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他的文艺思想就是十分重要的部分。从踏上文学道路那天起，鲁迅就对文艺的一些根本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一方面受到了西方进步的资产阶级文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在此基础上，融会贯通，创新立异，显示了一个思想家和革命家的素质和真知灼见。毫无疑问，鲁迅的文艺思想随着整个思想发展有一个深化和提高的过程，当他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之后，他的文艺思想更加成熟，更加深刻，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但即便是早期，他对文艺的基本认识也十分精辟，往往在很高程度上反映了文学艺术的客观规律，值得我们总结、借鉴和学习。应该承认，长期以来，我们对鲁迅的文艺思想研究得十分不够，远不如对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重视；尤其是对他早期的文艺思想没有给予充分注意。不少人认为鲁迅早期文艺思想既未形成体系，又有某些偏颇，在他一生中不占重要地位，对以后也无多大影响，因而不值得费很大力量去探讨，去整理。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实际。事实上，由于鲁迅博览群籍，吸收了中国的和外国的历史经验，他早期对文学艺术的基本认识，不仅孕育了以后的文学观点，也为自己整个文学活动奠定了基础；对我们来说，可以从中追寻到鲁迅本人文学思想演变的轨迹，甚而至于，也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文化思想从清末发展到“五四”的一个具体而微的历程。
所谓鲁迅早期文艺思想，一般指五四运动之前。这一时期，他对文学艺术的基本认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人生”和“改良这人生”。
鲁迅到日本留学，原来准备学医，以便回国后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误的病人，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同时通过西方医学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他的目的十分明确也十分现实：救国救民，为此他将学籍列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由于事实的刺激，他终于改变了最初的志愿，认为“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第一要著”是在通过文艺改变国人的精神[81]。乍看起来，他的兴趣、志向和计划有很大变化，实际上为国为民的目的没有改变，他只不过选择了自己认为比先前更合适的道路。他仍然抱着原来的目的：使祖国强盛起来，努力改造国民的精神。这一方面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反映了他对文艺的朴素认识，即文艺不是有闲阶级的奴仆，也不是专供骚人墨客才子佳人清赏的玩物，而应该通过自己的特点和力量去教育人民，改造社会。这就是“为人生”的文艺思想。一直到1933年，他在谈到自己为什么做起小说来的时候，还充满深情地说是“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82]。可见他对文艺的这一基本认识不仅确立于早期，并且延伸到以后，自始至终十分坚定。
“为人生”的思想早在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即已提出。一些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为了反对封建主义和教会势力对人生的漠视，为了廓清社会上存在的颓废没落的风气，提倡面向现实，主张正视人生。他们在政治上认为资产阶级要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在文艺上主张眼睛看着现世社会，反对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虚无缥缈的天国。这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思想。鲁迅主张文艺“为人生”，不可能不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他对文艺的这种认识又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社会，和他当时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是分不开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清朝政府日益腐败，他们内外勾结，加重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对帝国主义侵略虽然是一次打击，但由于统治者的昏庸无能，更由于他们用封建思想毒害群众，大多数人还没有觉悟，运动很快归于失败。清朝政府签订了庚子条约，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一步敞开了大门。爱国青年迫切希望中国排除这种“内外交伐”的危境，自立自尊，不复任人宰割。他们奔走呼号，鼓吹革命。鲁迅当时积极投入革命运动，参加了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坚决站在以《民报》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边，和改良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的《自题小像》诗抒写了留学外邦、身受刺激、遥望祖国、同胞未醒的悲愤感情，他在风雨如晦中发出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战斗誓言。