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参议员将刘亚楼的五点意见带回城内，立即向杨亦周作了汇报，杨亦周又立即前往陈长捷处做了转达。狡猾的陈长捷在沉思一阵之后，仍然用上次回答杨亦周的办法，做出了这样的回答：“我并不反对和平，我的军队可以接受五点，但是中央的直系部队我指挥不了。如果能让出一条路来，让中央军去塘沽，我就可以照办。”陈长捷这话等于没有说，因为在天津的部队中，六十二军和八十六军都是属于中央军系统的部队，陈长捷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正规部队。如果要算他的嫡系，可以算得上的就只有一个警卫营是他从西北带来的。他到天津之后成立了一个天津警备旅，又名为天津地方武装保安旅，是由原来的保安团队改编的，也都是天津的地方武装。
在这种情况下，杨亦周和四位参议员只好去征求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他还兼任天津的防守副司令）的意见。林伟俦以默不作声的态度，拒绝了和平之路。
为了天津的和平，杨亦周等人再次去陈长捷处，进行了苦口婆心地劝说，陈长捷仍然坚持必须让部队撤到塘沽，否则无和谈可言。1月9日，当四位参议员再一次出城，将陈长捷的这一立场向刘亚楼做了汇报，陈长捷的这一顽固不化立场，遭到了刘亚楼拒绝。刘亚楼再一次对几位代表做工作，他说：“为了保护天津这座工业城市，我军诚心诚意希望和平解决天津问题。只要自动放下武器，我军可以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及行动自由。否则，我们将按原计划攻城。”
在中共中央总的原则立场指导下，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对天津的陈长捷等人已经做了耐心等待。为了最后一次对天津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教育，争取他们走和平之路，1949年11月11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和罗荣桓亲笔签名，给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三人写了一封信，而且派出通信联络人员通过双方的接触线，进入到了国民党军队防区，亲手将信送到了陈长捷、林伟俦和刘云瀚手中。这封由林彪和罗荣桓亲笔签名的信全文如下：
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将军：
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我军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这封由林彪和罗荣桓亲笔签名的信件，在天津的国民党当局中被视作解放军对他们的最后通牒，故而引起了强烈震动。天津国民党当局的五名最高负责人不得不聚到一起，商量对策。除了三个收信人之外，还有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和警备副司令秋宗鼎。在这几个头目之中，杜建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杜建时是河北武清杨村人，出身于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蒋介石开办陆军大学，杜建时入学考试与毕业选拔考试都是第一名，被蒋介石选送美国深造，在堪萨斯陆军大学毕业之后，又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到加州大学攻读了国际关系专业，获得了博士学位。1939年学成回国，成为了当时中国唯一的“博士将军”，先后担任第九战区副参谋长、国防大学教务处长、国防研究院主任，委员长侍从室中将高级参谋、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高级参军，很得蒋介石的器重。当时蒋介石与各国的高级谈判他都是重要的随员，连1945年参加联合国成立的中国代表团，他也是成员之一，宋美龄还把自己的秘书介绍给他做了夫人。蒋介石把他派到天津来，先任北宁路护路司令官，后任天津市市长，是蒋介石放在华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心腹人物，他实际上是蒋介石安在华北地区的一个耳目，华北地区的各种情况特别是傅作义集团（在杜建时眼中，陈长捷也属于傅作义的人）的情况，都经常由他直报蒋介石。可以这样认为，陈长捷所以不敢如傅作义那样逐渐走上和平之路，除了他自己完全没有自己的军队之外，杜建时这个蒋介石的耳目的严密监视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现在，天津的五巨头坐到了一起，都看了林彪和罗荣桓的亲笔签名信。怎么办？都不敢首先表态。在这五巨头之中，在他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在提防着其他人。陈长捷是名义上的最高司令官，但他没有自己的部队，而且又被另外几人看成是傅作义的人，他怕杜建时和两个军长找他的茬。杜建时虽然是蒋介石的心腹，但他自己不掌兵权，他又一直弄不清楚陈长捷到底卖的什么药，弄不清楚这时陈长捷和傅作义是什么关系（实际上，在这段时间，由于傅作义本人对和平问题极为小心，一直未下最后的决断，不可能有很直接的态度，所以并未就和谈问题与陈长捷有过任何联系），所以也无法表态。