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江南的开发尚受到多种条件的限制。人们对长江水文情况的认识远远不及黄河；当时联系江南地区的陆路交通并不发达；沿江聚落的规模以及分布密度也与黄河有相当明显的差异。这些条件决定了当时长江津渡的作用与通行能力都不能与黄河渡津相比。《荀子·子道》：“孔子曰：‘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风，则不可涉也。’”当时中原地区人对江津涉渡的困难已经有所认识。
见诸史籍的较为著名的长江津渡，有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至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的江津由南郡浮江，津渡大约在江陵地区。《左传·庄公十九年》：“楚子御之，大败于津。”杜预《集解》：“津，楚地，或曰江陵县有津乡。”《水经注·江水二》：“应劭曰：南郡江陵有津乡。”“洲上有奉城，故江津长所治。”，以及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南至会稽，“还过吴，从江乘渡”所经位于江乘县的江津（《史记·秦始皇本纪》）。又项羽垓下战败后，“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船待”（《史记·项羽本纪》），位于乌江亭的江津。此外，犍为郡南安县（今四川乐山北）有鱼涪津《后汉书·吴汉传》：“（建武）十二年春，与公孙述将魏党、公孙永战于鱼涪津，大破之。”李贤注：“《续汉书》曰：‘犍为郡南安县有渔涪津，在县北，临大江。’《南中志》曰：‘渔涪津广数百步。’”，沙羡、樊口等处也都有江津《水经注·江水三》：“江水又东迳小军山南。临侧江津，东有小军浦。”又“鄂县北，江水右得樊口。庾仲雍《江水记》云：谷里袁口，江津南入，历樊山上下三百里，通新兴马头二治，樊口之北有湾，昔孙权装大船，名之曰长安，亦曰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与群臣泛舟江津”。 。当然还会有许多秦汉时期的长江津渡或并不著于史籍。西汉临江郡国12，东汉临江11郡，其中有5个郡跨江而治，即越嶲、犍为、巴郡、南郡、江夏。这一事实说明，在今湖北广济以西的长江上游和中游，江津分布的密度和通行频率很可能超过下游地段。
当时其他江河上也各有通行往来的津渡。见诸史籍的，有淮水的安风津（《三国志·魏书·毌丘俭传》），湟水的郑伯津（《汉书·地理志下》），兰仓水的兰津（《后汉书·西南夷传》），雒水的造津（《续汉书·五行志三》注补引谢承《后汉书》），汉水的长柳渡（《水经》）、汉津（《三国志·魏书·徐晃传》），漳水的薄落津（《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以及宛陵的浦里（《后汉书·方术列传·李南》）、建业的南津（《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等等。
津渡的设置，要考虑到河流的水位、流速以及两岸地势等条件。《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出巡“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度”。选择江面较狭窄处作为渡口。《荀子·子道》还说到涉渡“避风”的要求，即所谓“不放舟，不避风，则不可涉也”。放舟，即方舟，并船而渡，以加强稳性。一般津渡的渡船需保证载重车辆通过，被迫弃车济渡者，属于非常情形。《后汉书·公孙瓒传》：黄巾军“弃其车重数万两，奔走度河”。当时还普遍采用从浅水处涉渡的方式。《水经注·沔水下》：“沔水又东偏浅，冬月可涉渡，谓之交湖，兵戎之交，多自此济。”冬季渡河，还常常利用冰封的条件。《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至呼沱河，无船，适遇冰合，得过，未毕数车而陷。”因这种方式之便利，于是有以所谓“陷冰丸”破冰以阻止渡河的策略。如《后汉书·臧洪传》：焦和“又恐贼乘冻而过，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
《汉书·郊祀志下》载谷永语，方士有“坚冰淖溺”之术。注引晋灼曰：“方士诈以药石若陷冰丸投之冰上，冰即消液，因假为神仙道使然也。”《隋书·经籍志三》有“《扁鹊陷冰丸法》一卷”。
《太平御览》卷五九一引《汉书》：“武帝幸河东，祠后土，顾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宴饮，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其中有“泛楼舡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句。可见在重要的津渡，甚至备有楼船以为帝王乘度之用。汉元帝酎祭宗庙，出便门，欲御楼船，御史大夫薛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光禄大夫张猛也以“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相谏，于是“乃从桥”（《汉书·薛广德传》）。显然渭河津渡也备有楼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