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十七岁生日那天，我到登记总署当上了一名二等执行文书。那是一份临时性工作，我中学毕业了，马上要去英国了，要去上大学了，这份工作正好填补上这段空档；那是我人生中最有希望的时光。登记总署就在圣文森特大街上那座红房子里。圣文森特大街是我在西班牙港最早熟悉的大街之一。
我那时候是一个乡下男孩儿，而今在内心深处我依然是一个乡下男孩儿。只有一个乡下男孩儿才会像我那样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热爱这座城市。这是一九三八年或者是一九三九年的事。我爱这座城镇一切跟乡下不一样的地方。我喜爱那一条条带着拱廊的铺就的街道，甚至喜爱那马路边敞开着的排水沟：每天早晨，那些扫大街的扫完大街，收拾完垃圾，就打开消防水龙头，用清凌凌的淡水冲刷排水沟。我喜爱那一条条人行小道。许多房子都有某一特定风格的装饰性篱笆墙，一侧是一架大马车或是马车门，通常是用波纹铁皮做的；中间是一个雅致的小门，直通前门。这些前门是用图案僵硬的金属丝做成，里面是管状框架，门顶装着阿拉伯式的金属花饰。有时候门上有一个铃铛。我喜欢人行道向下一弯，再向上伸到外面的大侧门里（好让马车或汽车能进到院子里，尽管有车的人家少而又少）。我喜欢那一盏盏街灯；喜欢那一座座广场，广场上种着树，有铺就的小径，有放着的条凳；喜欢城市里一天按部就班的生活，从一大早扫大街的拿着的扫把，到扔到前门台阶上的报纸，到上午过半时马拉的运冰车，我都喜欢。西班牙港的确很小，真的，人口还不到十万。可在我看来已经是个大城市了，一切设施都相当齐全。
在最早的那些日子里，我父亲是我来这座城市的向导。一个星期天下午，他带我来到市中心，领着我走了两三条主干道。星期天这天非常安静，静得——为了要做些出格的事儿——您可以离开人行道，在大马路当中行走都没事儿。弗雷德里克大街两边是商店。对我来说，更有意思的是圣文森特大街。这条大街在较低的那一头，离港口不远，是一条报馆街，《特立尼达卫报》和《西班牙港报》，在大街两边互相面对着面。我父亲在《卫报》报社工作。那是一家更重要、更现代的报社。从人行道上您就可以看见一台台新机器，硕大的滚筒，不打弯儿的很大的新闻纸纸边，您可以闻到机器、纸张和印刷油墨那温热的气息。所以，差不多我一来到这座城市，这种由纸张、油墨以及紧迫的印刷所带来的新的激动，就感染了我。
我后来渐渐了解了这条街较高的或者说是上首的部分。给我做裤子的那个裁缝，他的裁缝店就在圣文森特大街。有一天我父亲带我去了那里。那个裁缝名字叫纳扎拉里·巴克什。他的店铺门脸朝西，门口垂直悬挂着一条白色的帆布遮阳布帘，遮住了人行道，这样午后的太阳就给遮住了。他的名字用油漆刷在遮阳布上。他是一个身材瘦小的印度人，或许是由于阳光的缘故吧，他站在裁缝店靠里一些的地方。他长着一张瘦削的脸，一双闪闪发亮的黑眼睛像是镶嵌在更黑的眼窝里，薄薄的头发向后梳得平平的：一个不苟言笑的男人，对我父亲很是友好，但对我就很一本正经，比我期望大人对待小孩那样子还要正经。我希望正式介绍给我的大人们对我，对我的“聪明劲儿”有一些敬畏感。那条薄薄的皮尺挂在纳扎拉里的脖子上，就像是他那不苟言笑的外表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他的裁缝手艺怎么样，但是这一介绍使他成了我心目中的“裁缝”。我觉得其他任何人都不像他那样是个裁缝。西班牙港其他每一个裁缝在我看来都像是冒牌货。有一段时间我了解到他是个穆罕默德的信徒。这一点刚开始并没有使他有任何疏远；然而那时候正值印度独立，这个次大陆的宗教教派林立，差异的思想开始影响到他，尽管我从来都没有停止去他那里做衣服。我去英国带的衣服就是纳扎拉里给做的。
我后来听说，他的很多活儿都是给当地警察做的；他给他们做警服。对我们这些他的印度同胞来说，就算是纳扎拉里传奇和成功的一部分了。警察总署就在他的裁缝店对面。那是西班牙港的一座重要建筑。这座大楼与众不同，高高的灰色墙壁用石头和碎石砌成。我后来了解到，那是一座英国殖民时代的建筑，是维多利亚时代哥特式的风格。在那个时代，那堵粗糙的灰色前墙，后面敞开的走廊那些尖尖的红色拱廊，似乎恰恰就是您在警察总署所希望见到的东西。
