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事势力的抽心一剑
北洋集团的形成，可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咄咄怪事。
中外研究者论及晚清政治和军事的权力结构时，几乎众口一词，认定袁世凯的北洋系是承继曾国藩、李鸿章的湘军、淮军之后崛起的地方军阀系统，称北洋这种军事力量是中国近现代军阀势力的成熟标志。
如果我们稍稍仔细地考察清末政治现实，可以发现，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和曾国藩、李鸿章的地方势力，恰恰有着极其深刻的区别。
袁世凯发迹于义和团之乱，他并非似曾、李二人那样凭借地方军事力量蹿升，所以，北洋的地方分离主义色彩极其薄弱。袁世凯是在北京中央层面上步步高升，由直隶总督而军机大臣，再由军机大臣升为外务部尚书的。而他所谓的“私军”北洋军，也并非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是在国内叛乱的背景下从地方招募而形成的，反而是在外敌强邻虎视狼顾、国家危亡在即的巨大外患压力下，由中央政府建立的。
北洋军的军饷和支出来源，大半出自中央政府，他们所推行的是一条军事专业化的路线，不受地域色彩浓厚的、由地方军阀小圈子凭借私人、家族血缘等因素而产生的势力的控制。
而且，晚清的政治统治虽然日渐衰败，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管理能力远远没到完全丧失权柄的程度。从清廷对地方架构某些成功的改革来看，其控制能力和影响能力，甚至延伸到昔日无法企及的深度。
具有深刻讽刺意味的是，恰恰因为摄政王载沣等人与北洋系和袁世凯的反目成仇，使得这一多年精心培养的帝国捍卫力量，最终反过来成为清廷自己的掘墓人。
数十年来，言及近代史，有两个最大的常识性误解在中国人脑海中涂抹不去：第一，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如果没有他的出现，孙中山等人一定能顺利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第二，袁世凯人品不厚道，欺蒙孤儿寡妇，倾覆清廷社稷。
这些看法，除了误解以外，还都属于曲解。
首先，在1912年的中国，可能只有袁世凯一个人，才有真正的实力与能力使“中华民国”成为现实，不仅列强这样看，立宪派也这样看。当时，如果手握实权、身居高位的袁世凯不出来和平解决清廷退位的问题，整个中国必陷于血海苦战之中，很有可能演变成为继太平天国以来的第二次国内混乱。那样的话，一定会使国家的元气更加凋散不振。
其次，对于统治、压迫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皇室，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可谓大仁大德，极尽优厚善待。他不仅争取把紫禁城让废帝溥仪及其家人居住，每年还拨大笔款项优养他们。如果没有袁世凯这个军事强人，依据中国式王朝更迭的潜规则，这些“觉罗”们，肯定会被九族诛除，无复孑遗（最后把溥仪从皇宫中赶走的是冯玉祥，并非袁世凯）！
再次，二百多年以来，以嗜血、奸险、残暴起家的觉罗皇族，对国人敲骨吸髓，屠戮杀害，竭泽而渔，坏事做绝。幸而天道好还，弱其根脉，终使汉人华胄振臂而起，以图恢复中华。幸亏在本来应该大混乱的时代有袁世凯这样一个在恰当时机有精心准备的政治巨人出现，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给予了清廷最后关键的一推，以不流血的代价扯翻了那沉甸甸的龙旗。
北洋系统的形成和壮大
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北洋水师一败涂地。为此，慈禧派心腹荣禄建立“督办军务处”，想通过编练中央控制下的新军，取代从前因为“太平天国”之乱而坐大的勇营。
