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常磐馆演戏那天，我正在化装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很漂亮的少年，走到我的面前。我好像见过，回头又听得他和曾孝谷谈话，我就知道他是谢抗白常常提及的陆扶轩。我见着他长身玉立，那温和诚恳的态度，和那锐敏而又神秘的眼神，在人面前和人说话的时候，叫人不可思议的就会和他亲近，我便不知不觉地赶过去与他周旋，随便说了几句话，他匆匆地出去看戏去了。
扶轩名辅，常州人，演戏的时候署名镜若，那时他正在东京帝国大学文科读书。我们里头只有他研究过些戏剧文字。他和籐泽浅二郎的关系不仅是朋友，而且是师生。他心所倾向就舍着身子去干，拜一个新派俳优做先生，学演新戏，留学生里只有他一个。他过过日本的舞台生活，所以他的东京话，非常纯粹。加之善于辞令，他往往在旅馆里打电话，有日本女学生当面去恭维他：“先生，你的语调实在美啊！”他虽然说得这样好的日本话，可是国语说不好，一开口就是常州腔。吴我尊、谢抗白虽同是常州人，他们都会说北边话，所以能在春柳社演剧，他呢，屡次要求入社，都没成事实。孝谷说：“扶轩不会说中国话，怎么能演戏呢？”可是我自从常磐馆见他之后，便一天一天和他接近。慢慢地他的普通话也一天一天长进了，这时候他才成了春柳社的社员。可是那时李息霜很不愿轻易登台，孝谷倒是兴致很好。在戊申己酉之交，正放寒假的时候，我们仍请孝谷编剧，借锦辉馆小规模地演了一回。因为不便用春柳的名义，就组织一个申酉会，演的什么我已经忘了。我只记得我装的是个小姐，和镜若扮的一个角色讲爱情。最后一出是鸣不平，演得很好，镜若的丫头，其弟露沙的黑奴尤为出色。这回最糟的就是我。还有一个笑话，就是：因为有人说我扮西洋妇人，鼻子太低，我就听扶轩的话用硬油装个假鼻子，再戴上眼镜，起初不甚觉得，及至上了台一说话，眼镜就陷到鼻梁里面去了，登时鼻子变成两截，到下幕时候假鼻子掉了，台底下虽然没看见掉下来，可是已经看见鼻子裂开；这当然是弄巧反拙，也怪我捏假鼻子的功夫太不好了。
这一回总算演得很不满足，因此想大干一次。我们的口号就是“过瘾”。正赶过新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工作起来。我们找了一部脚本，就是法国Victorien Sardou著的La Tosca。这个戏本来是浪漫派的作品，有点Melodrama的意味，却是舞台效果很好。有一天春雪严寒的晚上，我和抗白、镜若三个人挤在一个小屋子里，镜若拿着剧本念，抗白自告奋勇在一边写，我就烧茶煮酒添炭，预备晏了好消夜，一面计划卖票筹钱的方法——第一步就是借着官费生的钱折去押给放重利的广东药铺。镜若译到得意的地方，大家一句一句叫好，就手又研究起表情来，四幕戏一天一夜完全赶起，于是就派定角色：
画家 镜若
女优杜司克 予倩
警察总监 我尊
革命少年 抗白
侯爵夫人 谷民
侦探长 刘××
那时候恰好孝谷有事要回国，没有派他的角色，息霜是不肯随便玩的，涛痕也没有来。我们仍旧用的是申酉会的名义。
一切备办齐全，租定了东京座，地方比春柳演《黑奴吁天录》的本乡座还要大些。租戏园的事当然又有籐泽先生帮忙。镜若在日本戏班里是混得熟透了的，布景衣装，办得格外妥当。日本的衣装，有一种人专做这个生意，不必自己去制行头，什么戏用什么行头，只要开张账单给管衣裳的，对他说清楚，他就会替你办来，大的改小，小的放大，他都有法子。反正新新旧旧，拼拼凑凑，别管怎么着，只要在戏里通用，在电灯底下好看就得了。
