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到了二弟到部队以后的第一封信，地点是四川西南部的一个小镇。我查了一下地图，那地方跟云南交界。我连夜给二弟回了信，写了8页，约4000多字，相当一篇短篇小说了。我在信中以老兵和大哥的双重身份，给他提了10条要求：1.要加强政治学习；2.要刻苦训练；3.要做好小勤工作；4.要尊重领导；5.要和战友搞好团结；6.要认真学习文化；7.要培养过硬的军人作风；8.遇事要学会忍让；9.要迅速改变农民的不良习气；10.要主动向组织靠拢。
我认为这10条要求对二弟来说会十分受用，会促使他迅速完成一个农民到军人的转变。因为，我当初就是这么过来的。不过，我没有一个当老兵的大哥，没有人这样有板有眼苦口婆心地谆谆教导我。如果当初有一个当老兵的大哥能时不时地敲打我、修正我，也许，我比现在混得更像个人样儿。
之后，二弟每周一封信，我是每封必回，而且基本上不少于5页，不少于5条要求。我在灯下十分投入地写信，跟我同宿舍的上士，以为我在写情书，总是以各种理由和借口瞄两眼。我索性让他看。上士看过之后，咂了咂嘴，说：“我真羡慕你弟弟。”
我在司务长的位置上固若金汤地干了三年。说实话，对这连生豆芽、磨豆腐，甚至劁猪技术都要亲自掌握的苦差事，我真是干得够够的了。同时，我也时时地想，将来要能拉二弟一把，这个小小的职务，是远远力不从心爱莫能助的。也就是说，为了我的哥们儿弟兄，我也要不遗余力地往上拱。
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偏爱语文，作文常被作为范文贴出来展览。当兵前，又在公社海河指挥部写了近一年的大批判文章，笔头子练得像那么回事儿了。当了兵也往报社投了一些稿，尽管屡投不中，但仍痴心不改矢志不渝。另外写个总结报告什么的，感觉也不比机关那些秀才们差。所以总觉得当司务长有些大材小用，心里憋屈。
我有个五服之内的姑在北京一家大学的图书馆工作，我到她那儿去玩，看了一些叶挺将军的资料，觉得很感兴趣，就把有关材料复印了下来。回到连队，连夜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革命回忆录《叶挺心中的党》。没想到的是，这篇文章竟一字未改地发表在了《人民日报》第5版的头条位置。这就是说，我的处女作，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我天爷呀！后来《新华文摘》还作了转载。这突然取得的重大胜利，足以使我连续昏倒好几个来回。同时，我有强烈的预感，这篇重量级的文章，一定会给我带来命运的重大转折。
果然，团政治处主任下来考察我，准备把我调到宣传股，当新闻干事。可还没等上任，师宣传科长也找上门来了。一见面就对我说：“写这么大块的文章，真没想到是个小小的司务长。”从他的话语中，我感到他对小小司务长的职务，有多么的不屑。结果，我调到了师政治部宣传科任副连职干事。报到一个月，命令就下了。我知道，调机关要先工作，考察3个月，才正式下命令。大概因为我那篇重量级的文章，这个惯例给打破了。
报到的当天，我就急着给二弟写信。那时候，二弟已经满两年兵了，可组织问题还没解决，我不知道他这几年是怎么向组织“靠拢”的？至于上院校、提干，更没什么说法，我很为他着急。我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写信，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要求、作指示。后来，他兵当老了，我手也懒了，书信往来不再那么频繁，但对他无形的牵挂，始终没有间歇过。
到了师机关，见的大官多了，眼界也开阔多了。想想，那小小司务长婆婆妈妈的，真他妈不是人干的差事，能逃出来真是万幸。在机关混熟了，也认识了一些老乡，其中军务科的牛参谋，跟我是一个车皮从老家李县拉来的。他比我早两年提干，刚调了正连。在我们这批兵中，他是进步最快的。再加上他在军务科管内勤，像兵员调动、学司机、转志愿兵等等，都属于他管。因为手里有实权，老乡们都像“朵朵葵花向太阳”似的围着他。一个县的老乡，又都在师机关工作，本来我们应该成为很好的朋友，但事实上却没做到。我总觉得他姓牛算是姓着了，整天牛皮烘烘的，跟我不对路子。比如，一起上街，他总喜欢当着我的面训那些军容不整的兵。还有，在部队集会的时候，他太张扬。再有，老乡一起喝酒的时候，他指手画脚，喝三吆六儿，特霸道。因为这些原因，我们的关系一直不冷不热。
但有一件要命的事儿，迫使我不得不放下架子来求牛参谋了。二弟来信说，年底连队决定让他退伍。也就是在同一天，爹也来信了，让我赶紧想办法把二弟留住。言外之意是，如果二弟这么空着手回了家，他就跟我有算不清的账。我犹豫了一下，拿着两封信去找牛参谋，让他帮忙把二弟调过来。他倒是没有为难我，只是很随便地说：“为什么不早跟我说？”这会儿，我所有的清高和傲气都没有了，态度软得不能再软地说：“我没承想这么快就让他复员。”他拿出了一张纸，不知用什么公式算了算，得出了二弟所在部队的番号，然后把笔往桌上一摔：“你那边有人吗？”我摇摇头，说：“没有。”他说：“跨大区调动，必须是军以上单位才有权力办手续。这边的手续我可以开出来，可对方不放人，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想了一下，说：“哦，得需要里应外合。”他拍了我一下，说：“对。秀才。”
牛参谋虽然答应给我帮忙，但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我调到师机关才一年半载，往上顶多能认识军机关对口的人，成都方面哪来的关系？左右为难了一阵儿，忽然想起我们科长是四川人，跟我个人关系也不错。对！碰到难题找领导。吃过晚饭，我在大院里心烦意乱地溜达。等到七点半，“新闻联播”过后，我开始往家属院走。走到半路，我又想起来：求科长办事儿，这么空着手进家，合适吗？我调到宣传科，没给科长上过一根烟，也在科里站住了脚，那是因为我有那篇重量级的稿子。现在，我是去求人，而且是私事儿，拿点儿东西，也是应当应分的。想到这儿，我又退了回来。师里的服务社早就关了门，我跑到街上，见一家小卖部还开着门，像见了救星似的扑了上去。也没问价，吃的喝的，拾掇了一兜子，自认为很拿得出手了，才罢休。
一进门，科长就笑着说：“哟，你这大秀才，也搞这么俗的东西。”我说：“我调来一年多了，也没正经到家里坐过。今天有空，过来看看。”科长又笑了一下说：“我的大秀才，你别跟我弯弯绕了。有什么事儿，说！”我知道，我的伪装很小儿科，很快被火眼金睛的科长识破了，于是，赶紧从实招来。科长听后，说：“这回你算找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哥们儿在成都军区机关当处长。”说着，就去翻电话号码，接着就挂长途。在师里要外区很不容易，要通过好几道工序才能转到。好在科长跟总机的丫头们都熟，电话很顺利地接通了。对方答应得很痛快，说，一是先保证别退伍，再就是商调函一到，就放人。
电话里的内容很令我欢欣鼓舞，我想说些感激的话，可找不准哪一句更准确。我正犹豫着，科长站起来说：“不留你了，我还要上师长家去一趟。”
我跟着科长出了家属院，一路低着头傻走。直到跟科长分手，也没想起来该说句什么感激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