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也促进了传统产业中的就业率上升。由于许多传统产业竞争能力较差、效益较低，有的面临着难以维持的局面，因而失业率较高。据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调查，l958—1978年，纺织、服装和皮革业的就业率下降了44%。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造船、矿业等传统工业衰败。新技术创新应用于传统产业，使许多传统产业逐步恢复了元气，阻止了失业率的上升，同时在某些方面的新发展又增加了就业机会。西德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1976—1984年，西德使用工业机器人和计算机等高技术最多的汽车制造业、塑料加工业的就业人数分别增加了14万和3.3万，而采用高技术较少的部门，如机器制造、电器部门，就业人数分别减少了20万和10万。
（五）新技术创新的应用与前景
新技术创新广泛应用在传统产业之中，使传统产业出现了新的生机；而且其发展前景显示，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会使某些传统产业发生根本性变化。
微电子技术创新的扩散和应用仍然是最有前景的。实际上，任何产业的发展都会受到微电子技术的影响，只要想更新生产方法，只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须依靠微电子技术。在某些稳定的低增长的产业（如印刷、交通业）中，微电子技术的应用会伴随着组织和商业结构的改变，从而对产业的发展前景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在印刷行业中，由于电子技术的发展，铅字印刷已经受到严重的挑战；小型计算机的发展和软件功能的提高，使许多公司现在都能自行印刷自己的文件。印刷业可能会进一步向小型、分散和多样化的方向发展。改善印刷机械不再是印刷技术发展的方向，重要的将是改善软件和数据输入方法，人们将来关注的领域可能是通过计算机实现一手输入文字和彩色图像，另一手则能完成书本的装订。因此，电子阅读系统和机器人可能成为未来印刷行业应用的主要技术。自动化是许多传统行业改造振兴的目标，目前一些还较难实行全部自动化的传统产业（如纺织、服装业）也在投入相当数目的研究开发经费以研制机械设备和传感器。在纺织业，织布过程已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了微电子技术，现在的目标是实现成本低、效益高的连续生产过程，电子织布技术有可能成为将来纺织业的核心技术。
在传统产业的改造与振兴中，生物技术正在显示光辉的前景。在农业、食品、化工等行业，生物技术的应用已有很大的成效。在农业中，单向抗体技术已被用来进行室内测试以监测牛的怀孕情况；生物探针已被用来鉴别外来生物体；杂交技术已被用来形成新的和有改进的动、植物品种。我国的袁隆平教授等研制出的杂交水稻对提高我国水稻的产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后的发展方向是：进一步改进农产品的质量，研制新的农产品和新的高产抗逆动、植物品种，开发农产品的新用途，研制更有效和更安全的杀虫剂，改善农业生态系统。在食品行业，酶技术的应用不仅改变了食品的生产方法，而且改变了食品的组成、结构及味道，今后的目标是研制更安全、更方便和更有营养价值的新食品。在医药行业，生物技术的广泛使用更是使这一行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迄今，已有几十种用生物技术生产的新药在市场销售，有700多种生物试剂在临床应用，有l000多种生物技术新药在做临床试验，基因疗法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医药行业已焕发青春，成为一个重要的新兴高技术产业。
新材料技术对传统产业的发展也十分重要。新型聚合物材料已越来越多地使用在住房建筑、家具和运动设备等行业中，并具有相当好的市场前景；新型合成材料对交通运输行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飞机、汽车、火车等进一步向重量轻、速度快、节省能源的方向发展；光学纤维技术为玻璃行业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新型包装材料的研制有利于食品行业开拓新市场，寻求新发展。
三、国家：创新提升竞争能力
（一）国家创新体系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创新研究开始高潮迭起。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技术创新的研究揭示了“五代”具有代表意义的创新模式，即从简单的线性模式到战略集成创新与网络模式的演变。经济学家们发现，创新不是简单地从新思想的产生到科研机构的开发、中试，再由生产部门生产、营销部门营销的线性过程。它是企业内的研究开发部门、生产部门和营销部门，以及企业与企业外的研究开发机构、高校及其他企业互相作用的结果。此外，政府、金融、法律、文化等因素也是影响创新的重要变量。因此，必须从系统整合的角度出发考察创新效率。对创新理论认识的发展不仅解释了部分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原因，也为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创新研究就和国家创新系统研究协同发展。创新研究的演化，反映出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趋势。