这不但表现了他爱国主义的感情，也反映了他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自然，和一些直接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不同，鲁迅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文艺，认为文艺是适合他的斗争武器；他从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高度看待文艺，决心通过文艺的道路实现政治理想。他不仅要求文艺“‘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在他的心目中，“人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一部分人的生存发展，而是代表着整个民族、国家、社会以及人民群众所处的全部状况，因此，鲁迅说“要改良这人生”又必然包括了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内容，这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为人生”相比，显然要广阔得多，意义也更为深刻。
的确，鲁迅当时对“人生”的认识，比之后来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看待人生社会，还较为粗浅。不过，我们不应该超越当时的历史。从鲁迅发表的一些文章看，他那时所希求的“人生”大体是这样：国家应该富强独立，“沙聚之帮”，“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国民应该发扬踔厉，“勇猛无畏”。“独立自强，去离尘垢，排舆言而弗沦于俗囿”；社会应该健康向上，不再有“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一直到五四运动前夕，他还把自己向往的人生社会称为“真的人”的世界。这和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阶级，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方向大体一致，但它毕竟还不是严格的科学的观点。因为在阶级尚未消灭之前，人们的生活都受一定阶级的制约，无论哪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利害标准，不可能无条件的和别的阶级特别是敌对阶级一起安排人生。鲁迅当时尚未能清楚地认识到这点，正因此，他的“为人生”的文艺主张，较之后来所说“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83]，就比较浮泛，比较笼统。另一方面，他在极力主张文艺“为人生”的同时，个别地方又流露出“非功利”、“无关心”的观点。如在《摩罗诗力说》中说到“文章美术”，“与个人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在《儗播布美术意见书》中也有“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沾沾于用，甚嫌执持”之说。说明他的思想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乱和矛盾。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之前，鲁迅提倡文艺“为人生”，毕竟还是一种积极的、进步的主张，具有革命的意义。文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复杂的客观现象。唯心主义认为文艺是个人“灵感”、“心志”的迸发，没有什么目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认为文艺是“自由的”，与现实生活并无关系；就在鲁迅认为文艺应当“为人生”的同时，王国维主张“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84]。直到三十年代前期，仍有人坚持文艺“至死也是自由的”[85]。鲁迅和他们相反，主张文艺“‘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不但认为文艺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强调文艺要积极地反作用于社会生活。这不仅说明他对文艺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表明他的思想已经和唯物主义衔接了起来。实践证明这种文艺主张是和当时现实斗争的需要相适应的，它包含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内容，客观上也为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为从根本上说，真正敢于实行“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文艺主张，舍去积极向上的阶级和先进的人们，又有谁能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和豪迈的气魄呢？腐朽没落阶级逃避现实人生，唯恐不及，难道还敢理直气壮地提出要“为人生”和“改良这人生”吗？
