风猛烈地刮着电报线的声音。”
我们坐着听了一会儿后，他说一切都非常正常，我想他应该了解了风和电报线会造成听觉失真了——冬季漫长的夜晚里，他坐在这里伴随着它们那么长的时间。但是，他表示他还没有说完。
我请他继续说，然后他抓着我的胳膊，慢慢地说出了这番话。
“在那件事情发生后的6个小时里，这条线路上令人难忘的事故发生了，10个小时后，伤者和死者从那个人站立的地方被抬出隧道。”
一阵可怕的颤抖爬满我的全身，我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抗拒着。我回答道：“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巨大的巧合。”想要以此来影响他的想法。但我必须承认一点，于是我又说（因为我看出他要用反对意见来对我施压），具有常识的人不会允许生活中发生这么多的巧合。
他又一次表示他还没有说完。
我又一次请他继续他要说的话。
“还有，”他说，再一次地抓着我的胳膊，眼神空洞地向上方看着，“就发生在一年前。六七个月过去了，我已经从惊讶和震惊中恢复过来了，然而一个早晨，天刚刚亮的时候，我站在门边，在红灯旁边又看到了那个鬼影。”他停了下来，眼神定定地看着我。
“他大声叫喊着？”
“不。他很安静。”
“他挥舞胳膊了？”
“没有。他靠在灯杆上，双手捂住脸。像这样。”
我看着他做着动作，那是一个悲恸的动作。我曾经在坟墓的石像上看到过这种神态。
“你向他走过去了？”
“我走回屋里坐下来，一部分是要试着整理我的思绪，一部分是因为他让我觉得头晕。当我再次走出门时，天色已经大亮，那个鬼影也不见了。”
“随后没有事情发生？没有事情出现？”
他的食指扣紧了我的胳膊，他可怕地点着头说：
“那天，当一列火车从隧道里出来的时候，我注意到在我这一边的一个火车窗口上好像有一堆模糊的头和手臂在挥舞着。我刚看到这些就向驾驶员示意停车。他切断火车动力，拉下刹车，但是火车从这里滑行出去一百五十码或更远的距离。我跟在车后面跑的时候，听见了可怕的叫声和哭声。一位年轻女士刚刚在其中一节车厢里死了，尸体被搬到这里，就放在你我之间的这块地板上。”
当看着他所指的那块地板时，我不禁把自己的椅子往后挪了挪。
“真的。先生，这是真的。它就是这么发生的，所以我才告诉您。”
我想不出要说什么，而且嘴巴发干。风和电报线都为这个故事发出长长的悲鸣。
他又继续说着：“现在，先生，看看这些吧，我的精神受着怎样的折磨？一个星期前，鬼影又回来了。从那时起，他就不时地出现在那里，一阵一阵地。”
“在灯旁边？”
“在危险指示灯旁边。”
“看上去他想干什么？”
他重复着之前的那个姿势——“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扫清道路！”
他接着说道：“我因为他而无法平复自己。他冲着我大喊：‘下面！当心！’，并以一种极度痛苦的姿态持续了好几分钟，他站在那里冲着我挥手。他还晃我的铃铛——”
我抓住了那句话，“我昨晚在这儿的时候他是不是摇动你的铃铛了，然后你走到门口？”
“两次。”
“为什么？看，”我说，“你的幻想是怎么误导你的。我的眼睛就看着那铃铛，我的耳朵也听着那个铃铛的声音，而且我是一个大活人，它在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响。没有，其他时候也没有响，除了车站因为正常事宜联系你的时候，铃铛才会响。”
他摇着头，“我从没有犯过那样的错，先生。我从没有混淆过鬼影摇晃的铃铛和人摇晃的铃铛。鬼铃声是一种奇怪的震动，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触动它，我没有说铃铛就在眼前晃动。我不知道您为什么没有听到，但是我听到了。”
“那么，当你向外面看的时候，鬼影在吗？”
“他就在那里。”
“两次都在？”
他坚定地回答：“两次。”
“你愿不愿意现在陪着我到门口一起看一看？”
他咬着上嘴唇，好像有些不愿意，但还是站了起来。我打开门，站在台阶上，他站在门道里——危险指示灯就在那里，那边是阴沉的隧道口，另一头是高高的、湿漉漉的石头小路。
“你看到他了吗？”我问他，特别关注着他的面部表情。他的眼睛向前突出着，特别紧张，但是并不比我看向指示灯的眼神紧张多少。
“没有，”他回答，“他不在那里。”
“同意。”我说。
我们走了回来，关上门，坐了下来。当他以一种十分肯定的口吻重新拾起话题时，我在考虑着怎样才能最好地发展这一优势——如果这可以被称为一种优势的话——来假定我们之间可能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
“现在您就可以完全理解了，先生，”他说，“困扰我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鬼影意味着什么？”
我告诉他，我不确定是否完全理解了。
“他又要再次警示什么？”他沉思着，眼睛盯着火堆，偶尔看我一眼，“这次的危险是什么？在哪里？这条线路上的什么地方存在着危险。某个可怕的事故将要发生。毫无疑问，这将是第三次警示。这一残酷的事实常常浮现在我脑中，我该怎么办？”
他掏出手帕，擦去前额滴落的汗水。
“如果我向铁路的某一个或者两个方向都发出电报示警，我将无法说明警示的原因，”他搓着他的手掌接着说道，“我陷入了烦恼之中，却无计可施。他们会认为我疯了。事情会像这样：信息‘危险！注意！’，回答‘什么危险？哪里？’，信息‘不知道。不过，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注意！’他们会把我给撤换了，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
