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明》1995年第02期
栏目：中篇小说
出租车只好停在后门，因为前门不开，前门是属于余家外婆的，不让人随便进出的。我至今仍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叫她余家外婆。其实她还没有做外婆。她丈夫早死了，只留下个三十好几还没出嫁平时又很少回家的女儿。但大家还是叫她余家外婆，似乎是只要有女儿就不怕做不成外婆似的。余家外婆深居简出，不许任何人进她的房间，也很少同别人搭讪，再说前门是她家的正房，也不便让人当过道。只有后门是属于大家的。从后门进去是灶片间。一幢楼六家人家全挤在里面做饭。所有的人要进自家的房间都得从后门进，其中包括余家外婆。这样前门就失去了门的功能。余家外婆索性在门前堵上了一个装饰玻璃柜，房间也就多出了好些实用面积。
我把行李从出租车的后箱搬出来，大大小小地堆了一堆。此时大家正在做晚饭，鸡鸭鱼肉同各种蔬菜的气味揉在一起从后门喷出来，很是诱人。我一下车就有人喊：“小擂姆妈，小擂爷叔回来了！”但阿嫂对我的到来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热情。等我把行李全搬下车后，她才围着花围兜握着锅铲出来，出租车已喷着烟开走了。化了淡妆戴着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的嫂子还是这么年轻漂亮，而且显得越发洋气。她看着出租车消失在弄堂口后，很不满地说：“怎么？你坐出租啊？”好像我不配坐出租似的。我只好解释说：“行李太多，又没人接”。她又忿忿然地说：“不是叫你阿哥去接你吗？”我又为阿哥辩解说：“大概厂里太忙，脱不开身。”她又找茬儿说：“出租敲你锒头了口伐？收你几钱？”我说十七元。她就把锅铲往下一甩斩钉截铁地说：“敲了！”
二楼是我们家的。有三间房，一大一中一小。一中一小的面积加起来也没有那间大的大。母亲在世时，一中一小已经给了阿哥。阿哥夫妻俩住中的，小间小擂住着。在上海有这样的住房条件已相当不错了。当年漂亮但家境不好的阿嫂主要是奔着这住房才同阿哥结婚的，母亲说：“等我死后，这大间就留给阿堃。”阿哥只比我大一岁，我们同时上的学，初中毕业就面临着上山下乡。根据那时的政策，反正我们兄弟俩中得有一个下。母亲说：“阿堃去吧，你阿哥是长子。”我不得不背着行李去了江西，从此没有回过一次家。我恨母亲，为什么偏偏让我忍受下乡之苦，那时，一想起母亲在做这一决定时的冷静与坚定，我就无法原谅她。我有几个同学支边去了新疆，几年后我也去了，因为那儿的农场能吃饱肚子，每月还有三十几元的工钱。在江西插队时，累死累活一个工分才挣七分钱。去新疆后我很快当上了小学教员。一晃就是二十年，但我却从没给家里去过一封信。还是我的一个同学回沪探亲时，把我的情况和地址告诉了我母亲。我那历来十分坚强的母亲哭了，说：“阿堃勿认我这个姆妈了。”
母亲是富户人家的小姐，却偏偏看上了我那个当工人的父亲。从过去留存的几张旧照片中可以看出，父亲长得很英俊，但却是一副老实巴脚的憨相。开着几爿厂子的外祖父自然是这场婚姻的坚决反对者，自己的女儿要与他厂里的一个小工人结婚，这太丢他的脸面了。但是铁了心的母亲硬是同父亲结了婚。也没有想到，这却给我母亲带来了一生的平安。父亲在我两岁那年，在一次护厂斗争中牺牲了，他那“烈士”的称号庇护着我们，使母亲在历次运动中都免受了冲击。唯一的遗憾是父亲的“烈士”牌位没有保护我躲过上山下乡这一关，反而成了居委会动员我下去的一条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理由。母亲也痛快地表示，烈士子女应该带头。那时并不知道抱着韬晦之计的母亲对我下去一直是深感内疚的，并且这内疚变得越来越沉重。后来当年插队去江西的人基本上都返城后，母亲那颗十分坚强的心竟再也承担不住她那沉重的内疚了。她给我的信中说，堃儿，你再不来看我，我就去看你。如果你能理智地考虑一下，你的苦难不该全由你母亲来承担。接到那信我哭了一夜，觉得自己把一切仇恨都集中在母亲身上是太不公允了。火车到上海时已是午夜，就在月台上，我那白发苍苍的母亲抱着我这个也有了不少白发的儿子在众目睽睽之下，竟毫无顾忌地嚎陶大哭起来，我也用一串串滚落的泪化解了我对母亲那种不该有的恨。
我一直以为我们家很穷，母亲没有工作，是靠父亲单位给的那点儿抚恤金把我们带大的。我们总是穿着打补钉的衣服，唯一感到富有的是我们那几间房子。那是外祖母花了几根条子买下来偷偷给我母亲的。烈士父亲也同样保护着这几间房子。在我第一次回来的那个晚上，母亲悄悄地同我聊到天明。那时我才知道母亲竟是这么富有！母亲在她的一只镶着金边的小铁盒里藏着一笔很大的财产，她让我看了那么多耀眼的东西，还告诉我，她在国外还有一笔财产，但她又很严肃地警告我说，这事绝对不能告诉你阿哥阿嫂，一向冷静的母亲这时毫不掩饰她的愤怒说，他们俩个都不是个东西，我要把你从新疆弄回来，我要把这一切都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