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从坐上刘二憨的送菜车，到颠簸八九个小时进了聊城，我们早没有了一开始那种新鲜感。现在我们的心里烦透了，甚至开始有点反悔，干嘛要来这个聊城？他男人们风流，就由他风流去，关我们屁事？
这个时候啊，自己村里的那个刘二憨也走了，整座聊城的大街上，就像是一个人和车的海洋，一浪涌过来，一浪又涌过去，一浪猛过一浪。
我们几个走在这样的大街上，就像是几个从海底冒出的小小贝壳儿，车子像来来往往的浪涌过来，人也像来来往往的浪涌过去，我们这些被簇拥在那浪尖上的小小贝壳儿，就漩涡似的聚拢到了一起，头都晕了。我们四周再一看，都是悬崖峭壁似的高楼大厦。六个女人一下子都慌了，心里一慌，就会没了主意，似乎连东南西北的方位也给分辨不清了。
还是心机蛮多的二妞冷静下来，她说，咱们都把手拉在一起，可不能走丢了人。
我们这些刘家坳的小媳妇们，就手拉着手，很没有目标地走在聊城的大街上，引来了许多城里人陌生的目光，觉得我们一定是些乡下过来的妹子。
乡下人，就是城里人眼里的一个稀罕，他们一定在心里觉得我们几个很好笑。
萍萍带着哭腔说，真该把二憨哥的手机号码给记下，我们也好有个照应。
田螺骂她，没骨气，才来多大会儿就蔫鸡巴啦？别挤尿水儿出来。
我们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在大街上遛来遛去。转眼间，就遛进聊城的黄昏里。
这个时候，城市里的空气仿佛都开始变了，红的，白的，绿的，黄的，粉的，那些高高低低的霓虹灯，一闪一烁地渲染着聊城的空气，也压迫着聊城的空气。天黑之后，整个聊城，仿佛一下落入了燃着五彩斑斓火苗的海里。
我们连呼吸也觉得有些困难了，胸口都是闷闷的，嘴像一条条焦渴的鱼的嘴，一张一翕的，老想往肚子里大口大口地吞气。我们瞪大一双双眼睛，左顾右盼，目不暇接。怎么办呢？好歹是一时心热，既然来都来了，还是先找下一个住的地方吧。
我们心里不约而同，都想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里边识字的不多，也就我读过几天高中。早些年我在娘家的时候，听村里去外边做生意的回村讲，其实城市里也是几重天，就说居住条件吧，也有富人区和平民区之分。聊城自然不会例外。
我心里就暗自盘算，要住，我们也是先要找到平民区，在那里找房子租，一定便宜。
我征求她们意见，她们都表示同意。像我们这些靠男人外出打工过日子的农村媳妇，平素里，吃穿用都抠门得要死，更甭说现在来聊城撒疯了。
我们沿着聊城的街道，一条一条地找下去。那时候，我们真是被这个城市的气势给震懵了，连去问问人家路，或者坐坐城市公交车的想法，都没有了，就靠那两个脚板心儿，来回磨蹭着聊城夜下的大街。
走在这样的大街上，那犹如花色水样儿漫过的城市空气，都快把我们给淹死了。
二妞说，我的娘啊，实在太累了，我们还是先找个饭馆吃点东西吧。
果兰和田螺也说，是有点饿了。
素梅说，就你们娇。
田螺说，要不，我们就到前边那个烧麦馆吃点吧？
在我们正前方，是有一家烧麦馆，看样儿不大，门面的玻璃橱窗上方，是闪烁霓虹灯光的“阿拉基烧麦馆”几个大字。“阿拉基”什么意思？我还正在想这个怪怪的名字，就跟随她们进了这家烧麦馆。一股扑鼻的饭香勾起了肚里的馋虫。
田螺急着拉我的胳膊，眼早在四下里张望上了。刘珍，你先问问价钱，看贵不贵？
我说，门口不是标着饭菜价格表吗？一份十块。
田螺拉着我就往外走。
素梅和果兰问，怎么了？
田螺说，吃一顿一个人要十块呢，简直是吃人肉，太贵了。
我现在才略有所悟，原来“阿拉基”这几个字，是很值钱的意思。是外国的东西就值钱，连外国字的读音也值钱。不就是一碗烧麦吗？在我们镇上，两块钱一大海碗，满满当当的，给我们端到面前，我们还嫌贵呢。于是我们又都出来，继续沿着街往下找。
这天夜晚，我们几个村里的女人，就在聊城的大街上转悠来转悠去，直到十点左右，才终于找到一家山西刀削面馆。
我们每人要了一碗三块钱的刀削面，里边就几根面条儿。
田螺连半碗很油腻的面汤也给喝了，喝得满头大汗的。
花钱买的。她见我们看着她笑，很不好意思，就这样说。
面馆里已经没有其他吃饭的人了，天很晚了。一个体态肥胖的女人在用一把帚子扫地，她一边扫，一边用怪怪的眼神儿，不时瞄我们一眼。
素梅大胆地问她：嫂子，附近有没有住的地方？
胖女人说，有啊，对面就是一家旅馆。
我接着说，我们不住旅馆，想租一间房，要最便宜的。
胖女人不耐烦地说，你们乡下来的吧？
我说是。
这个胖女人似乎“哼”了一声，她大概早已看出了我们这一身的土气，即使她只不过是一个刀削面馆的杂工，也在心里小看了我们一百回，因此，我们就再也没有期待能从她嘴里蹦出一个字。
天确实很晚了，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住的地方。我们身上是有些钱的，但不忍心把它花在住这一宿的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