慈禧这种努力，就是欲图夺回昔日从中央流向地方的军事大权。而且，她还想就此机会，制造出一个具有极大控制能力的满洲权贵阶层。由于袁世凯用起来得心应手，荣禄就派他去小站练兵。袁世凯的荣迁，就成为北洋集团的发端。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清廷派出满人荫昌，让他从旗人子弟中挑选精壮青年，入学天津武备学堂，储备日后的将校人才。汉人练兵，满人选将。袁世凯在小站，荫昌在天津，相距不过几十里。显然，清廷对袁世凯和他的新建陆军不放心。可见，慈禧的政治手腕，可谓出神入化。荣禄呢，之所以看中袁世凯，就因为他是个无甚根基的汉人。这样的人，好使不说，破格提拔他，又会让他长存感恩之心。
袁世凯本人，确实死心塌地为荣禄效力。继1897年被提升为直隶按察使后，他接着凭借自己在维新运动中的“智慧”，谋得了一个侍郎头衔。戊戌政变后，袁世凯向荣禄献计，要求把京畿地区五大军全部合编为“武卫军”，而且，他主动提出，要把他本人所创的新建陆军编为武卫右军。如此一来，荣禄大喜，对袁世凯深加翼护。
袁世凯如此对荣禄投其所好，免去了清廷对他可能的进一步猜忌，同时让慈禧洋洋然找到了“中央集权”的感觉。这样的高招，可谓一举多得。
1899年，山东闹起义和团，巡抚毓贤不能快速处理问题。见此，荣禄就保荐袁世凯为署理山东巡抚，派他去当地进行“快刀斩乱麻”的处理。从中央到地方，从北京到山东，看似离政治中心远了一步，实则是袁世凯人生的大转折。从此，北洋系才由一个地方性纯军事团体，逐渐向军事政治集团转化。
八国联军入侵后，清廷重臣张之洞等人策划“东南互保”，使一直对强权统治感觉良好的慈禧深受刺激。她稍把怒气掩藏，就开始处心积虑加紧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1901年，慈禧自陕西回銮后，就下诏把张之洞的江南“自强军”划归袁世凯所在的山东管辖。
那么，荣禄生前手下的武卫军哪里去了？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在与八国联军的战斗中基本打光；荣禄自统的中军，大部解体；董福祥的后军因洋人“参劾”，到西安后就被遣散（因其所部士兵不少人配合“义和团”，进攻北京洋人使馆，所以洋人对这些军士恨之入骨）；宋庆的左军只剩下一半，而且装备十分落后。所以，原先的武卫五军之中，唯独袁世凯的右军完好无损。
慈禧回京后，只能最大限度依靠这支没有受损的近代化新式军队，来维持京都防卫和治安。回京路上，由于袁世凯伺候周到，竭尽“忠诚”，慈禧满心高兴，赏他“黄马褂、紫禁城骑马”，对他宠信有加。特别是庚子之乱后，袁世凯对义和团雷厉风行的举措和咬牙切齿的表态，更让慈禧开颜：“此辈（义和团）如臭虫，孳生不绝，惟有芟夷净尽，以遏乱萌！”
1902年1月，清廷任命袁世凯为练兵大臣，参与政务，代死去的李鸿章行权。6月，实授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有了这么好的“地势”，袁世凯借机大力扩充军事实力，增加兵额。这一年，他把所训新军命名为北洋常备军，“北洋军”即由此来。
“清末编练陆军，对内动机原起于欲集权中央。”（罗尔纲《晚清兵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
在官场打滚多年，深知宦海深沉。为免清廷疑忌，袁世凯建议筹建练兵处，并推庆亲王奕劻总理其事。于是，1903年，练兵处成立后，奕劻任总理练兵事务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襄办大臣。这个组合看似二满一汉，实际上真正的实权都在袁世凯心腹手中——总提调徐世昌，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军使司正使刘永庆，军学司正使王士珍，副使冯国璋——这数人，皆是袁世凯的小站嫡系。
看似利国强军，其实练兵处设立后最大的获益者非袁世凯莫属。所以，当时就有御史王乃徵站出来，反对设置这种权归个人的练兵中枢机关：
