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一桩获鹿县驱逐外国奸商的国际大案，发生在了石家庄。
这件国际大案，不仅牵动了获鹿县、正定府和津海关道等各级衙门，而且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太子太保袁世凯和慈禧太后的亲信、总理外务部事务的钦命全权大臣和硕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也卷进了这起涉外事件。该事件的全部案卷，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外务部中德关系卷中。
石家庄，是因近代铁路兴建而崛起的一座城市。1904年，随着正太铁路正式开始动工兴建，石家庄村东成为法国人主持的一大片建设工地。正太铁路车站和正太铁路场子，就是今南车石家庄车辆厂前身。
法国人在修铁路的同时，在正太铁路场子西侧，石家庄村东侧，修建了五六栋法兰西风格的洋楼，供法国铁路工程司的技术人员和法国铁路经营管理者办公和居住。直到现在，仅存的两座法国小洋楼，已经成为这座城市发展和正太铁路创建的历史见证。
与此同时，法国人创建了当时石家庄最豪华的酒店——正太饭店，1907年建成。它不仅接待过法国巴黎银行的管理者和正太铁路法国方面的要员，而且孙中山、黄兴、吴禄贞、周恩来等革命家也都曾在这座法兰西风格建筑中留宿过。甚至在1947年人民解放军攻克石门的战斗中，这座建筑，也是解放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战斗最为残酷的地方。它也是我们这座城市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见证。
接踵而至，洋人来到石家庄所为何事？
蛮横无理，法国佬为何剪掉村民辫子？
为非作歹，意奸商怎样搅起国际官司？
就在大批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者进入石家庄的同时，一些欧洲商人也接踵而来。其中意大利的佛尔内洛（又名无鲁）、法国商人郎风、菲利普地、尼格拉等人，不顾当时清政府关于“洋商不准在内地非通商口岸开设货栈”的章法，擅自在石家庄村租占民房，开设洋酒店，高价出售洋酒洋货。
在石家庄从事正太铁路修建的法国人，非常喜欢这些欧洲人带来的服务和商品。
据清朝的档案记载：当时，法国人郎风和菲利普地合租石家庄村东头万丰栈东邻于姓房屋，出售洋酒和外国零星食品，“雇用小洋人六名，男四女二，中国苦力三名。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开张”。
理格洋行的法国人尼格拉，则租用石家庄村东路南一户六七间房舍，开办洋酒店，“翻译陈先生外，苦力四名”。
意大利人佛尔内洛在石家庄村前街，就是现在的新华路，租用“殷姓房屋十三间开办洋酒店，房租每月二十七块，雇用中国苦力三名”。
在石家庄村北头于姓一家西屋三间，由法国人白老永贩卖洋酒，经常行走于石家庄和内丘之间。石家庄村南，于姓一家西屋三间，法国人开办洋酒店。以上洋酒店均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开张。
这些开办洋酒店的老外，倚仗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根本不把中国人民的尊严放在眼里。他们在石家庄和正太铁路工地屡生事端，欺凌中国劳工。
1905年农历四月，当地村民向法国商人郎风索要房租账款，郎风抵赖，还蛮横地剪掉债主的发辫。
此后不久，意大利奸商佛尔内洛又寻衅闹事，将邻居洗衣馆一位伙计殴打致伤。此后，佛尔内洛又借口怀疑一位当地雇工蔡小（石家庄村东南铁路以东元村人）“私自进入其室行窃”，把蔡小捆绑吊打，折磨致伤。
这些外国奸商欺凌中国人民的罪行，激起了石家庄村民和正太铁路员工的极大愤慨。因为当时的石家庄村隶属正定府获鹿县留营社，所以当地民众向获鹿县和正定府衙门提出控告，要求惩办欺凌国人的奸商，维护民族尊严。
获鹿县衙接到乡民控告，衙役们都非常气愤。县衙派出巡察将蛮横无理的意大利奸商佛尔内洛拘捕，并抄没了他私自开设的酒店百余件货物，把这个奸商押送天津。
住在天津的津海关道官员梁敦彦受理此案后，对佛尔内洛的罪行进行了调查，随即呈文给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袁世凯。
