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堂和高喜子连续几个月没休班了，上的都是满班，他们不但上满每个月，而且隔三差五的还主动在井下打连班。这样的情况多了，队长就先找到高明堂，说，队上不提倡你们多上班，更不提倡打连班。高明堂一拍胸脯说，我不管多上多少班，不管打多少连班，保证只拿25天的工钱，其余的一分钱不多拿，队长你放心，这都是我自愿的，我有的是力气，愿意为咱矿上多做贡献。队长又找到高喜子，把同样的话讲给他听，高喜子说得更好听。他说队长，你不了解我，我是多么的热爱咱们矿咱们队啊，那简直比热爱我家还要热爱，为了能多干些活，我已经把我喜爱的篮球和横笛都丢掉了，你就多给我些机会，让我多做些贡献吧。
队长没有不让人做贡献的道理，就默许了两人的义务奉献。消息传到矿上，矿上宣传科派人来采访，写了《一帮一一对红，师徒二人争着做贡献》的稿子，在广播站广播，不久又登在了矿工报上。
高明堂和高喜子上了广播和报纸后，队上减人的时候没有减掉他俩，两人高兴得什么似的。可是，高明堂并没有松劲，他像跑马拉松似的坚持着多上班、打连班，高喜子却顶不住了，在心里骂道，你高明堂比我年龄大那么多，怎么就那么有耐力呢！不管你了，你爱贡献就贡献去吧。这样，高喜子就又出现在了篮球场上，日落的时候，重新抓起横笛，坐到宿舍后边的上岗上，又悠悠地吹起来了。这回，他不是为高明堂吹的，是为自己吹的，也是为媳妇吹的，他坐在山岗上，面朝着家，想，这悠悠的笛声，媳妇一定能听到的。
直到有一天，队长又开了一个会，再次宣布，矿上要提高机械化水平，队里还要减人，减谁？减多少？到时候再说。一听到这个消息，高喜子倒抽了一口凉气，心说，姜还是老的辣啊！怪不得他高明堂一直没松劲。原来他早已防备着呢！第二天一下井，高喜子便又恢复了和高明堂一样的状态：抢着干活，多上班，打连班，并且把横笛锁在箱子里，篮球也不摸了。
两个人的拼命干活，使一种意见终于占据了上风。原来，在他二人上广播上报纸的时候，就有人说，那点活，根本不用两个人干，他们的工作量一点也不饱满。当时队长和班长压住了这种论调。班长和队长都知道那些活可不是一个人能干得了的，可是现在，又有人这么说了，班长和队长便观察了几个班，发现他俩干起活来简直跟机器一样，一直在不停地运转，就产生先减去一个人试试的想法。班长队长一合计，就把高明堂叫走了，让他到工作面干新的工作。高明堂一走，运料的工作由高喜子一个人承担，也就是两人的活给一个人干了。这下，高喜子一下子有了瘫痪的感觉。原来有高明堂和他争抢时，他满身的劲，没感到十分的累，现在没人和他争抢了，他搬起东西来浑身发软，走起路来没精打采，手里拿一根细细的木棍，也像蓦然间增加了千斤重量。第一个班总算勉强坚持下来了，第二班说什么也不行了，工作面上很多急需的东西运不上去，最后终于影响了生产，班长跑过来，一看他那稀松的样子，破口骂道，你看看你，像出了尸的鸡巴！上工作面去！
班长把高喜子调到工作面，又把高明堂叫了回来，再由高明堂运料。以后，高喜子和高明堂就一人一班替换着运料。奇怪的是，轮到高喜子运料时，总是耽误生产，轮到高明堂运料时，就什么事也不发生，因此，高喜子挨的骂最多，而高明堂得到的表扬最多。两人这样一比，就把高喜子比下去了，高喜子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焦虑和压力，看来，要减人肯定先减他了，他不如高明堂能干，可是，他就是想不通，高明堂为啥就比他能干呢？论文化、论年龄、论体力他都比高明堂强啊！高明堂算什么？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筐，连个名字也写不好，长得瘦里巴几的，浑身的骨头能把人硌死，连裤裆里的老二也松皮耷拉的。就这样一风能吹没了的干柴架子，凭啥比他高喜子强，高喜子真的不明白了，自己如此年轻、如此有力的身体，运一班料上到工作面，都跟抽了筋似的，不是瘫在澡塘里起不来，就是栽倒床上连衣服鞋子也顾不得脱就死睡过去，难道他高明堂就不累？难道他不是血肉做的？但不管怎么说，高喜子被高明堂比下去了。比下来的高喜子，并不甘心，他不能就这样败在高明堂的眼前，他得和高明堂争一争。但他不想像高明堂那样拼体力，那样太傻太笨了，他得想些别的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