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罗忠恕出生在四川武胜县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罗宽饶原是农家子弟，经商发迹后，创办教会中学，欲“以儒家言，互证耶教真理”[1]。遵父旨，罗忠恕读完教会中学，1922年考入华西协和大学（以下简称华大）医科。
在研习人体生理病理的过程中，罗忠恕逐渐对心理学哲学发生兴趣。他译介美国心理学家威廉·麦克杜格尔[2]的《心理学、人类行为的研究》一书，在自办的刊物《真真周刊》、《率真周刊》上连载。还在《华大校刊》上发表了《哲学与人生》等论文。本来白衣天使的人生已经注定，但他在念了五年医科后，始信哲学心理学才能解决人之根本问题，遂转学文科。
1929年，罗忠恕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研究院，选读教授张东荪、黄子道、冯友兰等人的哲学与陆志韦的实验心理学。两年后以论文《柏拉图的逻辑思想》通过答辩，摘取了当年全校唯一一枚像征开启智慧之门的“金钥匙”奖。
1931年，罗忠恕回到母校，担任华大哲学系讲师，三年后代理教务主任，接掌文学院。其时，这所由美、英、加三国多个基督教团体捐办的大学，在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开始了中国化的转型。校长由熟悉中国传统经典、精通基督教教义的川人张凌高担任。罗忠恕代表文学院，作为校务委员参与校政。他提出的加强文学院建设，聘精通中国文化的教授，加强中西文化交流等项措施，得到校务委员会和校长张凌高的首肯。他还提出，“当今天下，国际文化亟须交流，本校对中西文化之沟通，应有特殊任务”，遂发起成立国际关系研究会，自任主席。
1934年秋，罗忠恕以华大国际关系研究会主席的名义，接待了来访的外国学者埃尔文·普朗克。他是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之父马克斯·普朗克的小儿子。当得知罗忠恕可能留学欧美时，他特地写了一封介绍信，邀请这位热情诚恳的中国朋友方便时拜访自己的父亲。那封信，竟成了引导罗忠恕出访的第一只白鸽。
1937年5月20日，蓝烟囱公司的赫克特尔轮搭载着罗忠恕驶离上海港，海途漫漫，直到7月8日抵伦敦。他先参加在牛津大学举办的世界基督教大会，后赴巴黎出席国际哲学会。此时欧陆，已听闻卢沟桥的炮声。罗忠恕利用会议讲坛，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引起广泛同情，“有些国家的代表提出动议，声讨这种野蛮暴行。凡到会的基督教代表都说基督教应反对侵略战争。”[3]会议期间值法国国庆日，法国总统阿尔贝·勒布伦举行酒会，邀请与会的各国嘉宾。一身中装的罗忠恕当然不会赴邀。当晚，他独自登上埃菲尔铁塔塔顶，俯瞰夜巴黎的火树银花。看人家的嘉年华，遥想故国长夜，心情多半五味杂陈？
次日大会给了他发言的机会。他讲述孔子的大同思想，并与柏拉图的理想国进行比对。他的比较哲学的新视角新材料，内在的逻辑与条理性，以及沉潜雅致的仪态，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激发了一批外国友人对东方文化的浪漫想象。人们又把这种想象附丽于这位小个子中国人，纷纷向他伸出橄榄枝，邀请他到自己或朋友服务的教育科研单位访问。一时间，他手里握有十多封资深人士言辞恳切的介绍信。一扇扇学府高院的门向他敞开……
晚年罗忠恕的笔下，呈现了那些个奇特的问学经历：
1937年8月7日，乘晚车离巴黎赴瑞士日内瓦，参加牛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齐尔门博士主办的国际关系研究社。……上午有讲演，下午讨论。参加者有欧美学生约120人，主讲者齐尔门教授及另一个教授，我亦被约请讲中国哲学。中国常驻国际联盟的代表胡世泽及一等秘书罗世家俱来听讲。我在日内瓦共住了25日，齐尔门教授及夫人对我在研究社的讲演与讨论中的发言极表赞扬，后来还给我一优异证书。以后我在牛津大学的两年半中，他们夫妇常请我到他们家中与牛津听他的课。
