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然激化的清末满汉矛盾
创刊于19世纪中期的美国《纽约时报》，在晚清那个时间段，曾经对中国进行了大篇幅报道。虽然其中不乏当时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偏见，但它也饶有兴趣地从特殊角度和美国人的特有视角，对清统治下的中国和中国人进行了第一时间的感性化、真实化勾勒。其中，美国记者在1876年2月20日对国人有这样一段描写：
我们从清国人那麻木、呆板的面孔上看不到任何的想象力。他们的面容，从未闪现出丝毫幻想的灵光。他们并非弱智，也不乏理性，但就是没有创造性。在人类智力发展的进程中，他们是世界上最教条、最刻板的人。个人如此，整个民族更是如此：冷漠、很难脱出既有的条条框框，缺乏进取心，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
汉民族的这种特性，就好像是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的。（他们）实在不应该是这样啊！
这段话最后的那句感慨，非常非常重要。
确实，具有数千年灿烂历史文化的汉民族，本来是个广富活力的和无限创造力的民族。一切的悲剧，都源自明朝覆亡的那一刻。
明朝一代，总体上讲，除了朱棣“靖难”篡位内战以及最后十几年内外交困大战的两个时期外，明朝二百多年间的对外武装冲突和境内离叛都不算严重，持续时间也不长。从“大局”上观察，明帝国大多时间段内，社会处于稳定和平稳发展之中。明朝中央政权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营积极有效，对内政令推行顺利，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对文化传统极具总结性。
但是，明帝国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如果放置于当时世界意义的大舞台上观察，就难免显得逊色。特别是在火器制作、天文地理、历法运算等自然科学领域，大明王朝因中央帝国故步自封的意识，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15世纪和16世纪的全球，处于世界性的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当郑和的辉煌远航被当作滥费国帑而遭故意尘封之后，中国人的冒险意识和进取精神，逐渐皆为泱泱大国心态和科举场屋钻营所遮蔽。放纵享乐的低俗欲望，取代了原先勃勃拓展的高尚萌动。
成熟文明的崩溃，并非在于社会与个人陷于纵欲状态下的麻木不仁。而且，所谓的王朝宿命周期性，也仅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暗喻。明朝的灭亡，同样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渐进过程。但它在僵卧不动的边缘没有坚持太久，突然袭来的内部崩坍和满洲外力，刹那间结束了明朝在旧时代的踽踽独行。
农民战争的巨大消耗与满族令人瞠目结舌的突然崛起，终于在极短时间内把大明王朝推入了历史的鸿沟之中。一种长期平稳发展的文明，终于陷入充满暴力与血腥的末世。这个并不十分邪恶的“旧时代”，被白山黑水之间的屠龙骑士们最终用刀剑刻上了句号。
值得注意的是，大明帝国灭亡前，连一个让人喘息的回光返照时期都未曾享受过，但它也未经历过五代十国那样长久的“末世”期。清统治者汲取了蒙古统治者的失败教训，在使用短暂而骇人的血海恫吓之后，他们手持儒家传统的幌子，开始了对庞大帝国处心积虑的经营。可悲的是，大明王朝的文明之火，并未被移置于一种更为广大的空间，清政府那种毫无新意的平移置换，使中原王朝迈上了一种看似辉煌实则是原地踏步的停滞之途。古老的中华文明，并未在改朝换代与“异质文化”碰撞下得到类似两晋五胡时代的凤凰涅槃，而是陷于一种清统治者有计划、有目的精神圈囿的窒息氛围之中。
清朝这种“柔性”的、极具权术手段的精神摧残，看似黏合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地理与文化间的裂痕，究其实也，于汉民族而言，这种处心积虑的摧灭和压抑，对中华核心价值的腐蚀性，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衰退的可怕性，甚至超过无数个“扬州十日”。
万马齐喑中，在无尽的统治高压之下，汉民族性格同趋而下，日益变得消沉、靡顿和繁琐。昔日天真率直、奋发有为、极富文明创造力的人民，日益成为柔懦和忍耐的“顺民”。
明王朝丧钟响起之后，中国在“满洲化”的适应过程中，其实步入了一种浑噩而长久的假寐期。令人泫然悲哀的是，明亡之后，经过近三百年时间的轮回，继之而来的，是命中注定更严重的分裂和混乱，而后，就是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到19世纪中晚期，昔日威名赫赫的中央帝国臣民，在手持刺刀和新式武器的外国士兵眼中，竟成了荒诞可笑的脑后拖着猪尾巴小辫的“土著”。
