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靠近敌占区和公路边的村庄。鬼子和伪军常来常往，是敌人占优势的地方。区里只要有工作人员到那儿去工作，在开会前先让民兵在村边上把守，不让村里人出去，以免走漏风声。那时工作的内容也很多，比如：要开村干部会、积极分子会、小型民兵会、妇女会，宣传民主宪政，等等。而当时的村干部确实难当。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愿意给敌人拿粮，而敌人来要不给又不行。待伪军来了，到各家各房里搜寻，见什么拿什么，不给就抢，还打骂老百姓。老百姓不敢惹他们，为了让村里安定一点儿，只好给敌人一些粮饷。靠近这些地方的乡亲们都把好东西、值钱物品和大部分粮食藏起来，只留较少的一两份粮食。在这种地方，我们只能晚上工作，完成任务后半夜再回到一些叫做“堡垒村”的可靠村庄休息。说起睡觉，故事可多哩。有庄稼地的时候睡在地垄里，但不能伤着庄稼，一觉醒来被子上全是露水，有时被子湿得半透；没有庄稼时睡“看青”窝棚或是地头儿上的小屋，这算是“享福”了；有山的地方睡山洞或半山腰平点儿的石头上，地点都选择在敌人来圈村子时圈不着的地方。
一般我们晚上开完会都不敢在该处住宿，因为敌人如果知道我们今晚在哪村开会，他们就认为区干部们肯定住在这村，就会包围村子抓区干部。我们天天晚上为住处犯愁。记得有一次在北城村开完会，正发愁上哪儿住。一个叫马赛的村干部说：“到看地的小屋吧。”那时，村干部、区干部一大帮人，女干部就我一个，我总是走在其他干部前面，紧跟带路人。走到一个小小的门口儿，打个火镰照个亮儿，我看见门口儿（大概是西屋）靠南山墙有一垛秫秸，我就爬上去，用手往上一摸就碰到屋顶了。一大群男干部就在地上铺些烂柴火睡。
由于经常睡湿地，有一年刚过完夏天，我的腰疼得直不起来了。组织上把我送到一个敌占区村庄休养，这里敌人不来扰乱。村妇救会主任是个二房（姨太太），工作挺积极，她待我很好，天天给我烧热炕，睡在热乎乎的炕头上可舒服了。晚上她忙完了一天的活儿，就坐在炕沿上和我说说话，我也给她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和妇女在旧社会遭遇的酸甜苦辣之事。几天后，我的腰直起来了，能回区工作了。我一直忘不了这个受尽压迫的妇女，不知道她是哪个村的，至今也无法找到她。
三是“堡垒村”。东显阳村和李千户庄村相距二华里远，对敌斗争十分激烈。敌伪军在东显阳村可以为所欲为，但是不敢来李千户庄村，因为当时李千户庄村正在开展民主宪政的宣传运动，并公开选举中国共产党党员高逢先同志为完县县议长。在新兴村西（野外地里）开大会，东显阳村的村干部不敢来参加会，大家都着急地说：“东显阳村的工作怎么办？”晚上全体区干部开会讨论，最后决定派一个工作组，包括区公所助理员高克定、我、青救会李福来、儿童团历小孔到东显阳村开展工作。在这个区里，一般大会都是我主讲，再由区长讲行政方面的工作。李千户庄村在区里工作的干部有六名，包括区委书记，后来可能还更多。我成了“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听老百姓说：“他们还不是李千户的吗？（意思是知道你的底细）”除了我大表嫂知道我是谁，其他人只知道我叫齐光耀。
争取伪军
第二天吃过早饭，工作组先让李福来、历小孔打前站，探听有无敌情，再赶快回来报信儿。他们走了一会儿，却没有回音。我说：“咱们迎着他们走吧。”我那天住在腾振梅家的东屋，一出门就看见老爷儿照在枣树上，叶子金黄金黄的，天蓝蓝的，今天真是遇上好天气了。我和高克定从李千户庄村直奔东显阳村，走到东显阳村边上，看见村里有一群人穿着便衣。我俩躲在大柳树后面观察情况：多数人拿着长枪，有一个胖子穿黑上衣敞着怀，拿着短枪，和我们先派去的李福来、历小孔在一起。头一天有消息说，县大队的胖子张今天来我们区协助工作，穿黑上衣的人很像他。他们离我们也就五十米左右。我们正在疑惑，突然他们发现了我们，向东追来，我俩撒腿就往回跑，直奔李千户庄村。最后，我俩跑到一个比平地低一尺左右的一小块地。这里地形隐蔽，可以趴下打击敌人，敌人却不易打着我们。我对高克定说：“这儿地形好，咱们打吧！”他拿着二把盒子，我拿着二把撸子。高说：“这么多敌人，我们不能打。”我们继续跑，我心里想：只要跑出一华里多一点儿靠近李千户庄，敌人就不敢追了。高什么时候离开我跑远了我也不知道。