国际上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派{1}。一派以弗里曼和美国的纳尔逊为代表。他们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组制度，因此，制度的设定和功能是决定创新体系效率的关键。另一派以丹麦阿尔伯格大学朗德沃尔教授及其同事为代表。朗德沃尔认为，根本的经济学问题是生产厂商和用户的互相作用，他把创新看做是“用户和制造商的互动过程”。这一派分析的侧重点是生产企业和用户、企业和供应商的互相作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也以国家创新体系为分析框架，力图通过一系列指标来分析创新各要素在知识的生产、扩散和使用方面的互相作用与效率。
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以对日本经济崛起的研究为基础，最早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技术的追赶、跨越和领先不仅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还需要许多制度、组织创新，因而是一种国家创新体系演变的结果。在他看来，“国家创新系统是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它们的活动和相互作用促成、引进、修改和扩散了各种新技术”。他特别关注政府政策的作用、企业及其研究开发努力的作用、教育和培训的作用及产业结构的作用，强调制度创新的意义。他认为，创新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国家调整其社会经济范式以适应技术经济范式的要求和可能性的能力（Freeman，1987）。1988年，纳尔逊与弗里曼比较分析了美国与日本资助技术创新的国家制度系统，指出，现代国家的创新系统在制度上相当复杂，它们既包括各种制度因素以及技术行为因素，也包括致力于公共技术知识的大学，以及政府的基金和规划之类的机构。其中，以营利为目的的厂商是这些创新系统的核心，他们相互竞争又彼此合作。纳尔逊实际上强调了美国国家创新系统中企业、大学与非营利机构之间的知识流动，弗里曼则强调了日本企业内部与企业网络之间的知识流动。
1992年，朗德沃尔主编发表了《国家创新系统：走向一种创新和互动型学习的理论》；1993年，纳尔逊主编出版了《国家创新系统：一个比较研究》等书。朗德沃尔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强调了国家边界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他看来，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种动态的社会活动，而学习是这种动态社会活动的核心。国家是作为这种动态社会活动的各要素相互作用的框架存在并发挥作用的。纳尔逊的研究重点是知识和创新的产生对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在他看来，不同国家“产业组合”的差异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态有着强烈的影响。纳尔逊强调灵活的、与技术经济绩效相适应的制度安排。
1994年，OECD启动了“国家创新系统项目（NIS Project）”，对多个国家的创新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报告。1996年，OECD在一份报告中列举了国家创新系统的3种定义，认为：“国家创新系统可以定义为公共和私人部门中的组织结构网络，这些部门的活动和相互作用决定着一个国家扩散知识和技术的能力，并影响着国家的创新业绩”。1997年，OECD在另一份报告中的列举扩大到5种定义。经合组织认为，创新是不同主体和机构间复杂的互相作用的结果。创新系统的核心是企业，此外，科研机构和高校、中介机构则是创新系统中的主体。他们把国家创新体系作为一个动态系统来对待，其4大要素包括：
（1）创新动力——指企业以及影响企业创新的直接动力因素。
（2）转移因素——指影响企业了解和传递创新信息的人文、社会、文化因素。
（3）科学和工程基础——指已积累的知识和科技机构，包括大学、基础研究、公共研发机构和技术培训系统等。
（4）环境条件——指为创新提供规则和机会的国家体制和结构因素，包括国民基础教育、通信基础设施、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等。
经合组织强调以下4种知识和信息的流动：
（1）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联合研究活动和技术协作。
（2）企业、高校和公共研究机构之间相互作用。
（3）知识和高技术向企业扩散。
（4）人员的流动，重点是技术人员在公共、私有部门内部或之间的流动。
这些技术和信息的流动是创新过程的关键所在。
（二）国家竞争力
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些与国家创新体系直接相关的竞争力理论，较有影响力的包括波特（M．Porter）勾画的“国家竞争力钻石结构”，及以迈尔·斯旦默（Jorg Meyer Stamer）为首的一批德国经济学家提出的“系统竞争力”理论。根据波特的国别竞争力钻石结构，一个国家的要素状况，需求状况，相关产业部门和支持性产业部门，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状况是决定该国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的四大要素。波特从竞争力的角度阐述了企业创新的国别条件，而迈尔·斯旦默等学者则概括了企业要拥有竞争力所需具备的宏观、微观、政策体制、人文（Macro，Micro，Meso and Meta Level）等四个层面的一般要素条件。两者的一个共通点在于都试图对企业获得竞争力、进行创新的条件进行系统及框架性分析。
