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军原拟以５个纵队攻击，但后因我十二纵主动要求参加攻天津；该纵成立以来，未打过主要攻坚战，要求借此机会锻炼，故允许其以两个师参加。此外刘亚楼要求六纵一个长于巷战的师参加攻天津，亦已同意。故我攻天津的兵力略过多（共23个师的兵力及全部炮兵）。但估计北平与塘沽之敌均不敢增援，即令增援亦足能对付，故兵力虽稍多，但无碍。我军拟以约两个纵队的兵力由西向东并肩突击，以约两个纵队的兵力由东向西并肩突击，以三四个团的兵力由北向南攻，三四个团的兵力由南向北攻。我主力争取东西两方对进突击，首先歼灭中部的敌人，将敌南北切断，待我军已在敌之中部地区贯通以后，即以主力转向南面，歼灭南面的敌人。如战斗发展容易，则在第二步同时进攻南北阵地内的敌人。
（六）目前部队大部分正在进行攻坚演习，一部已开始逐步打外围和挖交通沟。拟13号总攻击。敌以10余万人之兵力防守近200万人口之大城市（比济南大3倍，比锦州大10倍），必处薄弱易于突破和发展，且我军兵力战力均较敌占绝对优势，故整个战斗当能迅速解决。
（七）为了争取在未解冻之前攻北平，故拟天津战斗后除以一部逼退塘沽敌人外，主力速移北平附近准备攻城，极力争取在“四九”（按：即民间冬天“数九”的“四九”，这里是指在天气最冷的时候攻城，因为城壕里的冰冻有利于我军的进攻）末能攻城。但如北平城壕之水源我军能从城外截断时，则仍按原定计划在2月上旬开始。能否截断水源问题，现正进行调查中。
（八）天津战斗后，拟以十二纵担任卫戍。
上述报告，就是我军进攻天津的总方案。这里有几点说明：（1）报告中说总攻的时间放在1月13日，后来改为14日；（2）报告中说十二纵有两个师参加打天津，后改为一个师（即十二纵的三十四师），所以我军参加打天津的总兵力不是23个师，而是22个师。（3）报告中说，刘亚楼要求六纵派一个长于巷战的师，林彪予以同意，情况是这样的：
六纵入关之后，东野总部给六纵的任务是在切断北平和天津的联系之后准备进攻北平，而且是和三纵一道担任主攻，当时驻在马头镇。刘亚楼要的一个师，是指六纵的十七师。这个师在东北攻打四平时是总预备队，出色地完成了扩大突破口，攻占敌核心守备区，歼灭敌人七十一军军部的任务，打得相当出色。在攻打锦州时，这个师又担任总预备队，在大胆插入、穿插分割、打乱敌人的指挥部署中起了很突出的作用。战斗结束后，东野总部特地进行嘉奖，并授予了“攻坚老虎”的称号。正因为十七师有这种出色的攻坚本领，所以刘亚楼将其要来天津前线。六纵在1月3日得到东野总部的命令后，就由洪学智司令员和赖传珠政委亲自带着十七师师长龙书金和师政委徐斌洲率领十七师赶到了天津前线指挥部杨柳青接受任务。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天津之战和即将到来的解放北平极为重视，为此，在1月10日给平津前线发出了两份重要的电报。一份是仿照淮海战场之先例，成立平津总前委。电报说：
林、罗、聂，平津前线各兵团，平、津两市委两军管会，华北局，东北局：
为着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并于尔后一个时期内（大约3个月）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一切工作起见，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同志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所有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粮食、货币、外交、文化、党务及其他各项重要工作均归其管辖，以一事权而免分歧。两市委、两军管会关于上述工作均直向总前委请示，由总前委向中央负责。总前委与华北局为平行关系，有事用函电或当面解决。
另一份电报是由周恩来起草的，电报就接管平津和统一领导平津地区工作的若干重要问题，诸如军管、警备、后勤、货币、物资、地方工作等，都作出了明确的指示。
这一切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准备解放平、津，而对于全面接管平、津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华北地区的新局面即将到来。
由于天津国民党守军陈长捷等人在1月11日拒绝了由林彪、罗荣桓亲笔签名的敦促他们派代表谈判和平的信件，关上了和平解决天津问题的大门。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决定立即攻打天津，并将这一意见上报了中央军委。1月12日，毛泽东发来了这样的电报：
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限时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领天津。如该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
1月13日，林彪向天津前线部队下达了进攻天津的正式命令：
刘，一、二、七、八、九、十二纵队并十七师首长，并报中央：
（一）天津之敌毫无投降诚意，仅在拖延时间。
（二）各部应按计划于明日开始攻击，坚决歼灭该敌。
六、前线来了邓宝珊