无可否认，“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和“启蒙主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鲁迅曾直言不讳地承认了这一点。启蒙主义强调理性王国，突出精神作用，本质上是唯心的。但是，它对于文艺作用的理解又在很大程度上合乎文艺的客观规律，具有唯物主义的成分。毫无疑问，启蒙主义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被当作向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武器，起过进步的历史作用。但它不信任人民群众，脱离斗争实践孤立地去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造成本末倒置，又是它本身的致命弱点。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的思想意识不能脱离社会存在。因此，要彻底改变人的思想，孤立地进行思想革命，既不正确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说，唯有进行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推翻旧的制度，变革社会现实，人的精神面貌才能发生根本变化。列宁说过：“真正的群众教育永远是不能脱离群众本身的独立政治斗争，特别是不能脱离群众本身的革命斗争的。只有斗争才能教育被剥削的阶级，只有斗争才能使被剥削的阶级发现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眼界，提高自己的能力，清醒自己的头脑，锻炼自己的意志！”[86]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思想革命，相反，十分重视对人民群众的思想启迪和教育。不过它不是孤立地提倡思想革命，而是以其作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辅翼。这不但没有看轻思想启蒙，恰恰是把它放在应有的地位。事实上，社会革命如果没有思想革命为前导和辅翼，往往不能底于成功。因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同样，武器的批判也不可能代替批判的武器。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不重视思想革命，不去唤起民众，很快就失败了，就是历史的明证。因此，从革命的全局看，鼓吹启蒙主义，只重视思想革命，当然并不正确，但从文艺的职责和功能看，主张文艺要启人民之蒙，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促使他们为改造人生进行斗争，就不能指之为唯心主义，而应该承认它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具有唯物主义色彩。因为从文艺的社会功能看，它不去启迪人民的思想，不去“为人生”，又去为什么呢？
从“为人生”的要求出发，鲁迅把文艺的着眼点放在教育人、改造人上。他认为根本在“立人”。这是他超出当时一般政治家，表现出作为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之处。二十世纪初叶，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人的地位和价值。千百年来，中国处在封建黑暗的社会，人民群众只是被作为任人宰割的臣民即奴仆而存在，根本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在这种情形下，人毫无价值可言，人的个性受到压抑以至抹煞。欧洲资产阶级力量兴起，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的政治地位，向封建统治势力展开斗争，用了一面十分引人的旗帜：个性解放。人本主义在欧洲风靡一时。这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从历史发展观点看来，无疑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自然，资产阶级不可能做到真正的个性解放，刚刚把个性从封建制度的窒息中解放出来，又将它置于资本的桎梏下，所谓个性解放不过是一个漂亮的言辞。事实上，在资本的统治下，个性被严重的扭曲着。然而，个性解放作为民主思潮的重要部分传到中国，反映了当时被压迫人们反抗封建的要求和愿望。他们全力以赴，为争得做人的权利而奋斗，并且号召人民群众觉醒过来。鲁迅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待文艺，要求文艺的。他认为文艺要“为人生”，根本上就是要“启人智而开发其性灵”[87]，也即改变他们的精神；具体说来，就是使他们摆脱愚昧、麻木、落后、保守的状态。他认为文艺应该以“伟大壮丽之笔”，“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88]。用先进的思想和健康的情绪影响读者，教育读者。他反对文艺作品让人意志消沉，而主张“移人性情，使即于诚善美伟强力敢为之域”[89]。这种看法是积极的，始终服从于“为人生”这一目的。高尔基曾经说过：“文学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了解他自己；就是提高人的信心，激发他追求真理的要求；就是和人们中间的鄙俗做斗争，并善于在人们中间找到好的东西；就是在人们的心灵中唤起羞耻、愤怒和英勇，并想尽办法使人变得高尚有力，使他们能够以神圣的美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90]鲁迅当时虽然没有像高尔基那样说得十分明确，但他对文学的要求显然和高尔基的观点基本一致。在鲁迅看来，文艺的职责既然是“涵养人之神思”，“悉移”人们麻木落后的“神质”，而“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91]，关键是要抓根本，抓“立人”。当时政治思想界有不少仁人志士，鉴于国家危急，欲挽大厦于将倾，努力寻找救国的办法。改良派言改良，革命派主革命。改良派或“竞言武事”，“谓钩爪踞牙，为国家首事”，或“制造商估立宪国会”，“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92]，就是革命派，也不过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最高目的，而对教育人民、“唤醒民众”的重要性并无认识，以致脱离众庶，孤军作战。鲁迅和他们不同，认为国家要强盛，“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93]。这种认识也有局限性，没有看到人民群众精神的改造和觉悟的提高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进行，不可能等待思想觉悟提高之后再去改造客观世界。