古今中外，不闻举国兵柄利权集而授于一人之理。今练兵之事，旨派庆亲王为总理，袁世凯为会办，兼有铁良襄办矣。顾庆亲王分尊事冗，素不典兵，何从识武将一人？何能议军政一事？铁良之才，素无表见，愈益可想。然则大权在握者，固惟独袁世凯耳……徐世昌等皆该督（袁世凯）荐举，素日为其心腹，将来济济师旅感恩而指挥唯命者，岂复知有他人！又督责天下之饷需，欲户部不得过问；举劾天下之将弁，欲兵部不得特权，既历史所未有，亦五洲所不闻。枝重有拔本之嫌，尾大成不掉之势，此其立召祸乱者……
一向老谋深算的慈禧，竟然对此置若罔闻，我行我素，一心想实行中央练兵计划。在利用袁世凯的同时，她觉得可以慢慢培植铁良以期日后取代袁世凯，把各省兵权收归中央。
事与愿违，练兵的结果，使得袁世凯能够凭借朝廷的威权和全国的财力，倾国而养嫡系之兵，促成了北洋系势力进一步盘根错节的壮大。
趁日俄1904年在东北发生战事的时候，袁世凯吓唬朝廷，说一定要增加军饷，防御各处沿海沿河口隘，以免洋人借机窜入国内。清廷立刻照准。于是，他得以四处征募士兵，把北洋六镇创建完毕。除第一镇统制不是他的北洋系外，其余五镇，从上到下皆为小站班底。在政界，徐世昌、赵秉钧、梁士诒、朱启钤、朱家宝、胡惟德、金邦平等人，皆是袁世凯心腹、眼线。这些人各居要职，遍布政府主要部门。
由此，盘根错节、枝蔓八方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便宣告成型。
袁世凯当时在政治上深具长远眼光。他不仅抓紧募兵，还特别注意培训军官。在送人去日本留学的同时，他次第在国内开办了许多军事专业学院。随着军队的迅速扩大，袁世凯手下的中下级军官陆续晋升，新学生迅速补充到位。所有这些人，日后都深感他的栽培“私恩”。
但是，北洋军和昔日曾国藩、李鸿章的以同乡乡勇为基础的旧式军队有着全然不同的区别——首先，北洋军坚拒两种类型的人物混入新式军队中，一是特权子弟，二是有过旧式军队行伍经历的老兵油子；其次，北洋军军队内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大行能力主义，使得北洋军成为和东西洋新式军队相仿的全新军队；最后，湘军、淮军都是以血缘为军中纽带，而袁世凯的军队则可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军官高级军将中，三分之一多都是有留学经历的高材生。
所以，从袁世凯称帝后那些反对他的昔日“嫡系”将领的态度看，把北洋军说成是“野心家”、旧式私人军阀队伍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真正把袁世凯往帝座上逼的，除了他自己的儿子以外，最主要是一些文人出身的投机分子和野心家，比如杨度、赵秉钧、刘师培等人。而反对他称帝的，反而不少是他昔日的属下军人，比如段祺瑞、冯国璋、蔡锷等。
不仅军队大有起色，袁世凯还在北方创建了中国最早成体系的警察部队，设置巡警学堂，开始经营近现代的城市管理。五大臣被炸事件后，他趁机奏建巡警部。日后得势的赵秉钧，正是此时由他推荐保任为巡警部侍郎，所以才死心塌地为其办事。
至于财权，袁世凯也不疏忽。他从盛宣怀手中拿过来电报局、轮船招商局等“国企”后，还垄断食盐销售，获取制币权，开创矿山、工厂，大征税利。综观其行，可谓是吸全国之财，以供北洋练兵。
慈禧不动声色，先看着袁世凯折腾，尽他表演。然后，1906年，趁官制改革的时候，开始逐渐削夺他的军权。慈禧先设陆军部，以袁世凯的对手铁良为尚书，一统全国军政。
冰雪聪明的袁世凯非常识时务，马上以退为进，自己上奏，主动把北洋六镇中的四镇立刻划归陆军部。1907年，慈禧“提升”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交部尚书。此举，实际上是想让他大龙离水，脱离直隶的老地盘。而且，为了从长计议，慈禧还把北洋军的筹饷权和学堂管辖权，皆划归陆军部。
即便如此分解，也阻挡不住北洋军势力的成型。
北洋系的力量一直在逐渐膨胀，遍控国内关隘——第一镇驻北京，第二镇驻直隶永平府及山海关，第三镇驻保定及奉天锦州府，第四镇驻天津小站，第五镇驻济南，第六镇驻北京南苑。
袁世凯本人，仅看他当时一人兼带的头衔，就可知其掌握了多少重要部门——会办练兵大臣，督办邮电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津镇铁路大臣，督办京汉铁路大臣……
