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是个守信的人。左敬棠遗体告别的那天，他派人打电话通知我去西郊火葬场。香烟缭绕中，我发现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人们装束得体，表情肃穆，走路轻手轻脚，说话低声小心。我焦急地寻找着干部培训学校的熟人，也希望他们能看见我，但没有。最后，我好不容易在遗属休息室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一个中年农妇。她的眉眼有些像左敬棠，只是肤色更黑，脸上的皱纹更多，连头发也已经花白了。她的眼睛也同我一样四处张望着。我走上前去问道，你是？她忙不迭地回答，我是左敬棠的姐姐，我叫左海棠。这时旁边及时地过来一个年轻人对左海棠介绍了我的身份。左海棠随即在我面前跪了下来。她泣不成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我和那个年轻人好不容易把她拉起来，扶到一张长椅上，大家坐下。我这才向那个年轻人了解到，学校仅派了他一人来协助左海棠办理左敬棠的丧事。而左敬棠的遗体现在还在冰柜里。因为死人太多，什么时候轮到他火化还不知道。看来校长许诺的遗体告别仪式也只有我们在场的三个人参加了，他只是把左敬棠这只烫手的山芋交给左海棠，就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
我掏出手机给市民政局的一个副局长打了电话。不久，就有人来通知我们说遗体已经拉出来了。然后就是化妆，购买骨灰盒，布置遗体告别室。那个年轻人还算灵活，他跑前跑后配合殡仪馆的人忙活这些事。我则陪着左海棠。
终于可以进行遗体告别了。我们三个人鱼贯而入，走进告别室。左敬棠躺在塑料制成的鲜花翠柏之中，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脸上也涂得红扑扑的。虽然夸张，却让他看上去安详沉静。这让我心底一宽。
工作人员把左敬棠的遗体送进火化室的一刹那，左海棠再次抓住我的手痛哭流涕。她说，我弟弟什么人也没有，他曾告诉我，只有您，才是他的好上级、好朋友、好兄长。我心头一震，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左海棠粗砺的双手。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担当起这个“好”字，就凭我来参加了他的葬礼？就凭我为了让他早点入土为安，给民政局打了那个电话？左敬棠得到的“好”也太少了。而“上级”、“朋友”、“兄长”，这每一个名词都如同一束强光，毫不费力地打通了我心灵的时光隧道，让我和左敬棠的那些微不足道的陈年往事全部都暴露得一览无余。
印象最深的是那双脚，那双后来被尹韵梅抱怨为臭得像猪蹄的脚。它们总是穿一双大得不太合脚的船型皮鞋，上面的尘土常常掩盖了鞋的本色，呱哒呱哒，呱哒呱哒，回响在教室与办公室之间，让人想起头戴破帽手持破扇的济公和尚。我今生注定了要和这双脚的主人左敬棠相遇，注定了要和他的这双脚一起同走一段泥泞不堪的人生旅途。
我是在赴襄南市干部培训学校报到的途中遇到左敬棠的。在此之前，我在郊县的教育局任副局长，调我到这所学校去担任校长一职据说是提拔了我。那是一个燥热的盛夏。郊县教育局派了一辆老掉牙的北京吉普送我。在经过一个小集镇后不久，我们遇到了一处三岔路口。司机停下车来，不知道从哪个方向走。正是午后，七月热毒的日头把田野里的一切生物炙烤得滋滋冒烟。四下里看不到一个人，要问路就必须返回刚刚经过的集镇。可恨的是，再次上车，无论司机怎么努力，那辆老爷吉普再也打不着火了。
等等我！等等我！我们身后突然跑来一个年轻人。他穿一件海魂衫，背着一只马桶包。他喘着气跑到我们面前，把肩上的马桶包卸在吉普车引擎盖上，抹一抹额头的汗水问道，你们是不是去干部培训学校？能不能让我搭个便车？
我说，是的，但车坏了。
刚才那个镇上有地方修车。他想了想又说，没必要了吧，反正也不远了。说着背上他的马桶包就要走。刚一动脚又踅回来说，哎，你是我们学校新来的校长吧？
我点了点头。
欢迎欢迎，他伸出一只手来对我说，来，认识一下，我叫左敬棠，是你手下的兵。
我握了一下他的手说，幸会。
他看了看车内说，我看你行李不多，要不这样吧，我们步行回校，不过三公里。老是站在这里烤肉包可不好受。
我看了看司机。
司机说，你们走吧，我到镇上去找人来拉车，你们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
左敬棠听司机这么说，就打开车门，提起最大的一件行李对我说，我们走。
我提上剩下的两件小行李对司机说，那就辛苦你了。
一边走，左敬棠一边向我介绍他的情况。他说他是鄂西州人，去年刚从武汉大学毕业分配到学校工作。现在是工作后的第一个暑假，放假出去转了一圈，想找同学玩一玩，发现大家都忙，就不再转了。本来还可以回老家一趟，但回去也没什么事，只是多花路费，就回学校准备多备点课，正式上班以后不会显得太忙。
他絮絮叨叨地说着。见我只是敷衍着他，就说道，哎，你好像不太高兴。
我说，没有啊。
他说，怎么没有，你是不愿意说。
我当然不愿意说。我也不能说。我能给我未来的部下说我是被发配到这鸟不生蛋的鬼地方来的吗？
唉，左敬棠长叹一声。通常，这种叹息声的发出标志着有人要发表长篇大论。果然，顿了一会儿，左敬棠说，我早看出来了，你是把调任到这所学校来看成是你仕途上的挫折。
我吃了一惊。看来，这个左敬棠不仅是个见面熟，还是个无知者无畏的主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