9月初，我到希腊雅典的露天运动场及苏格拉底被囚处一游，不禁回忆起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辩诉词，其为真理而献身的正气长留人间。之后，我又到亚里士多德逍遥学派讲学之处游览，并参观正值发掘中的柏拉图学园遗址。想起亚里士多德长期在学园中与柏拉图争辩哲理，有“吾爱吾师，然尤爱真理”之语，这是治学的正道。
古希腊哲学是罗忠恕进入哲学殿堂的第一级台阶，古希腊三杰是他仰慕已久的精神偶像。他服膺苏格拉底“认识自己”的哲学主张，接受其“有知识的人才有美德才能治理国家”的学说，准备给硕大的骏马般的中国，当一只“叮叮它的牛虻”。他终生迷恋柏拉图创立的“阿加德米”（Academy）学园，也认同柏拉图关于学园应该提供政治咨询的主张，为政府在建国、立法等方面献计出力，提供政策和策略研究。后来，他在《华文月刊》（1942年第1卷第1期）上，撰写了《柏拉图的学园》，向国人传薪播火。
（1937年9月17日），我由雅典经过罗马去捷克，持牛津大学所遇的捷克友人汝伯尔的介绍信，得往捷克第一任总统女儿亚里斯·马萨里克博士家。她先茶叙招待，后陪同拜谒其父之墓（数月前总统已病故）。马萨里克总统是世界第一次大战后的捷克建国者，被该国尊为国父。她随即赠我其父的传记……再去中欧最古老的高等学府布拉格查理大学，访问哲学教授拜查克博士，互谈中西哲学思想，甚欢。次日，我由布拉格去柏林东区斯米特夫人家……下午得见德国元首希特勒欢迎意大利元首墨索里尼结成二国联盟的场景。街道群众有万人以上。我与斯米特在柏林政府大街看见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坐在敞篷车上直驱柏林运动场。回家后，斯米特夫人对我说：“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中国来的客人。但我们普通德国人对这两位头头的联盟作战是很担忧的、可怕的。”
回到寓所，罗忠恕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希特勒以浅薄不合理的政治观念，注入青年心中，引动青年的狂潮，导入非理性的生活，此种运动，必遭失败。”[4]他剪下当日载有希特勒欢迎墨索里尼的德国报纸，夹在日记本里。他当然想不到，这会成为四十年后（“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证。
9月20日，我持埃尔文·普朗克的介绍信去访问他父亲马克斯·普朗克。他是大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奠基人，曾在希特勒上台后驱逐犹太人时请求容许爱因斯坦留居德国，未获同意。普朗克教授家中有一钢琴，疲劳时即席演奏。他对于我这一位中国客人十分热情……赠送我一张他亲自签名的大照片，又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我在适当的时候去英国访问爱因斯坦，也欢迎我再到他儿子和他家作客。1946年我再去欧洲时，从马克斯·普朗克处得知，他的儿子埃尔文因图谋刺杀希特勒，被纳粹判处绞死……[5]
罗忠恕的欧行主旨是去英国牛津大学彼得学院研修哲学。他先投师逻辑学教授卜莱士，后在巴登教授的指导下学习道德哲学及康德哲学，他还选过林伍德教授的形而上学课。两年多的寒窗苦读，罗忠恕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哲学的源流演变，用英文完成了一篇二十多万字的论文《荀子论知与德》。
