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堂真的说下来了。高明堂能说下来,并不是高明堂有多大面子,而是事情恰恰凑巧。过罢年,大家都蜂拥着到城里打工,偏偏就忽视了甩在城市之外的偏远矿区。也有不去城市到偏远矿区打工的,但那都是只奔个体开办的小煤窑找活儿,国有大矿倒很少有人问津。人们不是不愿到国有大矿找活儿,实在是没敢高看自己,都觉得自己不行,一没文化,二没技术,三没关系,人家国有大矿不会收留的。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大矿也缺人,尤其是井下那些又苦又脏又危险的活儿,正式职工根本不愿意干,都拱手让给了农民工。年头里,采煤队的一个农民工出事故,腿断了,回了家,开工后队长正发愁没人接替,恰巧高明堂找来,说了高喜子的事情。队长一听高明堂推荐的这个人年轻力壮,又下过窑,就答应了。高明堂把电话打到村里,通知高喜子快些过来。高喜子背着铺盖来到矿上,高明堂又带着他办了一切应该办的手续,第二天,高喜子就欢天喜地下井了。
出于安全上的考虑,队里指派高喜子由高明堂负责,算是师徒结对。给他们的活儿就是运料,凡是工作面上需要的,都要运过去。运的当然是搬得动的东西,比如锹镐工具之类,比如梁柱坑木之类等,要把那些物品搬运到工作面,得爬一个坡,坡不长,也就五六十米的样子,但却陡,搬运着东西,必须四肢着地慢慢爬行才可上去。干这样的活儿,虽说靠的是气力,但技巧也很重要,像运较长较重的梁柱,就不能扛着爬。扛着爬坡,肩头的梁柱会撞到顶板,费多大力也上不去。那些个笨重的长东西,得夹在腋下,猫着腰,一边爬,一边拖。高明堂把诸如此类的技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高喜子,高喜子如法一试果然见效,就更加敬重高明堂,就想着怎样报答高明堂。打篮球的时候,他提一个扎,放在最好的地方,让高明堂坐上去,看他打球;高明堂有了烦心事,他就拿上横笛,陪高明堂坐到宿舍后边的山岗上,悠悠地吹;高明堂要洗衣服了,他拿上洗衣粉,跑过去,帮着高明堂洗;开饭时间到了,他先为高明堂排队,有时干脆就给高明堂买回来;回老家的时候,他再忙再紧,也要到高明堂家里看看,看看有什么活儿没有,只要有活儿,不管是地里的还是家里的,他逮住就干;平常,有人背地里说高明堂坏话,他总要站出来,或替高明堂辩护,或替高明堂还击。高明堂呢,也以一个大哥的姿态,处处护着他,尤其在井下,高明堂生怕他碰着磕着,有了难以搬运的大件,就不让他动手。可高喜子哪能让大哥多辛劳啊,就争抢着搬。队里规定,一个月只要上够25个班,就可以休息5天,等于休礼拜天。所以过个半月二十天的,高喜子总提醒说,明堂哥,你回家多住两天吧,我一个人就行了。高明堂回家后,两人的活高喜子一人都干了,即使高明堂在家多耽搁了两天,高喜子也乐呵呵地把活干好,待高明堂回来,他再休班。高喜子惦记着高明堂,总是休不完假就跑回来上班,两人不但从不计较得失、互谅互让,而且配合默契,一点也不耽误工作,在别人的眼里,他们比亲兄弟还亲。
忽然有一天,不知从什么地方传出一个说法,说队里用不了这么多人,要减人了,后来又说,不是减人,是换人,那些正式的职工,都堆积到井上,堆积到舒服的岗位上了,他们不干活、不吃苦、拿着高工资还老是扯皮捣蛋生事端,矿上准备把他们往井下一线压,让他们把农民工替换了。消息在农民工的嘴里嚼来嚼去,嚼得人心惶惶。高喜子找到高明堂讨主意,怎么办啊?才来几天还没尝到啥滋味就要被撵走?高明堂以大哥的口气说道,甭怕,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咱该咋上班还咋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