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伯鸥姓年，但是那时候他还不叫伯鸥。年伯鸥后来怎么叫了年伯鸥，咱们以后再去说它。
那件事发生在公元一九七十年代。那一年我还是高中生，年伯鸥刚刚开始工作，在一所小学当音乐老师。那一年年三十上午了，我奶奶才发现家里置办的年货还不够齐全——葵花子、白瓜子有了，没有黑瓜子。硬糖有了，没有软糖和虾酥糖。
我说我去市里看看吧，快去快回就是了。其实我也有心事——奶奶信教，家里从来不贴春联不贴福字，需要弄点别的东西增加点过年的气氛。我乘公交车到市里买了糖果瓜子，还买了二两好茶叶。又去了工艺美术商店，选了两串带小灯笼的纸花，却发现卖小摆设的柜台里有一朵黄色的小花，塑料的，孤零零地躺着，标价是七角二分。
我让售货员拿出来看看。那时候刚刚开始有塑料花，很稀罕的。我看那小花黄得很是娇艳，温润如玉，寥寥几片叶子，茎儿微弯着，脸儿斜仰着，一副楚楚动人的样子，心里着实喜欢，有些激动起来。又觉着只这一朵有些孤单，便问：“还有吗？”售货员说：“只剩这一朵了，要不哪能留到现在。”我想：一朵就一朵吧，一朵有一朵的味道。便买了，怕压坏了，就让售货员不用包了，一只手拎着那些好吃的，另一只手擎着这枝花。看看时间已是下午，也顾不上吃饭了，急匆匆往家赶。
在公交车上，在路上，那朵小花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用它那一点黄色激活了人们心里许多久违了的感觉，使他们脸上浮现出了温和的表情。要知道那时候城市已经被文化大革命搞得面目全非，人们都惊魂未定的。那一年的冬天又冷又干，到处弥漫着的是一种光秃秃的灰暗。
在眼看就要到家的时候，我突然遭遇了那棵葱——那时候他的葱叶子本来在飘移，现在突然地不动了。他从老远的地方就把他眼镜里的那两点儿睛光聚焦在了我手里的小黄花上。
少顷，他才眼不离花地直直地走了过来，走到我跟前就把眼镜伸到了花上，一边推拉摇移地观赏，一边表情由惊奇变为赞叹，半晌，才抬头问我：“哪来的？”
我感到莫名的紧张，说：“还能哪来的？买的。”接着说，“几点了，还不回家去过年？”说完捏紧花赶紧走了。
我没回头，但知道年伯鸥就站在那里，没动，一直盯着我的花。我感到后背都被他盯穿了似的。
我进家时，父母正和奶奶一起忙着包饺子。我顾不上喝水吃饭，赶紧翻箱倒柜地找花瓶。家里只有一对画着狮子狗的插瓶，对小黄花来说太大了，也不搭调。翻来翻去，在饭橱的抽屉里找到一只烫酒用的小瓷瓶，白的，细溜溜的，却有脖儿有肚儿的，巧的是上面也淡淡地画有一朵小花，像是小黄花的“宅徽”似的。我赶忙在瓶里灌了水，一想，不用的，又赶紧倒掉。我把花小心翼翼地插进去，插不到底，但是叶子正好可以把花架在瓶口上。
我满屋里端详了一遍，发现只有写字台上的收音机上是最合适的地方。那里对着门，那台“美多牌”收音机的淡黄色木外壳与黄花很协调，屋里唯一的电灯也正巧就在收音机的上方。我把花瓶放在那儿，转了转角度，给花摆了摆姿势，然后又赶紧把买来的纸花挂起来，在房间的四个角上交叉着拉了两条对角线。最后，我歪了头，屏住呼吸，盯住那花，拉亮了电灯。
此时天色已经昏暗，外面已经有了鞭炮声。灯光豁然亮处，那小黄花一下子就把所有过年的东西过年的心情都串联了起来，点燃了起来。
我兴奋地喊：“奶奶、爸爸、妈，看！”大家一起停下手中的活儿，转动着脖子上下左右地看，最后都把目光停在那小花上。全家人的心陡然亮堂了，惊异着一朵花竟会带来这么大的变化。父亲一边连声说：“好好好。”一边在屋里转挪腾移远观近看打量那花，又问我母亲说：“啊？”我母亲少言寡笑，这时也微微一笑说：“好，好看。”我奶奶借题发挥，说：“好，好得有好人去打点。”
正说着，有人敲敲门，不等里面人答应，那人已经自己进来了。
进来的不是人，你看不见人，只看见一个蓝布筒子，很厚很重很肥很大。蓝布筒子上面却又毫无规则地钉了些大扣子，挂了些铁链子，穿了些布带子。筒子上边顶着个棉帽子，下边只露出两只棉靴子。帽子和筒子的接缝处露出一副眼镜。眼镜一遇热，很快结了雾。那人摘下眼镜，露出一小片白光光的脸，眉毛眼睛都是轻描淡写的，灯影里根本分不出笔画。直到来人解开扣子打开蓝布筒子露出里面的瓤，一家人，除了我，才知道来的是年伯鸥。
