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涯》2006年第06期
栏目：文学
又是将近午夜，办公室大门砰一声大开，然后听到一阵嗵嗵的脚步声走进来，左右两脚轻重不同，快慢有异。我知道又是公司大老板麦克·奥尼尔先生来了，而且他又已经喝了不少。
这不是奥尼尔先生头一次半夜三更到办公室来，我才到公司上班几个月，已经碰见过三次，这是第四次。我赶紧弯腰把办公桌右手最底层的抽屉拉开，从里面取出一瓶没有开封的五粮液。
“你好，派特！”奥尼尔先生向我的小格子走过来，大声招呼。
我到美国念大学，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字叫作派特利克。这名字有个短称叫作派特，可大多都是叫女人用，我这么六尺高的汉子，让人叫派特，别人听了，还以为是个女人，实在不雅，可我什么话都没说。我刚懂事，母亲教的第一个生活道理，就是逆来顺受。母亲告诉我，反抗只能招来更多麻烦，像父亲，反抗了一下，便遭到没顶之灾，还害到我们子女后代。别说是大老板，就是个清洁工，有意污辱我，我也只有忍受。我微笑着直起身，看他走过来，说：“您好，奥尼尔先生！”
“又加班吗？”他问。奥尼尔先生个子不很高，肉头肉脑，显得和蔼可亲，年纪轻轻，头发已秃，头皮发亮。他西装不整，领带歪斜，手舞足蹈，摇摇晃晃走来。
我没有回答，半夜十一点，我还在办公室里，不加班干什么？可我什么也没说。我是外国人，到了美国才算念上大学，刚毕业就找到这么一份工作，实在不容易，所以我十分小心努力，几乎天天晚上加班，希望工作业绩出色，保住这个职位。
“今天是什么酒？是不是很好？”奥尼尔先生望着我手里的酒瓶，笑着说。
我把酒瓶递给他，说：“这叫五粮液，也是中国名酒。”
奥尼尔先生拿过酒瓶，转了一转，说：“哼，方型酒瓶，很有意思。”
两个月前，我头一次碰见奥尼尔先生半夜来办公室，他比今天醉得厉害，根本没有看见我还在那里加班，直接冲进顶头他自己的办公室，继续大喝。那时我虽然已经到公司上班三个月，可还从来没有跟大老板说过一句话。雇我这样一个小职员，都是公司人事部门面谈作决定，奥尼尔先生根本不过问。我赶紧把桌面文件纸张收拾干净，准备悄悄离去。我是中国人，知道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公司大老板就是虎，陪着他，好了没准升官发财，弄不好当时就得卷铺盖走路。我这样的，反正也升不了什么官，发不了什么财，只求保住饭碗，所以最好别琢磨伴君的捷径。
“嘿，你——！”我刚关了桌上的电灯，提着公文包，走出我的小格子，就听见奥尼尔先生在他办公室里大叫。他办公室的门大敞着。
他能看见我吗？我站住脚，转过身，朝后看看。我们公司占了这层楼东边一半，四周是一个挨一个的小办公室，各级经理们用，当中是一个大厅，用隔板隔成许许多多的小格子，我们这样的小职员，每人一个，坐在小格子里。大老板奥尼尔先生的办公室全是玻璃墙，可是不对着我这边的走道，并不能直接看见我的小格子。他怎么知道我要走？是叫我吗？我扬起头，隔着满大厅许许多多小格子隔板望望，全公司只有老板和我两个人在，除了我，他不可能叫任何别人。那么他看见我关灯，知道我要走，所以叫我。叫我干什么呢？我想不出来，他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嘿，你！过来一下。”奥尼尔先生又叫了一声。
我把手里的公文包放回小格子的桌上，静静走过走道，转到奥尼尔先生的办公室门口，小声问：“请问，奥尼尔先生，您叫我做什么？”
奥尼尔先生坐在自己巨型办公桌后面，摇摇晃晃，好像有点头重脚轻，那个宽大的皮座椅也难以支撑住他。他办公室里没有开灯，光线很暗，看不清他的脸，他一只手在脸上抹着，好像已经抹了好半天，还不放下来。办公桌上，旁边一个酒吧台上，都放了好几个酒瓶。
见他不吭声，我又问：“奥尼尔先生，您叫我吗？”
奥尼尔先生终于放下抹脸的手，转脸望着我，脑袋还是摇摇晃晃，问：“你那里有酒吗？”
我没有马上回答，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办公室里不准喝酒，这是公司规矩，人事部的人面谈的时候早说过。可我不能太久不回答奥尼尔先生的问题，只好说：“您知道公司规定，办公室不准……”
奥尼尔先生用力摇摇手，大叫：“滚他的蛋，公司规矩，我就喝，天天都喝。”
我心想：当然了，你是大老板，愿意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可我要是犯一点错，早被开除了。奥尼尔先生接着喊：“半夜三更了，谁还管谁？去拿来，你在办公室熬这么久，不可能没有一点酒。”
他这话没说错，我有酒，在我的公文包里，上班带来，下班带走，不放在办公桌里。倒不是因为我天天晚上加班，所以要喝酒，而是我有时候需要有酒麻醉一下神经，像所有感觉痛苦的人一样。
我说：“您没说错，我有，可是中国酒，不知道您要不要喝？”
他听了，好像清醒了几分钟，瞪着眼睛看我，才认出来原来我不是个美国人。然后他的脑袋又摇晃起来，说：“没关系，什么都行，只要是酒，我需要酒，很多很多酒。”
我不说话，走回自己的小格子，从刚收好的公文包里取出酒瓶，那是一瓶汾酒，只剩六分之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