我们戏里用的衣服据说是十八世纪罗马的装束，这当然靠不住，我们也不去管它。可是那管衣服的，听说我是主角，就特别预备得齐全一些，那侯爵夫人也很重要，谁知他就大意了，穿起来不合身，侯爵夫人大怒，说：“我们为的是要卖个好看，像这样简直是卖丑嘛！死鬼！……我不干了！”他说完脱了衣裳，两手捧住头套就要卸装，我听着十分着急，一想第一个被嫌疑的就是我，因此便赶上去，一面埋怨管衣裳的，一面说：“恐怕弄错了吧？怪不得我这件也不合身。”机灵的镜若也就指着我的衣裳说：“本来你不是穿这件的。”我就说：“那么就换一换吧。”说着我就将身上一件黄绸缘白边的脱了下来，给侯爵夫人穿了，我自己又另穿了一件红绸的。幸喜我那老朋友不再固执，刚刚换好，已经就开幕，头一场就是他上的。他生平恐怕只演过这一次旦角，他回国以后专门在上海办报，如今他正坐在《晶报》经理室。他自号大雄，谁知这大雄先生也曾大雌一次呢？
日本的布景是用新闻报纸糊在木框上画的，用过了可涂了，加画过。头一幕我们也用了高舞台一个庙，好几层阶级上去，我最喜欢做那穿着长裙上阶级的姿势，在这个戏里却是没轮着，一直到在上海九亩地新舞台演《拿破仑趣史》的时候，才达到了目的，但那出戏的滋味不甚好罢了。这回的布景，不见得很如意，可是在外国做这样一两天的公演，居然新画了两张景，应有尽有地预备齐全，那司幕的也仍然照平常待日本演员一样，拿着敲的梆子——日本开幕不用铃用木梆子——一次一次来问候，这真是很难得的。
这个戏本来伊井蓉峰与河合武雄演过，名叫《热血》（田口菊町译），我们就从抗白之意，改成《热泪》。他们是五幕，我们演成四幕，法文本却是三幕。如今想起来，只演三幕好，剧中大致的情节，也不妨略为一提：
流落罗马之法国名画家，与女优杜司克发生恋爱，为警察总监所妒。适画家救一国事犯，总监遂入画家于罪，科以死刑。杜司克知不可救，乘间刺杀总监而遁，至刑场，画家已死，杜投崖以殉焉。
这个戏演了之后，许多人都说我们为革命宣传，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多少带着些艺术至上主义的色彩，宣传革命，很不如过瘾的切实，可是我的老师黄克强先生和张溥泉先生，都很加赞许。那几天加入同盟会的有四十余人，有人就故甚其词说完全是受了这出戏的感动。或者有之？我却不大相信。
这出戏在一个时期总算成功，表演也还忠实，演完以后，许多人到后台来恭维我们，还有许多人来请我们吃饭——抗白每天来说：“又有人请吃饭，我们再去听听恭维吧。”
我自从春柳演戏以后，常常和吴我尊学唱青衣。这一次我们加所谓余兴的，演了一出《桑园会》，我尊饰秋胡，我饰罗敷。我尊又与抗白合演《十八扯》，抗白饰哥哥，我尊饰妹妹，那才好玩呢！
我的那个《桑园会》实在没有根。一个脸上长一块大青印的同学沈大哥，端坐操琴，他的琴是有时有板，他的过门我听不清，我的腔他跟不上，然而台下的观众，仍然大拍其手，因为他们大半是熟人，他们在那里并不是纯粹赏鉴我们的艺术，也是和我一块儿玩玩的意思。留学生没有什么娱乐，偶然听见两声京二黄，不管好不好，他们总是高兴，而且有许多人请吃饭，其意也还是想听我们哼两句的。
演《热泪》是我第四次登台。因为角色较重，在排练的时候，朋友们都替我担心，怕弄糟了去，我可是多少有些把握，因为镜若是个大戏迷，每天无论和他练多少遍他都不厌。第一，我的剧本念得真熟；其次，化装没有问题——我和镜若差不多每天平均化三回装，我们躲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化着装练习。在日本人家不好高声说话，我们就去到郊外草地上练习笑和哭。镜若的表情多少有些伊井蓉峰的派头，我比较看河合武雄的戏看得多，受他的影响也不少。河合身体颇魁梧，然而动作表情，非常细腻。日人说，河合的举动没有丝毫不像女人的地方，而且端庄流丽有的女人都不能及。我最爱看他的戏。他扮的多半是流丽活泼的女子，有时候也扮老太婆，我欢喜演他所演的那路角色，所以特别注意他些。我的说白颇得涛痕之力，他是纯粹北平人，字音很准，我常常向他请教，功夫当然没有白用的。
