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影响的中介(7)

第六节　中国诗译介

1.19世纪欧陆翻译，《玉书》

19世纪下半期，欧洲大陆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中国诗译本，其中有的译本对美国新诗运动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法国翻译家的贡献比较突出：如1862年德理文（dHervey SaintDenys）的《唐代诗歌》（poésie deIEpoque des Thang）；1867年柔迪特·戈蒂叶（Judith Gautier）译的《玉书》（Le Livre de Jade）；1886年恩鲍尔·西阿尔译的《十四至十九世纪中国诗选萃》（La Poésie chinoise du XIVE au XIXE Siecle extraits des poétes chinois）。其中戈蒂叶的《玉书》产生的影响特别大。

柔迪特·戈蒂叶是法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发起者和主将泰奥菲尔·戈蒂叶（Théophile Gautier）的女儿，著名印象主义诗人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的女友。泰奥菲尔·戈蒂叶自己写过一些很美的仿中国诗，这可能与他的女儿对中国的兴趣有关。柔迪特·戈蒂叶是贡古尔文学院历史上第一个女院士。

1867年出版的《玉书》实际上是柔迪特·戈蒂叶在一个泰国人（据说是她的情人）帮助下译成的，她本人不懂中文。初版时她用的是化名柔迪特·沃尔特（Judith Walter），书出版后很受欢迎，再版时就署了真名。第二版得到当时中国驻欧钦差大臣裕庚，可能还有使馆其他人的帮助，后来流行的实际上是这个增订本。该版卷前有裕庚致“鄂狄叶”的题诗，也有“俞第德”赠安南废王的题词，看来两个都是她的中文名字。

译句相当长，无韵，因此实际上成了长句自由诗。这个形式上的处理对后世影响相当大。在戈蒂叶之前有汉学家用散文意译中国诗，但没有人用过自由诗形式。

1873年G·波姆（G.B-hm）将《玉书》译成德文；1907年汉斯·贝特格（Hans Bethge）将《玉书》与德理文的唐诗译文参照译出新的德译本《中国笛》（China Fl-te）。著名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合唱交响曲《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s Erde）就是选取其中李白、孟浩然、王维的八首诗作为歌词写成的。这是马勒的第九部交响乐，有意追摹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合唱》交响曲）。只不过贝多芬用基督教圣歌，他用东方诗歌。

马勒共用了六首歌曲，歌词分别为：

一、男高音独唱：《大地哀愁饮酒歌》，原文已无法追寻，可能是李白《将进酒》《短歌行》等饮酒歌的合璧；

二、女低音独唱：《秋月孤者》，钱起，原诗不详；

三、男高音独唱：《青春》，李白，原诗不详；

四、女低音独唱：《采莲谣》，李白（“若耶溪傍采莲女……”）

五、男高音独唱：《春日饮酒》，李白，即《春日醉起言志》（“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

六、女低音独唱：《期待与告别》，是孟浩然《宿来公山房，期丁大不至》（“夕阳度西岭……”）和王维《送别》（“下马饮君酒……”）二首相接而成。

马勒曲成于1908年，但此曲在他1911年逝世后才在欧洲各国公演，并成为现代音乐史上的名作。弗莱契1914年听此曲在伦敦公演，他说：“当我听到这些歌曲，我感到我正在写的诗与这些中国古代诗人早就写出的诗多么相似，我的现代式的孤独感、漂泊感、失望感，穿过许多世纪的时间，数千英里的空间，与他们会合了。”

《玉书》转译成英文也是在19世纪末，1897年，长居法国并用法语写作的美国诗人斯图亚特·梅里尔（Stuart Merrill）在其英译法国诗选《散文的粉画》（Pestels in Prose）中转译了柔迪特·戈蒂叶的中国诗法译文。

新诗运动兴起后，《玉书》成了美国人特别喜爱的读物，转译次数之多，令人吃惊。1918年詹姆士·怀特尔（James Whitall）的《中国抒情诗》（Chinese Lyrics）全书系《玉书》之转译；马瑟斯（E.P.Mathers）编译两本东方情歌选，《彩星》《清水园》，其中的中国诗大多来自于《玉书》，只是被改写成押韵的抒情诗，而完全走了样；1922年乔旦·斯塔勃勒（Jordan H.Stabler）从《玉书》选译出《李太白之歌》（Songs of Li Tai Po）；1923年乔里荪（Joerissen）的《失去的笛》（Lost Flute）亦系《玉书》之转译。一直到1927年艾恩·柯尔文（Ian Colvin）的《仿中国诗集》（After the Chinese）依然是以《玉书》为蓝本，连诗人名字的拼音也沿用法文。

如此频繁的转译同一书，只能说明新诗运动时期诗坛和读书界对中国诗之需要已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