可悲的是，清龙旗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被扯下之后，时光又过了快一个世纪，中国人心中的“辫子”，仍然还顽固地拖在脑后……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对于公平与分配政策有着深刻、清晰的见解。他认为，公平报酬和公平差距的衡量原则问题，肯定是后工业社会中最令人烦恼的问题之一。他还进一步解释说，随着社会中人群收入差距的缩小，随着“民主”的普及和日益明确，人们对平等的期望会快速增加，而且会更加迫切地进行比较且得出更加令人反感的、难以忍受的结论，也就是说，“人们受的苦可能减少了，但他们的敏感度却提高了，这种现象，现在通称为‘托克维尔效应’”。
什么是“托克维尔效应”呢？
作为《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巨著的作者，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对“革命”有着他独到的、耐人寻味的表述。他认为，革命的起因，并不在于一个国家人民的长期贫困，反而，革命是发生在他们的生活条件随着经济增长获得大幅度改善之后。法国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大革命发生前，法国社会那种史无前例的、持续稳定增长的繁荣，反而最终引起了民众一种普遍的不安定情绪。因为人民的满足感，主要源于他们对社会未来福利水平的预期。
所以，托克维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一个残酷政权的桎梏紧紧束缚时，人民对自由的憧憬非常渺茫；但一俟这种桎梏产生松脱，大众会忽然对于自己身上的残存枷锁过分敏感，觉得它们根本无法忍受！
根据常人有限的“常识”，我们一般都会觉得经济增长和政治开明是件好事，因为这两种因素可以提高民众的满意程度，使得社会日趋安定。由此推之，长期的贫困和专制，一定会引发社会动荡和暴力事件。
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冷酷的事实往往与简单美好的推断背道而驰。美国历史研究者亨廷顿在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总结道：在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政治暴力冲突频发的地点不是穷困地区，而是在那些经济发达的省邦；数据和历史事实也表明，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生前，恰恰是那些发展最快的地区，人民的不满情绪最激烈。
这种历史的吊诡，在清末的满汉民族矛盾中，也特别鲜明地表现出来。
沉甸甸的历史回忆
在辛亥革命发生后一份署名“铁郎”的《论各省宜速响应革命军》文章中，有如下极具煽动性的文字：
满清觉罗之入关也，屠洗我人民，淫掠我妇女，食践我毛土，断送我江山，变易我服色，驻防我行动，监督我文字，括削我财产，干涉我言权，惨杀我志士，谬定我宪法，二百六十年如一日。我国民虽包容彼族，其如日日防我家贼何！我四万万之民族日益削，彼五百万之膻种日益横……夫中国者，中国之中国，非满洲之中国也！……
在此之前，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反满、排满意识，已经风生水起，一发不可遏制。拒俄运动中，身处上海租界的张继，就已经发出过如下论述：
如以主权归异族为亡国，则中国之亡，已二百六十年矣。满洲游牧，有何高出于白人者？不愿白人之来分割我、支配我，而甘为满洲之奴隶，其汉人恃以不亡之道乎？
署名“怀畺”的革命者在《复报》第五期如此说：
彼诸申贱族，人口不过五百万有奇耳，无文化，无学术，无道德，无思想。当其未入关以前，榛榛狉狉，只恃畜牧为唯一生涯，与深山之猺獞奚择。彼种之沉灭，曾何足重轻。而吾汉族，则固煌煌然四百兆华胄也，户口百倍，文化万倍，历史之价值，民族之荣光，更高不知其几千万级……
与此论相呼应，革命大腕章太炎说得更明白：“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稍轻。”
由此，戊戌变法后的“忠君”意念，一变而成为旨在革命的排满风潮。
也就是说，在历史记忆沉淀中，当时真实的满汉关系完全失去了粉饰多年的温情脉脉，满族人群成为众恶所归，成为众矢之的。于是，早已经扔入历史深洞中的词语，重新被捡拾出来——“犬羊”“东胡”“逆胡”“膻虏”“建虏”“索虏”“鞑虏”等，沉渣泛起，鸦片战争后被满汉士大夫专指西洋列强的“夷虏”字眼，忽然间都堆砌在满人统治者身上……
其实，满汉矛盾，从始至终，一直是清朝统治者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
清朝乃马上立国，女真基因的满洲军事集团横暴异常，他们靠抢靠骑兵靠杀人建立起强权政治。这些从山海关外奔驰呼啸而来的“野蛮人”，开国之初，就创设了不少民族歧视政策，且一直延续至清末：
第一，官职分满汉。同职官称，满官大于汉官。重要衔职，汉人不能染指；第二，对待满汉采取不同的法律。满汉发生纠纷，偏向满人；第三，满汉不准通婚（不准旗女嫁汉人，默认汉女嫁旗人）；第四，满人不从事生产，只可做职业军人，他们的生活全由政府包办。
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民族歧视政策，自清初到清中叶，由于清王朝的军事实力强大，“盛世”呼声高，国内的所有满汉人民，似乎对这些“不公正”皆习以为常，没多少人跳出来去“重视”这个问题。
其实，在清统治的所有时间段内，反满和排满一直没有停止过。朝堂之上，清廷确实有着不少汉人的高级合作者：陈名夏，谭泰，李光地，汤斌，徐乾学，高士奇，等等；但在民间，一直以“夷夏之防”为主张的知识分子，与那些“顺臣”相比，更是不绝如缕，薪火相传。在他们“春秋大义”的感召下，民间各种武装结社和会党活动非常活跃，仇满排满的思潮暗流涌动，与清朝相始终，从来没有停歇过，其中尤以天地会“反清复明”宗旨最为直接明白。
