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80周年，也是鲁迅诞辰118周年。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前，回首80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次影响我国历史进程的伟大革命运动，我们不会不想到，也不能不感念这次伟大运动的先行者之一的鲁迅先生。
历史已经证明，在20世纪的中国，鲁迅的思想影响，他的人格力量，他与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和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恐怕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比。也许正因为鲁迅在我国近现代历史特别是文化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无论是他生前或是死后（他已经去世60多年了），都有人从不同角度对他加以评论，其中当然许多是对他的褒扬和推崇，但也有不少是对他的贬抑和抨击。这并不奇怪，因为几乎所有重要历史人物都会遭受这样的命运。而也正因为如此，鲁迅就成了说不尽的话题。
一
在上一次世纪之交，即19世纪向20世纪跨越时，中国正处在如磐夜气腥风血雨的痛苦时刻。一些先进觉醒的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奋起发动和推进社会的变革。他们面向世界，追求真理，大力吸收西方的先进思想和先进技术，以求改变中国的现状。在他们的推动下，短短的时间内，由戊戌变法到辛亥首义，由二次革命到护法运动，再由五四运动到北伐战争……中国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面对激烈的斗争，他们前仆后继，不惜抛头洒血，以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谱写出一曲曲壮美的歌。在这群知识分子中，鲁迅是十分突出的一个。他不但早就表示了“灵台无计逃神矢”的决心，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更以他的全部热情和智力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以自己的命运参加为改变民族命运的伟大搏击。
和当时一般仁人志士有所不同的是，鲁迅以其特有的敏锐的感知和深刻的洞察力，看清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症结，深悉要改造旧中国必然遇到极大的阻力，远不是从外国搬来一些枝节小技就可以解决问题。他鲜明地提出了改造中国要从根本上做起，即一方面要彻底捣毁旧中国“吃人”的宗法社会家族统治制度，一方面要彻底改造“愚弱”落后的国民性，简单说就是要“立（新）人”，“立（新）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他看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我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革命，但旧的思想文化伦理道德仍然牢固地束缚住人们的思想，许多社会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要真正变“帝国”为“民国”，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彻底的大扫除，来一次思想大解放。所以他在新文化运动起于青萍之末时，就以“争天抗俗”之声“呐喊”，以求警醒沉睡在“黑暗的铁屋子里”的人们，起而砸烂“铁屋子”，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尽管他当时对自己的“呐喊”是否有用，是否能够引起人们注意有过犹豫，但他确实是真诚地从内心希望国人及时奋起。因为他审时度势，深知长此下去，中国不但永远摆脱不了挨打受气的局面，甚至最终将被强者挤出这个世界，被“开除球籍”。这一时期，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处于高潮时，他写出了许多小说和杂文，揭发批判封建宗法社会家族制度对人民的统治和毒害，剖析我们民族长期形成的痼疾，号召青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即使是运动转入低潮，当他目睹昔日的战友曾经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甚或可以称之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甚至“有的颓唐，有的叛变”，他因而有过彷徨，有过犹豫和苦闷，他也仍然坚持着思想上的探索，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继续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的道路奋发前进。他的思想不断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提高，战斗也越发勇猛。他的笔锋所及，真可谓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表现出他大无畏的气概和最彻底的革命精神，在新文化运动中创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然而，斗争就会有阻力，就要付出代价。鲁迅在和封建统治者及帝国主义势力“万马战犹酣”时，理所当然地遭到旧势力的维护者的极力围攻和污蔑；一些“正人君子”也极力打击他，谩骂他。鲁迅曾把自己的遭遇和处境形象地譬之为“交华盖运”。他说：“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70]他还作诗“自嘲”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可以说，鲁迅的一生，既是战斗的一生，也是充满忧患饱受困厄的一生。