一个小城镇，一条小街道；但却需要时间才能了解。比方说，我对法律呀、律师呀，都没有兴趣，有很多年我都没注意这条大街的另一边，法院的对面，律师所在的地方。然而有一天，我去了一个非常有名的黑人律师的——“事务所”——一个古怪的名字。
这件事发生得很晚，是我从学校毕业后不久发生的。我在学校学业非常优秀，大家都知道——人们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我获得了一笔奖学金，不久就要出国留学了。那个律师的儿子跟我一直是同学，一天，他说他想带我去见见他父亲。我们就去了他父亲的事务所。事务所就在圣文森特大街上，占据了整整一座很小的房子，一座西班牙时代遗留下来的名副其实的西班牙港的微缩景观。这本来是最早的民居之一，或许是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这座城市规划后不久建成的。我猜想，这些早期的房屋很多都这么小，这么拥挤，因为那时候街道都延伸得很短很短；不远的地方就是灌木丛和种植园了。
事务所前面小小的房间里坐满了黑人，都是普通的黑人，在两张长条凳上紧紧地坐在一起，两条长凳面对面放在光溜溜的地板上。小小的前窗百叶窗的条板上落满了大街上的灰尘。在刷了墙粉的墙壁上，您可以看到经过这么多年，在长条凳上坐的人们把肩膀和脑袋靠在墙上歇息的印迹。我所见到的人们沉默不语，耐性十足，就像是在卫生局等待免费医疗的人们那样。明亮的眼睛、亮闪闪的面庞、尊敬的表情：黑人们来到自己人中间，即便一个人不认识，也不在乎不舒服，不在乎那份寂静，不在乎等待，那个小男孩刚一到，就径直进了内室，他们也毫无怨言；那个大人物就在内室里。那间窄窄的小等候室里的氛围对我来说是新的。
在后面那间更敞亮、更凉快的房间里，那个律师只穿着衬衣，他的律师袍挂在衣架上。那些法律书、夹着旧文件的旧文件夹、事务所里脏兮兮的样子、虫蛀了的隔板，所有这些都使律师这份职业看上去像是一份非常枯燥乏味的工作：很难想象得到，在这个房间里要做什么事才能生出真正的钱来。
我们互相寒暄了好一阵子，寒暄过后，我不知道该对这个律师说什么了。而他好像也一样茫然；他似乎只看着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自己倒有一个愿望，朝办公桌下面看看，看看律师的皮鞋。很多很多年以前，我跟他儿子两个人都在上小学四年级或者是五年级的时候吧，他儿子就跟我说过，一个人是不是绅士，您只要看看他是怎么擦皮鞋的，就能看出来。
我的朋友并没有帮着说话。他进了里面的办公室态度就变了。他已经变成了个乖儿子，家里的宝贝，那个不需要努力的人。此刻他似乎对找到一瓶冷饮更感兴趣。他跟这个大律师非常随便。
律师因其名字而著名，他名字叫伊万德。在这一装模作样的时刻，我所能想起来的，就是问问他的名字是怎么取的。
他说：“我父亲崇尚教育。这是他给我理想的方式。他不是个有文化的人。不过呢，他出生在一八六七年或是一八七〇年。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你要是查一查的话，就会在《荷马史诗》里查到这个名字。是在第四卷或者是第五卷吧。”
这位大名鼎鼎的律师还没有深入地研究过他那非同一般的名字，还不知道这个名字来自于拉丁文和维吉尔的诗歌，只不过在设法唬弄我，实在令人惊讶。他是个自学成才的人。他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他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他的职业之中，为他的功成名就铺平了道路。可他性格中的这点瑕疵不经意间就流露出来，却是令人忧心的。就在我渐渐习惯于对他新近的了解之时，他在把话题转向别的东西上，转移话题的方式我都难以重述。
这一刻终于来了：他斜靠在他那把温莎椅靠背上，把穿着白色衬衣袖子的硕大的前臂一把扔到桌子上，显示出力量的架势，微微一笑，作为一种誓言，说：“人种啊！人种啊，伙计！”
黑色人种，非洲的人种，有色人种：我猜想这就是这位律师话里的意思，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被带到了他的事务所里来的原因。