正当我天津前线准备发起总攻的时候，傅作义决定派邓宝珊再次出城进行和平谈判。邓宝珊的出马，表明了傅作义对谈判的态度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邓宝珊是甘肃秦州（今天水）人，自幼投军，但在业余苦读诗书，其文化素养很高。1910年加入了同盟会，1914年在陕西参加了当时西北地区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的著名“华山聚义”，高举反袁大旗，多次举行反袁的军事活动，是西北地区很有威望的辛亥革命的老前辈，也是西北军中著名的“儒将”。1921年任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团长，1922年成为冯玉祥部国民军第二军第七师师长。1924年接受***的意见，与共产党合作，聘请苏联顾问，并任用共产党员为他的军官传习所所长和秘书长。1926年冯玉祥委任他为国民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他在陕西乾县开办军官教导队，聘请刚从苏联归国的邓小平为政治教官，对部队进行民主革命教育。1927年，出任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总司令为于右任），推行国共合作，邓小平即任他所办的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
大革命失败之后，邓宝珊无意跟随蒋介石，遂离开了部队，住于上海。
这时期他与周恩来结识，并一直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有一定的联系。
九一八事变之后，经于右任的斡旋，蒋介石同意邓宝珊复出政坛，邓宝珊经邵力子邀请出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并一度代理甘肃省主席，实际上主持甘肃的军政事务。1935年，他担任了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西安事变之后，他赞成张学良、杨虎城的义举，在杨虎城最困难的时候去西安，帮助杨虎城处理了若干善后事务。抗日战争期间，他先任二十一军团军团长，以后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他与我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多次到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晤谈，还让他的女儿到延安学习。蒋介石发动内战之后，他不愿卷入内战漩涡，遂回到家中“养病”。由于邓宝珊和傅作义，还有东北的抗日英雄马占山曾经结为拜把兄弟（马是大哥，傅行第二，邓行第三），此时还有着晋陕绥边区总司令的名义，所以在傅作义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之后，就请他担任了副总司令。其实这是傅作义借重他的名义，让邓宝珊来帮他处理华北和西北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为傅作义帮忙，所以并未要求他到北平就职。他不多的部队仍旧驻在绥远的包头以南和陕北的榆林一带，他本人有时住在兰州，有时住在包头。
当傅作义的和平谈判处于停滞状态时，积极主张和平的马占山（马占山当年的东北挺进军已被蒋介石削得差不多了，现在都编入了傅作义的部下，大约有两个师的力量，马占山本人已不再担任军职。但是由于马占山这时和中共地下党有来往，又主张和平，蒋介石下令军统特务将马骗来南京或绑架来南京，都未能成功。所以，此时马占山已经不敢住在自己家里，而隐藏在著名国画家陈半丁的家中）就劝傅作义请邓宝珊出来与共产党谈判。因为在当时谈判处于僵局的情况下，很多人都认为，只有邓宝珊出马才能有所突破。一方面，傅作义比较听邓宝珊的意见，邓可以完全代表傅作义；另一方面，邓宝珊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直不错，是当时傅作义身边最能被中国共产党方面所接受的人选。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中说过“我们希望傅氏能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任的代表”，这层意思也早由我方告诉了傅作义。从各方面看，邓宝珊就是这样一位“有地位的能负责任的代表”。
1948年12月28日，邓宝珊从包头飞抵北平，与傅作义做了几夜长谈，又与马占山做了一番认真的研究。在这期间，北平地下党的崔月犁在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家中与邓宝珊做了三次交谈。邓宝珊认为必须走和平之路，但是有人给傅作义建议搞“华北政务委员会”即联合政府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因为这就不是和平解放，而是搞国共联合，这种方案共产党不可能接受。有的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是受了美国某些言论的误导。邓宝珊力劝傅作义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方案，尽快解决北平问题。傅作义也对邓说：“抗战时期，你在榆林，曾和中共方面关系较好，听说中共领导人希望你出面斡旋，那就请你走一趟吧！”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以我军的巨大胜利而告结束，蒋介石最得力的大将之一杜聿明被俘。这一重大事件对全国特别是对被包围在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震动很大。1949年1月14日，是上次傅作义代表和我方会谈时我方给傅作义规定做出答复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傅作义决心请邓宝珊出马和原来的谈判代表周北峰一道出城，与我方进行第三次谈判。这说明，傅作义不得不动真格了，是有了与我方签订和平协议的诚心了。
这天上午，周北峰给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发来了急电：“邓宝珊将军和我今日前往，请速指定路线、地点和接头办法。”