对于守旧势力的围攻和打击，应该说可以想象，不难理解。问题是，当时革命阵营内一些人也不理解鲁迅，甚至贬抑鲁迅，攻击鲁迅。突出的例子是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人，他们从狭隘的立场出发，完全感情用事，用十分刻薄的语言把鲁迅骂得狗血喷头。如成仿吾就称鲁迅是“时代落伍的印贴利更追亚（知识分子）”，“是中国的Don Quixote（堂·吉诃德）”；郭沫若更化名“杜荃”骂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说什么“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因此“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这真是“大水冲倒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当然，问题也并不是如此简单，这实质上表明鲁迅与这些“革命家”真正的思想距离。因为鲁迅真正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真正懂得中国的革命，而那些“革命家”看似激烈，却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社会实际，不懂得中国的革命。用鲁迅的话说是，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运用了”，加上显出一种极“左”倾的面目以及中了旧时“才子＋流氓”的遗毒（以上均鲁迅语），不但在今天，就是在当时，也实在不足为训。不过，创造社、太阳社的咄咄逼人，不光是表现出他们本身理论观点的错讹谬误，也从另一个方面促使鲁迅对科学理论的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鲁迅后来就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71]一直到现在还有人说鲁迅“多疑”、“偏狭”，其实仅从这里也可看出鲁迅恢宏的气度和宽阔的胸怀。
然而，真正的革命家是能理解鲁迅，懂得鲁迅的价值的。就在创造社、太阳社人“批判”鲁迅后不久，瞿秋白即站出来为鲁迅说话。他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分析鲁迅，阐释鲁迅，表明了中国革命对鲁迅的真正理解。
瞿秋白在分析鲁迅阐释鲁迅之前，先讲了罗马神话中的一个故事。故事说有一对双胞胎幼儿罗谟鲁斯和莱谟斯，刚出娘胎就被丢弃在荒山里，被一头母狼喂养大。后来罗谟鲁斯修造了罗马城并且飞上天去做了军神，而莱谟斯是永远没有忘记自己的狼乳母，并且在独自找寻着回到“故乡”的荒野之路，回到了狼的怀抱。然后他引申解释说：“鲁迅是谁？……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
瞿秋白对鲁迅的解释十分独特而又发人深思。也许有人至今不明白瞿秋白讲这个故事的真正用意，也不懂他这段话的真正含义。其实如果细细琢磨，当能感到他用莱谟斯比喻鲁迅，是要强调鲁迅的革命真诚，强调他斗争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强调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打着“革命”旗号的各种各样的“革命家”，其中“浪漫谛克的革命家”还算是好的，而更多的是一些革命的投机分子，用鲁迅的话说是“做戏的虚无党”。他们拉大旗作虎皮，借革命以攀缘，一旦掌握了权力，就会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甚至敲人民之骨吸人民之髓，欺压人民比原来的统治者还厉害。他们决不会再认哺养过自己的狼乳母，甚至伙同猎人把狼乳母猎杀。鲁迅则是和这些人无缘的，岂止无缘，而且会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和他们进行斗争。在瞿秋白看来，鲁迅才是个真正的革命者，革命家！
二
回首20世纪，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的挫折和苦难。“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看星斗正阑干”。中国历史在20世纪这一特定河道中流进，由于国际国内的特殊环境和背景，中国人民一直在为摆脱贫困和苦难挣扎，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鲁迅终生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也有待人们付出更多的努力甚至牺牲才能实现。因此，在革命的年代，在艰苦奋斗的年代，人们会时时记得鲁迅，深刻认识鲁迅的价值。1936年鲁迅逝世时，正是民族危急国难当头，国人痛感此时失去鲁迅确实是民族的不幸，是莫大损失。当时，上海各界人民隆重为他举行葬礼，庄重地以绣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为他盖棺，既表达了自己的沉痛感情，也表明了他们对鲁迅一生的高度评价。这实际上也是全国人民对鲁迅的盖棺论定，表达的也是全国人民对他的深厚感情。
的确，中国人是应该很好地记住鲁迅的。我们应该记住，在斗争顺利发展时，是鲁迅不断鼓舞人们“进击”再“进击”，告诫人们说“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72]；在斗争受到挫折时，是鲁迅勉励人们不要沮丧，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十分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73]。他一直主张采用“壕堑战”，一再提倡“韧”的战斗精神，要人们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他不但这样告诫人们，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几十年如一日，真所谓“生命不止，战斗不息”。正因此，著名作家郁达夫在鲁迅逝世时很动情地说过一段话，他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为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74]郁达夫这番话，很值得人们深思，很值得人们记取。
