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左传·文公十三年》的记载，当时秦晋方言尚不相通，“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也”，“乃使魏寿余伪以魏饭者以诱士会，执其帑于晋，使夜逸。请自归于秦，秦伯许之。履士会之足于朝。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余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使士会”。“既济，魏人噪而还。”士会作为“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习晋方言，能够沟通秦晋，而被诱还晋。《史记·秦本纪》：“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也体现“能晋言”为秦人所重视。然而扬雄《方言》则视“秦晋”为同一个方言区域林语堂“因《方言》书中所引地名之分合而定其统类”，“附证以种姓迁移之迹”，列“汉代方言十四类”：一、秦晋；二、郑韩周；三、梁，西楚。以上为“中国西部系”。四、齐鲁；五、赵魏之西北，燕及代之南部；六、魏卫宋；七、陈，郑之东部，及楚之中部。以上为“中国东部系”。八、东齐（青）与徐；九、吴扬越。以上为“夷系”。十、楚（荆蛮）；十一、南楚。以上为“蛮系”。十二、西秦。为“羌氏系”。十三、为“狄系”。居秦晋之北。十四、为“东胡系”。居朝鲜及燕代之北。“秦晋”列于首位。（参见《前汉方言区域考》，见《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9卷《语言学论丛》，19页，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其所提供的材料也以“秦晋”为最多，有的学者指出：“可见到了两汉之交，由于秦人的东进，秦晋的方言已经糅合而一了。”“到了两汉之交秦晋的方言一跃而占显要地位。在秦汉之后汉语的最终形成和后来的发展中，秦语起了关键的作用。后世的北方汉语就是以当时的秦晋和雒阳一带方言为基础，逐渐定型的。”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8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
“秦语”在汉语演进史中“关键的作用”，当然与秦汉时期关中“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史记·货殖列传》）的交通地位有关。而“秦晋”方言的“糅合而一”，又是以“秦晋”之间交通的便利为条件的。
据《汉书·地理志下》，西汉西河郡36县，其中20县可考定县址，河西12县，河东8县。据《续汉书·郡国志五》，东汉西河郡13县，其中10县可考定县址，河西5县，河东5县。西汉时郡治在河西平定（今陕西府谷西北），东汉顺帝时郡治迁至河东离石（今山西离石）。西汉西河郡跨河为治的特殊形势，充分说明当时隔河相望的秦晋地区，可以通过多处津渡往来交通。史籍中所见秦始皇、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等帝王往复经行的记录，也可以说明今天划割陕晋的黄河中段，在秦汉时期，两岸的交通是相当便利的。参见王子今：《西河郡建置与汉代山陕交通》，载《晋阳学刊》，1990（6）。关于秦晋方言的共同性，可参见王子今：《古晋语“天开之”索解——兼论秦晋交通的早期发展》，载《史志研究》，1998（2）。
《说文解字》录有方言词语191条，提到方言区域60余处，其中涉及“关西”6次，“关东”5次。《方言》中说到“关西”，“自关而西”、“自山而西”共86次，“自关而东”、“自山而东”共49次，此外，“关东西”、“关西关东”、“关之东西”、“自关而东西”、“山之东西”18次。当时以人为交通限隔函谷关或潼关划分关东、关西，与以自然交通限隔崤山或华山划分山东、山西，其文化含义大抵是相同的。“关东”、“关西”与“山东”、“山西”，成为秦汉时期最基本的方言区域的分界。例如《方言》卷九：
箭，自关而东谓之矢，江淮之间谓之，关西曰箭。
剑削，自河而北燕赵之间谓之室，自关而东或谓之廓，或谓之削，自关而西谓之。
舟，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或谓之舟，或谓之航。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历数各地风物民俗，最后也说道：
夫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大体如此矣。
盐运之区划，也与山东、山西所勾勒出的文化区分的大势相一致。看来，大约在汉代，作为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地区的黄河流域，因交通的发展和文化的融汇，已经可以大致归并为关东（山东）和关西（山西）两个基本文化区。《汉书·赵充国传》：“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后汉书·虞翊传》：“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汉书·地理志下》：“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 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鲁地“其民有圣人之教化”，“今去圣久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衰坏”。“丧祭之礼文备实寡，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看来，由于各自文化基础的不一致和相互文化交往的不充分，以致两个基本文化区人才素养的倾向也表现出相当显著的差异。
东汉以至魏晋战乱频仍，人民流徙，异族南下，边人内迁，这些特殊形式的交通活动，都进一步加速了文化的融合。扬雄《方言》中的某些方域语，到了晋人郭璞作《方言注》的时代，已经成为各地通语。例如《方言》卷一：“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郭璞注：“今关西人亦呼好为媌。”又“赵魏燕代之间曰姝”，郭璞注：“亦四方通语。”又如《方言》卷八：貔，“关西谓之狸”。郭璞注：“此通名耳。”可见到了郭璞所处的时代，许多关西、关东方言逐渐趋于一致。正如周振鹤、游汝杰所说：“《方言注》中提到的关西方言共七条，汉时皆是关东方言，可见晋时关西、关东方言已混化。”关注“方言地理和交通地理”的关系，可以获得有意义的发现。参见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90页。书中有《方言地理和交通地理》一节，讨论多用三国以后的史料。（68~75页）
自东汉时期起，中原士人多避乱南渡，促进了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魏晋以后，于是出现了江南、江北两个文化区并峙的局面。由“关东·关西”到“江南·江北”之文化区划的演变，其实反映着交通的进步。参见王子今：《中国文化的地域风格》，载《武钢党校学报》，1991年增刊。
回顾文化史的进程，自然应当肯定秦汉交通建设对于秦汉文化统一的积极意义。正如孙毓棠所指出的：“交通的便利，行旅安全的保障，商运的畅通和驿传制度的方便，都使得汉代的人民得以免除固陋的地方之见，他们的见闻比较广阔，知识易于传达。汉代的官吏士大夫阶级的人多半走过很多的地方，对于‘天下’知道得较清楚，对于统一的信念也较深。这一点不仅影响到当时人政治生活心理的健康，而且能够加强全国文化的统一性，这些都不能不归功于汉代交通的发达了。”孙毓棠：《汉代的交通》，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7卷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