为了与之针锋相对，清大兴“文字狱”。在扑灭反满宣传的同时，他们对各种会党反抗也不遗余力地加以血腥、残酷镇压。以文字狱为例，清政府从顺治五年（1648年）的毛重倬的“刻制艺序案”开始，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贺世盛“笃国策案”为止，大狱繁兴，多达八十多起，牵连人众，穷究极治。
一直到19世纪初，清廷才稍稍放缓文字狱的究治。随着文字狱的放松，知识分子参与的会党活动也趋入低潮，其标志是嘉庆年间江西的胡秉耀等人奉朱毛俚起事的最终失败。在狱中，胡秉耀曾给清朝江西巡抚阮元写了几首诗，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反满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能解春秋有几人，漫将刘备作黄巾。”
树欲静而风不止。没过多久，白莲教暴动开始了新一轮排满反清的历程，而鸦片战争后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是檄文满天飞——“胡奴”“鞑狗”字眼遍布人目，特别是杨秀清的《奉天讨胡檄》，脍炙人口之余，一泻汉人二百多年的沉郁悲怆之气。即便如此，由于白莲教、太平天国政治视野狭窄，他们反满色彩并非十分浓厚，且再不提及“反清复明”的古老口号。
清末十年间，满汉矛盾愈演愈烈，甚至达到“太平天国”起事以来的最高点。革命党人煽动起义，最能激起人们热血的，就是拿满汉矛盾当大题目来加以发挥。
如果仔细翻检辛亥革命的历史资料，通篇累牍，入目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排满”！无论是兴中会誓词还是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四字，皆显眼地列为首项，耀人眼目。
值得我们叹息沉吟的是，作为近三百年来政治支配者的满族人群，在儒家文化如此具有超强同化“腐蚀力”的中国，竟然一直“融而未化”，这确实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满人入关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文化方面讲，汉族的传统儒家文化已经逐渐成为了满族自身的文化传统。这种转变，非常非常充分，因为中国文化那种绝对的、不可抗拒的魅力，任哪个草原民族都无法抵御。而作为一个种族的满洲人群，它的历史性格，不是人种、族群那样简单，更重要的是他们文化内心的演变过程。
我们有理由相信，满族真正“民族意识”自觉的形成，不是辽地铁马彻地来的17世纪40年代，而是“排满运动”如火如荼的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
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满洲并没有鲜明的自身民族文化认同。1635年，皇太极改“诸申”（女真）为“满洲”，只是模糊地表达了一个新兴政权合法性意念，因为“女真”这一概念，已经不能适应当时后金统治地区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出于简单的“汉化”理论，学者们往往从汉文典籍中梳理出这样一个脉络——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其实，上述词语的历史连续性很值得商榷。
八旗制度是维系初期后金（清）的一个根本基础，它先于“满洲”的概念存在。这个军事征服集团中，不仅仅包括女真人，还包括汉人、蒙古人。不仅八旗满洲中有大量的汉人、蒙古人，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军中也包括满洲人。可见，当时的后金（清）是个没有共同文化传承和血缘关系的军事共同体。
我们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如此广袤国家，统治的要素不仅仅是民族意义上的统治，更不可或缺的是文化上的要素。所以，作为东亚大地上最强权的国家，清政府从汉人那里汲取了儒家的治世经验和官僚统治技能，从藏人那里得到了“佛”的超自然权力，从蒙古人那里承继了“黄金帝国”的世袭，从八旗满洲获取了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军事驾驭能力，并且从周遭的安南、朝鲜、琉球等小国那里获取了“中央帝国”的宗主权力。
有了上述种种权力和能力，满洲自然具有了种族认同的优越感。但是，真正满洲种族在意识形态上面的构建，开始于乾隆时代。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乾隆这个最具满洲统治意识心态的皇帝，在清朝中后期却在汉人自欺欺人的笔记和传奇中被描述为是汉人的血胤（即使到了金庸，武侠小说也没有忘却这种“童话”）。