很快，周北峰就得到了回电：“欢迎邓宝珊将军和你同来，仍在清河镇接头，我方派王科长迎接。”王科长指我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王朝纲，从第一次双方会谈开始，他一直在担任接待。
无论是傅作义还是邓宝珊都不知道，他们决定进行第三次会谈的这一天，正好是我天津前线部队向天津发起总攻的一天。
当邓宝珊和之前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一道带着随员，在我方接待代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队列科副科长王朝纲的陪同下来到通县西边2.5公里一个叫五里桥的小村子时，已经是下午4时左右，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都已经在等候他们了。由于战事的发展，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已经从蓟县孟家楼转移到了距北平更近的通县宋庄。所以，我方把谈判地点也改在了通县的五里桥，这里距宋庄只有2.5公里。
短暂寒暄之后，聂荣臻就开门见山地明确告诉邓宝珊和周北峰：
“上次谈判中，规定1月14日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问题。”
对于这个消息，邓宝珊和周北峰都颇感意外，但是邓宝珊相当冷静。作为一种谈判技巧，他首先仍然将傅作义原来所坚持的要我军让出南苑机场和成立联合政府等要求提了出来。
林彪的回答很干脆：“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可谈了，只有照上次谈过的，按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规定，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别的什么都不可能，只有这一条路。”聂荣臻接着林彪的话说：“部队开出城外接受改编，以免北平再遭炮火毁坏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了。”
邓宝珊不回答林彪所提出的正面问题，突然问道：“你们要打天津？”林彪立即回答了他：“是，我们已经下达命令了。”林彪的这一回答更是出乎邓宝珊的意外。因为傅作义对他谈过天津的守备，傅作义是相当自信的。何况傅作义和邓宝珊都很明白天津能否守住对北平的和谈是何等重要。傅作义曾经给天津的陈长捷做过这样的指示：“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能打才能和。坚定守住，就有办法。”所以，这时既然天津已经打响，天津能坚持多久，对于邓宝珊这边的谈判也就至关重要。邓宝珊问道：“请问，你们用多长时间可以打下天津？”
林彪毫不犹豫地回答：“三天。”
邓宝珊也算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对林彪如此干脆的回答十分惊异。攻打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只要三天？他难以相信。他说：“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对于他的这句话，林彪未予回答。聂荣臻却说了这样的话：“30天打不下来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就打一年，非打下来不可！”
久经沙场的邓宝珊的确没有想到，林彪对他的回答真的成了现实，三天以后，我军真的打下了天津。准确一点来说，还没有用到三天，而是29个小时。
由于邓宝珊到五里桥之后遇到了新情况，有很多问题他还得与傅作义商议。所以当天下午谈判的时间不长。罗荣桓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邓宝珊将军可以在这里休息，准备继续谈。”
邓宝珊到达五里桥之后不久，他一边同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谈话，一边就让周北峰立即向傅作义发了一个电报，报告他到五里桥之后所得到的最新消息，和聂荣臻所说的“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的重要立场。
第二天，双方开始正式谈判。当天晚上，聂荣臻就谈判中的有关问题向中央军委发出了如下电报：
傅派邓宝珊、周北峰及上校秘书刁某昨抵此，今与之见面时，除本中央所示之态度与内容，指出傅一再拖延时间、玩弄花头，应负全责外（详细内容另告），并由于傅拖延太久，天津方面今已开始攻击，故津市因战争所遭受的损害，应由傅作义完全负责。现傅对津只有下令迅速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对北平应照原改编方案，迅速提出具体实施步骤。在谈话中，邓取圆滑态度，主要两点：（一）过渡期间，军队改编用人民和平军名义；（二）傅似将华北全部担子交邓负责。均为我一一拒绝。现邓仍留此。如能够攻下天津，有迫使傅就范争取北平不战解决之可能。在整个看来……有政治扒手，共同之点均为想借此机会抓一把。所谓第三条路线，我们已有所警惕。
与此同时，邓宝珊也收到了傅作义指示王克俊给周北峰发来的回电：“请和邓先生商量，酌情办理。”所谓“酌情办理”，就是授予了邓宝珊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做出决定的全权，可以不再按傅作义过去所决定的条件办理，而且是要尽快办理。应当说，傅作义电报中的这四个字是傅作义的态度发生实际性变化的重要标志，也是让邓宝珊能跳出傅作义过去所设置的框框，按我方所提出的方案和他自己的考虑进行谈判的重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