但是，也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这样看鲁迅，对鲁迅取如此态度。其时有个叫苏雪林的女士在鲁迅死后刚一个月，就致信胡适，痛骂鲁迅，信中对鲁迅憎恶之情，真是溢于言表。如她说：“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75]苏雪林这时已是一位写过不少漂亮作品的女作家（笔名“绿漪”），她颇注重理性，具有一定的绅士风度，在读者中也有一定影响，可她骂起鲁迅来竟至于到近于撒泼的地步，颇令人“莫名惊诧”。当然，我们不清楚她后来对自己所言所行会是怎样想；前不久她以百岁高龄在台湾辞世，辞世前还如愿回到大陆的家乡寻根，给人最后的印象倒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我想，在她晚年，以她如此高寿，她当会为自己往日的气浮言鄙感到一丝后悔的吧。
不过，公理自在人心。对于鲁迅在我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性以及他在我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和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人们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1940年，正当抗日战争进入持久阶段，中华民族的命运处在极其重要的关键性时刻，毛泽东在其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在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进行全面阐述时，说了一段牵涉鲁迅的话。他说：
二十年来（按指五四运动以来——引者），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这一段话，这一评价，是把鲁迅放在中国民主革命特别是文化革命的大背景上，是在对整个中国民主革命进行宏观考察和深刻论述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可谓一下就切中了要害，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用最简明最精确的语言概括出鲁迅的基本精神、基本特点。这不仅说明他本人的眼光、气度、品格，也可以说是充分表达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对鲁迅的认识。即便在今天，我们对毛泽东的话不再认为“句句是真理”，也要以科学态度进行分析，但他这一段关于鲁迅的话看来还可以说是几乎无懈可击。
然而，这些年有人对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评价提出异议甚或非议。我无意说对毛泽东的看法不能提出异议或非议，问题是无论异议或非议都要有理有据。例如有人说，毛泽东这样高度评价鲁迅有其政治目的，是把鲁迅神化，人为地树立一尊偶像。又如有人说，鲁迅并没有参加过实际的革命行动，因而称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不但不是对鲁迅的尊崇，反是对鲁迅的“亵渎”。这样说，究竟对不对，有没有道理？
是的，毛泽东评价鲁迅有他特定的考虑，有其政治目的，这并没有什么可以奇怪。一个革命政党的领袖，出于特定历史时期阶级利益的考虑，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要这样做，既可以理解，也十分正常。文学研究，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论析，必然受研究者本人思想、学识、情趣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也不可能超出研究者所处的时代。前者是“接受美学”问题，后者是通常人们说的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这是稍微懂得一点文学的人都知道的常识。对于说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这似乎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如此正式称呼鲁迅），迄今国内好像还没有人公开表示什么异议（极少数人存心贬损鲁迅则另当别论），至于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从鲁迅一生言行表现看到鲁迅身上具有“伟大的革命家”的精神和品格，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红楼梦》不过是一部小说，不同的人还能从不同角度看出不同内容——鲁迅就说过：“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76]哈姆雷特不过是莎士比亚一部戏剧中的一个人物，西人却说：“一千个读者（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鲁迅这样一个由内到外极为深刻极为丰富的伟大作家，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发掘出各自认为重要的东西，岂不是十分正常十分自然的吗？为什么对于毛泽东这样高度评价鲁迅，就一定要说他是“出于政治目的”，是“神化”鲁迅，是“人为地树立一尊偶像”呢？