民族和种族的构建，驱动力是统治者的政治、文化以及心理需要。在甲申年血腥入关后，作为军事征服者的满洲人进入了汉人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散居各地的“驻防”行动，阻隔了满洲人的联系，不仅宗教、语言的纽带松脱，他们的生活和文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仅几十年，八旗勇悍的共同人格已经消失殆尽，以至于到了吴三桂叛乱的年代，清政府所依靠的武装力量，已经不再是他们入关的先辈所倚恃的八旗军，而是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军。不仅如此，他们赖以炫耀的与众不同的独特身份，也逐渐黯淡下来。
有鉴于此，处心积虑的乾隆帝开始了大清帝国的基础加固工程。为了加强满洲人的自我认同和文化认同，他从纂修满洲世谱入手，竭力推动文臣们钩沉早期女真在东北的发展史，大修八旗宗谱（《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对满洲追源溯流，从血统方面强化满汉的差别，特别要把“首崇满洲”的理念进一步深化，以证明满洲族群卓尔不群的独特和尊贵。
乾隆这种努力，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统治的忧患——在中国这样一个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维护高度集权化的帝制，必须依赖一种强有力的权力表述系统，必须强调统治人群（满洲）的血统高贵和独一无二的特性，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统治秩序的各项基本因素。
当一个事物被意识到的时候，它肯定已经发生了。
大清皇帝这种行动说明，在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刻，他已经感到了满洲文化的式微，所以才亡羊补牢式地对族群开始一种追述回忆般的叙述构建。
满洲作为统治阶层，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并未把汉人对他们的文化同化看成是一场噩梦。但他们民族身份的内心复活，却在晚清压力下突然变得鲜明起来。
这种对满洲族群身份认同的忧虑，早在皇太极时代，便已经开始。遥想当初，皇太极在松锦大战中一举击破明军十多万，依当代人的心态，他该马上问鼎中原，策马直驱。其实则不然。当时虽获大胜，皇太极仍旧非常想与明朝讲和。长久以来，明清（后金）之间，对和议最积极的，不是崇祯皇帝，而是东北的满洲。努尔哈赤时代不讲，小酋长刚刚得志，得地掳人日多，很想过过安稳日子与大明交好，只要中原王朝从经济上给自己好处，偃戈息兵绝非天方夜谭；自皇太极登位后，亦坚持如是观点。
松锦大胜后，明廷派人来接触，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就这样讲：“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亦曾一统，今安在哉！”
这些话，无一不实。
清入中原后，官方羽翼下的御用文人无不增饰描绘清太祖、清太宗“梦一中原”的雄才大略，其实皆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遥想1642年刚刚歼灭十余万明朝精兵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于他而言，沈阳东辽之地的取得，原非世有，已经让人喜出望外，拥有如此一片广阔大地，足可为国。而他的那句“大金亦曾一统，今安在哉！”，更是发人深省！
从族群维护的角度讲，皇太极的初衷才是真正的雄才大略。这位满洲帝君的直觉告诉他，如入中原大地，女真人历史和传统必定会全然消泯。
确实，天下事皆福祸相倚，日后清问鼎中原，虽吸收金、辽灭亡的不少历史经验，在汉化同时诸帝总是强调要稳守“传统”，但结果不过是延长国祚而已，事实上的女真民族（满洲），基本上成为了历史的陈迹。
族群和种族的性质，无非是通过一种独特的文化血缘关系以及对“共同经历”的历史记忆，来表示他们自身的不可改变和不可同化。乾隆帝的努力，当时并没有真正激发起满洲人群的民族自觉意识，特别是下层旗民，大多沉浸于歌舞升平的浑浑噩噩中。
满洲族群的自我身份觉醒，确实带有悲剧性的血腥色彩。时至晚清，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造反汉人震耳欲聋的“排满兴汉”的吼声，忽然惊醒了他们。满洲祖先的光荣征服历史，和平年代的被遗忘、被抛弃和边缘化，政治上的衰落，经济上的困窘，以及在十余个省份内太平军对占领地内旗人身份识别后不分男女老幼的集体屠戮，终于唤醒了满洲作为一个种族的集体觉醒和集体潜意识。
所以，与其说满族是个历史实体，不如说它是清末政治作用下快速凝结而成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个在压力下忽然觉醒的联合体。
可悲的是，这些早已丧失精神家园和历史家园的、完全被汉文化浸染同化的族群，却不得不通过自我身份的膨胀来寻找那些已经永远逝去的东西。历史的强力，终于在很暧昧的时代开了一个苦涩的、黑色的玩笑：满族的民族认同，其实是失去精神家园后彷徨无依的民族认异！
清帝国如何从体制上泯平满汉畛域
走进晚清，我们可以尝试从中寻找满汉矛盾层层叠叠的发展脉络。
戊戌年间，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就直言上书，请将宗室以外的满蒙各旗人民编入民籍，直归地方官管辖。他还请求允许满汉通婚，任许旗民自谋衣食，允许旗民转徙居地。
本来，光绪帝已同意计划，准许八旗计口授田，取消了旗人的许多特权。但是，随着戊戌变法的迅速失败，一切皆不得施行。
