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完这些,我们又在互诉着内心的震惊和恐惧,主要是两个女人在说,男人到底扛得住些。西邻女人说,“这个人经常骑辆黑摩托车,戴着墨镜,从来不说话,我还蛮怕他的。”我说,“我看到他也有点紧张,有时碰到对他笑笑,他都没反应,好像不爱理人。”这是我的一贯做法,用笑来掩饰内心的不自在。我丈夫说,“他不是不理人,大概因为有点残疾,内心自卑,不好意思跟你们女的说话吧,他跟我有时还喜欢聊两句。”丈夫讲述了一件事,前几天,在校门口,看见他骑着摩托车被一辆汽车撞倒了,赶紧去帮他把摩托车扶起来,然后指出汽车主的不对,不料他从地上爬起来,气愤地质问丈夫,“你怎么能这样说话?明明是他拐弯拐得不对,你还向着他!你是什么立场?”丈夫这才知道,他原来视力这么差,根本没认出面前站着的是他的邻居。丈夫赶紧向他解释,不是指责他,是指责汽车主。丈夫说,“他可能到最后都没认出我是谁,就推着摩托车气呼呼地走了。”或许人人心中都藏有不为人知的暗疾,而傲慢还是自卑,我们都只是根据表象去判断罢了。
女主人说,“我就怕吓着我们家女儿,她还不知道呢。”我说,“我儿子也不知道,我怕他听见哭声,赶快让他睡了。”正说着,儿子醒来了。西邻家夫妇告辞了。
我给二楼儿子的同学家打电话,告诉同学的妈妈这件事,打发儿子到她家去吃饭并做作业。我特意嘱咐了同学的妈妈,不要让孩子知道这件事。儿子走了,丈夫要做饭。我说,“别做了,你还有心情在这吃饭啊?”我家的厅离他家更近,离“他”也更近。只是那道门的象征,分开了他家我家而已,其实是何等地近在咫尺,而“他”,也是何等地近在咫尺。在这种状况下做饭吃饭,那太滑稽怪异甚至可鄙了。所有做饭的动作都将变形,切菜会感到心虚,尤其不能切肉。无论给我怎样的美味,都无法张开口,更无法下咽。
不是夸张和搞怪,我是真的很容易走火入魔的人。如果只是夸张和搞怪,那倒好了,轻松了。
我和丈夫出去吃了一顿很勉强的饭。那家饭店的鱼饺已经吃过不止一次,那天却感觉不对头,汤太白了,油星漂得太多了,而馅又太红了,以至于我怀疑是不是不熟。吃着是前所未有的油腻,看着是前所未有的可疑,还没到嘴边,胃就在不由自主地拒绝了。拼命禁止自己多想,尤其是联想,拒绝一切暗示。
我问丈夫,怎么办?家我是没法呆了。丈夫建议我回单位去住。我立刻打电话给住在单位的女同事,她说,这边隔壁小区也死了人,哭丧班子在唱呢。我听了更加颓丧。
我单位的隔壁是一个安置附近拆迁农民的小区,他们的土地被开发了,村庄消失了,于是,他们就住到这个小区里来,由农民变成了市民。可是,农村的风俗依然保留着,最突出的就是死了人要让哭丧班子来唱三天。哭丧班子那种癞母狗一般的唱腔要持续三天,而且把高音喇叭装在阳台上扩音,真个是顶风也要臭四十里,对于一墙之隔的我们,则无疑是一场近乎龌龊的灾难了。每当那时,我就在家里走来走去问丈夫,怎么办?怎么办!丈夫建议我躲到办公室去,可是,到了办公室,那声音依然不绝于耳,那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丑陋最难听的声音!如果是哭丧歌,我倒还怀着敬畏之心,可那恶俗的唱腔并不是哭丧歌,而是流行歌曲,她把流行歌曲唱成了没有任何悲伤意味的哭丧歌!在我的想象中那是一个身材胖大满身横肉的女人,除了扯着一副烂嗓子干嚎,她还要别出心裁地在两段之间加上一个强有力的“哦!”“啊!”之类的,滑稽得令人恶心!一曲唱罢,有时还要涎着脸问一句:“我唱得好不好啊?”自我感觉好得令人作呕!晚上十点钟收班,必定要宣告一下,“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晚——安。”
我不反对农村的风俗,如果哭丧班子是在居住比较稀疏的村子里搞这一套,可能不仅不会扰民,还会为过分平静的村野平添几分热闹,可是,这是在居住极为密集的居民小区呀!在高楼的阳台上安装高音喇叭来扩散这种不伦不类恶俗难听的声音,实在不能不算是一种恬不知耻的放肆!以至于一提到这件事,我就无法遏制自己的恶毒。
这样的死亡倒不让我害怕,是哭丧班子消解了死亡的悲伤与庄严,以及可能的恐惧,而只留下了恶心。但这恶心比恐惧更难以承受,所以,我还是不要去单位住了。