北洋系与清廷的分道扬镳
慈禧虽对袁世凯有所警惕、控遏，但仍用“优礼”控制他，并没有真起杀心。毕竟，她还要倚重袁世凯和北洋集团的力量。但是，轮到摄政王载沣主政，风云突变，袁世凯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
载沣以摄政王身份监国伊始，立刻就想对袁世凯杀之而后快。隆裕太后，作为光绪帝的皇后，自然对袁世凯不会有什么好感，她基本同意载沣的意见。凡事要一步一步来，除去袁世凯这样的“大鳄”更不能轻举妄动。他们决定先驾空袁世凯。于是，朝中批裁折件等事，载沣全交予张之洞、世续等人办理，不让袁世凯插手。
1908年12月2日，溥仪即帝位，定第二年为宣统元年。新帝登基，照例对大臣有“恩泽”，赐庆亲王奕劻“亲王世袭罔替”，赏袁世凯、张之洞太子太保衔、用紫缰。这件小事，引起汉人御史江春霖不满。他上折表示，朝廷的优赏不当，还把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比拟为“宵小”。宗室成员善耆、载泽乘机进言载沣，认为慈禧太后一死，以后再无人能威摄袁世凯，如果不下手除掉他，异日祸不可测。同时，他们暗中告知载沣说，外间有袁世凯企图拥推隆裕太后垂帘听政的传闻。
载沣闻之，怒从中起，派人拟了一道把袁世凯革职治罪的谕旨，准备对这位手握重兵的汉人大员下手。为了行之有理，免遭隆裕太后和王公大臣的责难，他找来庆亲王奕劻和张之洞商量。
庆亲王马上摇头：“杀袁世凯，不是件难事。可是，杀他，罪名不彰，死不以罪。如果人杀了，北洋军起来造反怎么办？”
载沣听此言，心里咯噔一声沉了下来。他转眼望张之洞，希望袁世凯的这个“政敌”能帮自己。
岂料，张之洞更加老成持重：“主少国疑，此时万不可轻易诛戮大臣！”
这两个人不同意，载沣要杀要定罪袁世凯，就变成一件十分难办的事情。当时的清朝，已有定例，所有谕旨，必须由军机大臣副署才能生效。可以想见，庆亲王奕劻、张之洞两个人不同意，那桐肯定也不同意（此位清人是袁世凯铁哥们）。至于世续、鹿传霖等官场老手，更不见得在关键时刻会附和载沣。
载沣不得已，只能以袁世凯有“足疾”为借口，把他开缺回籍。虽然政见上分歧不少，张之洞思多年交情，劝过载沣下朝后，他就派人对袁世凯“委婉”表达了隆裕太后和载沣的意思。庆亲王奕劻更积极，他对常年孝敬他的袁世凯深为关心，让人劝他赶紧回家“休息”。袁世凯如受惊之兔，即刻窜往天津。
本来，他想先到天津，然后从那里坐船，逃亡日本去“政治避难”。岂料，在天津当直隶总督的杨士骧闻讯，马上派儿子出面，劝袁世凯赶紧回京遵旨回原籍：“如果大人您在国丧期间擅除缟素，又不遵旨，一旦太后有旨拿您回京法办，我父亲也罩不住您！”言语之间，充满冰冷的威胁。
杨士骧兄弟三人，在清末一直得益于袁世凯“照顾”。关键时刻，他们如此冷淡寡情，可见官场人情之薄。
于是，1906年1月6日，冷风之中，袁世凯从北京凄然回到老家。保住了性命其实已经是当时的万幸。倘若载沣有他先世万分之一的杀伐胆识和果断，袁世凯定难逃过屠戮。
袁世凯被逐出北京权力中心后，摄政王载沣竭尽所能开始中央集权的步伐。首先，载沣本人代理海陆军大元帅。其次，升格军咨处为军咨府，由良弼掌握实权。再次，以留日归来的、与良弼大有关联的士官生替代北洋系军官。特别是北京城内练兵处、军咨府和陆军部，基本都由士官生出身的军官掌握。在北洋六镇中，十年内大概有六百多名日本的留学生陆续被派入北洋部队，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这三个留日派青年军官皆占据要职，开始在北洋军中不断加重“掺沙子”的比例。最后，对于袁世凯一系的官员也逐步剪除，革职邮传部尚书陈壁，卸调徐世昌东三省总督的地方大权，对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抄家，勒令把持北京警察指挥权的赵秉钧交出权柄，因“病”开缺江北提督王世珍……
即便如此，退休后的袁世凯依旧是“潜龙在渊”，北洋系统已经蔓延到清政府中央、地方、军队、财政等各个角落，且对载沣一系怨毒满胸。一俟辛亥革命的机会来临，袁世凯一呼百应，昔日的全部大权恰似“飞去来器”，自动尽回手中。
