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的这种文学自觉我以为还体现在《出梁庄记》的叙事上。如果说《中国在梁庄》还不自觉地带着梁鸿个人浓浓的亲情和乡愁，那么《出梁庄记》则在寻亲的行走中多了批评家的冷峻，深情和内敛。《中国在梁庄》有人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它跟着现实走，其实，作为它的故土和回到它的家乡是难免的，但是今天的梁鸿有了更多文学的自觉。比如《出梁庄记》的第一章，梁鸿以闲笔从梁庄出发，笔触伸向散居在各大城市的梁庄人，它是以城市和工种为经线，以福伯家、五奶奶家、韩家等三大家族为纬度结构全书，最后回归到梁庄的春节，使所有发散各地的人气回归到中国人亲情所至的大年，有自己的文体意识和自觉。此外笔触下的梁庄人，无论他们流转到何方，无根的他们在梁鸿笔下反而更农民化了，但梁鸿一再声称：“他们始终是我的兄弟姐妹。”
在这里，作为一个女性读者，我深深地感受到其中浓郁的女性气质。这种女性的气质，这种深情不仅来自血脉，还来自梁鸿的母性，比如她写到晚辈小阳阳，九岁的黑妞和2000[：]1的留守儿童，梁鸿还写到她的长辈，像对土地绝望的二婶，还有同辈的玩伴，还有无土可归的邻居等等。我以为这种自内向外的体验、感悟和讲述，是发自血脉骨肉间的疼痛，是发自女性的生命悲情与忧愤情怀下的忧郁。梁鸿在场的叙述形象阐释了当年费孝通《乡土重建》中的论断，即“中国都市的发达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都市的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以为梁鸿追求到了她故乡忧郁的灵魂。由此，我向她致敬，也祝福梁鸿！
阎连科（作家）：老实来讲，写乡村我们这一代作家可能都不比梁鸿写得差，但客观来讲，我们都没有去写。所以刚才敬泽说不在于梁鸿发现了什么，而在于梁鸿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这个事情确实让小说家深深地感动，甚至会自责、自省。《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这两本书其实都不是很完美的书，它有很多的缺憾，但是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影响，都超乎原来的想象。
我想要谈的是梁鸿对于“梁庄”的写作问题。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可以去做但却没有去做这件事情？报纸杂志上一些评论文章都说《中国在梁庄》这本书的写实部分不够完美，但大家几乎都一致忽略了这些不完美的地方。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遮蔽了这些写实中间不够完美的地方？我想这就是梁鸿对梁庄的爱，对乡村的爱和对土地的爱。确实是你的爱有多大，文学就有多大，爱有多深，思想就有多深。第二，也许从《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开始，这样的写作已经对整个中国小说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对抗。我们熟悉的乡村是昨天的不是今天的，对像我这样一代作家而言，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就是经验对我们的疏远。你这个情感已经被梳理化，被条理化，被格式化的情感，而对乡村这种新的情感，新的方向，新的书写你已经不再熟悉。
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我读《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时，几乎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文学虚构去看待。它的文学价值很强，但我更看重的是它的超文学价值。这个超文学价值一方面是通过这样的书让我们更好地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中国是怎么样的。我们都生活在当下，但有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活在生活之外，因为我们仅仅活在一个很小很窄的生活经验的范围。那么更广泛的中国经验是什么样的？它存在于什么地方？我们并不清楚，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一个主动的意愿去了解。但读了梁鸿这部书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丰富的、更复杂的中国经验的面貌，也找到了一个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和今天这个生活一个更宽阔的通道。我想这个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第二方面我更看重的什么呢？它是对我们这个时代许多几乎被忽略不计的人物立传的书。中国有十五亿人，但是在我们的意识里中国其实仅仅是很少很少的人——政治人物，公众人物和一些社会精英。其他的一些人物其实都是被忽略不计的。梁鸿把他们书写出来为他们立传，对他们内在的精神和形象进行建构。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比如说我看到《出梁庄记》中很多篇目讨论他们的身份感，讨论他们的孤独和他们的忧郁，这些在过去的文学作品里通常都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特有的情绪。但是在今天到了这些最底层最普通的人，他们的身份感、他们的忧郁感，给人的震动特别大。包括她写梁庄人之间的那种冷漠，包括亲友之间的隔膜。这是非常复杂的细节叙述。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第三个我特别感动的是梁鸿通过这样一种写作对自我的反省和审视。她自我的追问、叩问或者是拷问的理念，我也是很感慨的。比如说在《出梁庄记》的246页、279页都有她的自我的答辩或者是对自我的反问。特别是小柱死了。梁鸿回梁庄，知道从小的好朋友病了，但没有去看他。她反复地追问自己：为什么？这种解剖和分析背后其实有很普遍的对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精神各个方面的拷问。我觉得这种拷问是很有深度的。我也联想到我们从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启蒙的传统，写面对现实的那种道德热情和自我反思的那种力量，这个我想在梁鸿的作品中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