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王符传》：“明帝时，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李贤注：
凡反支日，用月朔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见《阴阳书》也。
所说正与睡虎地《日书》甲种“反枳（支）”题下简文相合。《汉书·游侠传·陈遵》：“（张）竦为贼兵所杀。”颜师古注：“李奇曰：‘竦知有贼当去，会反支日，不去，因为贼所杀。桓谭以为通人之蔽也。”
睡虎地《日书》甲种有“艮山离门图”：
图下有文字说明：“此所胃（谓）艮山，禹之离日也。从上右方数朔之初日”（四七正叁）“及枳（支）各一日，数之而复从上数。□与”（四八正叁）“枳（支）刺艮山胃（谓）离日”（四九正叁）。“离”（五二正叁）“日不可以行，行不反（返）”（五三正叁）。李学勤称此为《艮山图》，指出“图与《易》有关”，“是推定一月中‘离日’的方法”，按照这一数术，遇到“离日”不宜出行，因为据说这一天曾是夏禹的“离日”。图下文字之“‘支’当为‘反支’的简称”。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中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注出“反”字者，也是“反支”的简称。综合这两种资料研究，可知“每月的‘离日’只能在十一日到十二日之间，少则一日，多则二日”李学勤：《睡虎地秦简中的〈艮山图〉》，载《文物天地》，1991（4）。。
“反支”出行禁忌由秦而汉一脉相承，说明这一历史时期民间交通心理的共同性。
《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论六家之要诣曰：“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张守节《正义》：“言拘束于日时，令人有所忌畏也。”“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王充《论衡》中专有8篇批判当时社会流行的各种禁忌。其中《辨祟》指出：“世俗信祸祟，以为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欢笑，皆有所犯。”如“移徙”、“行作”等，“不择吉日，不避岁月，触鬼逢神，忌时相害。故发病生祸，法入罪，至于死亡，殚家灭门，皆不重慎，犯触忌讳之所致。如实论之，乃妄言也”。王充说：“居位食禄，专城长邑，以千万数也，其迁徙日未必逢吉时也。”“赵军为秦所坑于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俱死，其出家时，未必不择时也。”“涂上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殡枢，未必还以归忌。由此言之，诸占射祸祟者，皆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不可是。”可见有识见的思想家往往对数术之学包括其中对交通发展形成显著消极影响的有关行归宜忌的内容持怀疑否定的态度。
然而，司马谈又说：“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王充虽指责“世俗所讳，虚妄之言也”，同时又承认“实说，世俗讳之，亦有缘也”（《论衡·四讳》）。就是说，这种迷信心理之构成，可能也有某种合理的成分，其形成及影响，又有不容忽视的社会历史条件。
交通禁忌的存在，显然与以交通不发达的社会现实为背景的原始鬼神崇拜心理的遗存有关。
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对原始人的思维特征曾进行卓有成就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阅读司马迁《史记》的法文译本成为列维布留尔萌发研究原始思维这一意念的契机。他在研究中还十分重视有关中国的资料。他在《原始思维》一书中指出，落后民族往往“按照自己的原逻辑的和神秘的思维行事”，“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土人脚夫们特别不听话，如果他们胆敢冒险，他们甚至拒绝上路”。“白种人旅行者如果不深知自己这队人的思维，他只会在这里面看到懒惰、不服从、食言、无可救药的不诚实，其实，很可能不是这么一回事儿。也许黑人睡醒以后，其中一个人发现了什么预示他或者全队人将要遭难的凶兆。”［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据俄文版译，281~28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1月。中国古代与此类似的对出行逢凶的恐惧常常与忌惮鬼魅的心理相关。
传说中多见道行遇鬼的故事。《风俗通义·怪神》：“昔晋文公出猎，见大蛇，高如堤，其长竟路。”于是以为“见妖”而请庙自责修政。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卢生说始皇曰：“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于是秦始皇“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可见虽贵为天子，对行道恶鬼也不敢不忌避。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诘”题下可见：
鬼恒从男女，见它人而去，是神虫伪为
人，以良剑刺其颈，则不来矣。（三四背贰～三五背贰）
鬼恒从人游，不可以辞，取女笔以拓之，则不来矣。（四六背贰）
鬼恒逆人，入人宫，是游鬼，以广灌为以燔之，则不来矣。（五○背贰）
人行而鬼当道以立，解发奋以过之，则已矣。（四六背叁）
都说出行遇鬼的应对方式。《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用齐人少翁言，“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司马贞《索隐》：“乐产云：‘谓画青车以甲乙，画赤车丙丁，画玄车壬癸，画白车庚辛，画黄车戊己。将有水事则乘黄车，故下云驾车辟恶鬼是也。”“胜日”，《汉书·郊祀志上》颜师古注引服虔曰：“甲乙五行相克之日。”《潜夫论·卜列》：“欲使人而避鬼，是即道路不可行。”看来在当时人的意识中，行道之鬼是最为集中而绝对无法完全避除的。
从某些令人已难以理解的神秘主义观念出发，当时还曾形成若干特殊的交通禁忌。《史记·秦本纪》：“（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张守节《正义》：“六月三伏之节起秦德公为之，故云初伏。伏者，隐伏避盛暑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秦德公二年（前676），“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门”。于城门以狗御蛊，暗示仪式内容与交通有关。这种形式在一些民族调查资料中也有发现。参见王子今：《秦德公“磔狗邑四门”宗教文化意义试说》，载《中国文化》总12期。《后汉书·和帝纪》：汉和帝永元六年（94）“六月己酉，初令伏闭尽日”。李贤注引《汉官旧仪》：“伏日万鬼行，故尽日闭，不干它事。”又如汉章帝元和二年（85）“冬十一月壬辰，日南至，初闭关梁”李贤注：“《易》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元和三年春二月乙丑，“敕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过无得有所伐杀。车可以引避，引避之；马可辍解，辍解之。’”（《后汉书·章帝纪》）所谓“伏”、“闭”、“引避”、“辍解”，都是交通禁忌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