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4]因此，只有社会关系发生变化，人的本质才能改变。但从文艺的本能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对人们施加影响就在精神世界，它的社会功能就是教育人，改造人，因此，强调文艺的着眼点是“人”，应该对人发生积极的作用，乃是把握住了文艺的本职。列宁十分强调文艺“教导人、引导人、鼓舞人”[95]的作用，斯大林把文学家比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毛泽东同志具体地指出革命文艺以其形象的力量，“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这都突出了文艺的社会功能，指出了文艺的崇高目的和神圣使命。
从“为人生”的要求出发，鲁迅还十分强调文艺对社会的批判作用。“为人生”的文艺主张本身具有战斗性，“改良这人生”就包含着变革、创新的积极意义。鲁迅一开始就重视“叫喊和反抗”的文艺，他介绍和翻译的外国小说，就主要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特别是东欧的如“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作品[96]。收集在《域外小说集》中的鲁迅亲自翻译的《谩》、《默》和《四日》，就充满对人世间欺骗、专制、战争的诅咒和抗议。尽管它们表现得深沉委婉，仍可以从中听到鲁迅期望的“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97]。他颇为欣赏英国文学批评家安诺得（M.Arnold）的话：“诗为人生评骘”[98]，这表明他主张文艺“为人生”决不是消极地反映现实，而是积极地对人生施加影响。《摩罗诗力说》是鲁迅早期最重要的一篇文艺论文，据此可以看到他文艺思想的核心。就在这篇论文中，他不惜以巨大篇幅逐一地介绍拜伦、雪莱、裴多菲、普希金、莱蒙托夫等摩罗诗人，极力推崇他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争天抗俗”的战斗精神。他肯定拜伦敢“言人所不能言”，“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赞扬他“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的反抗精神。甚至在许多年后他在谈到当时读拜伦的诗时还清楚记得自己是怎样“心神俱旺”[99]，对雪莱的“抗伪俗弊习”，“与旧俗对立，更张破坏，无稍假借”，以至对易卜生的“偾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虽受压迫，“而终奋斗，不为之摇”的战斗精神，鲁迅都倍加赞扬，悉为介绍。这说明鲁迅的确是把文艺看作批判旧世界、反抗恶势力的战斗武器。
但是，鲁迅又不仅要求文艺具有战斗性和批判性，还要求文艺表现理想，给人以希望。文艺“为人生”，尤其是“改良这人生”，本身就包含着积极的理想主义。在这点上，他和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同，他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对于黑暗现实采取批判态度，总的来说它正视现实，揭出人生的痛苦；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写的作品大都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的本质。但是大多数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在让人看到血淋淋的现实之后，感到的是冷峻和战憟，人们很难从中看到出路和希望。鲁迅也主张文艺要揭露和批判现实，对于阻碍事物进步和发展的黑暗势力，要求给以痛击，但他认为文艺要给人以鼓舞和力量。在他看来，文艺作品揭露黑暗，批判丑恶，目的是为“疗救”人生；他不主张文艺传给人“冷气”，而是希望文艺能够激发人们要求进步和改革的热情。他后来明确地说文艺应当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就进一步说明了他对文艺必须“为人生”的认识。他最早拟办的刊物取名“新生”，就充分表现了他对理想的渴求。他在谈到向旧有的文明加以掊击扫荡时，明白指出要“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100]。所以，他介绍拜伦，既推崇拜伦“善抗”，又赞扬拜伦“率真”。对于雪莱，世人“疾视破坏，加以恶名”，鲁迅则指出这是“特见一偏而未深得其全体者尔”，“桉其真状，则光明希望，实伏于中”[101]。他曾说过：“我向来原是很爱Petoti S?ndor（裴多菲）的人和诗的”[102]，这并不仅仅敬佩诗人同敌人坚决斗争的精神，也为他追求理想的意志所鼓舞。一直到1925年，在鲁迅感到有点寂寞和彷徨的时候，他还从裴多菲的诗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同”中吸取“提笔的力量”[103]。由此可以看出，鲁迅主张文艺“为人生”，并且“改良这人生”，有着丰富的内涵，不但要求作家反映现实时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也应该有饱满的热情。五四时期，有人说鲁迅的杂感是“冷嘲”，后来又有人批评鲁迅的小说给人们的感觉是“冷峻”，这说明批评者不但没有读懂鲁迅的作品，也全然不理解鲁迅的思想和为人。