谈起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回北京担任清廷“总理大臣”的表现，几十年来，一些历史学者破口大骂袁世凯阴险，对他的束手观斗痛心疾首。这种心态，无非是出自部分中国人内心最深层次的、为统治者帮闲效忠的“忠臣”心态。
换位思考，如果我们中的某人，身为当时的袁世凯，会怎么做？我们会傻乎乎拼死命为清朝打拼，灭掉武昌革命党，然后再俯首听命，任凭载沣对我们卸磨杀驴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清统治者一向用此伎俩，袁世凯不能不寒心。凭什么要袁世凯去做岳飞？凭什么要袁世凯去做年羹尧？自朝鲜到直隶，袁世凯为清朝竭尽犬马之劳。可是，他最后换来什么呢？差一点就换来一把杀头的钢刀。
如果当时载沣多一点阴狠，袁世凯肯定会身首异处，连一束白练都得不到——那是赐给满人权贵全尸自尽用的，汉人就要掉脑袋。
作为儒学熏陶出来的袁宫保，自有他本身的政治道德和伦理观。但强求他对清朝效忠至死，鞠躬尽瘁，就是我们时人对历史人物的刻薄和苛刻。
重新上台后，依惯有的、雷厉风行的手段，袁世凯换掉军咨大臣毓朗，以密友徐世昌代其位；排挤载沣之弟载涛，推上另外一个与自己有恩惠的满人荫昌；最终逼迫载沣辞去摄政王一职，赋闲在家；任命心腹冯国璋为禁卫军首领，把清朝的统治符号隆裕太后和小皇帝握于己手；为层层保险，下令调换昔日的宫中禁卫军，逐之于城外，派自己人段芝贵领一支新的“拱卫军”去“保卫”皇宫……
当时天下公认的政治强人和军事强权
辛亥枪响后，洋人列强细心比较了袁世凯与孙中山后，都一致看好袁世凯，认为他才是中国最强势的领袖人物。纵观西方列强（加上强邻日本）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与“太平天国”“义和团”时期不同，似乎他们更“沉稳”，更耐得住性子。
那个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这帮唯利是图、文质彬彬又凶神恶煞一样的强盗作如此行状呢？
辛亥革命发生前，不少驻华的列强使节们，对即将来临的风暴已经有所察觉。根据武昌美国教会的情报，英国公使朱尔典1911年9月底已经得知武汉清朝的新军军队中有人正在抓紧密谋起事。日本的伊藤博文在1909年5月会见英国驻日大使时，也揣测说：“中国在三年内必将发生革命。”（加立皮林《英日同盟》）
即便如此，日本与西方列强的政客和观察家们也没有想到中国革命来得这么快，这么迅猛。三天之内，武汉三镇皆为革命军所有，远远超出了列强们的想象力。
辛亥革命发生后，列强们非常惊恐，特别害怕十年前的义和团事件会在中国重演。因为手中操有洋枪洋炮的革命党，威力远超昔日那些抡刀念咒冲锋的“大师兄”们。所以，洋人对辛亥革命最早的反应，只有两个字：惊恐！
“革命决不会使我们得到任何好处！”法国等银行团驻华代表如此说。洋人的主要报纸《字林西报》讲得更明白：“就某种意义说，这一事件（辛亥革命）是反对我们自己的。”并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公开表示希望清政府能把此次革命成功镇压下去。很可能，这家报纸的主要撰稿者对“太平天国”之乱记忆犹新，所以他们这样断言：“清朝政府虽然公认不好，但它至少还算统一了这个帝国。它的敌人却仅仅靠着共同的仇恨才结合在一起，这产生更深的仇恨，而肯定不能作为一个健全国家的基础。”（1911年11月11日《民众的疯狂》）
一向为革命党视为共和榜样的美国人，对中国革命更是充满了蔑视和仇恨。这个新牌的帝国主义国家，从政客到学者，无一看好辛亥革命。杜列斯甚至声称：“中国人根本不配自己管理自己。”（《中国与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表示：“中国人只知道皇帝……北洋军阀袁世凯被他们描写为正是中国需要、中国人所能理解的一个有力人物。孙中山则不过是一个不务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轻举妄动的幻想家。”（《亚洲的决策》）
曾经，孙中山在回国途中专程赴美，想一见美国国务卿，结果却严遭美国人拒绝。