2.英国译本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观察到一个奇怪的现象：美国新诗运动诗人对这本并不准确的法译本如此感兴趣，对19世纪英国汉学家的成果，相比之下就不够重视。

实际上19世纪英国人译中国诗之多，可能超出其他欧洲国家的总和。现在能找到的最早的中国诗英译本是英国人彼得·佩林（Peter Perring）所译《花瓣：中国求爱诗》（The Flower Leaf：Chinese Courtship in Verse）。此书是一个选本，1824年出版于伦敦，是当时浪漫主义诗人向东方寻求异国情趣潮流的产物，而中国的“求爱诗”显然不如波斯、印度等民族的诗那样适合浪漫主义者的需要。不奇怪，此书不久后被人忘却。

在新诗运动之前，重要的英国译本就有1874年乔治·卡特·斯登特（George Carter Stent）译《玉章》（The Jade Chapter）；1876年理雅各（James Legge）译《诗经》；1884年韦纳（E.T.C.Werner）译《中国文学瑰藏》（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1891年艾伦（C.F.R.Allen）译《诗经》；1891年坚宁士（W.Jennings）译《诗经》；1894年马丁（W.A.P.Martin）译《中国传说与抒情诗》（Chinese Legends and Lyrics）；1896年克兰默·宾（CranmerByng）译《诗经》；1896年基多·维塔特（Guido Vitate）译《北京时调》（Pekinese Rhymes）；1897年翟理斯译《中诗英译》（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1899年福尔克（A.Forke）译《诗歌集锦》（Si-ko-Tsip-kim）；1904年塞西尔·克莱门蒂（Cecil Clementi）译《粤讴》（Can-tonese Love-songs）；1907年戴尔·波尔（Dyer Ball）译《中国诗集》（Rhythms and Rhymes in Chinese Chimes）；1910年克里福·巴克斯（Clifford Bax）译《中国诗二十首》（Twenty Chinese Poems）。

这些翻译的得失，下面将有讨论。英国译者做了相当杰出的工作，尤其是克莱门蒂那本广东民歌的译本，附有广东话原文，弥足珍贵，甚至雷克斯洛思这样的当代诗人还从中汲取诗材。有些译本，是在香港或北京出版的，实际上流传不广。《诗经》的译本特别多，这是因为这些译者多为汉学家，视《诗经》为儒家经典，理雅各那本很有影响的《诗经》全译本，即其《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五卷中的一卷。

英国人不仅翻译，而且开始认真地介绍论述中国文学。第一本讲解中国诗的著作是1867年怀利（A.Wylie）所著《中国文学札记》（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但真正引起人们注目的是1901年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这是西方第一本详细完整地、历史地谈中国文学的著作。中元明清各部分却有戏剧和小说章，《聊斋》和《红楼梦》则有专章讨论。因此，这部文学史在编写上也创了值得重视的先例。当然，由于中国诗歌的悠久传统，整部书的重点还是在诗歌。今天读来，其中谬误之多，令人咋舌，但在本世纪初，它是一部重要的填补空白的著作。新诗运动中国诗主要参考书，就是翟理斯这本书与戈蒂叶的《玉书》。从庞德起，一直到20年代初，伊丽莎白·柯茨华斯的组诗《石朱印》（Vermillion Seal），依然自这本书取材。此书也不断再版，笔者所见到的最新的版本是1958年“常青”（Evergreen）版。

上面所列译作者，可能全是英人。美国，这个当时文化较落后的国家，似乎还没有心思顾及中国文学这门僻学。

3.中国诗学之译介

前面谈到的是中国诗，至于中国诗歌理论（“诗话”）被介绍到西方，则是很晚以后的事了。笔者所能找到的中国诗话最早英译是1922年张朋淳（译音Chang Peng Chun）发表在九月号《日晷》上的《沧浪诗话》中的“诗辩”，“诗法”两章。令人注意的是译文前有当时美国文论界的权威斯宾加恩（J.E.Spingarn）所写序言。斯宾加恩说，是由于他的“恳求”，张才译出此两章的。他认为《沧浪诗话》“在八个世纪之前就预示了西方世界关于艺术的现代概念”。斯宾加恩是克罗齐美学理论在美国主要的鼓吹者，在此文中他把《沧浪诗话》中的“别趣”“别材”与克罗齐直觉论相比较，认为在中国艺术自足，独立于哲学、伦理、宗教的思想比西方早得多。