至于说鲁迅不是“伟大的革命家”，实在是论者自己没有搞清楚“革命家”的含义，或者说混淆了“革命家”和“政治家”两个不同的概念。革命有政治革命、军事革命和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社会革命之分（当然它们也并非互不关联，绝不相干，而往往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参与其中之一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就可以并应该称之为“革命家”。鲁迅虽然没有亲身参与政治革命军事革命的实际行动，却不折不扣地参与了“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革命以至社会革命，从而也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家”，当之无愧地被称为“革命家”。尽管鲁迅并非不懂政治，不关心政治，但他不玩政治，一般不参与政治活动，所以我们可以说鲁迅不是“政治家”，却不能说鲁迅不是“革命家”。因为“政治家”和“革命家”最大差别是：“政治家”通权变，而“革命家”恃信则；“政治家”凭集群，而“革命家”讲独守。毛泽东关于鲁迅还说过一句话，说鲁迅“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77]。这句话也评到了点子上，不但形象，而且深刻。因为由这句话也可以说明，鲁迅不必是“政治家”，但肯定是“革命家”。
由此看来，如果说我们中国真有鲁迅这“一尊偶像”，那也不是毛泽东树起的，因为早在毛泽东评价鲁迅前三四年，苏雪林即说了有这尊“偶像”。但她说的是鲁迅本人及其“羽党和左派文人”所为，用我们的话未始不可以翻译为：是鲁迅自己以其伟大的业绩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光辉形象，并且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承认和尊崇。又如果说真有人把鲁迅“神化”，那也首先不是毛泽东，因为在毛泽东之前，人民大众即把鲁迅誉为“民族魂”，这远比“神化”为甚——民族魂，民族魂，一个民族可以没有“神”，却不可以一日无“魂”，否则失魂落魄，就成了行尸走肉，那将是一个怎样可悲的民族啊！那岂不真的是郁达夫说的“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吗？
三
然而，一段时期以来，在一些人心目中，鲁迅的形象确实在逐渐淡薄和模糊，更有些人岂止淡薄和模糊，时不时还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不说别处，就说阅读领域，一会儿这“热”，一会儿那“热”，偏是鲁迅“热”不起来。每念及此，我心里不免泛起一丝悲哀，同时生出疑问：鲁迅怎么啦？难道我们这个民族真的可以不要鲁迅，应该“告别鲁迅”吗？
不可否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太多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角度亦即政治的角度看待鲁迅宣传鲁迅，较少从文化、文学、艺术的角度认识鲁迅研究鲁迅。在那段岁月里，一切服从政治，一切服务政治，“政治第一”，即使谈文化，谈文学，谈艺术，也都要归结到谈政治。这样，鲁迅也就被简单化地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鲁迅的形象也就被涂抹成紧跟某条路线专门批判人、抡着棍子的打人者。“横眉冷对千夫指”，鲁迅思想性格中的这一面被无限地夸大了，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则被忽略或被淡化了；鲁迅感情世界中“恨”的一面被无限地夸大了，而“爱”的一面则被忽略或被淡化了。这当然和毛泽东有关，但也不能全怪毛泽东。说“有关”，是当时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以至整个社会生活都因为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政治，学习鲁迅宣传鲁迅不可能跳出这一格局。说“不能全怪”，是因为从毛泽东关于鲁迅的全部论述中，又确实找不出什么今天看来很不合适的话。如果说有，那也只有一点，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不提倡鲁迅风格的杂文，而这偏偏又是限制鲁迅低估鲁迅，不是弘扬鲁迅鼓吹鲁迅，与毛泽东本人倡导学习鲁迅是背道而驰的。不过，既然总体说来鲁迅被涂抹了重重的政治油彩，现在，当人们对前一段做法进行反思，厌倦和摒弃一些不正确不恰当的做法，从而涉及鲁迅，也就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了。然而，有些人不是仔细剥离鲁迅脸上人为的涂饰，而是将婴儿和水一起倒掉，讨厌和尚恨及袈裟，完全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则是以简单化反对简单化，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种做法实不可取，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深思。我们在经历过漫长曲折的道路之后，应该学得了许多东西，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有理由变得更成熟一些，而不应该重犯过去的错误，尽管这种错误和过去的错误形式不同，也不应该再付学费，再走弯路。