然而，也有不少同志看到鲁迅早期推崇过摩罗诗人，对文艺强调反抗，要求理想，便认为鲁迅早期的文艺思想倾向浪漫主义，只是后来才转向现实主义。这也是没有全面、真正理解鲁迅。十分明显，“为人生”的文艺主张完全是现实主义的文艺主张。一切为了人生社会，一切从现实生活出发，还有什么比这更现实主义的呢？正因此，“为人生”在五四运动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大流派——现实主义文学派的纲领。鲁迅走上文学道路时，确曾受西方浪漫主义文艺的影响。他介绍的摩罗诗人都是典型的浪漫主义派，说明他对浪漫主义并不排斥，还对之产生很大兴趣，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他主张抗天拒俗，破坏挑战，就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和成分。他吸取浪漫主义的反抗、理想的部分，不同的是始终牢牢地着眼于现实，扎根于现实。“为人生”的文艺主张更多的是要求文艺正视并揭露现实，真实地反映现实的本质，要改良现实，变革现实，从黑暗和荆丛中踏出新的生路。既谈改良，要求变革，就不可能没有理想。从根本上说，真正的现实主义不但不排斥理想，而且要求文艺在现实的基础上表现作者的理想，允许作品有一定的浪漫主义。即以鲁迅翻译的俄国作家迦尔洵的《四日》为例，作品写一军人负伤僵卧战场达四个昼夜，通篇作品真实细致地展现了战争的残酷画面，表现出严格的现实主义。但是，作者写主人公在生死关头的内心活动，刻画他对战争的厌恶和求生的渴望，以及他死里逃生的经历，不也表现了对理想的追求的浪漫主义色彩吗？其他如《谩》中主人公的失常状态，《默》中牧师伊革那支从女儿墓地归来的复杂心理，也都显示了现实主义作品中浪漫主义的手法和精神。鲁迅翻译这些作品和介绍摩罗诗人基本上在同一时间，这说明他并不是先倾向浪漫主义而后才转向现实主义。事实上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并非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往往互相融合。列宁说过：“真正伟大的革命是从旧东西以及改进旧东西的意图和追求新东西（新得一丝一毫旧东西都没有）的抽象的愿望之间的矛盾中产生的。”[104]这是说，在批判旧世界的同时，伴随着对新世界的向往和追求，否则，批判旧世界也不可能有信心和力量。毛泽东同志也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105]这里概括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一般原则和规律。在鲁迅看来，文艺要“为人生”，必须严格地反映现实，描写现实，同时又不可能不表现作者的植根于现实的理想。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鲁迅在《儗播布美术意见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文艺观点，指出作者在创作时必须根据自己的美学理想，在真实的基础上对现实进行合情合理的“改造”，“俾其得宜，是曰美化，倘其非是，亦非美术”。这即是说，从生活的真实过渡到艺术的真实时，作家的理想往往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自然，不能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混同，应该承认二者的差异和区别；但也不应把二者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应该承认，“为人生”本身包含着一定的理想，“改良这人生”更需要借助浪漫主义的翅膀。事实上，压迫激起人们斗争，斗争产生理想，理想又鼓舞斗争，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生活就呈现这样复杂的情况，并不像有的人看得那么单纯。着眼于现实人生的鲁迅不可能不对人生抱有一定的理想。高尔基说：“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象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106]至少，我们可以在这一意义上来理解鲁迅早期“为人生”的文艺思想。
鲁迅主张文艺“为人生”，要求它教育人，鼓舞人，始终牢牢地把握着一点，即文艺首先是文艺，它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它是通过自身的特殊方式来为人生服务的。鲁迅毕竟首先是文学家，他之所以选择文艺作为“为人生”和“改良这人生”的工具而不是其他，正因为他看到文艺能够对人生社会产生别的形态不能产生的作用，否则他就不一定会走到文学的道路上来。“为人生”有各种各样的途径，许多志士仁人通过自己的道路和方式从事改良人生的事业，其目标是一致的。鲁迅作为文学家主张“为人生”和“改良这人生”，始终没有离开文艺的范畴。在鲁迅看来，文艺和其他意识形态不同的最重要之点是在它的形象性，即通过形象的力量作用于人们的思想感情。他强调文艺对人们精神的影响，对人们“内质”的作用，正因为他看到文艺有一种特殊的手段和功能。本来，文艺并非认识客观世界的唯一手段，通过其他方式同样可以达到认识世界的目的。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人类生活中有着各自的职能和地位，其重要性不在文学之下。但是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有它们自己认识世界的手段，它们不同于文学通过再现生活本身具体地反映现实，而是用逻辑推理、归纳演绎、对比总结等方式反映现实。别林斯基比较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文学的区别，说：“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政治经济学家被统计材料武装着，诉诸读者或听众的理智，证明社会中某一阶级的状况，由于某一种原因，业已大为改善，或大为恶化。诗人被生动而鲜明的现实描绘武装着，诉诸读者的想象，在真实的图景里面显示社会中某一阶级的状况，由于某一种原因，业已大为改善，或大为恶化。一个是证明，另一个是显示，可是他们都是说服，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用逻辑结论，另一个用图画而已。”[107]普列汉诺夫也强调了艺术的特殊性，他说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这就是艺术的最主要的特点”[108]。他们都揭出了文艺的根本特点。鲁迅当时表达的语言和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精神完全一致。