我是从听到敲门声的时候就知道那不会是别人。一是别人谁在大年三十下午五六点了还串门。二是我对这厮的到来有预感。
我奶奶和年伯鸥熟。她手里忙着活，来不及理会他，只是说：“别叫着他走啊。”奶奶担心年伯鸥神神道道的，大过年的再把我给叫走了。
我有预感，不敢去搭理年伯鸥——从他一进门，我就抢过父亲手中的擀面杖，低头擀起饺子皮来。
年伯鸥戴好眼镜，摘下帽子，头上那些自来卷的“葱根”冒着热气，尴尴尬尬地站在那里，眼睛却在找东西。
我父母对年伯鸥了解甚少，对他此时造访摸不着头脑，又见他着装怪异，便感到疑疑惑惑的，虽然没说话，但时不时地便偷觑他一眼。
过了一会儿，他靠拢我戳我一下，说：“我来是让你看看我的羊皮大氅，好不容易赶在年前做好了。”接着又讪笑着向大家解说：“不是备战备荒，不是要打仗么，我做这件大氅是为了逃难的，到时候我穿上它就什么都不用带了，往地下一滚就能睡觉。我还买了一套理发的工具，准备逃难的时候给人理发挣饭吃，只是没买到那个一撸就响的‘铛铛’，没人知道哪有卖的。”
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年伯鸥那蓝布筒子就是他絮聒了大半年的羊皮大氅。据他说那是他针对国内国际形势按照伟大领袖讲话精神精心设计的，是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他要求那玩意儿要穿上是衣，躺下是被褥，支起来能当帐篷，扎起来还能当背包，装粮草，所以其设计制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他是从内蒙古搞来一拃厚的老山羊皮，劝说已经歇了业的老裁缝出山，又市里市外地跑了大半年，投入了近三个月的工资，总计达一百一十多块钱——那时候的一百一十多块钱多值钱呀——才制作完成了这件稀世珍品的。
我不理他。继续擀饺子皮儿。
年伯鸥看我没接茬儿，就尴尴尬尬地站着，只站了一会儿，就开始龇牙咧嘴。那大氅实在是太厚太沉了，挂在他纤弱的身上，好像有许多个胖子打着坠坠儿往下拽他。他想在椅子边上坐坐，刚欠了欠身，老羊皮就支楞了起来，显示出了潜在的帐篷功能，使他根本坐不下去，要歇息一下的话，只能就地躺下。
年伯鸥想了想，突然戳我一下，然后自己先拖动大氅窸窸窣窣地移动到了外间。我家是里外两间，里间有炕，是卧室；外间有灶，是厨房。外间没亮灯。年伯鸥在黑影里等了一会儿，见我还是不理他，便又从外间伸出头来，压低声音喊起我来。我还是装作听不见。我奶奶这时候大声对着外间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行不？”
奶奶是怕大过年的，他又来拖着我出去玩儿。这种事儿他常干。
外间却半天没有了动静。
又过了一会儿，我母亲歪头从里间窗上看看外间。我奶奶小声问：“走了？”我母亲笑笑，摇摇头。我父亲有点儿不耐烦了，对我说：“你快去看看吧。”
我不情愿地放下擀面杖，拍拍手上的面，走到外间。
年伯鸥正叉开两腿，直直地站着大口地喘气。他的大氅往两边咧开，滑到了肩下，下摆都堆到了地上。
我生硬地问：“干什么？”
年伯鸥咽了口唾沫，竖起一个手指，压低声音说：“把那朵花给我吧。”
我立刻说：“为什么！”
年伯鸥定定神，说：“我回家跟我妈说了，说阿正买了一朵花，好煞了。我妈说人家能给你？我说怎么不能。我说我们俩可是最好啦。”稍停，又补充说：“我哥哥也从内蒙古回来了，我想让他也高兴高兴。”
我耐住性子说：“你没看见放在我家收音机上是什么效果吗？我们家过年还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气氛。”
年伯鸥说：“放在我家的钢琴上更好。花瓶我都准备好了。”
我们说话虽是压低了声音，里间的人还是大体听明白了。
此时我父亲走过来对年伯鸥说：“你请进来吧，在这过年吧。”
年伯鸥忙说：“不了，不了，我走了。”说完使劲把大氅拉上肩，走出门去。
约莫我爸爸已回到里间，年伯鸥又突然转身回来，拉住我的手拖着我就走，一直把我拖出院子，拖到街上，这才站定了，继续可怜兮兮地说：“给我吧，要不我回去怎么交代？我跟我妈我哥哥都说了，说阿正一定能给我。”一边说一边把眼睛躲避开我，把手伸出来抚摸我的衣领。