所以，辛亥革命枪响过后，列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屡试不爽的炮舰政策，纷纷开至长江中游集结，一来示威，二来准备有机可乘时帮清廷灭火，得人情后找到讹钱的借口。截止到1911年10月16日，在武汉江面屯集的外舰已达十三艘，其中英国五艘，美国三艘，日本两艘，德国两艘，法国一艘。最厉害的是德国军舰，曾经主动挑衅革命军。
革命军出人意料地迅速占领武汉三镇，汉口租界全然成为孤岛，大有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象。出于无奈，列强们不敢吃眼前亏，各国领事们在10月17日不得不发表声明，表示要“严守中立”。
让洋人们倍感欣慰的是，革命军一方从开始就不想与洋人为敌。在对外发布的告示中，武昌革命军三番五次重申，要坚决保护外国人以及他们的财产安全。出于不切实际的幻想，革命党人甚至想借助洋人的力量推翻清廷。
于是，革命党人力图通过各种途径从洋人手中取得贷款，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四国银行团，从一开始就根本否认革命党一方拥有贷款资格，其余小洋商，皆唯利是图，更不会出一毫子儿支援造反的革命军。不仅如此，列强瞧准革命党人不敢与洋人为敌的软肋，劫夺南方发生革命城市口岸的海关税款。长沙、汉口、上海、汕头、广州、厦门等地的海关税收，纷纷被当地洋税务司直接截留，存入英国的汇丰银行。没过多久，在北京的列强外交使团指定汇丰、德华等银行组成“非常委员会”，专门负责分赃事宜，硬生生从革命军手中夺取了巨额的金钱。
为了防止中国出现大规模战争后利益受损，列强们先行一步，加派在华的武装力量，计有近万名洋兵分别驻扎于北京、天津、塘沽、唐山、秦皇岛、山海关等要隘重地（中国第3号《蓝字书》，1912年）。
革命发生后，上蹿下跳最积极的，要属日本人。日本在派出大批浪人、政客（犬养毅、头山满、内田良平等）来华鼓动唇舌的同时，又秘密与老敌手、新朋友沙俄联络，企图共同派军武力干涉中国，造成中国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以使革命势力局限在长江以南地区，并企图在华北（至少在东三省南部和内蒙一带）扶植一个帝制傀儡政权。如此，两国就能在中国攫取更多、更大的利益。
列强们之间的矛盾也是互迭重重。首先，英、美两国对日本发出严重警告。特别是英国，由于长江流域是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传统的“势力范围”，绝不容许日本人来此地分肥。沙俄本来在瓜分中国的问题上与日本很谈得拢，但它毕竟只是半个亚洲国家，另一半的欧洲区域已经让其头痛不已，所以也不敢得罪英、法两国，贸然在中国瞎伸手。日本当时在国际上羽翼未丰，如果它想成为财经和政治上的“大国”，都要看英国人的脸色。所以，日本也不敢做得太过分，惹怒英、美两国。
列强们之所以没有在中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主要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已经迫在眉睫，各欧洲强国为了互相撕咬而抓紧军备竞赛（诸如英、德间的“无畏舰”建造竞赛），加上对非洲殖民地的争夺（德国与英、法之间），他们一时抽不出手来在中国搞出更大的动静。
由于当时的美国在列强中还是毛头小老弟，在远东的力量与英、日根本不能比，所以，美国更不希望日本这样的亚洲新霸肆无忌惮地扩张，便一直以外交威吓来牵制日本。法国人更关注它在欧洲与德国人战个你死我活，因此希望在远东仍旧保持各国的“均势”，想在欧洲问题解决后再来华瓜分。
经过数天观察，洋人们发现，辛亥革命只是中国人的国内战争，不是矛头对外的民族战争，且革命党人一直“央求”洋人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给予帮援，没有任何炮口指向洋舰的举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发布《宣告各友邦书》，明明白白大示其好，以至于洋人们根本没有任何借口用武力来帮助清廷镇压革命军。