他说：“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閟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而“所谓閟机，即人生之诚理是已。此为诚理，微妙幽玄，不能假口于学子”[109]。这就指出了文艺和科学及其他学术的区别。他又说：文艺“虽缕判条分，理密不如学术，而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者，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110]。清楚地道出了文艺不同于其他学术的特点和功能，指出了文艺必须遵循的规律。所谓“直语其事实法则”，所谓“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指的就是文艺的具体性和形象性。鲁迅对文艺作用于人的过程和方式也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文艺不是直接作用于人的理智，而是“浸淫脑筋”，“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于不知不觉间”[111]，达到教育的目的。这就是“潜移默化”，不但影响思想，而且熏陶感情。他一再说文艺的职能是“涵养人之神思”，是“移人性情”，正是认识到了文艺的特殊性。从这一认识出发，他翻译外国文学，就不光是看重其“叫喊和反抗”的内容，也注意其表现的艺术手法，以至于在翻译时力求“弗失文情”[112]。1911年，他创作了一篇（也是唯一的一篇）文言体小说《怀旧》，写地主乡绅金耀宗和塾师秃先生怎样被起义的农民武装——所谓“长毛”即太平天国农民军骇破了胆，对逃难的难民也似风声鹤唳，惊心动魄，以为又是“长毛”袭来，表现了种种丑态。故事本身并不曲折复杂，但艺术构思作者则独具匠心。全部情节通过一个学童的眼睛展开，加上对幼稚心理的细致描绘，跌宕起伏，不疾不徐，读来如叙家常，娓娓动人。作品中心思想十分突出，说明“长毛”并不可怕，真正可恶的是金耀宗这样的地主乡绅。然而作者并不明白指出，而是将爱憎感情隐藏在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之中，作者的思想感情慢慢地“浸淫”读者的心，一点不着痕迹。《怀旧》一篇虽是鲁迅早期仅有的创作，却具体而微地表明了鲁迅这一时期主张文艺“为人生”的思想，以及对文艺特点的理解。在以后的《呐喊》《彷徨》中也可以看到和《怀旧》的内在因袭关系，说明鲁迅对艺术特征的认识虽有发展，又从头到尾一脉相承。
鲁迅对文艺特殊性的认识，和他对文艺与生活、作家与读者的关系理解有关。文艺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现实生活可以反映于作家，也同样可以反映于读者，所不同的是作家在反映之后进入创作，而一般人则未能。鲁迅认为：“凡人之心，无不有诗。”[113]作为客观世界在诗人头脑中的反映的诗，在一般读者心目中也可能存在，不过他们没有像诗人那样进行集中、概括、艺术加工的过程；他们没有或不会作诗，并不等于他们不可能对客观世界作相似的反应，存在相似的感受，产生相似的情绪（当然不同阶级有不同立场，从而产生不同的观点、感受和情绪）。正因此，在鲁迅看来，诗人在于把自己的感受写了出来，读者则未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这样，文学的阅读欣赏过程，就像是弹琴一样，诗人“握拔一弹”，读者“心弦立应”，“一读其诗，心即会解”[114]。这种解释虽嫌简单，但基本道理并没有错，因为它指出了作者和读者之间必须有相通的、共同的基础，这就是对现实的认识和感应。鲁迅在《儗播布美术意见书》中说得更为明白：“凡有人类，能具二性：一曰受，二曰作。受者譬如曙日出海，瑶草作华，若非白痴，莫不领会感动，则一二才士，能使再现，以成新品，是谓之作。”这虽然说的是美术，实际上反映了他对整个文艺的认识。基于这一认识，鲁迅十分重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他反对把读者看作一无所知的白痴而将道理和结论硬行塞给读者，也反对以枯燥乏味的说教强行让读者改变观点。他主张在读者自己“受”的基础上影响、感染读者，让他们“于不知不觉间”，受到“浸淫”。这些见解说明他抓住了文学艺术的特点，深刻地阐明了它的客观规律。
鲁迅还要求文艺不仅是“直语其事实法则”，如实地再现客观世界，而且要给予读者以美感。他认为文艺不应机械地反映现实，而必须有艺术的美。他指出艺术的三要素：“一曰天物，二曰思理，三曰美化”，认为只有具备这三点才能区分艺术“与他物之界域”[115]。“三要素”把现实生活、作家思想、艺术加工有机地统一起来，虽不能认为就是对艺术的最准确的概括，却包含了艺术是作家对客观世界所作的积极反映这一基本命题。特别是其中对“美化”的强调，即艺术家可以而且应该对“非必圆满”的“天物”加以“改造”，“俾其得宜”，从美学角度对艺术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种要求并不违背鲁迅自己遵循的现实主义的文艺原则，并且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现实和理想的关系，是和他“为人生”和“改良这人生”的整个精神相一致的。
综上所述，鲁迅早期的文艺思想核心是“为人生”并且要“改良这人生”，总的倾向是现实主义，基本精神是符合唯物主义的。不容否认，鲁迅早期文艺思想也有混杂和不纯的一面，有时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出矛盾。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客观事物本身就是复杂的，人的思想也很难单一纯正。特别是当他刚刚踏进文艺领域，对文艺的认识还处在开始阶段，相对说来自然不如后来的认识深刻。这一时期他的思想也还只是革命的民主主义，各种各样的观点必然影响他对文艺的认识。同时，他的文艺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有一些还来不及消化，使其变为自己的血肉。问题是我们应该看本质，看主流。鲁迅早期的文艺思想不但表明了伟大文学家最初的成就和高度，而且对我们了解他后此的发展提供了清楚的线索。鲁迅自己不断地前进，他的文艺思想发展本身就给我们以极大的有益的启示。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