1905年农历五月三十日，清朝外务部按照津海关道梁敦彦的调查结果，照会意大利驻天津总领事教司第，要求意大利查禁石家庄和正太铁路沿线的洋商酒店货栈，严惩殴打中国村民的佛尔内洛等奸商。
颠倒是非，意国公使提出什么无理条件？
支付赔偿，大清政府又为什么委曲求全？
义愤填膺，中国官员怎样维护民族尊严？
意大利驻天津领事教司第和意大利驻清全权大臣世职巴，无视事实真相，强词夺理，公然袒护佛尔内洛，还蛮横地向清政府外务部施加压力，要求对佛尔内洛所受“伤害”给予赔偿。
1906年农历三月二十五日，他在给大清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的照会中声称：佛尔内洛在石家庄“夜间有贼进屋，经佛尔内洛将贼殴打。因此，中国官员将佛尔内洛控于意国驻津领事。遂经意国官员将佛尔内洛传案审讯，前已判断罪名。因中国官员乘便将佛尔内洛住房擅开，所有货物家具等物均给移运天津”，并指责“中国官有违例自开住房、擅移货物之咎”。
这明明是颠倒是非，意大利公使还提出无理要求：“佛尔内洛所被损害，中国从公应出赔偿之款。”日益腐败的清政府唯恐洋人再生事端，竟不顾国家尊严，同意向佛尔内洛支付赔偿。这一下，可让意大利人逮住把柄了。意大利公使变本加厉，要求庆亲王奕劻“转饬天津官员向意国领事馆妥商，以践前言”，就是要督促天津官员向佛尔内洛支付赔偿款。
意大利公使混淆是非的照会，激起了中国人民、正定府获鹿县和正太铁路官员的极大义愤。津海关道梁敦彦、正定知府江槐序和正太铁路工程局海关道台潘志俊持中华民族之气节，深入调查佛尔内洛在华的种种劣行，用大量确凿的事实历数佛尔内洛在湖北孝感和正太铁路井陉南横口盐工部等处，强买强卖、为非作歹、殴打华工、陷害华人的历历罪行，强烈要求清政府取缔石家庄的非法洋酒店，惩办打人凶手，维护民族尊严。
但由于庆亲王已对意方的无理要求给予妥协，所以地方官员围绕查封佛尔内洛酒店财产是否合法的问题，进一步与意方交涉。
不久，梁敦彦被调离津海关道，继任的代理津海关道蔡绍基在呈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太子太保袁世凯的官文中指出：“佛尔内洛在石家庄开店，显悖约章。因为石家庄不是对外通商口岸，地方官员应有查拿封禁之权。亦不得谓为擅进。断无予以酬金以为弥补之理。”
这些官员还提醒袁世凯等朝廷高官，“若洋人因违约犯罪，受累中国官员予以酬金，此端一开，流弊将何所止？”
一个国家如果地方官员因为惩治犯罪的洋人，反而要支付赔偿酬金，国之尊严何在？民之安危何在？
不断加码，意大利公使为何如此跋扈嚣张？
面对威胁，直隶总督袁世凯给予什么赔偿？
众怒难平，石家庄民众如何驱逐外国奸商？
尽管石家庄人民义愤填膺，尽管地方官员和正太铁路员工同仇敌忾，但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庆亲王，因为刚经历了庚子之役和辛丑国耻，都唯恐佛尔内洛事件引发外交纠纷和战争，不敢向意大利公使陈述案件的真相和佛尔内洛的累累罪行，致使意大利公使得寸进尺，要求清政府赔偿的数额不断加码，声称“折价赔偿佛尔内洛货物”价值九千零二十三元六角五分。
在帝国主义的威胁面前，袁世凯不顾国格人格，竟答应了意大利公使提出的无理要求，还恭请“公证人”对佛尔内洛货物的所谓“损失”进行“公正估价”，最后向殴打中国人的凶手佛尔内洛支付“赔偿损失”四千九百二十七元八角五分。
根据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清政府对在华行凶的罪犯佛尔内洛无权判决，只能交给意大利领事“审理”。意方不顾中国人民和津海关道、正太铁路的强烈要求，只是象征性地将佛尔内洛在天津“拘留”四十五天（实际上在领事馆休养），便放到青岛，继续为非作歹。
由于石家庄人民和正太铁路广大工人的强烈要求，获鹿县、正定府和正太铁路局多次上诉。袁世凯见众怒难平，才不得不照会意大利和法国领事馆，要求封禁意、法两国的不法商人在石家庄和正太铁路开办的洋酒店。最后，在获鹿县地方巡警再三催促下，意大利和法国的奸商才在石家庄人民和正太铁路工人的诅咒声中灰溜溜地撤走了。
石家庄村和正太铁路驱逐洋商案已经过去百年了，但这段历史昭示了一个永恒的道理：落后就没有尊严，弱国无外交。
这正是：
意法商人开酒店，欺压村民滋事端。
府县官民同敌忾，驱逐奸商争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