他把古希腊哲学与中国先秦哲学作比较，认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探求宇宙关系与人际关系和谐的艺术；荀子与中国先秦哲学家一样，更偏重“知”的实用价值，认为“知”是为了生活好，而道德生活是“知”与“美”的标准。而正是这种认识，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科学在古代更快的发展。[6]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他所领会吸收的西方哲学，具有异文化的色彩；他以西方哲学观照中国先秦哲学，又有盗火者的勇气和开拓者的理性。但唯其独特，他的研究多少有些“无人会得凭阑意”的落寞。时至今日，尚无汉译本。
1939年11月，罗忠恕通过学位考试，获得牛津大学文学副博士（B.Litt）学位。11月15日，他举办了一场小型谢师会，邀请牛津大学校长林则、诸灵学院院长亚当姆斯、基督圣体学院院长利文斯顿，教授巴登、林伍德、齐尔门等餐聚。他感谢师长两年多来的悉心教诲，随即话锋一转，提出一项旨在加强中英两国大学文化交流的建议。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场者纷纷响应。从外交层面考虑，两个多月前，德国入侵波兰，“二战”的战火蔓延到整个欧洲，英国很在意中国这个远东的盟友；从文化的角度计，那些英国师长自然懂得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
11月底，牛津大学英中文化交流合作委员会正式成立，消息在《牛津日刊》（Oxford Mail）刊登时，配发了一幅照片：一袭长袍马褂、温文尔雅的罗忠恕，跻身一群西装革履的洋人中，不矜不伐，从容自信。当时，国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正好飞抵伦敦，看到这则报道，异常高兴，约见罗忠恕，大加勉励。[7]此举的意义，不仅仅是民间教育文化交流，也是配合中国政府，争取英美对华援助，加大对日制裁的外交努力，这种努力也许比外交途径更见成效。事实上，罗忠恕也肩负着外交使臣的重任。他写道：
我因回国尚有月余，乘此机会到剑桥大学听课，因大使郑天锡[8]告语我，剑桥有一科学家李约瑟切望到中国，叫我便中访问。我到剑桥看望了他。他也见到《牛津日刊》所载成立英中文化交流委员会的报道。他即约请院长、教授十余人在剑桥校长家中茶聚，与我见面，共商剑桥与中国大学文化交流事……[9]
12月8日，剑桥大学英中学术合作委员会成立，会长为剑桥大学皇后学院院长费恩博士（J.A.Venn），书记为李约瑟博士。组成委员会的有该校各专门学科的专家、教授二十多人。
不久，中国大后方的一些高校，收到了牛津、剑桥两大学英中文化合作委员会的正式函。牛津大学在信函中写道：“贵国人士，在严重的抗战期中，犹力求高等教育之推进及人文科学之继续探讨，吾人对此不胜景仰之至。”“牛津之传统精神，即传授西洋之古典哲学成为真正教育之一部分……贵国学生欲研究此项学术者，我等应尽力教导。同时，我等亦愿有机会与贵国人士接触，能得悉贵国学生对西方哲学之新观点，进者苟我国学者与青年学生能有机会在贵国的学术机关，使之能对贵国哲学有新的观点则东西哲学之贯通及文化之交融，不难实现也。”剑桥大学的信函写道：“为促成人类之进步计，东西学者与科学家，似有密切联络之必要，使各民族之知识与传统之精神有适当之联络。”“盼贵国能容纳学生到贵国就学，俾后受中国思想之熏陶，而得吸收历史悠久之文化……”
迁到成都华西坝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及原有的华西协和大学，以校长的名义联名回复：“吾人对来书述及东西学者及科学家，关于新的知识及传统的文化，能较以往有更多之密切的联络一语，全表赞同。故虽在战争期中，亦应尽最大之努力，谋密切之合作。对贵国大学邀请各国学者赴英讲学一事极表同意。并切盼牛津、剑桥及其他英国大学之著名学者，能不顾战时的一切困难，惠然来华讲学。如能交换教授对两国皆有利益。”回信还提出共办中英文刊物、出版学者论文等项具体建议。[10]
一位气像学家在解释空气系统理论时说，一只蝴蝶翅膀偶尔振动，也许两周后就会引起太平洋彼岸的一场龙卷风。或许罗忠恕自己也未曾料到，他竟成了那只适时的蝴蝶，煽动了一股中西文化交流的暖洋气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