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级别与规模与县相当的行政机构“道”，其定名也直接与交通有关。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县）有蛮夷曰道。”就是说，“道”一般设置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秦时陇西郡有狄道、绵诸道、道；蜀郡有湔氐道、僰道、严道等。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西汉时“道”的设置又有增加：
左冯翊：翟道
南郡：夷道
零陵郡：营道、泠道
广汉郡：甸氐道、刚氐道、阴平道
蜀郡：严道、湔氏道
犍为郡：僰道
越嶲郡：灵关道
武都郡：故道、平乐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
陇西郡：狄道、氐道、予道、羌道
天水郡：戎邑道、绵诸道、略阳道，豲道
安定郡：月氏道
北地郡：除道、略畔道、义渠道
上郡：雕阴道
长沙国：连道汉官印及封泥有“夷道长印”（《昔则庐古玺印存》），“夷道之印”、“夷道丞印”、“刚羝道长”、“阴平道印”、“严道长印”、“严道令印”、“严道丞印”、“严道左尉”、“严道橘园”、“严道橘丞”、“僰道右尉”、“灵关道长”、“灵关道丞”（《封泥汇编》），“故道令印”（《汉铜印丛》），“义沟道宰印”（《讱庵集古印存》），“连道长印”（《待时轩印存》）等可以为文物之证。
《史记·货殖列传》“督道仓吏”，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古地图所见“箭道”邢义田《论马王堆汉墓“驻军图”应正名为“箭道封域图”》认为：“箭道是县一级单位。”（《湖南大学学报》，2007（5））这一意见还可以讨论。，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昫衍道尉”印昫衍，《汉书·地理志下》北地郡属县。，故宫博物院藏“建伶道宰印”《汉书·地理志上》益州郡有健伶县，“健”，或作“建”。《续汉书·郡国志五》作建伶县。《后汉书·西南夷传》列“建伶”为西南夷诸种之一。，《封泥汇编》“青衣道令”封泥青衣，《汉书·地理志上》蜀郡县。，又说明秦汉所设置的“道”有《汉书·地理志》未载者。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在《序言》中指出：“汉制，县有蛮夷曰道，正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主要行政措施惟道路之维持与控制，以利政令之推行，物资之集散，祈渐达成民族文化之融合耳。”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5月，第1册，1页。我们注意到，“道”之所在，大都处于交通条件恶劣的山区。很可能道之得名，正在于强调交通道路对于在这种特殊地理条件和特殊民族条件下实施政治管理的重要作用。也可能在这种交通条件较为落后的少数族聚居地区，政府当时所能够控制的，仅仅限于联系主要政治据点的交通道路。即中央政府在这些地区实际只控制着若干点与线，尚无能力实施全面的统治。王莽大规模更改地名时，对西汉“道”确定的新名称多体现在这种“有蛮夷”的地区对少数民族的管理和镇压。如广汉甸氐道改称致治，阴平道改称摧虏，蜀郡严道改称严治，犍为僰道改称僰治，武都故道改称善治，陇西狄道改称操虏，天水戎邑道改称填戎亭，安定月氏道改称月顺等。但是也有体现“道”的交通作用的，如南郡夷道改称江南，标志这是由南阳南下游历江南首先进入的行政区，此外陇西氐道改称亭道，北地除道改称通道，仍强调“道”这一行政设置的交通意义。
在设置“道”的地区，国家行政机构为实现其政治管理的效能，尤其要重视“具车船，修道桥，通障谿”（《后汉书·南蛮传》），以发展交通事业为急务。《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述，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路经邛来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于是作诗三章，抒发“涉危历险，不远万里，去俗归德”的心愿。其中史家所谓《远夷怀德歌》写道：
荒服之外，土地埆，食肉衣皮，不见盐谷。吏译传风，大汉安乐。携负归仁，触冒险陕。高山岐峻，缘崖磻石。木薄发家，百宿到洛。
白狼等部族，正分布在蜀郡绵虒道一带。《汉书·地理志下》：“迄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汉书补注》：齐召南曰：“《志》中县邑之以道名者得二十九（今按：计左冯翊翟道则为30）”，“尚缺其三，以《续志》证之，则蜀郡汶江道、绵虒道、武威武都道，与三十二之数合。本《志》于汶江、绵虒、武都三县不言道，殆阙文。”《后汉书·循吏列传·卫飒》记载：“先是含洭、浈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卫飒迁桂阳太守，“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卫飒治桂阳事迹可以反映此类地区的交通状况以及加强交通建设对于“郡内清理”，使其政治文化水准逐渐接近内地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