丈夫有事,从饭店回来就跟我分开了,我来到楼下儿子的同学家,一直等到丈夫来叫我们。我不知道如果无人陪伴,我还会不会回家,我想我极有可能去住宾馆。在家门口等待丈夫开门时,我越抑制越抑制不住地看了一眼东邻家的门,黑洞洞的,只有猫眼发着光,已经没有哭声传出来了。
总感觉身上落满了一层什么,很想洗个澡,把那种东西冲走,可是,实在无法在距离死亡如此之近的地方赤裸自己的身体,只好作罢。上了床,感觉床也落满了一层什么,不清不爽。躺下时,脑海里又闪回几米之外,生命轰然倒下的镜头。睡着前惴惴地问丈夫,“什么时候会运出去啊?不会是传染病吧?”丈夫说,“别管了,睡吧,睡着就不怕了。”
别管了,睡吧,睡着就不怕了。——这句极其普通的话也突然具有了某种深刻的暗示意味。
第二天早上,我是在邻居家的哭声中醒来的,那件事立刻浮上心头。可能因为这一夜身体太过紧张僵硬,醒来好像腰疼。但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赖床,而是立刻起身,匆忙洗漱。总算还喝了酸奶吃了点心,这是因为丈夫在客厅里陪我,而酸奶和点心又是比较单纯的饮食。有人告诉我,人死了会产生一些毒素,七窍会排出一些东西,嘴巴会吐出一些气体。他经历过亲人的死亡,所以知道。这一说,使我总感觉某种可疑的气体和气味穿过门和墙,蔓延到我家里来了。我必须借助老公的阳气,才能呆在这与“他”只有咫尺之遥的客厅里。
收拾电脑去咖啡馆。也是在哭声中出门的,好像不是一个女人的哭声了,而是两三个。他家的门开着,有两三个男人在,客厅很空旷,可以看见白色和黄色的菊花篮陈列在那里。我惴惴地想,也许“他”就陈列在菊花那边我看不见的地方吧?用白布蒙着。这么一想,就好像已经真真切切地看见“他”了。幸好有那几个男人在,就感觉不那么害怕了,但心里还是冷飕飕的。逃也似的进了电梯,哭声也跟进来,电梯门一关,那哭声才被关在了外面。丈夫按电梯按钮时,我心里又跳了一下:“这是昨天他刚刚按过的吧?是不是还留有他的指纹?”于是就好像看到了他粗壮或残疾的手指出现在按钮上,与丈夫的手指叠加在一起。这些讨厌的联想,避也避不及,赶也赶不走。幸好有丈夫在一起,他要送我去咖啡馆。
在小区门口问保安,看见殡仪馆的车来了吗?保安答没有,并很内行地分析:根据本地风俗,可能要在家停放三天,昨天算一天,今天算一天,应该明天运走。问死因,保安也还不知道。
去咖啡馆的路上,我对丈夫说,好像已经设灵堂了,你买个菊花篮送过去吧。丈夫说,送花干什么?我说,表示关切,总得让人家知道,我们不是漠不关心的。丈夫显然做不来这事。我说,要不你就过去问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丈夫说,没看见他妻子,帮忙的那些人好像都是他家亲戚,不认识,没法说。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怎样表示呢?原来要表达一种关切也是如此的不自在,正如我们不习惯像西方人那样见面拥抱一样。很难想象,我会默默拥抱他的妻子,眼含热泪对她说,我们与你同在。但我心里的感情的确是这样的。我不能——实际上是不忍和不敢——面对死亡那么冷漠,仿佛那是对自己的不体贴,因为死亡是人类共同的宿命。人活一世,万象纷纭,但有什么是可以确定的呢?唯一可以确定的,其实就是死。活是变数,死才是常数。
在咖啡馆坐着,总有那么一根线牵扯着神经,使我无法踏实地上网或写文章。就像穿着外套,即便躺在被窝里也无法安睡一样。于是就打电话。有人说,邻居就像你的亲人,要共同分担。我说,我是想分担呀,可是,怎么分担呢?我知道圣经上的教导:爱你的邻人。那么,走进他的家门,与他的亲人一起面对遗体哭泣,才算共同分担吗?我们心里的分担,如何能让他的亲人知道呢?我迟疑着问,他家就算凶宅了吗?有人说,这算什么凶宅!一座房子住几代人,肯定要有人死在里面嘛,凶宅是指发生谋杀案或者自杀的那种。可是,迄今为止,并没有排除他自杀的可能呀。我希望不是。我在自杀问题上的心理是多么矛盾,我肯定自杀,肯定人自由选择死亡的权力,甚至赞美以安乐死为生命终结的美感和善感,可是,当别人的自杀真的摆在面前时,我却又不免要视为“凶”事了。
中午要了一份简餐,没想到里面有几片薄薄的香肠。把香肠小心翼翼地挑出来,仍然吃得很勉强。我原本就不爱吃香肠,现在,不要说吃,就是看着,都觉得难受。