鲁迅“热”不起来，还和我们今天的提倡宣传有关。时至今日，我们当然并不希望也不应该像过去不正常的年代那样要求全国都来“学点鲁迅”，在“万马齐喑”的文艺百花园里只让鲁迅一人走在“金光大道”上。我们要真正提倡和实行“双百”方针，在思想文化艺术领域努力造成宽松活泼的“多元化格局”。但是，我们还应有意识地加强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的宣传。我们只要睁开眼看一看今天的社会现实，就会知道我们不是不需要鲁迅，而是很需要鲁迅。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是一个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都客观存在的事实。鲁迅自己并不希望人们总记住他，更不想身后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死前就曾立下遗嘱，要求把他“赶快收敛，埋掉，拉倒”，要人们“忘记”他，“管自己的生活”。对于他写下的文字，他也不希望“永垂不朽”，相反希望它们速朽。他曾说过：“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78]但事实上，我们现在社会上许多人和事偏偏都在证明着鲁迅的文字并没有过时，有些话，有些文章好像就是针对着我们今天而发。鲁迅以其深邃的眼光和思想表明了自己并不那么容易速朽。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这不是他的幸运，而是他的悲哀。不过，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让人们从鲁迅的著作中吸取营养，吸取教益。可是，环视我们周围，满眼这样那样的广告和宣传，唯独没有对鲁迅的宣传；出版界铺天盖地出版了那么多这样那样的书，唯独出版有关鲁迅的书难而又难。这是为什么？现在不少人特别是一些青年人对鲁迅感到陌生，不知鲁迅为何人，他们不读或读不到鲁迅的书，又怎能要求他们对鲁迅发生兴趣以至热爱鲁迅呢？可能过不了多久，也许就是现在，问一些人是否知道鲁迅，他们摇着头回答说可能是外国人，怕也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笑话。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如何正确学习鲁迅研究鲁迅和宣传鲁迅的问题。这些年，有些人对待鲁迅研究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主观化倾向，一些人任意演绎鲁迅解说鲁迅。在一定的社会客观条件下，人们根据自己的认识解说鲁迅思想作品，对鲁迅的精神人格做出多层次、多侧面的演绎，是十分正常的。不同学术观点的相互讨论，相互争鸣，也是一个社会开放程度的标志。但是，对于鲁迅的研究主观性太强，随意性太大，离开鲁迅的实际太远，就不免使人们对鲁迅产生莫衷一是的模糊认识。特别是，一些人在反对“神化”鲁迅的借口下，津津乐道他的“复杂性格”，极力发掘他的“七情六欲”，对他思想性格上的矛盾、苦闷、多疑、消沉极感兴趣。我不认为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是的，鲁迅不是“神”，任何人都不是“神”。无论是谁想把自己或者别人神化，都是愚昧荒谬的。但是鲁迅也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一位伟人。这有他一生言行业绩可以证明，这又远非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六亿神州尽舜尧”，只是一种理想主义。但是，“实不能至，心向往之”是应该提倡，也可以做到的。我们为什么不给自己立下崇高的榜样甚至明摆着有这样一个崇高的榜样反而轻易舍弃，偏要奉行一种犬儒主义呢？
所幸者，从最近的情况看，认识鲁迅阅读鲁迅的风气又有所回暖。据图书市场传来的消息，有关鲁迅的图书比以前好卖；关于鲁迅的议论也比过去多而热烈。这大概有点像前些年人们纷纷抢着“下海”，现在又不断有人“倦游思归”一样吧。物欲虽然是无底洞，却不能成为人们生活的全部；特别是一些有思想的人，终归会感到精神生活精神世界的重要。因此，人们开始回过头来企求灵魂的火炬，寻找精神的家园。这说明，只要现实生活存在问题并且可以从鲁迅那里寻求答案，人们就会认同鲁迅，社会就会需要鲁迅。前不久，一篇《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案》[79]颇引起文化界的注意。这是一份向一些“新生代作家”（准确点恐怕只能说是“文学青年”）进行调查的问卷，其中也问到有关鲁迅的问题。一些回答表现了对鲁迅的不恭，使不少人感到愤慨。的确，我对其中有人说“鲁迅是一块老石头”，“让鲁迅到一边歇一歇吧”，也感到不舒服，觉得未免有些过分和荒谬。但我并不把这看成多么严重的问题，甚至从总体看反而感到几分宽慰，因为第一，问者想到提关于鲁迅的问题，说明他们并没有忘记鲁迅；第二，所有答案对鲁迅不恭者毕竟是少数，而同时也有不少人表现了对鲁迅的崇敬，如说“鲁迅是一位好作家，有脾气的人，他一定不想作为权威强行指导任何人”。（按：这说得很对，鲁迅生前自己就非常反对称他为“导师”，封他为“权威”）如说“作为作家的鲁迅，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会给文学以启迪”。如说“鲁迅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并承认“鲁迅对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应有指导意义”等。我觉得这样一份观点相异态度不同的答案颇能反映现在的真实。我们也不必强求“舆论一律”，更何况从这份答案中，我们可以把握当前一些文学青年的审美趣味和思想动向。那些对鲁迅不恭的话并不可怕，因为它恰恰反映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才使他们表现出对鲁迅的不了解和无知（有些人直率地承认自己对鲁迅知之甚少或完全不了解），这就说明更需要我们做工作加强学习，加强研究，加强倡导，加强宣传。
我们有信心，鲁迅的魅力不是能轻易被抹去的；我们相信，鲁迅的命运不会遭受困厄。这不仅是我们对鲁迅的信心，也是对我们这个民族的信心。
（原载《东海》1999年第11期，《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