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堀田善卫（1918—1998）于一九五四年底创作完成的《时间》，是日本作家也是海外作家撰写发表的第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的叙事，以南京屠城的蒙难者陈英谛的第一人称日记体展开。在一九三八年“九一八纪念日”当天日记的开篇处，“我”发现日军情报官桐野对七年前的柳条湖铁路爆炸事件实为日军自导自演的事实竟一无所知，于是错愕不已，由此发出了这样的受难者视角的感慨：
除日本人之外的全世界人都知道的事，他却不知道。如此看来，南京的暴行事件恐怕也不为一般日本人所知。如果不去抗争，我们连“真实”都无法守护，也无法将它告诉给历史学家。
上世纪末以来中日政府及民间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认知上日趋拉大的差距，确凿印证了这段感言的预见性。同时，在这段历史面临记忆危机的严峻现实的反衬之下，如此坚定地守护历史真实的受难者的声音，实则出自一个日本作家六十多年前的文学书写，其远见和勇气就愈加显得可敬可贵。
作为一名战后派作家，堀田善卫在人生经历与创作题材方面，都与中国有过深度的接触和交集。二战末期的一九四五年三月，堀田善卫曾赴国际文化振兴会上海资料室任职，并在上海经历了日本战败。同年底，他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日文化工作委员会留用，从事文化工作，直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回国。抵沪两个月之后的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同武田泰淳（日后同样成为战后派代表作家）曾一起游览南京。这次南京之行，成为日后创作《时间》的决定性契机。
回国后，堀田善卫连续发表了《祖国丧失》《齿轮》《汉奸》《断层》《历史》等一系列以自身的上海经历为基础创作的小说，并以朝鲜战争爆发为叙事背景的《广场的孤独》等作品，于一九五二年初获芥川文学奖。这一年《旧金山和约》生效，美军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宣告结束，日本正式恢复了国家主权。
长篇小说《时间》的写作，起笔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朝鲜战争停战后不久，全篇在约一年的时间里写作完成。构成全篇的六个章节，曾以“时间”“诗篇”“山川草木”“受难乐章”“存在与行为”“回归”为标题，自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五年一月间，分别刊载于《世界》《文学界》《改造》等三种不同的综合期刊。一九五五年四月由新潮社出版了单行本《时间》，这一年正值日本战败的十周年。
前后一年零九个月的在华经历，使堀田善卫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不同寻常的写作特质。他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借助来自于外部的他者化视角，反观日本侵略对中国的加害，自省日本的战争责任。《时间》就是这种创作意识非常突出的作品。这部作品的写作之际，虽然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都曾对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进行了审理和判决，但那场劫难的被害者的声音却被压抑和屏蔽于公共传媒与公众话语的背后，更没有传达到海外。堀田善卫很早就意识到该事件作为侵略战争中最为血腥和残暴的一幕，必将成为战后重建中日关系的一个焦点与核心性的问题。因此，他在公开出版的相关资料极为有限、历史研究完全处于空白的情况下，多方搜集和查阅了各类文献，构思了这部告发日本战争罪恶、传达大屠杀受难者声音的文学作品。尤为重要的是，堀田善卫参照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记录中检方举证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小说中的很多场景都是依据其中的举证事实写作的。主人公蒙难经历的部分细节，就依据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法庭证词。堀田善卫还特意让东京审判上出庭作证的检方证人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原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迈纳·贝茨（贝德士）、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以及他们的证词中多次提到的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等第三方的见证者，以各自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出现在小说中，还原出了历史现场特有的真实感。
为了对那场惨绝人寰的事件展开可信的叙述，小说选取了第一人称日记体的叙述策略，作者设定了从年龄（三十七岁）到人生阅历、知识程度都和自己大体相仿的陈英谛作为叙述者，他在南京沦陷后的浩劫中历尽劫难，家破人亡。小说通篇由他在屠城前后跨度约十个月间的日记构成。
身为侵略战争发动方的日本作家，却选择了被害方的中国人视点，叙述蒙难者的心灵创伤，见证加害者的暴虐无道，这是小说《时间》作为一部日本战争文学作品的最为独特之处。这种视角的对调，若非有正视历史的良知和自我批判的勇气，以及对于他者的想象力，便难以为之。作家在写作过程中，需要不断努力克服自我局限，超越个人的身份与视野，穿越时空去换位思考。