他的痛苦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尽责的男人精神上所受的折磨，他承担着一种无法说清的对生命的责任。
“当他第一次站在危险警示灯下的时候，”他接着说，把他的黑色头发抚向脑后，双手交叉着，处于极度的悲伤之中，“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个事故将在哪儿发生呢，如果它注定要发生的话？他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捂着脸，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她会死，让他们把她留在家中’？如果他所来的那两次只是为了告诉我他的警告是真实的，而且让我准备着即将到来的第三次，那么他为什么现在不明白地告诉我呢？哦，上帝救救我吧！在这个孤独小站里的可怜的信号员！他为什么不去告诉那些能够让人们相信的而且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人呢？”
当我看到他这样的时候，我知道为了他也为了大家的安全，我此时要做的就是让他的情绪安定下来。因此，我把我们之间一切有关真实或不真实的问题都抛在一边，对他说不论是撤换了谁都不会做得更好，而且至少他完全理解了自己的责任，尽管他没能领会这些复杂的现象。在这一点上，我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成功地将他从自我负罪感中解脱出来。他冷静下来，随着夜越来越深，他的岗位要求他要更加集中注意力。我在凌晨两点离开了他那里，我曾经提出来要留一整夜，但是他没有接受我的意见。
我走在小路上的时候，不止一次地回头看那红色的灯光，我没有理由忽视这一点——我不喜欢红色灯光。而且我也不喜欢那两件事故的结局，还有那个女士的死亡。我同样没有理由去忽视这一切。
但是我考虑最多的是在我得知了这些事情之后该做些什么？我已经知道这个男人是聪明的、警醒的、辛勤的，并且谨慎的，但是他在那样的精神状态下能这样保持多久呢？尽管职务低下，他还是坚守着最为重要的信念，那么我（打个比方）是否愿意将我自己的性命押在他还能够继续履行职责的偶然性上呢？
我无法克制地感觉到在我和他的交谈中有一些不确定的内容，甚至他自己都未能明白。作为一种折中方法，我最终决定提出来陪着他（或者能够暂时保守他的秘密）去我们那个地区最好的医生那里，听一听医生的意见。第二天晚上，他的值班时间改变了，他告诉我，在日出前一两个小时他就下班了，日落之后才再次上班。因此，我和他约定再次去探望他。
第二天晚上是一个可爱的夜晚，我早早地出了门，欣赏夜色。当我穿越那条小路旁边的田野时，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我大约散步了一小时，我对自己说——走半个小时，然后花半个小时回去，那就正好来得及去信号人那里。
在我开始散步前，我站在山崖边，向下看去，第一眼就看到了他。我无法描述我产生的那种颤抖，在隧道口，我看到一个男人的身影，他用左手的衣袖蒙着眼睛，疯狂地挥舞着他的右手。
占据我的无名恐惧立刻消失了，因为在这一刻里我看到那个男人的身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而且旁边还有一小群其他人，似乎他在向他们重复着他所做的动作。危险警示灯并没有亮起，灯杆对面用木桩和防水油布支撑起一个全新的低矮棚屋，它看上去并不比一张床大多少。
我无法抑制地感觉到出了什么事，我以最快的速度跑下了那条小路。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那些人。
“信号人今天早晨死了，先生。”
“是不是住在那间棚屋的人？”
“是的，先生。”
“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
“如果您认识他的话，您会认出他来的，先生，”其中一个人说，庄严地脱下了他的帽子，然后掀起油布的一端，“他的面容非常沉静。”
“哦，这是怎么发生的，这是怎么发生的？”油布重新盖上，我一个一个地问着他们。
“他被一辆列车碾过，先生。在英格兰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他的工作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注意到开过来的列车。那是白天，他打亮了信号灯，手中提着他的小灯。列车从隧道出来的时候，他背对着车，然后车就从他身上碾过去了。开车的人诉说了事情的经过。说给这位绅士听，汤姆。”
那个人穿着黑色衣服，重新走回隧道口他原先站立的地方。
“从隧道弯口拐出来，先生，”他说，“我看见他站在隧道尽头，我就像从一架望远镜中看到他一样。那时候已经没有时间控制速度了，我知道他一向很小心的，但他看上去好像没有注意到汽笛，于是我们经过他的时候我就把汽笛关了，然后尽力向他大声呼喊着。”
“你说了些什么？”
“我说，‘下面！小心！小心！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扫清道路！’”
我惊跳起来。
“啊！那真是可怕的时刻，先生。我一直不停地对他大喊着。我用这只手捂着眼睛不敢再看，这只手一直挥舞着示意，但是都没有用。”
没有再多听一刻这样的描述，我就打断了他，我说出了其中的巧合，不仅仅是这个可怜的信号人向我重复提起的、困扰他的那些话，还包含着我自己——不是他——加上去的话，还有在我的脑中他所模仿的那个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