义和团事件及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中国社会愤懑情绪暴涨。汉人对满人所拥有的特权尤其憎恨。1903年，经张之洞力请，慈禧已经同意将军、都统等昔日满人专任的职位，可由汉人充任。而且，她还下懿旨，表示朝廷对驻防旗人犯罪的处置，也与汉人等同。时至彼时，清廷深知，光靠镇压和政权暴力，根本不能消解矛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政府有限度的政治改革和让步。
对此，大臣端方出洋后的《请平满汉畛域密折》讲得最恰肯：“……举行满汉一家之实，而定国本……欲绝内讧之根株，惟有使诸族相忘，混成一体……（近来）不逞之徒（指革命党），竟敢乘此时机，造为满汉异族权力不均之说，恣其鼓簧，思以渎皇室之尊严，偿叛逆之异志。加以多数少年（人），识短气盛，既刺激于时局，忧愤失度。（他们）复偶涉西史，见百年来欧洲二三国之革命事业，误认今世文明，谓皆由革命来，不审利害，惟尚感情……”
面对此种情况，端方审时度势，认为泯平满汉畛域势在必行。“今日杜绝乱源，唯有解散乱党；欲解散乱党，则唯有政治上寻以新希望，而于种族上杜其所借口。”
对于清强硬派以军事手段大力镇压的主张，端方大不以为然：革命党人大多居于国外，鞭长莫及，皆年少气盛之徒。一味镇压，只能反而增加革命党的力量。而国内的革命党，隐藏多多，诛不胜诛。“多戮一人，则彼辈多一煽动之口实，一逆党戮而百逆党生。”
1907年7月6日，安徽巡抚恩铭被徐锡麟刺杀后，清廷上层更加着慌，加快了立宪的步伐，平泯满汉畛域的力度更大。7月10日，慈禧下旨，表示要官员们立刻上奏全行化除满汉畛域的方法。
早在1902年2月1日，慈禧已经下旨准许满汉通婚。满汉官员纷纷带头联婚，比如袁世凯与端方结为亲家，庆亲王奕劻与山东巡抚孙宝琦结为亲家，等等。
化除满汉畛域最主要的内容，主要还是取消旗人特权，任官不分满汉，司法同一。至辛亥革命前，清廷推行任官不分满汉的举措，施行最力。以东三省为例，当时总督、巡抚、民政使、道员等三十六人中，只有总督赵尔巽（汉军正蓝旗）和两个副都统是旗人，其余均为汉人。
1909年，清廷还下令，官员不论满汉，一律丁忧三年。先前丁忧制度，只对汉人，实际上是对汉官的一种限制。
至于旗民编入民籍和旗民生计问题，进展维艰。因为，生计问题不解决，旗民还需要政府花巨款养活。如果按照清廷购田分给旗民的政策，计口授田，仅京旗一项，就要一亿两白银。但是，如此巨款，哪里去找？被削特权后，旗民不满，汉人更不满——购田授旗，钱从何出？肯定要削剥汉人。另有一种权宜之计，即挑选精壮旗丁，编入新军或选为警察。这些人在军中或警察队伍中，不似汉人易受革命党影响，又能解决其生计，似乎一举两得。但新军只是募兵制，非为昔日八旗那种世袭的兵制，所以成效并不大。
清廷泯除满汉矛盾的许多举措，最终更致猜疑。出于当时“别有用心”的激进革命派的激煽，清政府所有关于满汉关系的改革，都会被认为是“包藏祸心”的举措。
取消旗制以及取消旗兵驻防，最后要停发钱粮。“宁可无了有，不可有了无”。清政府的这种措施最难定夺，弄不好旗人因怨而起，会导致清廷后院起火。因此，清廷一直拖拖拉拉没有真正施行。直到清朝灭亡，除东三省以外，其他任何一省的旗人驻防也没有取消，大批旗人仍没有被编入民籍。
由于八旗子弟二百多年来一直处于“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状态，游手好闲之风深入骨髓。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旗人仍是政府一大心病，不少旗人依靠救济为生。
无论如何，从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消除满汉畛域的改革，在清末各省进行得还算有起色，而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则无甚改观。改革前与改革后，在军机大臣与各部尚书中，还是满人人数占优（1907年，军机大臣及尚书中，汉人七人，满人十一人）。到了1911年，所谓的“责任内阁”中，有满族九人，汉人仅四人，其中皇族竟占五人，故被时人讥为“皇族内阁”。
清朝灭亡前夜的满汉矛盾，一般学者都把目光聚集在摄政王载沣对袁世凯的排挤上，把这个案例渲染为“满汉矛盾”的集中表现。
其实未必！载沣在握权之始，就把袁世凯赶走，让人顿觉是满族少壮亲贵排斥汉人高官。仔细思之，爬梳历史，觉得其中大有蹊跷。
袁世凯最大的靠山，乃庆亲王奕劻，他才是真正的正牌直系皇亲。同时，旗人端方与袁世凯是亲家，而与端方并列入“旗人三才子”的那桐，更是袁世凯心腹。军机大臣世续，又和袁世凯拜过把子。这些人的关系，都可谓满中有汉、汉中有满，为此，就很难说载沣搞袁世凯是专门冲着他“汉人”的身份。
反观给载沣撑台面的，往往不乏汉人，比如盛宣怀、唐绍仪、梁士诒以及几个专门“咬人”的汉人御史，他们无不受摄政王极力拉拢架抬。他们身为汉人，攻击起袁世凯来，似乎都更有深仇大恨，不遗余力。
而且，观载沣短期所为，排袁之举，绝称不上是“排汉”。他把袁世凯的“同志”端方的两江总督帽子摘去，给汉人张人骏戴上；把端方从直隶总督拉下来后，补上去的是汉人陈夔龙。如此两大重要官职，免满上汉，总不能把此举说成是“排汉”。
在载沣摄政期间，被免掉的四个总督大员，除袁树勋以外，端方、升允、锡良三人，都是满人。地方以及军队中，少壮皇族派为了在袁世凯北洋系统中掺沙子，在军队系统引进了不少日本士官生出身的年轻军官，而那些人，也大多为汉人。种种实际情况表明，摄政王载沣广受指摘的宣统年间“排汉”，根本站不住脚。如此，可以发现，清末上层统治集团的斗争，不能简单冠以“满汉之争”。实际上，多是载沣为首的少壮亲贵派与庆亲王奕劻的亲贵元老派以及袁世凯、端方为首的新洋务派之间的争斗。