对于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一般的理解是，创新是企业的行为，是企业家精神与科技人员的原创力的产物，而政府只要扮演好市场经济“守夜人”的角色，不能越位，更无需引导。但以国际比较而言，实际上这种观点仅仅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竞争力培育的一个片面的理解{1}。以美国为例，尽管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消费品竞争优势退位，使得美国“竞争力消亡论”曾经流行一时，但根植于五角大楼的国防采购却一直长期悄悄地重塑美国国家竞争优势，而恰恰是美国军工体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对于国家产业的长期“溢出作用”和持续的国家对于高科技的投入，才使得美国的产业结构不仅完成了全面转型，同时其以高科技为先发优势的产业集群生产力，使得近15年来美国国家的竞争力一直领先于世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在解释国家的行动指南与今天世界各国政策取向的有效性时，可以发现，国家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正是国家如何刺激产业改善和创新的关系，而国家在本质上是企业创新的最基本竞争优势，正是国家创造和延续了企业的竞争条件。因此，在这个现代意义上，国家竞争力大小已经不再由先天继承的自然条件所决定，如果国家可以提供稳定的、持续满足公民权利增长的公共物品（如国家安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础需求，并选择有利于生产率增长的政策、法律和制度，那么公民的自豪感与责任感将使国家竞争力得以源源不断的创造。在提倡国家和企业追求竞争力同时提升时，国家与政府完全应该扮演新的、具有建设性和行动性的角色。
四、创新与经济增长：并不陌生的理论
（一）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1. 两类技术创新
经济增长的发生源于两个基本条件或基本事实：一是投入生产的生产要素量的增加，二是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一般来说，前者取决于生产资源的成本，而后者主要取决于技术变动。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一般被看成是通过对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于经济增长{2}。
技术创新可以划分为生产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两种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同，决定了它们对经济增长速度和方式的影响也不同。生产过程创新是生产工艺的变革，包括生产过程中生产工具、生产方法、材料甚至生产组织的变革；而产品创新则是产品的变革，包括新产品的开发和旧产品的更新换代，涉及产品的质量、性能、花色品种等方面的创新。这两种创新对于生产而言，生产过程创新解决的是怎样生产的问题，结果是提高生产率，使单位资源产出增加、单位时间范围内产量增加，因此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生产过程创新带来的生产率效应是一种供给效应，是从供给方面推动经济增长。产品创新解决的是生产什么的问题，结果是提供不一样的产品，通过改变产品的质量和差异性来满足新的需求，为生产开辟了新的市场但却不一定能带动经济增长，因为新市场的生产规模能否扩大取决于新产品市场的大小；产品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种市场效应，它是从需求方面拉动经济增长。
从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来看，生产过程创新与产品创新相比，能使经济增长更快，原因如下。
（1）生产过程创新通过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变革提高生产率，其直接结果就是生产能力的增长和单位资源、单位时间的产量增加，即直接带来经济增长；而产品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是间接的，它不直接作用于生产力，而是通过开辟新市场而使生产总量增长，新市场的大小取决于既定的国民收入水平及其分配，甚至还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如果新市场的规模很小，例如产品只有少数人能够消费，则不仅产量增加的数量有限，而且生产率也不一定提高，因为大规模生产往往能够采用比较有效率的生产线或自动化设备；如果新产品对旧产品有某种程度的替代效应（如空调市场的开辟可能引起电风扇市场的缩小），将限制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产品创新能够开辟的市场容量取决于新产品用途的广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