林伟俦和刘云瀚这两个军长对于自己的实力是清楚的，知道自己不可能是林彪的对手，但是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上司没有作出最后决定之前，也很难在和战问题上作出大的行动。特别是他们心中很清楚，杜建时是蒋介石的心腹，而陈长捷又是傅作义的人，这两人的意见不统一，他们作为下级是很难办的，所以他们也都不愿表态。至于秋宗鼎，是一个空头副司令，更不愿先谈自己的意见。这样，五人都没有在和与战这一大问题上做出最后的选择，都未能走上和平之路。当杜建时再次向陈长捷询问天津到底能守多久这一问题时，陈长捷仍然说可以坚持一个月。于是，杜建时就要陈长捷给林彪和罗荣桓回信，实际上是要陈长捷给蒋介石表态。于是，由陈长捷口授，秋宗鼎笔录，一封陈长捷式的回信写成了：“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如果共谋和平，请派代表进城商谈。”
这样，陈长捷等人丧失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天津的最后机会。全国解放以后，陈长捷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解放战争期间，我在天津抗拒人民解放军，将战火引入市区，置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对人民负有严重无比的罪过。”他的这段话，可谓句句实言，一点夸张也没有。
若干年后，有人曾经这样分析过1949年初的天津问题，认为当时的天津如果不是由于上述情况而产生的“龙多不治水”，而是由一人掌握军政大权，一人就可以作出决断的话，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天津也是有可能和平解决的。这种分析不无道理。遗憾的是，历史现象是不可能按“如果”来重演一次的。
若干年后，陈长捷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当时所以出现那种明知打不过还要坚决打的局面，还有一个一般人所不太了解的原因，就是国民党特务对国民党军队的暗中监控。他说：
1月11日，接到解放军送来的“和平放下武器”的最后通牒，即约杜建时到部会商。开始是各怀鬼胎，以目相视，默然不语。刘云瀚是蒋介石、陈诚的嫡系心腹，对战事虽然怀虑，但默不作声。林伟俦和秋宗鼎又都慑于特务的监视，有所欲言，却又吞吞吐吐，没有一个说应该和可以放下武器的。大家却也愿意谈判，无非为的缓攻、观望而已。
蒋介石在各军和各军事机关都置有从他的侍从室直接派出的所谓“视察官”，参与一切军务与军机，时时向蒋直接通电报。对天津就派来视察官程子践，程当时对作战中每夜汇报情况，指导军机，他都要参加。而他的背后，又有所谓“报务员”执着密码本在监察他。蒋的特务对天津作战是多方面的钳制，这一种特务恐怖，慑服了部队长官，迷惘不省。
不管是出于哪些方面的原因，总之，天津守军在最后关头拒绝了和平之路。既然天津守敌不愿意放下武器，拒绝和平，毛泽东当然就要下决心先打天津。前面已经分析过，这时打天津，其目的不仅仅在于解放天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将国民党的一部分军队砸得粉碎，将天津的坚固城防工事砸得粉碎，让傅作义迅速彻底地丢掉幻想，接受和平改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同时也让北平中央军系统的军队不敢乱动，不得不跟着傅作义一道接受和平改编。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打天津给傅作义瞧一瞧”。
四、地下党的巨大贡献
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已做好了打天津的准备，而且准备得相当充分。因为这一仗不仅是一个要解放天津的问题，而且要求要打得猛，打得狠，打得干脆利落，要打个样子给傅作义和北平的李文、石觉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瞧一瞧。
在对攻打天津的准备过程中，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不仅广大的解放军指战员们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解放区的支前民工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而且天津的地下党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如果说华北军区城工部领导的北平地下党的主要贡献是用力推动了北平和平解放进程的话，在华北军区城工部领导下的天津地下党的主要贡献则是为我军顺利打下天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纪念天津解放十周年的时候，刘亚楼这样说过：“应该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
1948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天津市的地下党组织由原来的两个系统（即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由原来的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的“北系”和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南系”）合并，成立中国共产党天津工作委员会，对外的名称，就叫迎接天津解放委员会，开始了迎接天津解放的各种工作。这里只介绍与攻打天津有关的两件大事。