我跑出一华里就被敌人追上了，他们揪住我的胳膊，用枪托子、枪头的铁管子在我身上、腰里、头上乱打、乱戳。敌人把我向东显阳村的方向拉，还大声地说：“到村里说说就回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却把敌人朝李千户庄村这边拽。敌人又说：“她不走就抬她走！”他们真把我抬起来。我急了：“你们把我放下！我给你们说说再走不迟。”他们把我扔在地上，围着我，不住地用枪把乱打。我看他们都是中国人，就给他们讲抗日道理：“你们当汉奸给日本鬼子干事，你们算什么中国人？还口口声声地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为什么要打我？我们妇女抗日救国会是打日本鬼子的。中国人要抗日，你们不抗日还要当汉奸、走狗！”那时候，我词不多，就反复地说。他们多数人不讲话，只有少数人说：“不要听她说，带她走。”头儿不说话没有人敢动手。我看他们有些软了，就开始争取他们：“虽说你们干了一些坏事，也是迫不得已，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只好硬着头皮干，但你们不要死心塌地的帮鬼子！要有中国人的良心！我希望你们和我们一起共同抗日！”有人说：“撤！”我站起来了，面向西看着他们。他们左手撸枪，面向东冲着我，有人喊：“敬礼！”我还了礼。他们向西奔东显阳村走了。当时我没有走，心想：我要是马上走，他们以为我害怕了，再回来追我，我就走不脱了。我看他们走出一截子路，再想回头追我也追不上了我才走。我回到李千户庄村，区里的干部全在村边看着哩，有区委书记、区长和其他干部。历小孔趁敌人追我也跑回来了。他说：“他们要再带你走我们就追下去了，看他们走了你还站在那儿，我们心里就踏实了。”我向书记、区长汇报了事情的经过，领导决定让我和历小孔到北堡东村休息。第二天，我刚回区住地，县妇救会就派魏志侃同志来区里看我。她见到我就说：“你表现不错！还敢和敌人较量。”还说了一些表扬我的话。我说：“我的报告你这么快就收到了。”她说：“没有收到。”我就问她：“那你怎么知道的？”“是他们那边告诉我的。”我明白了，是县委派她来的。
那时候，中国共产党是公开的，而党组织和党员是保密的，所有县委干部都挂在工会名下，包括县委书记在内。我们区也有工会，专职区委书记也算工会的干部，区工会只有李明山（绰号工李儿）一个人管工会工作。我在区里工作这么长时间，只知道他叫“工李儿”。当时工会工作很少，远离大城市，也没有什么工厂，有的地区根本就没有工作可做，所以他就帮助做中心工作，再就管管各村里的雇工。若干年后，一位完县县委组织部的人来向我调查李明山的情况，才告诉我说：“工李儿就是李明山。”
后来听说，我“遇敌”的事情当天下午就由地下工作人员报到县委去了。我到县妇救会开会，各区妇救会干部都到了。她们纷纷对我说：“我们在《妇女先锋报》上看到你的事迹了，我们都很感动，都很佩服你。”我莫名其妙，我怎么没有看到？我找管先锋报的人去问，她说：“先锋报肯定寄给你们区了。”不知道报纸卡在哪了，也可能被敌人截去了，县里各个部门发给我们区的文件收不到也是常事。从这以后，我有了“游击大王”之称。
战斗与成长
自1938年八路军建立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铁杆儿根据地后，又向着冀中平原发展。冀中位于平汉铁路以东，津浦铁路和北宁铁路之间，是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原地区。这里盛产粮棉，土地肥沃，每年都有两季收成，可以成为八路军物资供应的基地。地理位置又邻近北平、天津等中心城市，交通发达，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但是，铁道沿线地区都是小鬼子的重点占领区或者是游击区。夏秋季，这里有无边无际的青纱帐，我们地方干部可以借助其掩护到各村做工作，晚上就睡在青纱帐中。但是，冬春没有青纱帐的季节，小鬼子只要看见平原上有人走路，不论男女老少，就从炮楼里开枪打人。
我被调到完县第四区妇救会工作时间不长，这个区有山地、半山地和平原地。有庄稼的时候，我下乡到各村组织妇救会，动员群众交公粮、做军鞋等。到1939年秋，为了长期坚持平原斗争，改变不利于我们的平原地形，我们采取了顺道挖沟的办法，就是在连接村与村的大道上，挖出深达四五尺、宽约二尺左右的大沟，能走人、走牲口，不能走车辆，外面看不见人头，这样可以避免鬼子射击我们。听说这个顺道挖沟的方法是肃宁县首先发明的。
老百姓和一些抗日干部、抗日积极分子，开始时是利用菜窖、白薯窖躲鬼子。我们区公所的教育助理高克定同志就是藏在白薯窖被敌人发现，敌人把干草把子、棒秸子点燃往窖里扔，连呛带烧活活让人窒息死亡。有了这些经验教训，老百姓又改建了有两个出口的藏身窖，发明了村村户户相连、能打能躲的地道。神出鬼没的地道战使敌人非常头痛。在那些地道战有名的村庄，敌人很少进攻或骚扰。后来，又有人发明在大道中间筑一个大土包，阻碍鬼子的汽车、坦克进攻。