下午两点多,丈夫打电话给我,说运出去了,回来吧。我问几时运出去的,他说一点多钟,刚走没多久。我感到了某种释放,让丈夫来接我回家。在楼门口,看到放鞭炮的痕迹,心里感到一丝轻松,仿佛那瞬间高温积聚下的爆炸声驱除和熔解了一些什么。一出电梯,看见旧床单包着一些衣物,潦草地堆在地上,心里马上又像当胸横放了一些什么,拥堵起来。(几天以后,儿子跟我在此等电梯,他要从口袋里找东西,手不够用,就把手里的饮料随手放在了地上——正是此时堆放东西的地方,我立刻让他把饮料扔了。我没有向他解释为什么,但命令他必须这么做。)他家的门开着,上午摆放的菊花等已不在了,但“他”依然横在我的心头,我仿佛还能看见地板上人形的印记,那是一时半会移不走的。儿子小时候经常把一些哈姆太郎之类的贴画粘到玻璃上,时间久了,看厌了,他把贴画除去,玻璃上会留下一个轮廓完整的印迹,当时只有四岁大的他居然会说,那是哈姆太郎的灵魂。我“看见”的是什么?
丈夫说,他上午回来时,在家门口看见他的妻子,对她点了点头,她客气又抱歉地说,麻烦你们了啊。我听了对她充满敬意,同时更为我们的无所作为而感到愧疚。
儿子放学回家了,丈夫也开会去了,我要去健身馆。我要逃离灰色的家,我为把儿子丢在一片阴晦中而抱歉、不忍和自责,但我还是硬着心肠自顾自走了。我渴望阳光,暴烈的阳光,暴晒一切,把细菌统统杀死。我渴望洗澡,洗得彻彻底底干干净净,把内心的一切晦气和灰霾都冲走。那种让我不能安顿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我说不具体,但肯定跟晦、秽、讳这三个字有关,那与死亡和遗体相连的一切都在这三个字里,那是一种气息,也是一种感觉,把其他所有的感觉一网打尽。死亡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恐惧,相比之下,恐惧倒是比较容易面对的了。
看到健身馆里的人,我感觉那么亲切,仿佛他们是我另一个世界里的亲人。我需要看到他们明朗的笑脸、活跃的身姿,看到他们兴兴头头地忘情运动,忙忙活活地投入生活。在他们的世界里,好像死亡根本不存在;在他们的身上,生命看起来是那么地坚实可靠。但我并没有健身,我奄奄一息,已经没力气上跑步机了,我只想洗澡。在更衣室脱衣服时,我不敢看别人的身体,甚至也不敢看自己的身体,不小心看见了,都会赶快把目光收回来。
在办这个健身卡之前,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进过公共浴室了。我害怕面对赤裸的人体,那些衰老或极不完美的身体总是令我怆恻难堪甚至恶心。当我从去年开始在健身馆更衣或洗澡时,却也没有太过分的压迫感,首先,我没有年轻时那么目下无尘了,尤其是经历过生育之后,我知道女人是怎么回事了;其次,进健身馆的,基本还是一些体面的人,包括老年人在内。最初几次来更衣或洗澡时,我还极力回避那些赤裸的人体,几次之后,便熟视无睹等闲视之了。所以,我那天规避和怯于看见人体,与视觉上的不堪无关,而只与某种我无法禁止的联想有关。死亡的影子,已经笼罩了我全部的目力及心力所及,无法驱除。
我那天用了比平常热的水,在蓬头下,虚脱一般地任水浇着。我没有去桑拿浴室,我裸露的身体不能接触任何东西,除了清水。我希望每一个细胞,每一条骨头缝,都可以为清水所冲洗。如果身体可以像小孩玩具那样拆装,我一定会拆开来,把每一个部件都仔细洗好,然后再组装到一起。
我对自己的身体极度不信任,抚摸着都有异样感,无法阻止自己去发生那种讳嫌的联想。我的联想还波及了亲密者的身体。假如我们听到亲密者的死讯,首先要面对的是什么?遗体。我们将如何面对亲密者的遗体?“他(她)”还是不是他(她)?我们还爱不爱“他(她)”?当我们为“他(她)”擦拭到那些敏感的部位时,心里会想到什么?会闪过那些曾经有过的颤栗激荡的时刻吗?我们的心,将怎样为此而折断!
无论多么美丽的身体,只要变成遗体,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把梦露抬出去的人、为梦露做尸检的人,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他们还会感觉到那身体的性感迷人,并为之激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