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忆兰第一次提着大包小袋风尘仆仆地到学校来看我的时候，我就和左敬棠在一起。当时，我和左敬棠正站在学校运动场的一棵梧桐树下争辩一个国际共运史的问题。我们的脚下扔着两只铝制饭盒，饭盒周围则是数不清的烟头。我俩从学校食堂打来午饭开始，就一直在争辩。左敬棠仗着史实比我熟，大声批驳着我的观点；我则搜肠刮肚地寻找论据反驳他。我们俩是那么投入，以至于沈忆兰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走到面前也没有发现。沈忆兰放下行李掏出手绢一边擦汗一边哎哎地招呼我。还是左敬棠半猜着说，是忆兰嫂子吧？我这才反应过来，咦，你怎么来了？看到了我肯定的表情，左敬棠马上说，对不起，对不起，不知太上领导驾到，该死该死。他忙不迭地相帮着提起那些大包小袋，送我们回宿舍。
沈忆兰从未看过一个年轻的教师居然敢以这种赶尽杀绝的态度同自己的校长争辩，在左敬棠离开以后，就问我，这人是谁？
我笑说，他是我的高音。
高音？沈忆兰显然不解。
我又是一笑，再次重复，是的，我的高音。
哦。沈忆兰这次不再需要我的解释。从我的表情和语气中，她似乎已经明白了左敬棠与我非同一般的关系。是的，左敬棠是我的高音。这说法的由来虽然仅仅是因为我在同他合唱卡拉OK时，每遇到唱不上去的高音，都由他来及时补台。但我却宁愿相信，这说法还有其他更深、更广的含义。
认识了我的妻子他的忆兰嫂子之后，在以后沈忆兰来探望我的时候，左敬棠就自然而然地总是在吃晚饭的当口敲响我家的房门。进门换上拖鞋，他小心翼翼地把他那双大得不合脚的沾满灰尘的破皮鞋提到门外放下，拍拍手上的尘土，然后说，嫂子，我来蹭顿饭。沈忆兰总是热情地招呼他，快进来，说那些外道话干什么？
左敬棠并不总是白蹭饭。每隔一段时间，他总要答谢我们一次——提着几个牛皮纸袋来到我们家。那些牛皮纸袋里装着酱牛肉、扒鸡、花生米、皮蛋之类的吃食，是他在学校门口那家小餐馆里买来的。待沈忆兰一边絮絮叨叨地说着客气话，一边把纸袋里的东西用一只一只盘子盛好放到餐桌上，左敬棠已经从我们的橱柜里找到了一瓶酒，在餐桌上摆好了杯筷。他在餐桌旁坐下对沈忆兰说，忆兰嫂子，麻烦你再给弄个什么汤就一切都齐了。
无论是蹭饭还是答谢，只要一端上酒杯，我和左敬棠就能立即展开讨论。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历史的、国际的、国内的、务虚的、务实的、国计民生的、蝇头蜗角的，就像伟人说的，世界真成了我们的了。我们总是会发生争论。即便开头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但不知不觉就会因为某个细节问题争执起来。然后如两条分道扬镳的河流，再也没有汇合的时候。左敬棠依仗着他的博览群书，我凭借着我的阅历丰富，大家引经据典，唇枪舌剑，各不相让，绝不投降。沈忆兰对我们的争辩从不插言。她很快吃完了自己的饭，然后拿出带来的毛线活自顾自地织。只是在看到桌上的菜肴完全没了热气，才起身去帮助热一热。时间就这样飞快地流逝。直到最后杯盘狼藉，直到我站起身来伸一伸懒腰，打一个大大的呵欠，然后推开窗户。夜已如泼墨似的漆黑，只有远处襄江上的渔火星星点点描绘着流逝的时光。这时候，左敬棠才站起身来，对着我举起最后的一杯酒说，校长，我们圆杯吧。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对着沈忆兰笑笑说，晚了晚了，忘记你们还有工作，忆兰嫂子，对不起。沈忆兰望望他匆匆离去的背影说道，这个小左。
可爱的、直率的、知识渊博的小左给沈忆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她以后下定决心要管好这位小老弟的婚事，撮合左敬棠和尹韵梅结了婚。而这桩婚姻后来被证明是绝对失败的。这让沈忆兰常常深感内疚。
电话铃响的时候，沈忆兰正在念叨尹韵梅。不知韵梅知道了敬棠的死会怎么想，他们可还是夫妻啊！她说。言下之意，是希望尹韵梅能尽快得知左敬棠的死讯，突然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替左敬棠办理丧事。
你是嫌尹韵梅这个女人给敬棠丢的人还不够大？我睃了忆兰一眼。
电话是干部培训学校的现任校长打来的。他的电话让我恍然大悟，原来左敬棠的正式工作单位仍然还是这所干部培训学校。电话里，校长向我证实了所有关于左敬棠死讯的传言后，很是唏嘘感慨了一阵。然后，他就问我是否知道左敬棠妻子的下落。原来，他是不知道应该把左敬棠的后事交给谁才找到我的。他听人说左敬棠夫妇同我们家很熟悉，认为我是应该知道尹韵梅的信息的。这让我爱莫能助，我确实不知道尹韵梅的下落。
我想了想，对校长说，左敬棠在老家鄂西州应该还有亲人。我想起来了，他还有一个姐姐。你到学校办公室去查查教职员工信息表，左敬棠的那张表上一定会有她的详细地址。
好，好，那就好，那就好。校长如获至宝。
然后，我们就说起了遗体告别的事。我说，一定要搞个仪式，到时候麻烦你通知我去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