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瑞祥 译
一九一四年八月，弗兰茨·卡夫卡与他的未婚妻费利塞解除了婚约之后，开始写作《审判》。到了一九一五年初，这部未完成的传世之作便永远搁浅了。卡夫卡生前视这部小说为“艺术败笔”，惟独喜爱的是“在大教堂里”一章中所描写的守门人的故事，并且拿出来取名为《在法的门前》屡次发表。值得庆幸的是，卡夫卡的好朋友马克斯·布罗德于一九二五年首先整理出版了作者要求付之一炬的《审判》，称其为卡夫卡“最伟大的作品”。西方现代文学从此开始了辉煌的一章——卡夫卡学。
《审判》写的是银行高级职员约瑟夫·K的遭遇。一天早晨，K莫名其妙地被法院逮捕了。奇怪的是，法院既没有公布他的罪名，也没有剥夺他的行动自由。K起先非常愤慨，尤其在初审开庭时，他慷慨激昂地谴责司法机构的腐败和法官的贪赃枉法，并决定不去理睬这桩案子。但日益沉重的心理压力却使他无法忘掉这件事，他因此厌恶起银行的差事，自动上法院去探听，对自己的案子越来越关心，并四处为之奔走。然而，聘请的律师却与法院沆瀣一气，除了用空话敷衍外，一直写不出抗诉书。K去找法院的画师，得到的回答是：法院一经对某人提出起诉，它就认定你有罪，谁也改变不了。最后在教堂里，一位神甫给他讲了“在法的门前”的故事，晓谕他“法”是有的，但通往“法”的道路障碍重重，要找到“法”是不可能的，人只能低头服从命运的安排，一切申诉都是无谓的申诉。小说结尾，K被两个穿黑衣服的人架到郊外的采石场处死。
《审判》是一部荒诞的、非理性的小说，是“卡夫卡风格”形成的标志。作者运用象征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寓言式地勾画出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一方面，这部小说近乎自然主义地描写了K的心理情绪和行为，平淡无奇的人情世态在细节上显得真切、明晰。另一方面，它的艺术结构多线交织，时空倒置，所描写的事件与过程突如其来、不合逻辑，甚至荒诞不经，让人感到如陷迷宫。充满悖谬的寓言“在法的门前”构成了《审判》艺术表现的核心：一个乡下人来到“法”的门前，守门人却不让他进去，于是他等候通往“法”的门被打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弥留之际，他却得知那扇就要关闭的门只是为他开的。K为了还回自己的清白寻求“法”的公正，却越来越深地陷入任人摆布、神秘莫测、似真似幻的天罗地网里。“法”似乎很近，却又很遥远；法官律师的态度含含糊糊，仿仿佛佛；法律条文似是而非，难以捉摸。K在“法”制造的迷宫里无所适从，无能为力，无论怎样抗争都是徒劳无益的。与此同时，他作为上层社会的一员，又属于他与之相对立的“法”的一部分，因此也陷入自我矛盾之中，产生强烈的负罪感。他在审视自己的时候，周围的一切也显得那么朦胧模糊，变化莫测，像比喻一样虚幻。因此，他除了傲视一切的绝望以外，简直什么也没有了。K面对现实和自我始终处在审判和自我审判的重重矛盾之中，生活在透不过气的压迫感里。这种压迫感恰恰来自于那无所不在的、可又无处寻觅、幽灵似的“法”：在这法庭一切活动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机构”，它雇用和豢养了一群大大小小的帮凶，它的存在就是滥捕无辜，给他们施加荒唐的审判。既然有这样一个是非不分、贪赃枉法和藏污纳垢的庞大机构凌驾于一切之上，那么，发生在这里的一切荒诞的东西便成了习以为常的，一切不可思议的东西都成了合情合理的。因此，K无缘无故被捕又不明不白被处死也就不足为奇了。“恐怕很少有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把握世界和再现世界的时候，能把对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的事物的奇异像他（指卡夫卡）的作品中那样表现得如此强烈。”（卢卡契）
无论世人如何把《审判》作为完整的艺术创作来理解和认识，但它毕竟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一方面，卡夫卡在写作《审判》的时候，把结尾一章与开头一章同时付诸笔墨，似乎在逮捕与处决主人公之间要铺垫一条必然发展的道路。但小说的各个章节则仅仅表现为约瑟夫·K遭受折磨、在情节上往往相互若即若离的阶段而已；它们虽然以一定的顺序排列，但绝非总是符合事件发展的必然过程。卡夫卡始终在不同的地方，遵循着“分段建造的体系”，让情节以多线条展开，正如他后来在小说《中国长城修建时》中所表现的。另一方面，《审判》的手稿写在十个四开本上；为了把手稿弥合成一体，卡夫卡把其中散落的章节从这些手稿本里分了出来，从而形成了这部小说的两个部分，即完成的和未完成的。《审判》的校勘本（德国菲舍尔出版社1994年版）正是根据作者的手稿，突出了这两个部分的划分，尤其为翻译和认识这部作品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这便是译者选择该译本的初衷。
另外，这个版本根据卡夫卡的手稿，纠正了两处勘误。其中一处出在对K赴刑场情节的描写中：那两个押送K的人“现在听任跟着他走；他循着前面那个小姐所走的方向走去。这并不是说他要追赶上她，或者说要尽可能地不让她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而仅仅是为了不忘记她的出现则意味着向他敲响了警钟。‘我现在惟一能做到的，’他对自己说，而且他的脚步和其他三人的脚步协调一致也证实了他的想法，‘我现在惟一能做到的，就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保持冷静支配的理智。’”在这里，布罗德把数字“三”校订成“二”。这个关键的改动，实际上忽视了毕尔斯泰纳小姐对约瑟夫·K的作用。另一处勘误则涉及到“在大教堂里”一章中的一个时间概念；卡夫卡写道：“K进来时，时钟正好敲响十一点。但是，那个意大利人还没有来。”布罗德显然把“十一”当成是作者的笔误改成了“十”，从而错误地判断了那令K毛骨悚然的“时间流失”，抹去了K的心理时间与外在时间冲突的表露。
《审判》在卡夫卡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卡夫卡留给后人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永远解不尽的谜。在译介卡夫卡的探索中，译者在此愿与所有对卡夫卡感兴趣的同仁共勉。
译者
1996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