日本演旧剧的俳优，多有剃眉毛的，尤其是旦角，因为日本元禄时代的女子时行剃眉毛，剃了眉毛在额上点两个黑点，扮这种角色的当然非剃眉不可。日本从前的旦角照例不出门，出门的时候，都要坐有围子的东洋车，所以剃了眉毛也不要紧。日本旧剧的旦角，在学徒的时候，一切起居饮食都叫他模仿女人，有的连用的东西，都让他用惯女人的，受过这种训练的孩子走出去，当然会惹人家的诧怪，所以不如少出去。还有就说要登台的人，不宜多让人看见，无论你在台上魔力多么大，若是你在下装后和人接近，就往往会破坏人的好印象，这的确是经验之谈。不过在明治维新以后的俳优，便把这种习气完全改变了。眉毛呢，就用一种硬油可以把它胶住，油上再刷化妆品，也还可以过得去。这方法我也用过，我在东京演采桑的时候，眉毛就画得比平常高而细，但是镜若始终还是主张剃眉毛。在演戏的头一天，我看他总有哪里不同一点，仔细留神才知道他的眉毛只剃得剩了中间很细的一线，他非让我剃不可，我不彻底地修了一修，剃却到底没那勇气。
自从我们演过《热泪》以后，又有尹昌衡君组织一个社好像是叫阳春社，要演《电术奇谈》，也来找我们加入，我们以为那个戏没有意义，不甚情愿。他们要我去饰一个荡妇，抗白第一个反对，以为这种角色万万演不得。当时镜若就说：“演戏的角色和画画的颜色一样，白的黑的红的绿的都是一样，何以见得不能扮荡妇？”我呢，当然不在乎，坏人好人一样演，但是这类角色大家都断定我绝演不好，我也不能自信，因此和他们演了一个小小的角色，就算敷衍过去。荡妇一角由福建陈朴君担任，演得很好，镜若尤其称赞他含笑往桌上斜斜的一靠那个姿态，从此便和陈朴做了朋友。
这回演施催眠术的博士是吴我尊扮的，他身躯高大，长脸高鼻子，一望仪表甚伟，从前他当票友的时候，演过花脸，所以凡属恶人总是烦他做。他自己也演得颇为得意，回国以后，继续担任这类角色好几年。后来迷唱着青衣，专门哼小嗓，学花旦台步，再让他演男角，便不成了。
这次演女主角的是马君绛士。黑龙江人，他可会说四川话。他面貌并不好看，而身材瘦小，有楚楚动人之致。声音微涩，平常说话就带着一种呜咽的声调，演悲剧最会抽抽咽咽地说话，最后纵声一哭，真有鹤唳九霄、猿啼巫峡之慨。起初我们很反对他，说他不能演戏，这一次《电术奇谈》也没有显出他怎样好来，他的本事是我请他到湖南演戏才显出来的。
绛士也入过春柳社。他头一次登台，春柳旧人半已星散，只剩我们这几个人。那时候公使馆已经有禁止学生演戏的布告，说是凡属演戏的学生要停止官费，于是我们团体里的官费生害怕起来。我们也都想赶快在大学毕业，好早些回国干我们的事，一时演戏的空气便沉寂下来。那几年中只有林天民和陈朴他们演过一次，镜若和一位盛君用日本话演过一次《金色夜叉》，一次《不如归》。那时先君在东京去世，我送灵柩回国，没有加入。从此两年之中，我颇用功读书，简直没有顾到戏剧。及坪内逍遥博士组织文艺协会，镜若去当学生，他的学问大进。他和绛士、我尊结合，将春柳恢复起来，又演了两次戏。我正当回了国，漫游广西的时候，不过书信往来，频通消息罢了。
我们在东京演戏，本没有什么预定的计划，也没有严密的组织，更无所谓戏剧运动，不过大家高兴好玩。一般最高的见解也不过认戏剧为社会教育的工具，正和日本的浪人戏一般，想借此以为宣传。我因为和镜若最接近，就颇有唯美主义的信仰，然而社会教育的招牌是始终不能不挂起的。
因春柳的发动，产生了上海文明新戏，文明新戏是模仿日本的志士浪人剧又掺入些旧戏的成分拼凑成的东西。民国元、二年起，盛了好几年，我们回国表演的时候，文明新戏已经很鲜明地和春柳派对抗着。镜若从文艺协会运回来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易卜生之流，丝毫没拿得出来。他在戏剧界真可算是特出的人才。他死了已经十五年了，倘能多长十年命，天才的发展，真未可限量呢！