嘉道以来，统治阶级上层的满汉矛盾其实已经大大减弱，到1864年时，清朝十个总督中，旗人仅占两席，其余八个位置都是汉人的。至于十五个巡抚大员，清一色的都是汉人，没有一个满人。1910年第三次国会大请愿运动中，十九个地方督抚、都统、将军联衔会奏，满蒙官员有七人参加。第二次联衔会奏时，也有六个满蒙官员加入签名，反而是汉人大臣张人骏和陈夔龙对立宪表示反对态度。而各省督抚联电请立开国会的努力过程中，也是满人瑞澂、载涛和锡良最为积极主动。以至于当时就有人讲：“满人非尽恶也，有革命思想谋社会进步者，固不乏人，不可因其满人而一网打尽；汉人非尽良也，助纣为虐，为桀作犬者，今日之当道者皆是也，不可因其汉人而置之不问。”（署名为“民”所作《申论民族、民权、社会三主义之异同》）
所以，简单的满汉矛盾之说，完全无法解释当时当地清政府高层的政治立场。
作为文化不发达民族的满洲，经过近三百年的同化，其实已经完全被汉文化这种进步的、高级的文明所吸纳，在文化上取得了“净收益”。但是，很可惜，虽然有时候“民族”和“国家”两个概念可以互换，但民族毕竟不是国家，一个少数人统治的民族，想建立使得“民族国家”能够延续下去的长治久安，在汉民族主义勃兴的20世纪初，更是近于天方夜谭。
当然，如果当时多数国人能够做到某种“集体的健忘”去认同重新创造出来的某种共享的文明意识，即能强调“中华民族”的同一性而不是满人、汉人、蒙人的差异性，很有可能“革命”就不会发生。
对于晚清时期京城的满汉关系，曾经久做京官的汉族士人何刚德在他的笔记《春明梦录》中，有着非常真实的记载：
满人在京，可分三等。一则一二品大员，年高位尊，各自持重；礼节周旋，一味和蔼。虽有闹意见者，间或以冷语侵人，而绝无乖戾之态。平心而论，（满人）较汉人尚多平易近情。一则卿寺堂官，及出色司员，（满人）稍有才干便不免意气自矜，然一涉文墨，未有不甘心退让者。至寻常交际，酒肉征遂，若遇有汉人在座，（满人）转不免稍涉拘谨。一则平常司官、笔帖式，个个乡愿，无争无忤而已。窃揣满人心意，亦知（他们）平常占尽便宜，人才又不能与汉人较，故见汉人颇讲礼让。而汉人之在京者大半客居，但见其可交可亲，转有视若地主之意。此余在京十九年，饮食周旋，所日相接触者，固历历在目也……
咸光以来，满人对于满人，上有肃顺、光绪，下有端方等人，也大多持蔑视轻视之意。反而对于汉人士大夫，一直深加礼敬，大起大用。这种情势的发生，当然与太平天国的崛起有着深刻的关联。但不可否认的是，满洲官吏在清朝中早期那种骄横跋扈，自咸丰以后已经少而又罕。
对于清末满汉矛盾所引起的政治纷争，作为新洋务派官员的满族大员端方等人一直忧心忡忡。和许多温和的改良派人士一样，他们多年来一直都很想竭尽所能去调和矛盾，希望在大清朝实现不流血的立宪。这些人具有非常善良的初衷：在八国联军侵华后难得的喘息时刻，在同仇敌忾的大氛围下，一边深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改革，一边提倡满汉一体、实行满汉通婚，进而使得诸族界限“浑然相忘”成为现实，中国社会一定会实现“不流血的革命”和真正的进步。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端方这些人从容改革的机会。清末的内忧外患，致使被压抑多年的满汉矛盾被人为地提升，忽然加剧。武昌一声枪响，革命，摧毁了一切温情脉脉的温和改良意愿。
尔后，所有的事情似乎都要从破坏开始，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即将展开另外一个崭新的、冗长的循环。
革命家对满汉矛盾的夸大和利用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革命者的目的，是使政治两极化，因此他试图把政治问题简单化、戏剧化，并加以合并，从而使‘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之间阵线分明。革命者力图加深裂痕……革命者在动员新的政治伙伴的时候很少有顾忌。”此语，道破了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心机。
而亨廷顿所讲，清末最大的投机家杨度在当时已经说得明明白白：“‘革命排满’四字，在社会上可以成为无理由之宗教！”
在清末革命鼓动家中，最热衷于宣扬满汉矛盾的，非光复会的章炳麟（章太炎）莫属。这位深晓儒家华夷之辩的巨儒，继承王夫之、吕留良、曾静等人的思想衣钵，大肆宣讲“驱除异族”的理论。类似章太炎的这些启蒙大师，身着广襟大袖，口述先哲睿语，参演了中国近现代史推翻清帝制的离奇大戏。
清末本来的政治革命，由此就在民族革命的幌子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相比于欧洲的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自是有其与众不同之处。欧洲革命，大致分为两种：一是17世纪、18世纪的英、法类型革命，一是19世纪的普鲁士类型革命。前者是新旧更迭的革命，后者是妥协的革命。而中国的革命者，艰苦卓绝之中，有着先天的革命优势，那就是浓厚排满色彩的民族革命旗帜，已经漫天飘扬。
戊戌变法和自立军起事失败后，改良派分化加剧，革命的砝码大增。“勤王”不成，尤思革命。特别是国外留学生中，“有知识者，知满汉利害关系，全然相反，欲求自存，非先除去满人不可。由是满汉种族之问题渐生，而排满风潮起矣”。（陶成章《浙案纪略》）
