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九点多钟，变天了。先是太阳变黄了，光线薄薄的，再就是起风了，风从郊外过来，一路攻城掠地。马路两边的行道树，全往一个方向狂摆。树叶死鸟一般哗哗坠地，又和着地上的灰尘扬起来，一起直扑过来。
老麦正上坎，因此他感受到了双重的压力。
老麦的三轮车，堆得满满的。先是一张板，两张桌面那么大，横盖在车厢上。板下面码了一车厢的书报杂志。板上面压着两条钢筋焊的支架，担板用的。一张小马扎，一把靠背椅。另外还有一把硕大的“可口可乐”遮阳伞，颜色已经发白，撑开了能罩住一张床。除此而外，老麦的三轮车把上，还挂了另外两样物事：一把旧二胡，和一把崭新的，装在琴盒里的小提琴。
老麦的打扮也跟别人不一样：大背头，油光可鉴；一副墨镜，几乎罩住了小半张脸；肥胖的身躯，套一件深色的羊毛衫，领子里露出鲜红夺目的领带。
老麦就这几年才发胖的，两百一十多斤，走路都有点喘了。本来从他家里到他摆摊的地方，也就五百多米，出了家属院拐个弯就到，可他每天早上都要来个南辕北辙，蹬着三轮，绕行五六公里。为什么呢？为减肥。这是朱美兰想起的法子。老麦懒，早上不到八九点不起来。又贪吃。见他吃饭都吓人，用盆。朱美兰想控制他饮食，老麦不干。老麦说，生死由命。
其实老麦以前不是这样的。就算厂子刚关门那几年，两口子生活无着的时候，老麦依然风风火火，哪里都能看到他的影子。变化是在小麦出嫁以后，他似乎有点自暴自弃的意思。
老麦的三轮车在风中几乎停滞。他脸上冒着汗汽，肥阔的胸口一起一伏。还有四百米就到地方，几乎已经能看到西太湖路上黑压压的人头了。一片宽大的树叶，翻滚到他面前两米的地方，突然一跃而起，“啪”一声巴在他脸上。老麦伸出肥厚的手指，扯下树叶，甩到地上。第二片又呼啸而来，再次将他的胖脸蒙个严严实实。老麦想起了朱美兰的二表爹，前几天没的，脸上就蒙了这么一张黄裱纸。扯下树叶研究了一下，是一张半青不黄的梧桐叶子，比扇子面小不了多少。老麦笑了笑。今天是个好日子，他不生气，他心情很好。就是觉得这风有点他妈的欺负人，有心上去扇它两巴掌，确实又找不到对手。索性下了车，把车推靠边，自己找个背风的地儿，抽根烟再说。一边观察满大街的，走的站的跑的骑车的人，在凉嗖嗖的秋风中瑟缩。
西太湖路上，朱美兰已经封了炉子。守在老麦的地界上望眼欲穿。
朱美兰能起早，她一早五点钟不到就来捅炉子。她每天只和二十多斤面，炕两百个烧饼。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卖完了就过来等老麦。给他留三个烧饼当早饭。老麦来了还要帮他支摊，支完了摊再去买菜回家做午饭。
朱美兰的烧饼在这一带小有名气。首先是型好，别人用手，她用模子。这是老麦想的法子，老麦手巧，自己拿白铁皮给她敲了两模子，一圆一方。圆的甜方的咸。这样就保证了每个烧饼的形状和大小基本一致。其次是料足，甜的里面有豆沙，咸的里面有肉末。最后是功夫足，朱美兰干什么都性急，就是炕烧饼不急。反正就两百个，多了也没有。早上就这么点事，家属院的牌局又支不起来。所以她的火烧得不虚不亢，烧饼出炉得不紧不慢。炕出来的烧饼个个焦黄透亮，咬一口外脆里糯，香气扑鼻。
全西太湖路有三家烧饼炉，想吃朱美兰的烧饼你得赶早，过了九点一定没有。另外两家倒是饼源充足，从早到晚，随到随吃。
朱美兰今年五十六了，一年前就办了退休，按家属院的说法，是进了保险箱了，每月能拿个千把块钱退休金。老麦呢，再有两年也到点了，按家属院的说法，半个脑袋已经挤进保险箱了。所以两口子在经济上并不争较。老麦常说一句话：留口饭给别人吃。他自己的生意也不当生意做。西太湖路有三家报摊，另两家早早开市，迟迟收摊，一天到晚不断人。老麦呢，早上九、十点钟来，晚上天一黑就回去。中途还要回家吃个午饭，睡个午觉。回家的时候弄块塑料布往报摊上一蒙，上面支块牌子：午间休息（12:00—14:00），标准的颜体，是老麦亲手所书。老麦在工会呆过，练过几天书法。除了这块牌子，老麦还有一块牌子，和这块大小一模一样，上书：非零勿扰。用在营业的时候，往报摊上一支，省去很多烦恼。
原来可不是这样，刚下来那会儿，确实紧张了好几年。两口子在同一个厂，厂子被一锅端了，一块下来的。家里一下子没了收入，就算老麦当了那么多年干部，他也一下失去了主张。还是朱美兰的表姐夫给他们提供了西太湖路这块地方。要说老麦和朱美兰，真能算得上西太湖路上元老中的元老了。那时候的西太湖路，就像还没开埠的码头，没几家做生意的。三米多宽的石子路，两百多米长。一头搭在一条南北向的叫作“合作化路”的主干道上，一头伸进一个叫“朱大鄞”的城中村。路的一侧，顺着自行车厂的围墙，朱大鄞的村民搭了一溜排的小房子，当门面出租。老麦和朱美兰，租了一间七八平米的小屋，租书和碟，对象主要是在朱大鄞租房的科大的学生。开头几年确实赚了几个钱。后来被文化局的抄了一家伙，书和碟基本都是盗版，狠罚了一笔。跟着又被抄一次，老麦就改行了。进一些书报杂志来卖。收益一落千丈，糊口都勉强。朱美兰就回娘家找人学炕烧饼，学会了匆匆在老麦店子的斜对面支起了烧饼炉，没成想一炮打响。
朱美兰炕了两年烧饼，老麦在店子里充了两年瞌睡。那时候朱美兰还没退休，她每天要炕四五百个烧饼。朱美兰不要他帮忙，嫌他碍事。老麦呢，放不下架子。两下正好。又过了两年，到了前年，市里大拆违，配合西太湖路改造，把那一小溜门面拆个精光，老麦没了栖身之所，由小店主一下降格为小摊主。老麦差点就不干了，反正朱美兰已经拿退休金了，烧饼卖得也不错。他呢，过两年也到点了，再说报摊又赚不了几个钱。可是不干又干什么呢？人总得有个事做吧。老麦原来在厂里的时候，一心扑在工作上，没什么业余爱好；又当了很多年中层干部，也就是说脱离群众多年；所以在家属院，他不大能和别人玩到一块去。与其在家独自面壁，还不如到西太湖路来混混时光。讲起来也是一桩正经营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