我说：“这花拿回家，就已经不是咱俩的事儿了，也不是一朵花的事儿了。”
他听不懂似的看着我，我知道，他在那磨时间，想主意。僵持了一会儿，他却突然喋喋不休地历数起以前他对我的许多好处来，什么请我吃好东西，把他的好衣服借给我穿之类的那些破事。
我看着他那葱白一样的嘴脸，真想伸手给他一巴掌。我想这巴掌打在年伯鸥那样的脸上一定会感觉很特别。
年伯鸥看出了我的想法，说：“你敢‘蚂’着我！”
“蚂”是方言，“碰”的意思。年伯鸥说话语音很乱，基本上是通用普通话，却时常夹带些各地的方言土语。他要的是那面包夹大葱蘸酱的味道。他现在说方言，有幽他一默缓和气氛的想法，因为平时他如此这般的时候，我总要笑的。
但这次我根本没理那个碴儿。我说：“我怎么就不敢‘蚂’着你，你有什么了不起，我练过武术你不知道！”说着，就进步，就出招儿。
年伯鸥转身就逃，一直踢踢拖拖跑出老远，才停下来，却突然说：“要不我拿大氅换你的花吧。不过，你得再找给我一百块钱。”
我先是一蒙，接着才反应过来。我想好你个年伯鸥，原来你是早就计划好了来算计我的。你是要一举两得，一边夺走想要的小花一边处理你的累赘大氅的。于是我立刻气得变了声地说：“换你个屁，滚一边去——换来换去的干什么你！”（这不，这就是“续貂”的“狗尾”的出处。）
我和年伯鸥交往多年，一直没有撕破过脸皮。那时候年伯鸥直愣愣地站着，一时没了动静。我有些后悔刚才的反应过激，但是转念又一想这样也好，看他还能怎么地，他脸皮再厚，也就到此为止了吧。于是我装作余怒未消地转身就往家里走去。
进了屋，关上门，一回头，年伯鸥的脸却就在我身后，就镶在门玻璃上。
这一下子我头皮一炸，感觉自己就要疯了，我猛地拉开门对着年伯鸥的脸大喊一声：“你到底要干什么你！”
看样子年伯鸥是被我突如其来的发疯吓坏了，只见他直直地看着我，突然踉踉跄跄地往回倒退，一脚踩进院子中间的下水池子，一屁股坐在池子沿上。幸亏下水池子冻了，烂菜叶子鱼肠子也是硬的。年伯鸥被裹在大氅里，好不容易才挣扎着爬起来，红着脸，不看我，也不说话，只在那里翻动身子拍打大氅上的污垢，却没有撤退的迹象。
我瞪直眼睛看了年伯鸥一会儿，随即旋风般地进了屋，谁也不去看，拿起那朵小花，飞奔到屋外，把花一下子甩在年伯鸥身上，又回身“嘭”的一声关上门。然后我倚在门上，闭了眼，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差点儿哭了出来。
过了一会儿，我父亲过来看看我，说：“你怎么交这样的朋友！”
我奶奶听见了，说：“行了，什么也别说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大家默然，都避免再去看那个没有了小花的花瓶。它现在又还原为一只酒壶了。
过了一些时候，我母亲去倒洗菜的脏水，却被门口的一堆东西绊了一下，歪倒在地，大声叫我父亲：“赶急！”
我父亲扶起我母亲，把那一堆东西拖进屋里。大家一看，却是年伯鸥的老羊皮大氅。
我父亲看看我说：“他这是干什么？”
我没说话。我的预感应验了。
我父亲说：“用这个换朵塑料花？”一会儿又说一遍：“他这是干什么？”
我奶奶拦住我父亲的话头说：“干什么？有数的。‘五马换六羊’呗！快给这个败家子送回去，咱不占人家便宜。”
这时候我看看羊皮大氅，不禁喷出了一个笑，又赶紧憋了回去。当然，在我的家人面前，我对年伯鸥要倒找一百块钱的事一个字也没提。我提起那件大氅，把它拍打干净，穿在了身上。我奶奶见状，立刻说：“你可别烧起泡来。”我说：“何至于。”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我奶奶的担心并非多余——我穿着那件大氅晃晃荡荡只走了一半路程，头上就冒了大汗，而且第二天我的嘴上果不其然就起了一串燎泡。当时我发现我出汗以后可是立刻脱下大氅的。我是抱着那死沉的一堆老羊皮走完半条市场街，走到年伯鸥家门口，把大氅堆放在他家门口一块干净的地方。我敲了敲年伯鸥家的门，隐约看到他出来了，我才离开的。
要不然把这么值钱的大氅弄丢了，那我可就跳进胶州湾也说不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