此后的中国诗论介绍，大部分只是学术界的事了，与创作界关系只是随机的。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司空图《诗品》等著作的翻译，对于诗人们的影响甚微。但是美国学者（包括部分英国学者）介绍中国诗的著作，由于针对美国人的需要，影响较大。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有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华曾（Burton Watson）。他的几个译本（例如Chinese Lyricism，1971），行文流畅，颇受欢迎。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谢弗（Edward Shafer）研究唐诗的几本书，从宗教学和民俗学角度提出崭新的看法，颇能启迪思路。弗兰克（Hans H.Frankel）教授的《梅花与宫女》（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1976）旁征博引，妙趣横生，讲解中国古典诗别出机杼；伯克利加州大学白之（Cyril Birch）的《中国文学选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1965）博采众长，系统而全面，成为西方大学所用标准教科书，影响很大。哈佛大学教授欧文（Stephen Owen）研究唐诗，学识渊博，分析透辟独成一家。对中国诗歌的介绍工作有所贡献的美国学者，人数相当多。由于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几乎普及，教师和研究者队伍扩大，这门僻学也热闹起来。几乎每一个中国诗人，都有多种英译。

超大型的中国诗译本，例如柳无忌等人合编并组织美国汉学家译的《葵晔集》（Sunflower Splendor）于1975年出版后，所有值得译的全都译了。

20世纪初的美国诗人只能在《诗经》和李白这二者之中打转，或是只抓住一二首译文就封刘彻为大诗人，这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而且，读的中国诗一多，诗人们渐渐也发现中国诗远非只有一种风格，于是开始各自寻找自己喜欢的诗人。每个诗人现在各自标榜其诗承，因此我们可以看一看中国大师的现代美国信徒。

4.陶渊明

陶潜在美国现当代诗人中赢得了不少崇拜者。陶潜的专集有艾克的《陶隐士》（William Acker：T-ao the Hermit，London，1952）和海陶威译的陶诗全集（James Robert Hightower，The Poetry of Tao Ch-ien，Oxford，1970），但韦利等人很早就大量选择陶诗。陶潜的几篇主要散文如《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很早就介绍到英语中。他的简朴诗风，归隐生涯，与绝世自全的乌托邦理想，在不少美国现代诗人心中引起共鸣。

新超现实主义的领袖勃莱曾对笔者说，陶潜是他最崇拜的中国诗人。的确，他的近作有浓厚的“仿陶”意味。下引的这首诗选自他的诗集《跳出床》，题为《菊——为爱菊的陶渊明而种》：

从淡白的路上归来，

绳上晾的衣服多么安宁。

当我走进书房，门旁边，

白色的菊花在月光中。

而阿拉斯加荒原诗人海因斯则更感到与陶潜亲近。他的一首感人的诗题为《仿陶渊明》（见诗集《冬天的消息》1966）。全诗开首就点出了荒野：

这不是第一次

我露宿在荒原之上。

他觉得自己有别于众人，有必要离开整个社会：

那些把我带到这里来的人

每人都会回到自己的屋子

回到自己的行当。

而我，独自在这风沙之夜

躺下，躺一千年，

一千年中没有温暖

没有抚摸，一千年

不作一声。

反复强调“一千年”，是援引陶潜的名句“托自己得所，千载不相违”。

5.陆机

陆机在美国并不是众所周知的中国诗人。但美国汉学家热衷翻译陆机《文赋》，可能其文词之优美与深刻对翻译家是个诱人的挑战。陈世骧的译文见于白之的《中国文选》（1962）；朝鲜裔汉学家方志彤（Achillis Fang）1951年发表于《哈佛亚洲学刊》（HJAS）的译文，以准确著称；但真正对诗人们起影响的是休士（Richard Ernest Hughes）1951年在纽约出的单印本The Art of Letters。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瑞恰慈（I.A.Richards）作序，虽然此翻译颇受汉学界疵议。

美国当代名诗人霍华德·奈美洛夫（Howard Nemerov，1920-1991）有一首相当长的诗《改陆机》（见于他1958年的诗集《镜与窗》）。霍华德为当代有代表性的学院诗人，1963年任国会图书馆诗歌顾问，1977年选入美国诗人协会主席团，1978年他的《诗合集》同时获普利策奖和国会图书奖。

他的诗风严谨而流畅，讲究格律和秩序感，尤其喜用英语传统的五音步素体诗。这首诗的素体格律，令人想起陆机文赋的骈俪。诗人觉得陆机对写诗这门艺术面临的危机早有所感，他写道：

老先生，在这迟来的春日我想起你，

想起你，可能没别的理由

不过是因为苹果树枝上挂的

不是花，是雪。

但吸引诗人的不是自然景色，而是这景色暗示的自然之永恒诗意与社会之污浊之对比。

我看到你，

长袍撩起在腰上，站着

垂钓于河边，而永恒的清晨

雾气刚开始被孤独的

太阳燃去。不久你就会

回来吃早饭，然后世界醒来

这世界上至今军阀和钱阀

花钱捏弄一个公众趣味

来欣赏他们响亮动听的推论；

可是那清纯隐秘的河依然故我。

于是，诗人感到“自己也中国化了”。或是反过来说，人只有中国化，才能活在诗的世界中。

6.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