我看看他的儿子。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好像他没有听到他父亲说的话，也根本没有注意到他所做的手势似的。
我不相信那番话，不相信那张茫然的脸孔。在圣文森特大街较低的那一头，我早在几年前就闻到过纸张、油墨和温热的印刷机的气息，脑子里就生发出某些想象来。在这个事务所后面的房间里，带着百叶窗窗帘弄弯的光线，是另外一些想象，一些暗藏着的情感，一些隐藏起来，见不得圣文森特大街的阳光，见不得那条大街上殖民时代的现实的情感。
那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那个时代的黑人很少有人看得到前面的道路。那么，看到一个老人，一个出生于上个世纪人，对他来说前面的道路是清晰的，有些东西他足以引以自豪，用一个本能的手势往桌子上一放，二十年以后或许被认为看作是向黑人势力敬礼，那该是多么奇怪啊。更为奇怪的是，我朋友的父亲伊万德公开的想法一点儿也不是这样。人们议论他说，伊万德是这样一个自学成才的黑人：他只想成为白人，只想着和黑人没有任何瓜葛，在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中，都只不过是在为自己而奋斗而已。
这另外一个梦想就像是一个家族的秘密，这一刻父子二人在向我供述。我受到了触动，但同时也感到尴尬。我理解他们的感受，从某种程度上也和他们有同感，然而即便是有那种理解，我还是希望属于我自己。我不能支持成为一个族群中一员的想法。有了这种想法我就会感到束手束脚的，而且我觉得伊万德判断一个种族大踏步向前进的想法过于感情用事了。
政府行政部门不雇用十七岁以下的人，所以到了第二年，在我十七岁生日那天，我才去登记总署上班，也渐渐地以另一种方式了解了圣文森特大街。
总署位于红房子的首层。红房子是市政府的主要建筑，是这座岛上最大的建筑之一，我们大家都认为它很漂亮。我弄不清楚它那干巴巴的红颜色是油漆漆成那样的呢，还是掺合到灰膏里的什么东西把它弄红的？西班牙港之所以成为西班牙港，正是因了这座建筑，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建筑。从港口，从山里，从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都能看到这座大楼。
有人对我们说，这座建筑是意大利风格。楼高两层，两层楼面都有露天的走廊，有一个圆形楼顶。整座大楼很宽，宽得像个街区，在另一面，在红色的圆形楼顶下面，在圣文森特大街和伍德福特广场中间，有一条人行道。那条人行道给人一种特别的大城市的感觉。您沿石头台阶拾级而上，然后经过一个喷泉走进一片有回声的空地，然后下了台阶，走到另一侧。喷泉并不喷水——我们和战争联系起来的破坏之一——但是那大理石上虽然有铁锈的瘢痕和浪潮的渍迹，但依然美丽，不知怎么的，那座喷泉的意思还在那儿。
空荡荡的喷泉另一面是政府各部门，在那些敞开的大门前面，矗立着一块又一块木头公告板，有一头那么高。这些公告板也当屏风用，遮挡住那些文书们、打字员们以及其他的公务人员，省得那些来来去去的人们盯着他们看。公告板的后面是自行车车架，公务员们在那儿用链子把他们的自行车拴起来。公告板和自行车车架占去了那座高高的圆形楼顶下面那条人行道的一些地方，使它好像不那么空旷了。所以我有一感觉：当一座漂亮的建筑并不是从各个方面都能看出它的美丽时，就有一种漂亮得不是地方的感觉。
公告板上并不张贴政府指令。用大头针别上去的那些海报讲的是有关身体保健和接种疫苗重要性，诸如此类的东西。其中的很多东西都是从伦敦弄来的，并不总是完全符合当地的情况；不过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这些公告板和海报都是情报处做的事情，情报处是在战争期间成立的——就在红房子的草坪上建一座木质小楼里——发布有关战争和英国生活的图片和小册子。有关保健、验血、X光和干净的水，这些海报和公告是那种工作在和平时期的延续。这些海报您只能在红房子里看得到，在别的任何地方您都看不到。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却给我灌输了政府是一个仁慈的机构，它关心人民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