1901年，在东京创办的《国民报》大倡革命排满。此后四年间，国外出版的排满革命刊物多达三十多种，并随之涌现了许多以排满为宗旨的革命团体；在国内，以1902年创刊的《湖北学生界》和湖南《游学译编》为肇始，继之有《浙江潮》《江苏》等杂志，无不鼓吹排满反满。特别是1903年邹容在上海出版的《革命军》，更是直抒胸怀：“诛杀满洲人所主之皇帝，使不复有专制君主！”
“苏报案”后，国内反满思想犹如决堤之水，一发不可收拾——《黄帝魂》《女子世界》《觉民》《中国白话报》《国民日日报》等，纷纷现于市面。这些报章文字泼辣，绝无忌讳，汪洋恣肆地开始了排满扬汉的宣传鼓动。
于是乎，《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岳飞传》（《湖北学术界》）、《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浙江潮》）、《为民族流血史可法传》（《江苏》第四期）以及《中国民族主义大豪杰冉闵传》（《江苏》第十一、十二合期），皇汉思想，开始勃然而兴。特别是对两晋时期颁发《杀胡令》的汉族大将冉闵大张旗鼓的宣传，不仅空前，而且绝后。
当是时也，排满兴汉的呐喊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最能表现极端愤慨情绪的，当属吴樾“手持三尺剑，割尽满人头”的高吟。
喧嚣声中，也有理智的声音。蔡元培1903年在《苏报》的《释仇满》中认为，满族血统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文字也已为汉语、汉字所淘汰，满洲人这一名词，只不过是政略上占有特权的一种记号罢了。所以，他认为，“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他声称，“苟满人自觉，能放弃其特权，则汉人决无杀尽满人之必要”。“昔日种族之见，宜若为之消释。而仇满之论，反炽于前日者，以近日政治思想之发达，而为政略上反动之助力也。”
同盟会的理论先锋汪精卫，也逐渐从排满、仇满的层次上提升，清晰意识到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并行不悖：“今之政府，异族专制政府也。驱除异族，则不可不为种族革命。颠覆专制，则不可不为政治革命。徒驱除异族而已，则犹明（朝）之灭元（朝），于政界不生变革也。若徒欲颠覆专制而已，则异族一日不去，专制政府一日不倒。故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岂惟并行不悖，实则相依为命者也！”他还分析说：“汉人之所排满者，以其覆我中国，攘我主权也，非谓国家之内不许（其）他民族存在。排满不已，更进而排蒙、排回、排藏也。况汉人非惟无排斥蒙、回、藏之心，且将实行平等制度。”
也就是说，在中华多民族国家，青年汪精卫只反对“一族（满族）居主人之地位，而他族悉为之奴隶”的不平等民族关系。他多次表示，在推翻清政府后，应该宣扬以汉族人民为首，对各族人民进行精神上的中华民族“同化”，所有这些，也是孙中山“国族主义”的理论根源。如此理论，放之至今，依旧广具先进性和极大的理性。其普世意义，没有因时代的递嬗和个人的蹉跌而有丝毫的褪色。
一直以排满为己任的陈天华，在其《绝命书》中，也这样道出了他的心声：“满洲民族，许为同等之国民。以现世之文明，断无有仇杀之事，故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
即使是那位一直咬牙切齿喊“民族复仇”的章太炎，曾经也十分“冷静”过：“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万倍于满洲。”之所以要一举摧毁清统治，正因为它是几十年来对帝国列强俯首听命的统治工具。
辛亥革命枪声即将响起的前夜，在日本的同盟会员、湖南人刘揆一，甚至提出了“联满革命”的主张：
使汉人、满人而各知爱国家、爱种族也，则是现今之君主政治，无论其为专制，为立宪，皆不足以救危亡，即无论其为满人，为汉人，皆当排去之者也；且使满人而知断送满洲桑梓地者为满洲皇族也，知汉族不强满族亦随而亡也，知非建立共和政府，满汉种族之意见终不能融洽也，吾恐汉人虽不革命，满人犹当首先排去其皇族而倾倒其政府矣。（刘揆一散发的传单《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
如此真知灼见，在晚清革命排满的大背景下，皆退隐在排满复仇的呐喊呼啸和喧嚣声中。满清和满洲这两个词语，都成为当时中国人民心中罪恶的渊薮。
面临列强的宰割和欺凌，中国又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可以充当人民内部联系纽带的共同信念，革命者只能从古色苍然的华夏民族主义寻找能激沸热血的共同情感，激起对列强及其清代理人的同仇敌忾。
在那些时代特色鲜明的宣传语中，人们更多的是被如下话语鼓动得热血沸腾：
日本以“太阳”得名，中国人以“天汉”立称。信哉！星球世界，非我汉人不能抚而有也！（章太炎《汉帜》发刊序）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迷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极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邹容《革命军》）
诸君诸君，认定宗旨，整刷精神，除暴君，驱异族，破坏逆胡专制的政府，建设皇汉共和国的国家……民权主义万岁！民族主义万岁！中国万岁！（柳亚子《民权主义！民族主义》