小说主人公陈英谛，是在民国海军部任职的一名文职官员，在司法部任职的哥哥携家眷随政府部门迁往汉口，陈英谛和临盆待产的妻子莫愁及五岁的儿子英武一起，留在了已被日军包围的南京，并接受了为政府部门收集情报的任务。陈英谛一家和南京陷落前从苏州逃难而来的表妹杨妙音，共同亲历亲见了日军入城后的百般屈辱与危难。在辗转进入金陵大学难民区避难后，陈英谛被日军认作军人，强行拉到西大门外集体处决，全家人就此离散。怀有身孕的莫愁与腹中胎儿，以及沦为街头乞儿的英武，都惨死于日军的暴虐，陈英谛在集体屠杀中侥幸逃生，在逃亡路上被日军征用为挑夫。数月后，陈英谛终于逃回城内，发现自家楼房被日军情报官桐野占用。陈英谛以充当桐野的伙夫为掩护，利用外出机会与地下情报员联络，夜间秘密发电向重庆传递情报。陈英谛的伯父却充任伪职，与日军勾结贩卖鸦片，坑害同胞。几个月后，在假扮磨刀人潜入城内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帮助下，找到了遭受日军轮奸后自杀未遂的杨妙音的下落。身患性病及海洛因中毒症状的杨妙音被接回陈家，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她渐渐恢复了生存意志，和磨刀人策划共同逃出南京。
在按照叙事时序梳理出来的这个概要性的情节链之上，构成作品血肉的，是身处劫难之下几度死里逃生的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告白。他以不懈的思考深化人性认识，确立直面残酷现实的主体意识，在精神伤痛的自我救治中升华苦难体验。因此，关于敌我双方的观察审视，对自身境遇的体味自省，关于人类与战争、生命与死亡、人性与道德等哲学命题的深思等等，占据了大量篇幅，使作品具有了“思想小说”的倾向。在蒙难者和记录者之外，主人公的思考者的一面，同时也是作者本人的分身与自我投射，堀田善卫借主人公之口反复自问：“为何一定要将如此的惨状记录下来呢？明确地说，那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自身的复生。”这里的“我自身的复生”对于主人公而言，意味着他在目睹了人性扭曲的暴虐与邪恶后，直面民族苦难，重新获得生存勇气的精神“复生”，同时，对于作者而言，则意味着对自己身为加害国国民的道德责任的自觉担当与自我救赎。
本部作品写作的立足点与出发点，自然是战后不久日本与国际的政治与社会现实，惟其如此，作品呈现出的观察与思考，与冷战初期的时代语境密切相关。就其对历史的感知与领悟方式而言，注定与大屠杀蒙难者的实际感受会有所不同，也不可能同被害方的认知取向完全吻合。这部作品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其独特的叙述方式与视角。作家超越自身的身份与视角的局限，以趋近极限的文学想象力让自己身处历史现场。设身处地直面人类劫难，感同身受正视战争加害。以反思战争为前提的这种视角转换的努力，其意义不止于一次写作的挑战，也是对历史与战争深化思考的思想实践。因而，在日本战后文学史上，《时间》也是战争反思方面具有深度的作品之一。
在小说的整体叙述中，紫金山、长江、明孝陵神道的石人石兽、马群小学的旗杆等被赋予象征意义的景观与物象都曾反复出现，有效营造出历史浩劫之下特定时空的丰富的意蕴表达，寄意凝重而深远。陈英谛妻子的名字“莫愁”，也构成了金陵古都的换喻。而陈英谛在残垣断壁之间偶尔看到的一尊烟气蒸腾的黑鼎，更成为通篇文字中最核心的意象。黑鼎上方，犹如“人的血液和脂膏化作蒸汽，烟气氤氲地向空中升腾”，“仿佛象征着这一瞬间的、世界上的南京”。这无疑属于典型的象征化的文学修辞。然而，陈英谛却曾明确表示，记下这部日记时他所留意的，就是决不使用文学的话语修辞去记述，因为庸俗化的文学修辞，有可能削弱叙事本事的真实质感。当陈英谛遇到了那尊黑鼎后，便决意用“鼎的话语”记述所见，因此，小说中的象征性话语实为主人公自我定义的“鼎的话语”。在他看来，“如果不以那尊鼎为支撑，接下来要讲述的后续的事情是根本无法开口，也无法下笔的”。进而，这尊鼎又让他有了这样的感悟：
正如面对历史上发生过的所有事件一样，我们是无法彻底了解此刻从南京的这尊鼎上升腾起的蒸汽的具体含义的。可是，只要有去了解的意志，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提问者，成为对话者的一方。
叙述者在无意间将单数的“我”转换成了复数的“我们”。细细品味，这段叙述更像是对于不分国界的后世之人应该如何面对那段历史的具有启悟意图的提示。鼎既意味着对历史性时间的永久性的铭刻与凝固，同时，也是后世之人以自我的良知与智识跨越时空对话历史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媒介物。如今，坐落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国家公祭鼎，是二○一四年首次国家公祭仪式上揭幕的，其两耳三足的形制与小说里的鼎完全相同，恰如小说中的那尊注满罹难者的血泪而沸腾的黑鼎跨越了世纪，在劫后的废墟化成的祭坛上重现。国家公祭鼎上，也刻有“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永矢弗谖，祈愿和平”的铭文。
不论在堀田善卫的创作中，还是在日本战后文学史上，《时间》都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和文本价值。发表后也曾得到过日本国内部分评论家的高度评价，但因日本文坛及评论界对于这部小说的刻意沉默和集体失语，并未引发应有的热议和关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笠原十九司曾指出，如果《时间》成为畅销书或被改编为电影，有可能对日本国民的战争认识产生影响，让南京大屠杀成为日本人的战争记忆的一部分。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在一般读者的文学阅读及文学史叙述中，《时间》都遭受到长久的漠视与遗忘。二〇一五年岩波书店将这部长篇小说收入“岩波现代文库”中再版，时隔数十年后，《时间》终于重新进入日本读者的阅读视野。
本译本得到堀田善卫之女堀田百合子女士和岩波书店的授权翻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