上面曾经说过，陈长捷所以敢于与我军进行抵抗，主要的就在于天津的坚固城防工事体系。我军既要迅速攻打天津，又要尽可能减少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减少对重要工业设施的破坏，就需要让我军指挥员在开战之前能掌握到作为敌人手中最高机密的天津城防详图。这一任务当然只能由地下党去完成，天津地下党组织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天津修建城防工程的总领导机构是天津市城防构筑委员会，由天津市市长杜建时担任主任。在这个委员会之下，又有若干个专门委员会。
负责设计和施工的是其中的工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第八工程段有个工程员叫麦璇琨，是1946年才从天津工商学院毕业的年轻技术人员。麦璇琨于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八工程段的任务是负责该段工程的监工。地下党组织给麦璇琨的任务是要想法将整个天津的城防工程绘制成详图，要绘制这份图对于他所在的第八工程段当然不会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能不能掌握其他工程段的情况。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麦璇琨利用工程处主任对他的信任，经常找各种机会到其他工程处去查看，利用各种可能收集有关图纸。到工程后期搞竣工测量时，再按比例将每一个工程段的工程绘成全图，特别是将各个碉堡的位置与内部结构以至武器配备，都尽可能详尽地反映出来。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将任务全部完成，将全图交给了所在组织的负责人王文源。王文源再交给开照相馆的地下党员康俊山，翻拍成照片，由地下交通员赵炎送交了华北军区城工部。
另一位地下党员张克诚，在天津市工务局任建筑科的公务员。这个科有一个工作任务是验收天津的城防公路，在工作中必须要参考整个天津的城防工事图。有一天，与张克诚同一间办公室的工程师未将官方绘制的城防工事图锁进保险柜，还放在书架上就外出了。张克诚立刻冒着危险将工程图偷回家中，用两个通宵描了下来，用蜡丸封好。然后藏在他的棉裤里，让他的妹妹转交给了地下党天津工委书记黎智，再由黎智转交给了我军的八纵。这位事先并未得到上级党组织布置任务的地下党员，为我军提供了另一份完整的城防工事图。
还有一位地下党员是位女青年，名叫曾长宁，她的父亲曾延毅过去与傅作义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还拜过把兄弟。曾延毅在国民党的西北军中当过副军长，这时已经脱离军界，在天津做寓公，但与国民党军政界的很多人物都有来往。有一天，国民党军塘沽防守司令崔亚雄到她家做客，曾长宁发现崔亚雄的皮包里正好放着塘沽地区的驻军分布和防守工事图。曾长宁立即偷偷复制了一份，通过另一位地下党员沙小泉送交到了上级党组织，再转交给了我军手中。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天津的后勤供应统由国民党的联勤总部在天津设立的华北联合后勤支部负责，这个后勤支部的主管是一个国民党少将军官，他的秘书李贻亮是一个在一二·九运动中参加过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进步人士，李贻亮的舅父是我党的地下党员。通过李贻亮舅父对他的教育，李贻亮愿意为我党工作。李贻亮不仅为我军提供了国民党军队在天津所有军火库和物资库的详细情况，还利用1948年底搞新年慰问劳军活动时要登记造册发放慰问品的机会，将这时全城驻军分布的最准确资料提供给了地下党组织。
正是由于有这些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军攻打天津做了前期准备，使得我军在攻打天津战斗中得到了很大方便。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说过这样的话：“由于地下党提供了详细准确的城防工事图，使我军迅速掌握了敌情，因而下决心、订计划，部署兵力都有了确实可靠的目标。”当天津解放以后，天津市民曾经流传过这样的话：“解放军的炮弹有眼睛，不打老百姓，专打国民党。”其实，为解放军的炮弹安上“眼睛”的，正是天津地下党的一批英雄们。
五、平津总前委成立
1949年1月7日，林彪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对如何进攻天津有一个全面的报告，这也就是我军攻打天津的总计划。电报中说：
关于天津作战情况与布置报告如下：
（一）天津敌正规军约6万，特种部队近1万，地方部队近1.5万，民众自卫队（不脱离生产的）1.5万，共约11万人。
八十六军及九十二师、一八四师皆系在东北被歼灭过的旧番号、新部队。六十二军之一五七师在北平，该军现在天津只有一五一师较强，其余两个师战力均差（按：当时的这个敌情统计稍有不确，天津的守敌中无九十二师，天津守敌的总数应当是13万人左右）。
（二）敌八十六军分布在城东半部，六十二军分布在城西北部，四十三师在城西部，一八四师在城南部。
（三）天津市区东西十华里，南北二十五里。
（四）敌强的守备部队在北部，弱的守备部队在南部，敌强的建筑物在南部，敌整个阵地的弱点在中部。敌中部之守兵与建筑物均不强，我军对敌之中部攻击则从东西两面能展开大的兵力，故主攻选在中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