1940年上半年，我在六、八两区当妇救会主任时，组织了妇女抗日救国会、农救会、工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儿童团、民兵等救国组织，社会稳定，老百姓的抗日情绪高涨，日本鬼子、特务、汉奸、便衣都不敢进犯。但是，敌人也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培植自己的势力。自从马区长被害，斗争环境就急剧恶化。后来，敌人疯狂进攻，堡垒村的抗日力量也不敢公开活动了。外地干部和本村干部有的被转移到地下，那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当地干部则继续秘密工作。抗日工作进入了困难时期。我认识一位新兴村的妇救会主任，在严峻的敌我斗争中，家里拖她的后腿，把她送到保定市结婚，却告诉区里说她死了。
地道战
1940年7月，我被调到完县第三区当妇救会主任。一天，我正在东委村村西里的一个小树林里召开群众大会，这时，尧城桥炮楼敌人、日伪军骑兵巡逻队由东向西过来了。有个抱孩子的农民大声叫：“鬼子的骑兵过来了！”群众自动回家，也没有乱跑。我们干部从来都和农妇一样，敌人未发现异常。他们没有下马，顺着大车道向西南过河到西委村去了。我是等敌人过了河才顺河沿儿向北回朝阳村一区住地。后来了解到，敌人只是常规巡逻，没有别的任务，他们从炮楼出来，经过南北常丰村和东西委村转了一圈就回炮楼去了。
悼马区长
六、八两区是个不大的三角地带，虽然处在敌人的包围圈里，但我们有坚强的领导和广大抗日群众的支持，我们坚持对敌斗争，使敌人不敢轻易犯境。
敌人通过各种关系，培植和豢养了一些汉奸走狗，这些人摸清了我们区的情况和住地。一天早晨，天才蒙蒙亮，只能看到人的轮廓，还看不清面目。敌人化装成我们的人，冒充县大队说有事来找马区长。房东没有看清他们是什么人，一听说是县大队的也没有怀疑，就喊：“马区长，县大队来人找。”马区长噌地一下坐起来，抄起二把盒子枪，警惕地喊：“同志们快起来！可能有情况。”“没有听说县里有人来。怎么这么早就来了？”他怀疑地拿着枪出去了。所幸的是，我们妇救会干部前几天都到县妇救会开会去了，其他干部也越墙安全地撤出了。当马区长出来走到影壁墙拐弯儿处，一看栅栏门外堵满了人。出于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责任感，他不顾自己的安危，高声喊：“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快撤出去！”敌人开了枪，马区长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其他同志则安全脱险。
赵恒昌同志是河北省唐县人，为了工作需要调来完县工作，为掩护身份才改姓马，我们妇女干部都叫他马区长。他长得很黑，像非洲人，其他人常喊他“马黑子”。他是年轻有为、朝气蓬勃、勇敢坚强、办事果断的好区长，他领导全区干部和群众把抗日救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使敌人长期不敢来犯。他是我们党的好干部，是我们的好领导，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年仅23岁就被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杀害了。我们全区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怀念他，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赵恒昌同志永垂不朽！
与蔡顺礼的姻缘
自1937年起，聂荣臻元帅领导的八路军115师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进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工作。以115师骑兵营为主力，在五台、阜平和保定以西的地区组成若干工作组，发动群众，打击敌人。有一次，我跟随完县第一区慰劳团到骑兵营慰问八路军。招待我们的是刘营长和蔡政委，中午他们给我们吃的是小米炒饭，我只吃了小半碗。盛饭用的碗是部队用的小搪瓷碗，我用不惯。他们说我吃得太少了，又说我认生什么的。随便他们说什么，反正我是不理他们，也不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