满清觉罗之入关也，屠洗我人民，淫掠我妇女，食践我毛土，断送我江山，变易我服色，驻防我行动，监督我文字，括削我财产，干涉我言权，惨杀我志士，谬定我宪法，二百六十年如一日。我国民虽包容彼族，其如日日防我家贼何！我四万万之民族日益削，彼五百万之膻种日益横……夫中国者，中国之中国，非满洲之中国也！……革命哉！革命哉！真今日我族存亡之一大关键哉！（铁郎《论各省宜速响应革命军》）
…………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民族主义的呼声如此甚嚣尘上，汉民族主宰中国命运的诉求如此强烈，但辛亥革命枪声响起后，满汉两个民族并没有在这个千万平方公里的大竞技场上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
以推翻清统治为宗旨的国内战争，不仅没有使得其中一个民族消亡，反而使得“五族共和”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先前悬挂龙旗的旗杆上。革命发生后，武昌城内只有数百旗在民乱中被杀，杀戮行为很快被阻止。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满汉民族仇杀并没有发生。只有两个例子比较特殊，一是哥老会控制下的陕西西安发生过“秦陇复汉军”对负隅顽抗的满洲军民集体屠戮事件，一是福州将军朴寿和满人文楷组织“杀汉党”抵拒而导致的驻防八旗被杀事件。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最早由梁启超提出：“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
而后，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概念，实际上是包含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概念。最早从国家层面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词语的，乃是袁世凯努力想把蒙古保留在中国国土之内的民国初建之时。在《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中，他正式使用“中华民族”来涵盖当时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
清政府在清末对于传播中华民族属于汉族的这个民族定义非常警醒，一直在他们所掌握的《中央大同日报》上不断宣称清立国以来一直奉行“五族大同”，并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第三天忧心如焚地发布上谕表示：“至于持种族革命之说者，意在离间满汉，激成仇衅，祸变相寻，必使大局糜烂而后快其私心。”
从历史的经验看，辛亥革命后即使发生了武昌杀害满人满官的小概率事件，当时在国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对于革命党激进派所宣传的以汉族为本的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并未感到恐惧或者担忧。
从部落民族、文化民族到政治民族，中国从清末开始，逐步克服了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危机，实现了从传统文化民族到近代政治民族的转型。只有到了政治民族这一步，才能从家国同构的简单思想中挣脱出来，把君权神授观点转化为国家主权意识，从天下一统的观念改为领土完整意识，从臣民服从转化为公民平等。
成熟的政治民族的飞跃，在于民族国家的崭新认识，不再以部落民族的血缘地域认同以及文化民族的文化认同当成基本要素，而是着重于主权意识、公民意识、万国平等的概念。如此，当人们以理性主义为指针，以中央集权的领土国家为基础，从狭隘的单一民族主义突围而出，中华国家才得以真正形成。
在满汉民族矛盾其实并不尖锐的晚清，梳理了上述脉络之后，我们可能逐渐清晰地梳理出为什么革命党会以民族为借口发生大规模的革命，也可能由此洞悉：为什么上层统治集团（特别是各省督府和咨议局人士）会借助大众这样的民族狂热，掀起一场不可遏制的推翻帝制的运动。
对于革命的发生，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一席话道出其端倪：
一个国家发生革命，并非总是因为人民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人民最初对暴虐的统治保持沉默，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这种统治的不合理之处；但是，当暴虐统治的压力一旦减少的时候，他们就会猛力推翻这种统治。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比它之前的政府制度有所改善。经验证明，对于一个坏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到来时……人民起初耐心忍受一些邪恶，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他们认为有可能消除这些邪恶，邪恶就会变得是不可容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