最最重要的，革命军在十几个省份的成功，已经使洋人意识到清政府已全然是条“死狗”，根本扶不上墙。英国公使朱尔典在1911年11月6日给伦敦格雷的报告中，已经明确了这种看法：“这个运动（辛亥革命）的广泛蔓延的性质，以及它到处获得成功的事实，已使一切用武力挽救这个国家（清政府）的企图失去了可能性。”
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近乎不约而同，洋人们皆把目光投向了一个人——不是孙中山，而是儒统保卫者袁世凯！最终，知道无论是政治资历和政治手段都玩不过袁世凯，孙中山只得接受现实。1912年3月6日，南京参议院通过了《统一政府组织法》，允许袁世凯在北京任职。
1912年3月10日，春风得意的袁世凯，身穿大元帅服，领口敞开，终于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河南腔的北京官话宣读誓词：“民国建设肇始，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逾！”
而后，他即行组织内阁，并任命唐绍仪为总理，以示信于南方党人。由于唐绍仪内阁中有四名同盟会成员（包括唐本人后来也加入同盟会），这一内阁有“同盟会内阁”之称。当然，外交、内务、军队等实权，均不在同盟会阁员手中。但这样的作态，已经显现出袁世凯当时高人一头的政治智慧。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解职。4月2日，参议院和临时政府全体北迁。从此，中华民国时代，从形式上在中国成为现实。
开始踏上征程的中华民国，秉诚而论，袁世凯不是最初的设计者，也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但也不能把他说成是“胜利果实的篡夺者和唯一受惠者”。袁世凯以出色的政治天才和高超的政治手腕，在当时避免了因清朝灭亡而可能带来的巨大分裂，促成了国家的统一，做出了当时别人所不能的巨大贡献。
早在1908年，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时，在回答记者中国“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袁世凯对于中国的未来政治道路已经成竹在胸，他表示：“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
同时，他还清醒地说：“在评估我们的发展进程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大清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我们正处在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中，而假如我们一时没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对我们批评得过于严厉和苛刻……”
长久以来，出于意识形态的近视和政治僵硬的脸谱化，仅仅认为袁世凯当国完全凭借阴谋、不道德行为以及简单的欺骗手段，这种看法根本站不住脚。他之所以能成为大总统，当时可称是“众望所归”，而且由“民选”产生（参议院选举产生），从政治形式上，几乎无可挑剔。
作为一步一步艰难往上爬的汉族庶族地主出身的、饱经历练的知识分子，袁世凯经受过近代军事、政治、经济的实际锻炼。特别在直隶总督任上，他已经显现出作为精英分子所具有的长远眼光，在北京周围地区基层施行了真正的政治改革。
可以断言，在几十年政治实用主义和权力追逐的过程中，袁世凯最初的本意，一定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东方民族国家，以便能够与西方抗衡。只不过，他所有的努力，最后皆被个人称帝的贪欲所烧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