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桥梁工程
桥梁，是陆路交通系统中借以跨越河川险阻的建筑形式。秦汉时期，在交通空前发达的情况下，桥梁建设也进入新的阶段。根据竺可桢的研究成果，战国至于西汉是我国历史上比较温暖湿润的时期参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见《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当时黄河流域的自然景观较现今大不相同，河流水量较现今大，沟渠湖沼也较现今密集，因而桥梁对于交通的意义更为重要。当时说到交通条件，往往“道桥”并称。在对于秦汉交通道路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道路形式，如栈道、复道等，就是以桥梁建造技术的发展为基础而得以出现和推广的。
秦汉时期最负盛名的桥梁是长安附近的渭河三桥。
据《诗·大雅·大明》，周文王娶亲，“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以船只比接为浮桥。《尔雅·释水》：“天子造舟。”郭璞注：“比舩为桥。”《方言》卷九：“艁舟谓之浮梁。”郭璞注：“即今浮桥。”造、艁，义通于“靠”。秦始皇时代已经有沟通渭河南北形式为石柱木梁的多跨长桥，将渭北咸阳宫与渭南阿房宫连结为浑然一体的宏大宫殿区。《史记·孝文本纪》司马贞《索隐》引《三辅故事》：“咸阳宫在渭北，兴乐宫在渭南，秦昭王通两宫之间， 作渭桥，长三百八十步。”《三辅黄图》卷一：“阿房宫，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周驰为复道，度渭属之咸阳。”西汉都城长安见于记载的渭桥有三座，这就是由东向西排列的渭桥、中渭桥、便桥，或依所处方位称作东渭桥、中渭桥、西渭桥。
东渭桥位于长安通往河东的大道上，汉文帝从代国启程赴长安即皇帝位，丞相以下文武百官就集合在这里迎接。《史记·孝文本纪》：“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宋昌还报，代王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汉墓壁画中有描绘一座长桥的画面，桥上横梁下可以看到榜题“渭水桥”三字。参见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据考证，这座“渭水桥”就是长安东渭桥，然而所描绘的，大约已经是东汉晚期的情景。壁画榜题有“西河长史所治离石城府舍”，汉西河郡郡治永和五年（140）由平定徙至离石，同时墓主任西河长史后又屡经升迁，下葬年代必当晚于永和五年。汉墓壁画多用以显示墓主身份和经历，这幅壁画的意义可能就在于表现墓主由繁阳迁长安令时，曾行经这座名桥。看来，这座宏伟壮观的渭桥当时曾成为长安的标志。
中渭桥即横桥。《三辅黄图》卷六引《三辅旧事》：“秦造横桥，汉承秦制，广六丈三百八十步，置都水令以掌之，号为石柱桥。”陈直《三辅黄图校证》以为都水令当为“横桥都水令”（139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 折合现代尺度，桥宽超过138米，接近中国现代大中城市四车道桥梁的宽度（15米）。《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述：“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属之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之，以为行已过，即出，见乘舆车骑，即走耳。’廷尉奏当，一人犯跸，当罚金。”行人可藏身桥下，大约平阔滩地上有连接正桥和路堤的引桥。《水经注·渭水下》引《三辅黄图》：“后董卓入关，遂焚此桥，魏武帝遂更修之。”然而曹操所重修者，“桥广三丈六尺”，规模已经远不及汉中渭桥。
西渭桥又称便桥或便门桥。《汉书·武帝纪》：建元三年（前138），“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初作便门桥”。颜师古注：“便门，长安城北面西头门，即平门也。古者平便皆同字。于此道作桥，跨渡渭水以趋茂陵，其道易直。”《三辅黄图》卷六：“便门桥，武帝建元三年初作此桥，在便门外，跨渭水，通茂陵。”根据有些考古工作者的调查资料，认为西渭桥桥址在今陕西咸阳马家寨西。参见孙德润、李绥成、马建熙：《渭河三桥初探》，见《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三号）。近年来，在咸阳资村以南的沙河古道内发现2座木构古桥，方向分别为北偏西5°和北偏东30°。其中1号桥已发现清理了16排145根桥桩，残存总长度106米，宽16米左右。2号桥清理出5排40余根桥桩，长30余米，宽10米左右。从现场清理情形看，2号桥的保存情况和结构状况表明其年代晚于1号桥。据C14测定年代，1号桥距今2140±70年。主持发掘清理的考古工作者认为，“1号桥应是汉魏时的西渭桥，2号桥是隋唐时的西渭桥”段清波、吴春：《西渭桥地望考》，载《考古与文物》，1990（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渭桥遗址》，载《考古与文物》，1992（2）。 。此外，亦于陕西咸阳附近旧曾出土的“便”字汉代瓦当，有的学者推测或即西渭桥遗物。“便”字汉瓦当载《金石萃编》卷二二。陈直《秦汉瓦当概述》：“按《三辅黄图》云：‘便门桥，武帝建元二年初作此桥，在便门外，跨渭水通茂陵。’旧说以为桥瓦，然与现今出土之地不相符。”（载《文物》，1963（11））。韩钊、焦南峰《新编秦汉瓦当图录》则指出：“汉制各帝陵多建有便殿，此当为便殿之遗物。”（165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12月）沙河古桥的发现，引起了交通史学者和历史地理学者的高度重视。C14测定桥桩木材年龄为2140年左右，正当西汉初期。在桥梁建筑史上具有标尺性的意义。对于沙河古桥的性质尚有不同意见。研究者或以为所发现的是西汉沣河桥遗址。参见辛德勇：《论西渭桥的位置与新近发现的沙河古桥》，见《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收入《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相关考古资料对于说明秦汉交通建设水准的价值，无疑是重要的。
长安附近的桥梁除渭桥外，还有横跨泾水的泾桥杜笃《论都赋》有“桥泾、渭”语，见《后汉书·文苑列传·杜笃》。又《后汉书·章帝纪》：“又幸长平，御池阳宫，东至高陵，造舟于泾而还。”《初学记》卷六引薛莹《后汉书》作“造舟至于泾而还”。，秦官印有文曰“长夷泾桥”者参见罗福颐：《待时轩印存》。，可作为实物证明。此外，城东还有宣平门桥《后汉书·董卓传》裴松之注引《献帝起居注》：“初，天子出，到宣平门，当度桥，（郭）汜兵数百人遮桥曰：‘是天子非?’车不得前。”、饮马桥《三辅黄图》卷六：“饮马桥，在宣平城门外。”《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司马贞《索隐》：“案：姚氏云‘《三辅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饮马桥东大道南，俗谓之马冢。’”、霸桥等。王莽地皇三年（22）二月，霸桥火灾，修复后以其地位重要，更名“霸桥为长存桥”（《汉书·王莽传下》）。霸桥地当长安往关东必经之地，“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三辅黄图》卷六），于是成为世代沿袭的风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